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丨陈建桥：念过私塾的父母，成了科班出身的教师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陈建桥，高中毕业后下乡劳动，1977年考入华中工学院，毕业后留学日本，获名古屋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曾任丰桥技术科学大学副教授、鸟取大学副教授，1999年起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题

峥嵘岁月稠：

记父母的教师生涯

作者：陈建桥

时间悄悄地从指缝间溜走，握也握不住。

——题记

横山小学师生留影：雷老师、沈金香、（）、朱美元

一、师范毕业

1956年，于风华正茂的年纪，父母从汉阳师范毕业了。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理想闪光的年代，又是一个物质匮乏、生活艰苦的年代。毕业之后，父母先后工作过的学校有：（1）（永安）汉阳七中小学部、（2）（侏儒）横山小学、（3）石山小学、（4）成功小学、（5）高庙小学、（6）国兴小学、（7）兴隆中心小学、（8）三官学校、（9）齐联小学、（10）蔡甸三小。

父母有时在同一所学校工作，有时分在不同的地方，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和工作需要。父亲先后担任横山小学和石山小学教导主任，成功小学、兴隆中心小学以及三官学校校长，于1974年调到政府部门工作。母亲曾任国兴小学负责人，高庙公社教师团支部书记，常年担任班主任、年级组长，教语文、数学、音乐、政治、自然等课程，一生从教直至退休。

父亲念私塾时很用功，字写得好，村里人说他“手聪”。村里遇上什么事需要写字，教书先生就要父亲去练笔，那时他还不到10岁。父亲回忆，有一户人家办丧事，他在黄纸上面写下“閫範猶存”几个大字。他很敬慕村里的先生，想着自己以后也要当先生。念了几年私塾后，父亲先后在窑新、周湾祠堂、马口高湖读书，16岁进了汉阳师范。汉阳师范在石山堡附近的彭新集，其校舍是原先的一个祠堂，后来又扩建了几间校舍。

母亲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后转到安乐小学读书。她回忆道，一次下课后与本家的素珍姑在教室玩纸牌，被李从仁老师敲了一下手。这位李老师后来投身了革命。

朱布德、朱慧云两口子与父母都是同学。朱布德与父亲是马口同乡，朱慧云与妈妈又都是东西湖鸦渡大队的人。妈妈1952年去汉阳师范报到时，外公雇用一匹马，将她和朱慧云的行李拉到了龚家渡。在之后的岁月里，由于同学加同乡的关系，两家人之间走得很亲近。

周姨周芳华，黄姨黄前风，也是父母的同学和好朋友。几十年交往下来，他们之间的同学情都已转化成了亲情。

师范同学1985年聚会：妈妈、涂钱辉、欧阳云珍、于银珍、周芳华、黄前风

二、困难时期

师范毕业后，父母被分到汉阳七中小学部。父亲担任高年级的自然、地理、体育等课程，母亲教语文、数学和音乐。农村孩子上学都比较晚，一些高年级的学生比父亲他们小不了几岁。父亲上课时，学生都很专注地听讲，课堂里鸦雀无声。校长曾鹏志对他们年轻的老师很关心，也很信任。

一年后他们去了横山小学，其校舍是原来的朱湾祠堂，父亲任学校的教导主任。1957年年底，老师们先是在六中（汉阳师范旧址，师范迁到了汉川）集训，开展大鸣大放。一个多月后在县一中集中，开始了反右斗争。横山小学包括余良志校长在内的8人被划为右派。

反右之后，家庭成分不太好的老师，说话办事都很小心翼翼。父亲仍做教导主任，主管教学，工作开展得较顺当。学校纪律很严，工作时间不能处理私事。大姑来横山之前，父母都有课时，只能将半岁的我留在宿舍的车椅里，哭闹也没有人哄。

大跃进的风吹进了学校。翻地三尺搞丰产田，上课、劳动、炼铁、车水抗旱，白天黑夜连轴转。一天，父亲上午在队里车水，回校后肚子剧烈疼痛，几个学生用竹床将其抬到侏儒，樊哲先校长连夜护送坐划船，天蒙蒙亮赶到蔡甸医院。医生诊断是肠梗阻，当即手术，救回一命。妈妈当时教三年级，学生知道老师家里出了事，变得很规矩很听话，很少打闹。

1959年春，十二岁的小姑来横山，边上学边照料我，以及之后出生的大妹妹。正值困难时期，每天为吃的操心，小姑一放学就到周边去挖野菜。家里的供应粮（含杂粮）总共41斤，一日两餐，父母单独为我蒸一小钵米饭，给妹妹准备一点米粉，他们和小姑吃的则是掺着少许饭粒的蒸野菜。我肚子饿了，就跑去教室拉着妈妈的衣服说，食堂去，端饭吃。

下课后，妈妈去附近的地里面捡一些老菜叶子、漏下的豆子、挖萝卜根。有一次，学生朱美元的母亲看见了，拿来热水要妈妈泡一下冻红的双手。爹爹（爷爷）有次挑着箩筐来学校，想要采一些附近藕湖里的菱角藤。途中，他在马赛湖边等渡船时，用箩筐罩住一条大鱼，给全家带来惊喜。

父亲手术后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和调养。出院后被抽调到侏儒区车子山大队搞展览，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1959年秋，肠粘连发病，他独自一人去往蔡甸医院，做了第二次手术。

横山小学的学生很单纯，当地人也很纯朴。在粮食紧缺的日子里，村里好心人有时给我们家送来一点菜，那算是帮了很大的忙了。后来父母时常谈起这些事，念叨他们的好。1960年春季和秋季，父母先后调任石山小学。

