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丨徐晓： 面对没有父亲的男孩儿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徐晓，生于上海，长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毕业后从事记者、编辑工作。曾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财新传媒首席文化编辑、图书工作室主任。写作出版《半生为人》；合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等。

原题

面对没有父亲的男孩儿

作者：徐晓

　　丈夫去世时，儿子刚好六岁，那是五月。六月，我带他去小学校报名。填表时我固执地把“父亲”那一栏空着，好像不知道那是根本躲不过去的。一个大嗓门的女老师喊着儿子的名字，让我当众补上。我没想到自己会如此地脆弱，填着表，眼泪止不住地流。从那一天起，我开始面对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

　　第二年，我把儿子送进了寄宿学校。做出这个选择，在当时对我来说是极为困难的。首先，我必须拼命地工作，来支付高昂的学费；其次，我并不认为寄宿制学校会有最好的教学质量，也清楚所谓贵族学校的优越感对孩子更是绝对的负面。

但是，我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服自己：一个只有六七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有足够的心智承受我这份欠得太多拖得太久的母爱？况且，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只有在现实中和心理上都离母亲尽可能远一点儿，才能多一点儿独立，少一点儿逆反。

当然，这是一种冒险。我不能判断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失去我的儿子；但我可以肯定，如果不这样做，一定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失去他。所以我宁愿冒这个险。

　　儿子小时候是一个几乎从不犯错误的孩子。丈夫住院时，有一次我带他到医院去看爸爸，路上给他和爸爸一人买了一根雪糕，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他问：“妈妈，你自己为什么不吃？”“妈妈不喜欢吃凉东西呀。”他说：“不对！你不是不喜欢吃，是咱们家没有那么多钱，等我长大了，一定买三根雪糕，你一根，我一根，爸爸一根。”有朋友曾经说，他乖得让人心痛。

徐晓和丈夫周郿英

　　丈夫生病的那些年，我常常把他一个人反锁在家里自己去医院。那次因为得肺炎没上幼儿园，等他午睡后我抽身走了，本想能在他醒之前回来，不记得因为什么事在医院耽搁了。已经是深秋，天开始黑得早。我风风火火地冲进楼门，一眼看见他站在黑乎乎的楼道里，穿着一件天蓝色的毛衣，印象最深的是脚下那双小兔子拖鞋，黄的，还缀着两只红眼睛。因为拖鞋是毛绒绒的，那两条穿着棉毛裤的细腿显得更加突兀。

我不知道那天他为什么会跑出来找妈妈，我也不知道他把自己反锁在外面已经站了多久。他没哭，在看到妈妈之后他仍然没哭，而且没问我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好像他天生就知道妈妈得先去照顾爸爸。在任何时候，不管是他生病，还是临睡前正讲着图画书，我走，他从不以任何方式表示抗议，从不和爸爸争夺我。除了天性，当然更重要的是环境使然。如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样，家里有灾难的孩子早懂事。

　　往事回首才感到沉重和无奈是那样的不堪，一些原本不经意的事情浮现出来。不记得儿子为什么冒犯了我，我把他的一辆玩具小汽车摔得粉身碎骨。我说过，他几乎是个从来不犯错误的孩子，不爱哭不任性甚至不活泼。即使是我无意识地滤掉了原因，也很难想象他会惹得我如此公然粗暴。在以后的这些年里，我想象着他那惊恐的表情，体会着他的无辜和无助，这一幕反复地尖锐地刺激着我。

我像祥林嫂一样给好几个朋友讲这件事，并且说：我居然欺负一个孩子！朋友安慰我，说我不必对此过于自责，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可能做出这种事。但我并没有就此原谅自己。我无法回避他是一个从小缺少父爱，随后又完全失去父爱情境的孩子，我自责没有给他足够的母爱，虽然我自己也无法表述母爱的完整与缺失的边界在哪里。

　　在三岁到六岁这段对孩子的性格成长最重要的时期，我跨越了时间，跨越了母亲的本能。记忆中我对儿子很少有亲近爱抚和柔声细语，甚至没有丢下过病人哪怕一天，带他去郊外去电影院去游乐场。即使晚上九点钟回到家，独自一人在家的儿子已经高烧到了快40度，我都没想到过应该对他说一声“对不起！”。我是一个过于理性的，理性得有点儿冷酷的母亲。我太清楚，自己没有痛苦悲哀诉苦抱怨的权利，也没有儿女情长婆婆妈妈的权利。我只能在心里对儿子说：妈妈欠你的时间，欠你的爱抚，就算是你为妈妈出了一份力，为爸爸尽了一份孝心吧。

