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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黎劲风:毕业分配婉拒国家统计局,回湛江遭遇“不靠谱”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2-17 10:00



作者简历


黎劲风,生于1955年,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77级,1982年1月下旬被分配到吴川县对外经委工作。2015年在吴川市文联退休。2017年被聘为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


原题
20载坎坷求学路


作者:黎劲风

   


我与李克强同龄,有着相同的求学岁月:从小学入学到大学毕业都历时20年,几乎同一时间读小学、失学、读中学,又同一时间上山下乡,参加高考,被名牌大学录取。人生坎坷,是“新三届”的共同特征。


我出生于1955年6月,从1962年到1982年,从7岁到27岁,历时整整20年,才断断续续地上了4年小学、4年中学和4年大学。其中,4年小学在“文革”前,4年中学在“文革”期间,4年大学在“文革”后;其余8年时光,有3年多失学,有4年多上山下乡。

 

小学只读了4年
 
1955年6月,我出生在广东阳春县(市)。出生前,才华出众的父亲已从阳春县调任广东省政府监察厅监察员。但好景不长,父亲因其大哥曾任国民党乡长(解放前已带兵起义,投奔共产党),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在我呱呱落地时父亲就被调离广东省监察厅,先后被调到阳江县合山区政府、阳江县委农村部、华南工学院湛江分院工作。

童年,我跟随父母在阳江县城(江城镇)生活。学龄前,我在姨姨辅导下,已自学了低年级语文、算术。1962年7月,母亲带我报考阳江县江城镇“五年制”的第二小学,面试考的是简单的汉字和算术题。走出二小,母亲买了一块面包,算是给我的奖品。香喷喷的面包没来得及放进口,就被街头流浪汉一手抢走。饥饿的童年,我没留下吃面包的记忆,却留下被抢走面包的苦涩。

父亲于1959年“南下”湛江,在华南工学院湛江分院设备科任科员,出差成了家常便饭。一次出差上海,父亲因失窃被迫“挪用”了数百元公款。1960年,湛江开展“三反”运动,父亲被湛江“三反”领导小组无辜打成“贪污分子”,遭受“降一级工资、戴贪污分子帽子”的处分,于1961年被调离湛江,发配吴川县。1963年3月末,我与妹妹、弟弟跟随母亲乘车离开阳江,辗转几百里来到吴川,与蒙冤的父亲团聚。一家五口定居吴川。

由于迁居,小学一年级我就读于两地: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初,我就读于阳江县江城镇第二小学,任组长;1963年4月,我在吴川县梅菉镇“五年制”的实验小学继续完成第二学期的学业。

我虽不勤奋,但天资聪颖,无论是在阳江,还是在吴川,学习成绩在全班、全校均首屈一指。1964年7月读完小学二年级,实验小学建议我跳一级读四年级。因年纪小、个子小,父母不同意,我才“按部就班”读三年级。

小学几年,作业不多,都在课堂上完成。午饭后至下午上课前的二三小时,我常泡在学校附近的书店里,许多中外名著令我爱不释手。高中毕业后,原名美珍、后改名红卫的大眼睛女同学告诉我:多年前她亲耳听父亲的部下林广说,我仅用几小时就看完长篇小说《红岩》(夸张!),并复述出主要内容。

校园内外,我倍受老师厚爱。一次,实验小学组织全校学生干部免费观看电影《雷锋》,班主任破例让不是班干的我一同观看。三年级的班主任欧景钦老师曾带我到他的水乡老家玩,还帮我理发。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当地教育部门搞了一次小学生作文竞赛,“六年制”小学均挑选一名五年级尖子生参赛,而实验小学是全县唯一的“五年制”小学,按规定挑选一名四年级尖子生参赛。我毫无争议地被选中,并且不负众望,名列作文竞赛前茅。那年的“六一”儿童节,我的作文被用毛笔全文抄出,悬挂在县文化馆展出。一同在文化馆展出的还有我的几本全得满分的算术作业本。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实验小学作出决定,让我提前一年考初中。我一边照常上四年级的课,一边自学五年级课本。正当我踌躇满志地备考初中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不再是学校……
 
搭上初中“末班车”
 
“伟人”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一家带来了无尽的灾难。1966年,我11岁,妹妹9岁,弟弟4岁。“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后,在吴川县中医医院当护士的母亲,因为有“海外关系”以及一些政治上原因,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莫须有”地失去了自由,被关进几十里外的“监护所”。随后,已被调到吴川县人民银行工作的父亲也同遭厄运,被送进几十里外的“五七干校”。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我和妹妹一同失学,二人“留守”在残缺的家中,年幼的弟弟被送到湛江,寄养在姑姑家。在被拒之于校门外的3年多时间里,我忍受着心灵的伤痛,自学了初中的数学。

