拾年丨高中：男校生的性压抑、手淫与政治中立

高中新三届

原题

性压抑与政治中立

作者：高中

父亲给我起名的原则是，要让孩子从小会写自己名字，也容易被人记住——姓高的，生在中国，于是乎高中。这名字也是中性的中，中庸的中。
　　

三十四岁前我从未和女人接过吻。有其父必有其子。我父亲恐怕是天下最本分的男人。妈妈去世前说，最对不起爸爸的，就是从没让他碰过别的女人。我知道，爸爸是心甘情愿的。他们共有七个孩子，五女二男，男的我排第二。哥哥生性腼腆，优柔寡断。妈妈对我说：红灯没停，不能绿灯先行，哥哥没找女朋友没结婚，你就不能抢先。我十分孝顺，可最终还是先结了婚。哥哥至今未娶。
　　

包括幼儿园部，我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待了九年。考初中填写志愿，我在父亲的好友汪宝熙（八中教导主任）家坐了一晚上，在四中和八中之间犹豫不决——我哥在八中，可四中名声大，我第一志愿还是报了四中。从1962年到1969年，我在北京四中度过了七年的光阴。
　　

性压抑在所有男校是普遍现象，在禁欲的时代更是如此。性压抑往往可以其他方式转移或释放，比如刻苦学习。文革爆发后，性压抑就跟着转到政治上去了。
　　

小时候玩“过家家”什么的，对性却一无所知。在实验二小，我喜欢上石玲玲，她聪明活泼。四十多年后，在巴黎换乘地铁去中国城，问路时觉得眼熟，一细问，果然是她。
　　

在实验二小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妈妈将口粮分给孩子们，自己因营养不良而浮肿。每次开饭，我用筷子敲着碗碟念念有词：妈，我饿，我要窝头！早上出家门，妈妈塞给我的饼子，半路被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从身后抢走，两口就吞下去。考初中的作文题目是“一天的早晨”，我写的是一个衣衫褴的人，早上去偷军属老大娘仅有的一只鸡，被我发现并制止。大概基于亲身经历，写得真切动情，我得了满分。

北京四中，郭沫若题写的校名

上四中第一年，粮食紧张，体育活动暂停。我们班生活委员张大力，他父亲是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研究员。有一天，张大力带来一盒蛋糕，让大家分享。大家狼吞虎咽后，他宣布这蛋糕完全是用苍蝇做的，蛋白质丰富，且无菌。我们全都傻了。
　　

我的初恋情人叫香莲，两家父母是好友常来常往。上初一那年，一天晚上我躺在自己房间，听大人在外屋聊天。母亲们说到香莲和我是天生的一对，将来结婚就成了亲家。一句戏言引发我的性冲动，想着香莲的可人之处，我头一次手淫，把床单弄湿了一片，第二天早上妈妈不声不响拿去洗了。
　　

一个同学擅长画画，他寥寥几笔就勾出女人胴体。我觉得很神秘，转身告诉别的同学，他却告诉他家长。于是家长会有了对班主任的质疑：为什么学生在校画裸体画。我很不自在——由于传言导致一场风波。
　　

班上教政治的女老师，年轻漂亮，皮肤白嫩，胸部高耸。她举手投足，引起同学们内心的躁动。一个同学在课堂上所答非所问，在团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检查：他上课时走神，没听见老师讲什么，夜里总是想着老师的胸部手淫。于是大家上纲上线，一顿狠批。这个同学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虽说我并没太注意那位老师，但引以为戒——克己自律，关键是守口如瓶。后来那个可怜的同学才知道这是青春期最普遍的生理现象。在校友聚会上回首往事，他大呼上当。
　　

“抄家”开始不久，华一家倒了大霉。她父亲辛野是正骨医生，曾任国民党骑兵中将，起义后改行行医。我自幼淘气，伤筋动骨是常事儿，都是他治好的。华内秀矜持，深居简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是我心目中的公主。红卫兵来“抄家”，先把她母亲剃成了“阴阳头”，罪名是嫁给了起义将领。

他们全家被关在后院阁楼上，大门贴上封条，全家手脚被缚，大概挣脱时弄出噪音，邻居以为有坏人撬门，通知那帮抄家的红卫兵。她们遭到毒打。她母亲自认清白，激烈抗辩，被打得奄奄一息，在运往火葬场的卡车上还一息尚存。
　　

文革打破了男女校的隔绝状态。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我实验二小的同班同学，文革初期担任师大附中革委会主任，常到四中看大字报，与我互有来往，我们也到邻近女校串门。有一天，一个女孩到四中找熟人，闯到我单人独处的教室。我们攀谈起来，甚是投机。她身穿崭新“国防绿”军装，当时是最时髦的。