　　丈夫去世后我第一次带他去樱桃沟玩儿，前一天晚上说好的，第二天一早我发起了高烧，但我以近乎自虐的心态坚持和他一起爬山趟水。直到坚持不了躺倒在公园的长椅上。我不知道，除此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偿还对他的亏欠。

他寄宿的最初两年，每个周末去接他时，我都会习惯性地问他想不想妈妈，他会非常有节制地说，有一点点儿想。我会接着问，一点点儿是多少？他用两只手比画着，有时大，有时小，我的心就会随着他小手开合的大小或者多一分欣慰或者多一分失落。

最痛苦的是期末考试后的周末，不管我怎样事先告诫自己一定要从容地面对他的成绩，可到头来总是紧张得不可理喻。考得多好才应该表扬和奖励，考得多差就应该批评甚至惩罚？智商和自信在这种时候仿佛降到了最低点，对于如何与孩子相处简直完全没有把握。

经过最初两三年的自我折磨，我得出结论：时间是不可逆的，体验是不可重复的。一个孩子在三岁时应该得到他三岁该得的，六岁时应该得到他六岁该得的，失去的不能复得。因而补偿的心愿无法实现越加使我感到沉重。

　　我无法体验离婚的单身母亲对待子女的心情，但我想那和丧偶的单身母亲一定是很不同的。她们会与前夫争夺情感，会与继母或继父计较责任，但她们不会像我这样敏感，这样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一次，他在宿舍玩儿时不小心碰破了同学的脸，事后那个同学的父亲恶狠狠地威胁他说：我要找你爸爸，让你爸爸狠狠地教训你！这个情景是班里另一个同学的母亲亲眼看到后打电话告诉我的。她还说，你儿子只是哭，一句都不还嘴，样子可怜极了。想象着这么一个小人儿被别人的父亲教训，而自己却没有同样高大的父亲保护该是多么难过。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像一个成年人一样，为没有哪怕是可以狠狠教训自己一顿的父亲而感到自卑。但是我又非常清楚，这是他必然时时面对的现实，必须在这种磨难中接受并且适应。那天我几乎一夜未眠，想到他受的委屈心痛得受不了，考虑在这件事情中我是该旁观还是该介入其中。

第二天午饭时我跑到离家二十公里的学校，在饭厅门口等他，我克制着没有流泪，没有过多地表示温情，听到他像个男子汉似地说“我没事”，我才稍稍宽了点心。

好不容易到了周末，我有点儿歇斯底里地找那位家长，指责他单方面介入孩子之争，更没有权利教训别人的孩子。除了儿子的事，我从没对任何事情如此踌躇不前而又反应过度。每遇这种情况，对我的情感都是一次折磨，对我的理性都是一次挑战。我觉得做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的母亲真难。

　　一年一度，已经五年了，每到清明和祭日，带儿子去扫墓成了我们这两口之家最重要的家事。五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有春风有蓝天有绿草和紫的黄的野花。有时候和很多朋友同去，有时候就我们母子俩。从山下走到陵园需要个把小时，我们俩捧着鲜花，我一束，他一束，边走边说。那种时刻，我的内心充满了宁静，或者说宁静超越了悲伤。无法想象，没有儿子的陪伴，我将如何年复一年地走在这通向墓地的山路。

有朋友劝我，孩子还小，总让他经历这种场面会使他非常压抑，对他性格的发展不利。我也曾犹豫过，最终还是决定带他去。我无意营造孤儿寡母的悲壮气氛，也不想借此强化他的孝心。我只是想，应该让他认识这条路，熟悉这条路。如果有一天他远走他乡，等他回来时我已经老得爬不上那座山走不到那座墓，或者我干脆早已不在人世，起码他不会忘记这条走了十几二十年的路，还能一个人来为爸爸扫墓。