1968年,“红色恐怖”下的阳春县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突如其来的横祸也向生活在合水镇的亲人飞来,父亲的两个哥哥、两个嫂子,还有20岁出头的侄儿及同村宗亲,十几条鲜活的生命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屠杀。远离阳春的父亲也被列入“大屠杀”的黑名单,幸亏吴川掌权人念及父亲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已失去自由的父亲才没被追杀到吴川的“屠夫”带走,幸免于难。

大难不死的父亲于1969年重获自由,为儿女入学四方奔走。由于“失学少儿”多,吴川县教育部门扩招了一些学生。在中小学开学一个多月后,我和迟我两年读小学的妹妹一同幸运地搭上了读初中的“末班车”,一同就读于梅菉镇立新小学,成为该校附设初中班的同班同学。弟弟也结束在湛江的“寄养”生活,回吴川就读小学一年级。

初中生涯,印象最深的是班主任那张没有一丝笑容的脸。班中的“扩招生”像是被载入了“另册”。一次班集体外出活动,我和几个同学在回校途中就近回了家。第二天,班主任把我们批评了一通,还发狠话:不守纪律,就不要再来上学!

稍后,学校的教学接近正常。我出类拔萃的学习成绩令班主任刮目相看,他的脸上偶尔露出了笑容。

班主任教语文,一次给全班同学布置的作业是写一篇小说。我居然写出洋洋万字的“小中篇”,赢得老师的好评。

沐浴着班主任脸上的阳光,不足两年的初中生涯很快划上了句号。
 
“考试+推荐”进吴川最高学府
 
1971年7月,我国教育界有所回暖。吴川的高中招生首次实行考试与推荐相结合,使我有幸遇上久违的“升学考试”。我以名列前茅的考试成绩获得父亲工作单位推荐,最终被吴川最高学府——第一中学录取,成为七一(五)班一名学生。

入学时班级是“部队”建制,我的班级号称“七一连五排”。

当年贯彻“伟人”的“五七”指示,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高中两年,体力劳动是“必修课”,全校学生硬是用肩膀挑走了大片土坡,挖出一个标准的大型运动场。

学校还养猪。一次,每个学生分得半斤煮熟的猪肉。在我印象中,那是最香的猪肉。

我们的学习逐渐正常。共开七门课,每科都有科代表。我是数学科代表。物理老师也想让我当科代表,但一个学生只能当一科的代表。每学期期中、期末都有考试。每次考试,我七科的平均分都超过90分。高一的一次期中考试,我的平均分高达98分,其中数理化英100分,语文95分、政治93分、农基98分。

高二时,学习更有气氛,还搞了一次学科竞赛,竞赛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我是全校唯一有两科获奖的学生。

但好景不长。高中毕业之际,出了个“白卷英雄”。一觉醒来,教育重回到“解放前”。

1975年参加”学雷锋先代会“留影(后排右一作者)
 
中专梦碎水果场
 
1976年7月,在高中毕业三年后,我得到了被推荐选拔读中专的机会。

此前,我响应“上山下乡”号召,放弃“留城”生活,于1973年12月与妹妹一同落户离家50多里的吴川县黄坡水果场,成为月薪18元的知青。在果场劳动将近100天,我和近百名同时落户的知青一起,被抽调加入以干部为主体的“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简单集训后,我们组成一个个工作组,进驻开展“路线教育”的大队(行政村),对农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由于我在工作组任资料员,基本摆脱了体力劳动,仅凭“笔杆子”就入了团,并获得先进工作队员、学雷锋积极分子、优秀共青团员等光荣称号。当1976年高等中专学校按推荐、选拔相结合原则面向社会招生时,已“经过两年上山下乡锻炼”的我,荣幸地“被推荐”,并得到“被选拔”的机会。

那次“被选拔”的经历,富有戏剧性。30年后的2006年,我以《一次失败的“被选拔”经历》为题,写下了那次“被选拔”的过程——


7月,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也是色彩斑斓的月份。呈现在水果场知青们的眼前,可能是红色,也可能是黑色。

7月的一天,被抽调参加“吴川县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水果场知青当中有十几人“被推荐”,同时获得“被选拔”机会。约定的时间,他们聚集在水果场办公室,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拔”。

主持“选拔”的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林广和县教育局李股长。“被选拔”的名额只有6个,意识着我们当中大部分将成为拥有黑色的失败者。

“选拔”过程十分民主。在林副部长、李股长主持下,先由我们知青分别口头提名,每人限提六人,然后累计提名票数,提名票数居前六位者将“被选拔”。

20多平米的水果场办公室异常安静,静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我们十几名知青轮番站起来,从各自的口中说出一个个名字。每个人都仔细地听着、计算着,大家都知道自己得到的提名数的分量,它有可能改变整个人生!