大概是出身名门的缘故，她比同龄女孩子早熟得多——嘴唇红艳，秋波顾盼，散发着奇异的体香。我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她滔滔不绝，讲到与男友私奔。她身体离我越来越近，目光变得呆滞，突然轻声问我：你说，拥抱和接吻犯法吗？我呆若木鸡，毫无反应。时间好像停滞了，直到她离去。
　　

第一次肉体接触终身难忘。那女孩是我妹妹同学的姐姐，叫瑞香。全家兄弟姐妹八个，女孩在我们那一带最出众。她母亲是国民党某战区司令的五姨太，住深宅大院。一天，我带俩妹妹和瑞香的妹妹一起去游泳。进陶然亭游泳池深水区收费一角，我是大哥，门票自然由我包了。

回来瑞香不肯，撕扯着非把钱还给我。她两手握住我的曲池穴，一股电流直冲头顶，后来当赤脚医生，才知道那是“得气了”。我一礼拜神不守舍，那臂弯滑腻的感觉挥之不去。
　　

有人说，游泳池男女混泳可致使女孩怀孕。我还真信了，游泳时我尽量避开瑞香，却一不小心撞上了别的女孩。四十三年后，日本电视台报道，瑞香在日本非法居住十七年，涉足滚珠赌博店、按摩、汽车修理等行业，家财过亿，却不幸遇刺，死在东京六本木的豪华公寓中。

在男校除了智力，还得比肌肉。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比我们高几年级，全市中学生比赛铅球第一。那天，他在球场练投篮运球，我不知好歹上前断球，被他健硕的身躯弹到场外。我参加舢板队，与高三同学一起划舢板，胸大肌、肱二头肌有了明显长进。

我家住在西单附近，每天骑自行车上下学，我把重达五公斤的铁砂袋绑在腿上。每周至少一次，我带着绑腿绕操场跑二十圈，汗流浃背。可体能消耗对性压抑并没多大缓解作用。
　　

“大串联”给我带来和女生接触的机会。外出要“校革委会”开介绍信，被拒绝了，让我坐立不安。三个姐姐外加邻居的张晓燕姐姐，还有师大女附中高二的几位女同学结伴而行，把我也捎上。第一站上海，再从那儿搭民主五号轮船去青岛。谁料到我扁桃体发炎，持续高烧，躺在上海某中学教室地铺上。

男女宿舍分开。在空旷的大教室里，我嗓子冒烟，脑袋昏沉沉的，无助地望着天花板。忽然一只小手放在我额头，原来是师大女附中的孙某某。她为我买面包打开水，体贴备至，整整陪了我两天，直到痊愈。虽朝夕相处，我却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回到北京，生怕别人说闲话，我从未去师大女附中找过她。
　　

女一中有个漂亮女生，姓庞，我们管她叫“螃蟹”。她经常带几个女生到我们“战斗队”来玩。她机智幽默，性格开朗，总是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那时候辩论会很多，多半在高校。我哥是北航毕业的，我们常去北航听大学生辩论。那次辩论会一拖再拖，直到晚上十点才开始。与我们同行的是“螃蟹”和几位女一中同学。辩论会两点半才结束。当晚已无公交车，我们又困又累，决定在北航的教室席地而睡。

“螃蟹”咯咯笑个不停，说她爹肯定今夜睡不着了，她模仿着她爹的口气：“夜不归宿啊！”我们俩找了个墙角，用桌椅围起来，为御寒保暖。我们各自盖着大衣，她紧挨着我，背过身很快就睡着了。我似睡非睡，心神不定。她忽然转过身来，和我面对面，气息扑面，秀发飘拂。更出人意料的是，她在梦中突然抱住我，把我吓得直冒冷汗，浑身僵硬。我最终轻轻推开她，翻过身去，却一夜无眠。
　　

戴士和在文革中以画毛主席像出了名，一进四中正门的影壁，总是贴着他的巨幅画作。一九六八年某个冬夜，我去戴士和家，请他画毛主席与陕北农民交谈的插图，做油印校刊的封面。没有钢板，我们到附近的民族学院附中去借。民族学院附中坐落在西单的仿古深宅大院中，从西厢房的耳房透出光亮，我们推门而入。屋里坐着一位身穿彝族服装的妙龄美女，唇红齿白，目光深邃，在政治的惊涛骇浪中，在幽深冷清的大院里，她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我和戴士和全都看呆了。
　　

我首先打破窘态，说明来意，她很随和，于是攀谈起来。我突然问，你是黑彝还是白彝？这问法极有挑衅性：在彝族，黑彝是奴隶主，白彝是奴隶。解放后我党将不少奴隶主的后代招到京城进行教育，除了进行改造，或许还有某种人质意味？她扫了我一眼，抿嘴微微一笑，反问道：“你说呢？”
　　