想起曾经有那么多叔叔阿姨和我们一起来看望爸爸，他会不会为爸爸而骄傲并因此而生长出尊严？想起和妈妈单独来的情景，他会不会被妈妈感动并因此而懂得什么是善良仁爱？如果能够这样不是也挺好嘛。

　　说出来有点儿可笑，到了对功名甚至异性都已超脱了虚荣的年龄，我却常常在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儿面前禁不住扮演虚荣。比如，有时候我会把自己根本都不看重的所谓业绩对他小小地吹一吹牛；再比如，到他的学校去我会刻意地打扮自己，让他不会觉得丢面子；还比如，评高级职称是为了将来对他有个交待。

我一厢情愿地这样做，不过是希望他觉得妈妈有点儿了不起。不是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我还有另外的小私心，想让他对我服气，否则等他长成了一米七八的大小伙子，我一个小女人怎么管得了他？

　　年前，有朋友从重庆来，送我一件“琉璃工房”的工艺品，一只大天鹅背上驮着三只小天鹅，大天鹅用翅膀护着它们。精美的包装盒里有一张卡片上写着：“一辈子带着，又甜蜜又幸福又骄傲地带着。”她说，看见这句话就想起你们母子。其实，世上哪个当母亲的不是这样呢？又劳累又操心又生气，同时又甜蜜又幸福又骄傲。我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可能是所有做母亲的女人都会遇到的，只因为我的儿子是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一切悲喜愁欢就变得不一样了。

二〇〇〇年

延伸阅读
华盛顿通信

与儿子一同成长

　　

坚妮致徐晓：
　　

九十年代初在海外复刊的《今天》上读过你的《永远的五月》，你的文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时就产生要和你对话的愿望，却又往后推迟了十年。最近又重读你的文章，忽然觉得是站在一面镜子前：两个爱文学的女子，在中国起步的环境和历史大同小异，一个勇敢，一个胆怯；一个经历过和走过的，是另一个刻意逃避和摆脱的。然而谁也没有走出生死与荣辱，过去与现在，情与爱。与你倾谈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谈些什么呢？你在中国的首都生活了半辈子，是标准的北京人。我这半辈子的前一半是彻头彻尾的广东人，后一半是美国人。虽然现在“定居”美国的首都，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在北美任何一个地方住长过。你这半辈子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生命和对文学的尊重和喜爱安排在一起,我却是做了很多与此无关的事情。你写到自己办地下刊物和坐牢经历时的那种平实和不夸张，让我无法假设我自己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会是什么样子：首先我肯定不敢冒坐牢的险，如果是年轻不知深浅被抓进去过，我的平常心恐怕已经被折磨掉，或者精神萎缩变形、利欲膨胀。

　　我们是这么不一样。一样的，可能就是我们共同的关注。就像我们纽约的台湾朋友王瑜所说：“你们这些大陆生活过来的人，经历的事情太多太严峻，”她后面的话是，“短篇都装不下，只好写长篇。”比如我的小说，今天写到一个孩子，他在“文革”中遇到一次死亡,在描写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自然就回到“文革”，想到我做中国人的痛苦经历，便走出了写作的世界。因为这种经历，我一直对要不要孩子有太多的怀疑。孩子来了，他的小小表现，又让我心惊肉跳，担心那是遗传中带来的文化毒素，因为他的血里有他父亲象征的虚伪和残忍。我无力和有这么强大背景的文化去抗争。免疫注射或者隔离，我选择后者，利用远离中国的地理条件，让我的孩子和中国的语言和文化隔离。但是你在中国生活的孩子，可以读有关他父亲的文章，可以为他父亲和母亲的抗争骄傲。当然，你比我付出的代价，要更大，更长久。

　　我们会在下一代身上看到什么结果？他们的是非感和正义感，会被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压制和扭曲吗？因为没有经过我们经过的苦难，他们是否会变得浅薄和虚弱？
　　　　　　　　　　　　　　　　　

坚妮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徐晓

徐晓致坚妮：

　　从偶尔收到的海外《今天》上读到你的文章。说实话，我没想到你会是广东人。直到两年以前我们在华盛顿见面，以及此后的通信和通话，使我不得不承认，认为广东人缺乏激情与浪漫是我的偏见。