轮到一位姓李的女知青提名了。在座十几名知青数她和我有交情:童年时她和我同在县委大院居住;读高中时,她是我的邻班同学;不久前,我和她结伴回家,我用自行车搭载她从水果场回城,一路五十里车轮飞转,上坡也视若平地。我想,她没理由不投我一票。

也许是她太紧张了,也许是我在她心目中分量不够重,口齿伶俐的她在一口气提了六个人名后,才记起了我。于是,我十分失望而又有所安慰地得到不被认可的一票。命运真是捉弄人,仅仅因为这名女知青在关键时刻的健忘,最终我以一票之差名落一姓孙的女知青之后。而“被选拔”的六人最终有三四人通过“复审”进了湛江财贸学校等中专学校。

林广是我童年时的大朋友。我名落孙山,他也觉得很遗憾,悄悄地安慰我说:“大家互相不够了解。”
 
大学梦圆1978
 
“四人帮”倒台后一年,我的知青生涯并没有一丝改变,依然是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辗转进驻吴川不同的大队。邓小平复出后,毅然决策从1977年起恢复高考,始于1966年的十多年废学局面终于被改变。

由于经历了令亿万人恐惧的十年“文革”,我在1977年11月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依然不相信单凭考试成绩就能上中专、上大学,压根不把即将到来的高考放在心上。倒是回水果场报名时,单名“群”的美女口口声声唤我“大学生”,令我十分尴尬。我真切地回答她:“如果我有大学读,狗都有毛料裤穿!”

在报名时间截止前一天我报考报名了理科。填报志愿时,除了填报3所大学外,还可以填报3所中专学校。第一次填报志愿时,我填报的大学第一志愿是“清华”,中专第一志愿是“湛江财贸学校”。第二次填报志愿时,我将填报的大学第一志愿改为“中大”。

1977年12月11、12日,我和20岁的妹妹、15岁的弟弟一同参加了“文革”后首次高考。广东全省实行“开卷考试、独立完成”,文理科均在两天时间里考四科,理科考语文、政治、数学、理化。作文题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我考得并不理想,有的考试内容从没学过,一道10分的物理题本来做对了,一念之差却改对为错。考完试,父亲问我:平均有没有80分?我说:没有,大概70分。

高考前后,我在吴川县委姓阎的书记蹲点的吴阳公社(镇)桥头大队搞“运动”。1978年2月的一天,我在桥头大队(间接)接到县“运动办”的电话通知,要我去一趟“运动办”。我以为“运动办”又要“书记点”的“情况”,骑上单车就往县城赶。回到家里才得知,我已考上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录取通知书已寄到县“运动办”。那一刻,我恍如做梦。我又记起我对“群”说的话:“如果我有大学读,狗都有毛料裤穿!”没见狗有毛料裤穿,我却快有大学读了!

当年17岁的表妹(姑姑的女儿)高中刚毕业也考上中大(物理系)。我妹妹只读了2年小学、2年初中,自然没考上。弟弟虽没考上,但几个月后应届高中毕业,第二次参加高考考上本科高校。

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年全国有570万青年参加高考,录取大学生仅27万。由于受数学家陈景润影响,中山大学数学专业是当年最大热门,录取分数甚至高于清华、北大。在吴川县的理科考生中,据说我的考分最高(后来查分,4科323.7分,其中数学96分)。不过当年没有“高考状元”一说。

上大学前,我在街头邂逅1976年到水果场主持“选拔”的李股长。他拍了拍我肩膀说:“你是因祸得福!”

入学后留影
 
数学学子的大学生涯
 
1978年3月,“文革”后首批高考新生陆续入学。在离开中学校园将近五年后,我于1978年3月9日来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广州,在中山大学开始了四年大学生涯。

我们数学班4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军官,有工人,有农民,还有未毕业的高中生,来自本省的居多。与其他班级相比,我们数学班同学年龄最小,最大的25岁,最小的只有15岁。入学前我身份是知青,但从事了4年“路线教育工作”,“搞笑”的余家强同学常戏言我是“‘四人帮’工作队”。而我每次都把“‘四人帮’工作队”更正为“毛主席工作队”。那时,我并不知“路线教育”是“极左”,在我心目中,毛依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

我们数学班云集了全国各地的尖子生,在学习上我没有优势可言,加上入学后我自认“错报专业”,对数学的兴趣与日俱减,学习成绩只求“过得去”。由于入学后我坚持长跑,体育反而成了我的强项。大二那年,学校组织环校长跑比赛,参赛学生数以百计,小个子的我居然跑出第八名(奖品是一件运动衣)的好成绩,奖品是一件运动衣。当我冲向终点时,全班仅有的几名女生都聚在终点线附近为我呐喊助威。那一刻,我成了最幸福的人。