回忆这一幕，多年后我和戴士和一致认为，她是我们一生所遇到的最美丽非凡的女人。

从实验二小考进北京四中，对我来说天经地义——最好的小学中最优秀的学生当然要进北京四中。薄××、张小军、白迪祺、余开衡、王金中、赵东平加上我，我们七个小学同班同学进了四中。小学毕业互相赠言，薄××写给我的是：高中同学，希望你在新的学校里，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对战斗的回答是胜利，对胜利的回答是谦虚。谁承想，我们不仅考进同一所中学，后来还分到同一班。
　　

四中不愧为名校，老师不仅素质高，待学生也格外好。初二上体育课，我从楼梯纵身一跃，在楼梯转弯处扭伤脚踝骨，站不起来了，正巧刘铁岭副校长（兼任蹲点班主任）路过，抱起我立即送到附近医院。四中学生几乎个个是尖子。由于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社会各阶层的家庭背景兼而有之。

一般来说，每年级一班是重点班，高干子弟也最集中，我们班同学包括副总理、北京市市长、国务院外办主任和将军们的子弟。从幼儿园起，我就是在干部子弟堆里长大的，对他们的行为做派一点儿都不陌生。
　　

知识就是力量，这本来是北京四中学生的基本信条，但政治逐渐取代了知识，聚集着新的能量，不可避免地带来狂风巨浪。自从1960年代中期起，每个学期校方都会组织各种报告会，包括陈毅副总理，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号称“青年鲁班”的李瑞环，还有参加过欧战的老工人、志愿军战俘代表等等。自1965年“四清”运动深入学校，同学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对“白专”道路的批判从高中波及到初中，搞得人人自危。
　　

我们班的孙安民老实巴交，与世无争，人缘特好，他擅长书画，却似乎成为“白专”的典型，成为某些同学批判的对象。一天，我们俩躲在体育教研室后面的夹道谈心，对当时的局势深感困惑。一个跟我同上实验二小后来同班的干部子弟，一边画篮球进攻路线图，一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与工农相结合”这口号落实在学校，就是要与干部子弟相结合，因为他们代表工农。他的话让我瞠目结舌。
　　

本来挺和谐的班级开始四分五裂。我们班团支部书记是北京市市长彭真之子傅洋，班长是总后勤部副部长之子唐双津。唐双津与我仿效当时解放军的模式，叫“一帮一、一对红”，我对他什么都不隐瞒，连日记都给他看。而他对我的总体评价是，你怎么哪方面都中不溜儿呢？准是你名字闹的。傅洋的弟弟傅亮是四中初二的学生。文革期间，他偷开了辆吉普车，在西单附近撞上电线杆，被群众扭送派出所。我恰好在场。一问是“黑帮分子”彭真的儿子，有人脱下布鞋猛抽他嘴巴，满脸是血。作为目击者，我感到浑身无力，无法制止。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北京四中虽是废除高考制度的始作俑者，但经过一年多天翻地覆的折腾，大家开始盼着天下太平，恢复高考。谁知这一等就是十年。
　　

自从“中央文革”对“西纠”、“联动”持批判态度后，大多数战斗队在“新四中公社”大旗下实现大联合，老红卫兵在校销声匿迹。而“复课闹革命”则以“新四中公社”为基础进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我由于立场中立，成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成为“四中革命委员会”成员。我分工负责宣传，主管广播站及《新四中报》的编辑工作。

在北京中学生“四三派”与“四四派”的对立中，由于“新四中公社”的温和立场，被称为“不三不四派”或“四三点五派”。我之所以成为“新四中公社”核心小组及校革委会成员，显然与四中大多数师生普遍的温和立场有关，多年来我们接受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正统教育，容不得独立思想。
　　

“新四中公社”虽反对“血统论”对联，当《中学文革报》推出《出身论》的“异端邪说”时，我们紧跟“中央文革”批判《出身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曾主张：用你的右手打倒国民党，用你的左手打倒共产党。我们多少有点儿像戴季陶，举起右手打倒“血统论”，举起左手打倒“出身论”。
　　

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我的偶像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缅甸总理奈温将军来华访问，我和其他几个小朋友被选中献花。那天专机延误了，几千名欢迎群众在北京机场停机坪冒雨等候，而我们献花的小朋友在机场贵宾厅休息周恩来总理突然出现了，我从沙发上跃起，跟别的小朋友一起问候致意。