　　正如你在信中所说，情与爱对于女人，过去与现在对于人，生死与荣辱对于中国人，恐怕是怎样挣扎都摆脱不了的。但是，我们的不同绝不在于勇敢或者胆怯。在一个个性无法正常伸展的社会中生活，有几人能坦然地谈论勇敢？在一个以物质主义为主导的时代，又有谁能超越平庸？如果恰好我们过着不同的生活，只能说那是命运使然。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肯定地说，如果可能我也会做出与你同样的选择，尽管有人说那是逃避我也不会在乎；但同样肯定地说，逃避了社会的现实并不等于逃避了内心的现实。否则，你，以及像你一样生活在另一片蓝天下的同一代人，就不再会有深刻的精神痛苦。

　　前不久看了纪录片《寻找林昭》，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片子，面对美丽、多情而英勇的林昭，没有谁能够忍得住不流下眼泪。了解了林昭的生与死，就不难想象一个原本有着一颗赤子之心的女性是如何被推向了一条不归之路。回想我的一些超出常轨的经历，其实都有点儿身不由己。和那些在政治上勇敢地做出选择的人相比，我常常感到惭愧；和那些在平庸的现实中敢于自由表达的人相比，我常常生出羡慕。

中国当代有林昭在，有王申酉在，有遇罗克在，有顾准在，谁还有资格夸张？虽然疼痛对于肉体是一样真实的，精神痛苦的程度，也不与肉体被打压的轻重成正比。不管是当年给我思想启蒙的赵一凡，还是给过我重大影响的史铁生，以及创办了《今天》杂志的北岛，都是既不懂政治也不搞政治的人。至少对于我来说，从不敢标榜有何等政治理想。

崇高与神圣就像纽约上岛富人的生活，对我来说奢侈而遥远。如果说我们在言行上还有一点儿自律的话，无非是向自己证明还有一点儿诚实和善意存在。

　　然而，在一个不需要诚实与善意也能生存甚至生存得更好的社会，诚实和善意的意义何在呢？现在常听到有人喜欢自我标榜“没有理想也没有信仰”，以此显示自己的超脱与潇洒，讽刺那些不识时物的“傻瓜”，就像十几二十年前喜欢自我标榜“有使命感有责任心”一样。我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如今的赤裸裸和以往的信誓旦旦一样，都是真实的。之所以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正在于这种人从未有过被一种精神的魅力诱惑和感召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在一个人相对纯真时被开启的，有点儿像跳芭蕾和弹钢琴，躯体的柔韧是童子功，品性一旦形成便成了习惯。

　　亲爱的坚妮，我的这番感慨，既是对于你关于我们之间异同的回应，也是对于你信中关于“我们的经历会在下一代身上延伸出什么结果”这一话题的展开。同为母亲，我非常理解你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焦虑。我本来以为，这焦虑只是我们有，因为我们的生存环境的确严峻。我没想到生活在美国的你，经历着比我更深的焦虑。想到你“因为他的血里有他父亲象征的那个道德堕落之中虚伪和残忍完美结合的文化”，把儿子从地域到语言都与中国隔绝开，我很为你难过。我能体会到那背后是怎样的绝望与无奈。

　　所以，我愿意与你分享在儿子成长中我自己的故事。

　　一年多前，十四岁的儿子突然迷上了摇滚，弹琴影响学习不说，想到世界上有那么多吸毒的自杀的乐手，我越发地紧张，但是我不敢公然地反对，生怕刺激起他的逆反心理。一次我受宠若惊地被他邀请一起看一个摇滚乐队现场演出的光碟，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居然边看边流泪，他说：“我不只是喜欢他们的音乐，更欣赏的是他们的精神。”他还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了乐队和乐手的故事。儿子的执着和投入让我联想到了自己曾经的浪漫与激情，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年轻的时候，抗争也许只是为了伸张个性。你一定听说过北京一所女子中学的校长被全市最可称道的品学兼优的女学生打死的事件，而学毛选和搞大批判则是我中学时代的全部生活。这说明，我们的个性曾经被摧残被扭曲，我们的精神品质都向着不正常不健康的方向发展。在赵一凡的引导下，我开始接触俄罗斯和西方名著，七十年代初这些书还都是禁书，为此我被党支部书记找去谈话，但那已经阻止不了我了。那情形就像是在一间黑暗空旷乏味的房子里待久了，无意间发现了一扇尘封的窗子，推开来一看，窗外居然有如此这般的风光！然而，你还来不及对那景色发出一声赞叹，那扇窗却被关闭了。北京有句俗话，叫作“看到眼里拨不出来”。它无比神秘让你无限向往，它如此奇异让你魂牵梦绕，你情不自禁地追寻而去，就像一个偷食禁果的初恋少女。生活就是这样被改变了！为了那一束光亮，一幅风景，我们付出了不是正常人生该付的代价。我不后悔，不是因为后悔没用而不后悔，而是因为我觉得值得而不后悔。虽然单纯不再，执着不再，只有决绝。用一个也许不恰当的比喻，如果你爱过，你是该为自己终究不是老处女或者终究没有为生存所迫去卖淫而欣慰而庆幸呢，还是该为你失去了所谓贞洁而遗憾而悲泣呢？