入学不久,历史性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神州大地随即拨乱反正,校园内外很快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父亲努力下,阳春县合水镇“革命委员会”很快给我父亲的两个哥哥作出“结论”:解放前后为党为人民做过有益工作,是比较好的同志;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破坏下被残害致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平反昭雪,恢复荣誉。1968年在阳春县合水镇制造“大屠杀惨案”的元凶也被绳之以法,其中一名姓黎的元凶1979年被枪决,一名姓吴的元凶、大队“文革主任”被判12年徒刑。

1980年,吴川县委纪律委员会实事求是地把我父亲的“贪污”更正为“工作差错”,取消“原处分”,恢复原工资。

改革开放后,桥牌作为校园文化流行于大学,与吉他、溜冰、跳舞一道被称之为“四大时髦”。中大是较早开展桥牌运动的大学,而几次桥牌近在咫尺我却未能相见。直到大四第二学期,吴江波同学和一本《桥牌入门》才成了我的桥牌启蒙。我学会记分就召唤同学打牌。数学学子天生是打桥牌的料,个个无师自通,短短几天时间,桥牌便成为班上“第一运动”。数学班“第一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成了我留在中大的唯一一印记。而对桥牌相见恨晚,是我在中大四年留下的最大遗憾。

大学毕业留影
 
毕业分配遭遇“不靠谱”
 
1981年末,四年大学生活即将结束。全班同学都拿到了毕业证书(我和绝大多数同学还拿到了“理学学士”证书),被赋予“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时代重任,等待分配工作。“青黄不接、人才奇缺”是当年国情。中大毕业生是不愁嫁的“皇帝女”,甚至比清华、北大毕业生“抢手”,就连中央、国家机关也舍近求远,千里迢迢到中山大学要人。

这天上午,数力系一把手黄海书记找我谈话,委托本系一学生找遍半个校园,从东区图书馆(此前我从未到过的三楼)把我召到数力系办公室。黄海开门见山地说要分配我到国家统计局工作(此后几十年我都以为这是黄海对我的厚爱,直到2016年才将信将疑地得知:这是当年在省委组织部的吴川籍官员授意)。出于南方人对北方的恐惧,我长时间对去不去北京犹豫不决,黄海不厌其烦地至少对我说了五遍:北京比湛江好。那时,茂名、阳江也属湛江地区,我们班有多人来自湛江地区,如果我不去北京,很可能被分配回湛江地区工作。

黄海做了我半小时思想工作,我才勉强答应去国家统计局工作,但依然对南方人能否适应北方气候有顾虑。当天傍晚,即将分配到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工作(据说当年也是省委组织部的吴川籍官员授意)的吴川老乡张敬热心地向我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湛江地区新成立了对外经委等部门,迫切需要大学毕业生。张敬还向我大谈在北京洗澡、如厕等诸多不便,还有风沙、干燥等诸多不适。

说服我不去北京后,张敬当即向黄海转达了我的意愿。

1982年1月中旬,我抱着建设家乡的信念由中大分配回湛江地区,由湛江地区人事局分配工作。我“思乡心切”,迫不及待地到湛江地区人事局报到,等了几天,却等来“不靠谱”的分配:我竟然被分配到“湛江地区建筑公司驻茂名建筑队”,工作是“教夜校”。和我同时由中大分配回湛江地区工作,同时到湛江地区人事局报到的林良基同学也同样遭遇“不靠谱”:他连“湛江”的边也没能沾上,直接被分配回家乡阳江县,由阳江县人事局分配工作。

由于我不同意去建筑工地“教夜校”,我很快被湛江地区人事局分配回家乡吴川县,由吴川县人事局(按照我意愿)于1982年1月下旬分配到吴川县对外经委工作。

稍后,我得知林良基把他和我在湛江的遭遇反馈回母校,中大也认为湛江地区人事局“不靠谱”,当即提出让我和林良基回校重新分配。但我和林良基已在湛江地区人事局报到,身不由己。林良基后来被阳江县人事局分配到阳江县第一中学任教。   

或许是我国对“不靠谱”的零容忍,或许是当年其他地方也有高校毕业生遭遇“不靠谱”分配,当年即引发我国对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从1982年7月起,我国改变了由大学把毕业生分配到人事部门,再由人事部门分配到用人单位的做法,大学毕业生一律由大学直接分配到具体用人单位。我和林良基遭遇的“不靠谱”,避免了学弟学妹再遭遇“不靠谱”。此后若干年,中大学士被分配到建筑工地“教夜校”的悲剧可能没再重演。

1982年1月29日,即将上班的我首次拿到了本科毕业生的工资——只发1月后半月工资28元,扣除在中大领取的半个月助学金,实际领到23.5元。姗姗来迟的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幸运地吃上了“自在饭”,此后的人生之旅也少了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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