周总理亲切地与每个小朋友握手，询问来自哪所小学，叫什么名字。当我回答叫高中时，周总理连忙问，哪个中字？我答道，中国的中。周总理向身边的陈毅外长说，他叫高中，中国的中，这个名字有意思。总理记住了我的名字。后来常有外事迎宾任务，周总理好几次都叫出我的名字。父亲为此感到十分自豪。
　　

1967年下半年某一天，四中接到通知，选派两个人开会，我是其中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来自北京高等院校和中学的几百名代表等到夜里一点多。终于，周总理，还有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出现在主席台上。由于爆满，有些人没座位，只好站在后面。周总理挥挥手，请大家安静，他想先听听同学们的意见“哪位同学讲话，请举手”，他说。

一时全场静默，我举起手大声说：我要发言。“好，这位同学，请上台来！”其实我毫无准备，脑袋里一片空白。上台后，周总理问起姓名和学校。我答道：北京四中，高中。周总理似乎在自言自语，哦，高中，我们见过。我一口气讲了十几分钟，从复课闹革命到中学生的闯劲儿。讲到中学生群众组织不需要大学生当保姆——我们已经长大了，成熟了。周总理笑了，带头鼓掌。
　　

初三的赵京兴贴出大字报《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在校园引起轰动。他才十七八岁，文史哲政经无所不通，除了帮牟志京、遇罗克他们办报，还撰写八万字的《哲学批判》和三十万字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
　　

我们校工宣队大都是北京市汽车修理公司四场的搬运工，过去拉板车、抬棺材，即所谓“杠房”出身，基本上文化不高。批判赵京兴可难为了工宣队的师傅们，那些哲学政治经济学词汇让他们如堕五里雾中，不得要领。当赵京兴戴上眼镜回答问题时，在场的工宣队师傅让他摘下眼镜，赵回答说摘眼镜我看不清东西。那师傅勃然大怒：这些都他妈是人，不是东西！引起哄堂大笑。

四中师生批斗赵京兴等“反动学生”

作为校革委会委员，我主持了那次批判会。开会前，一个姓韩的博览群书的同学悄悄告诉我，赵京兴的理论基础不过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我比那些师傅强不到哪儿去，批判会搞得稀里糊涂。我们和赵京兴完全处在不同的层次上，根本谈不上真正的交锋，主要靠的是那些政治口号，以势压人——反对上山下乡，明摆着与党中央政策唱反调；怀疑一切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然是异端邪说。批判会后，赵京兴对我的评价是“中间偏右”。
　　

“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铺天盖地，作为革委会委员，我以身作则。第一批插队报名的是陕北延安地区。那里是革命圣地，激起同学们的热情与向往。我立即贴出大字报，写上自己和女八中的妹妹的名字。我回家对母亲说，妈，我要插队去了，她问什么时候，我回答下周就走，并补充说，带妹妹一起去。妈妈一下愣住了，埋怨我做这样的决定太匆忙太草率。
　　

工宣队队长通知我，下一批是甘肃边远地区，更艰苦，由你带队去。我看了看中国地图，用手量了一下，很满意。不知怎么回事，我上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名单，却因一句笑话改变了命运。

分配小组组长赵金镛是北京火车站炊事班班长，我们在锅炉房打水碰上。他跟我打招呼，我没吭声，装作闷闷不乐的样子（尽管我完全不知道被分到内蒙古），我突然开玩笑般地问，听说给我分到内蒙古兵团了？赵师傅说你不愿意？我连忙答道：服从分配，可我愿意到更艰苦的地方去，不想当个穿旧军装没领章帽徽的二等军人，还是让我带队去甘肃吧！

1968年，四中同学下乡插队前留影

谁承想这有意无意的几句对话改变了我的命运。赵师傅回到办公室，对北师大的工宣队秘书说，给小高调一下，拨拉到工矿去。工宣队找我谈话，通知我去北京电机厂，我当场拒绝了——绕线圈是女人及老弱病残干的活儿，我要去艰苦的地方。最终我分到北京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去房山燕山石化总厂的工地报到。
　　

刚到工地不久，我趴在工棚的通铺上哆哆嗦嗦写信，给我们班那几个要好的同学，他们抢先报名去了陕西延长县插队。在回信中有个同学对我指责，说我害怕艰苦逃避下乡。那里确实很苦，特别是缺水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我们班张大力插队八个月，他那件白衬衣因缺水未洗而碎成条条缕缕。后来他当上赤脚医生，深夜出诊，不幸跌入山崖身亡。
　　

四十年后，我去看望曾在陕北插队的同班同学朱晓明，他年迈的母亲还记得当年我去他家解释，为什么没和他们同去插队，为什么没一起在山沟里度过艰难的岁月。我至今有口难辩。

（本文摘自曹一凡、维一编《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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