　　人生的坎坷与平坦，生命的精彩与黯淡，就在那扇窗子一开一合之间。但是，一切都不一样了。现在吸引他的与当年吸引我的固然不同，相同的是，我们两代人在相似的年龄都被一种精神感召着。我深知那是一种怎样巨大的力量啊！毁掉了学业与初恋都在所不惜。且不说我该不该拉住他，恐怕我想拉住他也不可能了。我所能做的，是让他渐渐地学会识别表面的与本质的，学会欣赏美的与不美的。

　　从那一刻起，对于他的迷恋摇滚，我忽然变得坦然了，甚至生出了感动。毕竟，我们母子不只是生命的延续，不只是物质上情感上相依为命，在精神追求的轨迹上也曾经相遇。等他长到能意识到这一点的年纪，他也会感到欣慰吧？

　　十年以前，在记述了我的牢狱之灾的《无题往事》一文中，我曾表达过与你同样的忧虑：“对于识字却还缺乏阅读能力的孩子们，我如何向他们解释，好人有时也会坐牢呢？我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仁爱而单纯的，知道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曾经被戴上象征着罪恶的手铐，能够不生出困惑和仇恨？我更加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冷漠而世故的，知道生他养他的母亲被侮辱被歧视，居然生不出困惑或仇恨？”我不知道怎样能让他既了解真相又不滋生仇恨。

　　在他上初二的时候，因为老师偷看同学的日记，学生与老师发生了冲突。他回到家很兴奋地告诉我，他如何带领同学向老师发难，要求老师向同学道歉。当时我的心理非常复杂。一方面我害怕他与老师对立，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老师的关系好坏决定着他成绩的好坏，一个被老师看成眼中钉的学生将再也得不到鼓励和重视，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心智不可能成熟到可以与冷落抗衡；另一方面，我又不愿意让他认为人应该漠视自己的权利，特别是，这一次他是在为别人仗义执言，这是一个男孩子应该具备的起码的品质，我不能给他灌输“个人自扫门前雪”的市侩哲学。

事实上这种尴尬经常出现，如果在孩子愿意与你交流、听取你的意见时，如果你不能诚实地面对他，而是向他展示出双重标准，你会从此失去他的信任和尊重，他会向你关闭他的内心。最终，我选择了诚实。我提醒他：第一，一定会有人向老师报告是你在鼓动；第二，老师一定会向你报复。“你知不知道这个后果，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他回答得很肯定也很从容。他已经了解世故，但还没变得世故；他已经看到了真相，但还没有被真相吓住。

　　生活在继续。生活的自然展开能教会他们我们无法教给他们的一切。我不能刻意地向他隐瞒什么，也没有刻意地非让他知道什么。他的父亲不在了，他从父亲的朋友那里、从我的文章中感知他的父亲。他告诉我：“如果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不缺少父爱，就不会成为这么独立的孩子。”你看，他已经学会从不好的事情中得到益处了。

　　当然他也会有困惑。十二岁那年，得知父亲的死最初是由于一次误诊造成，他哭了很久。他问我：“倒霉的为什么是爸爸。”我咬咬牙告诉他：“很多时候生活是不公平的，轮到谁谁就得承受。”这样回答使我不安，但是我不能用“大灰狼”来代替一桩人为的医疗事故，更不能保证未来生活对他一定是公平的。

　　不久前，我们一起看美国电视连续剧《兄弟连》，从他的议论中，我发现他看待人与事和我们十五岁时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能够宽容一个英勇的士兵表现出的怯懦，懂得尊重一个战俘投降时的尊严，欣赏一个军官哪怕砸冰取水也要刮胡子的细节，也可以对反派人物来点儿幽默。教条不再属于他们，仇恨也不再属于他们。

　　我有一个朋友，“文革”中因为说“谁都会犯错误，毛主席也不例外”而被打成反革命坐了三年牢，前不久他患癌症做手术，他妻子告诉我，出现幻觉后他不停喊叫：“别让警察来抓我！”碰巧另一个朋友的弟弟患同样的病，在同一个医院里做手术，术后昏迷时说的是：“姐姐，‘文革’结束了！”这两个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地点和场合的故事使我震惊。他们的，还有你的，对于这段经历至今的耿耿于怀，说明我们这一代人即便走得出历史的废墟，也走不出心灵的阴影。亦如你为了让儿子摆脱“虚伪与残忍完美结合”的文化，从语言到地域彻底把他与父亲及其中国背景隔绝开来一样，我的那个并不缺少才华与豪情的朋友，宁愿在他乡抑郁而死，也不愿回故乡苟且偷生。

　　曾经与不止一个朋友有过共同的读书体验，书中的故事常常会惹我们哭。回想起来，几乎没有让我不哭的小说，托尔斯泰使我激动而哭，陀斯妥耶夫斯基使我悲伤而哭，车尔尼雪夫斯基使我感动而哭。《红字》《牛虻》都无不让我哭得昏天黑地。同时，我们也都觉得奇怪，现在的孩子不哭。儿子让我意外地卒读了罗曼·罗兰的四卷本巨著，但是他不兴奋也不感动，而是考证主人公与贝多芬的异同，然后总结性地宣布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革命说教过时了！”但是，他会为另外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而动容，比如披头士或X-Japan的音乐。他宁愿花几百元到现场挥动闪光棒直到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而我们不管多么反叛，当SARS这样的灾难降临之时，却还有去当志愿者的冲动。

　　我不知道你和你儿子父亲的故事，但是可以肯定，你的儿子也会慢慢长大，从你为他蔽荫的房子里走出去。也许有一天，正是因为你的封锁给他造成的好奇，使他神差鬼使地去寻找他的父亲。他有权知道真相，也一定能够知道真相。你希望他像牛虻一样遭受致命的打击而破碎，还是希望他在真实中慢慢成熟？吃着巧克力、穿着耐克、玩儿着电脑游戏、看着动画片、听着披头士长大的儿子们，也许不需要知道什么是“反右”与“文革”，不需要学习如何写“检举信”与“检讨书”，也不需要分辨政治上的正确与不正确，以及道德上的是与非。但是不管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他不能不面对生活中的美与丑。毫无疑问，专制腐败草菅人命的制度是丑行，“虚伪与残忍完美结合”的文化是丑行。但我相信，美国也不是一块净土。相对于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标准来说，审美是更稳定更恒久的标准，只是它也许比任何标准都更高更完美，因而更加难以企及。

　　前几天，我和儿子一起去观看美国《国家地理》图片展，我惊奇地发现，一百多年来，这个非盈利性机构（而不是私营公司）的领导人，由一个家庭（而不是家族）的四代人接连担任。其中有一幅黑白图片，画面是发明电话的老贝尔拉着孙子的手。这个七八岁大的男孩儿，正是现任董事长的父亲。这是一种怎样的延续与传承啊！正是这种超越了政治与社会的、由精神与审美连缀而成的链条，使得一本貌似科普的杂志，充满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瑰丽的审美色彩，成为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所以，它能让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着迷；所以，才会有一个中国母亲和她的儿子一起，在那些图片前流连忘返，对一本异国的杂志赞叹不已。

　　自私地说，一个不想失去儿子的母亲，一个想拥有儿子的母亲，在审美层面上的沟通，几乎就是惟一的途径了。当然，这也是冒险。人与人是如此的不同，DNA又是如此的神秘。我们得有支付代价的心理准备。

　　感谢你的来信，特别感谢你的问题，让我静下来想关于我和儿子共同成长的经历。

　　徐晓
二〇〇四年元旦

（本文摘选自徐晓著《半生为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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