在石山小学时，学校栽了芋头，养了猪，比横山略好一些。晚上老师们办公，每人分一小碗芋头作为宵夜。父母的两小碗芋头由4人分着吃。尽管生活艰苦，但父母的工作劲头很足。一次，妈妈去永安堡学校听公开课，往返约60里的路程，全靠两条腿。

后排：孔、（）、胡际会、陈校长、（）、刘自铁；中排：张寿琴、陈秋芬、欧阳云、崔汉梅、田敏；前排：本人、欧阳的女儿、崔的女儿、田的女儿

三、意气风发

1961年5月，父亲挑着行李、母亲背着包，由石山小学步行约50里路到了成功小学，父亲出任校长。学校建在成功山的山脚下，因此也叫成功山小学。靠山的一排校舍是教室，教室朝向东，前面有一小块平地，作为开会的主席台。台子两边有台阶，下面是操场。操场南边是一排教室，操场北边的一排校舍是老师办公室、宿舍和厨房。说是宿舍，其实就是由教室隔出来的可以放床的地方。

父亲经历过两次手术，对此妈妈总有些提心吊胆。成功离蔡甸较近，就医方便，这让人稍稍安心一点。父母工作热情特别高，学校工作很有起色。那时仍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少，生活差。上面提出，教师和干部职工要休养生息，提倡学校上半天课。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学校积极与周边的生产队搞好关系，向生产队借田种水稻、栽芋头，在山上和学校操场周边种南瓜、种菜，冬天萝卜白菜大蒜头，热天冬瓜南瓜竹叶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吃饭难的问题。

附近村的毛婆婆在学校食堂做饭。父亲到厨房跟她商量说，菜可以做点花样，比如萝卜，萝卜片，萝卜丝，萝卜丁，烧萝卜，炒萝卜，蒸萝卜，做法变一下，味道会有一点不同。

张稳荣老师（1961年护士学校毕业后回乡）回忆，1962年“双抢”过后，成功7队的陶队长来家里告知，学校要招收民办老师1人，大队推了两个候选人。第二天早上，我去学校找陈校长，当时芬芬（小妹）还睡在摇窝里，一间房住一家人。问了几个问题后，陈校长说：你明天来上班吧，我高兴坏了。学校的教学抓得很紧，陈校长要求很严格，我心情特好，工作也很卖力……。陈校长雷老师是我的长兄长嫂，是我的贵人、亲人、良师益友。之后离开成功，再见面时，听到他们喊小张，我心里不知有多甜。

学校的师资来源于汉阳师范，孝感师范，蒲圻师范，以及若干民办老师。业余时间，有的打乒乓球，有的拉小提琴、按风琴、拉二胡，气氛活跃。春天，陈校长带着师生到学校后面的山上赏春，脖子上挂一苏联产的二手照像机，忙前忙后为大家拍照，用镜头记录下学生的天真烂漫、老师的张张笑脸。作为少先队辅导员，在开展活动时老师们也都戴着红领巾，一个个青春洋溢。

1963年，妈妈到高庙小学任教一年。高庙小学的校舍是山上的一个祠堂，妈妈的同学黄姨也在那里任教。一次父亲去新农开会，会后去了一趟高庙小学。返回成功时，天已经黑了，父亲在田埂小路上走着，看见一女的坐在田埂边，头发垂在前面，心里有些害怕，从其后面跨过去后急忙跑开。

我和兆兆、华子同龄，都是学校子弟。父母工作忙，学龄前的我们每天自己玩，妹妹们也跟着一起玩，踢毽子、跳绳、跳房子、打乒乓球。有时父母外出开会到很晚，毛婆婆的女儿西荣就带我到她家住一晚。老师们参加扫盲，晚上去队里教人识字。我有次晚上生病，父亲不在学校，一位年轻的老师背着我送到高庙医院就诊。

1964年夏，我们几个小伙伴在民办老师叶道玲家里接受小学启蒙教育，之后我跟随父亲到了新的学校。

成功山小学胡老师、陈校长与学生

四、赴任兴隆

兴隆中心小学是兴隆区里的小学之首，父亲于1964年秋季来这里任副校长，我跟着他读一年级，住学校宿舍。晚上父亲办公，我就在宿舍里看书写作业。放学后，在学校图书室里能借到小人书看，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常常与江宇隆老师的儿子江涛一起玩，一起打球，一起看连环画。响应为生产队里积肥的号召，有一段时间我们约着早早地起床捡鸡粪。

有一次父亲给我四角钱去街面摊子上买肉，一小片报纸包着半斤肉拿在手里，感觉好少。饭菜做好后吃得却是又香又饱，从此留下半斤肉真顶事的印象。

父母一个心眼地干工作，与党同心同德，私心杂念很少，这也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特征。开学过了一个多月，父亲被借调到县监委会。母亲那时在成功山小学，也被抽调去孝感参加社教工作队。父亲只好将我托付给胡东方、杨腊云等老师照看。就这样，我独自一人在学校里生活了一学期，穿衣、吃饭（在食堂打饭）、上课、睡觉……。1965年，我在东西湖安乐小学、马口新庄小学各读了一学期，之后回到兴隆中心小学读二年级下。

一次我要去往蔡甸，杨老师将我送上“兴隆—蔡甸”的班车。上车后在衣服口袋里怎么也找不到准备买车票的两角钱。司售人员和一旁的乘客故意吓唬我，说没有钱买车票，就只能将衣服留下来抵押，我急得哭了起来。临下车时，在口袋里又找到了钱。

1966年的年初，学校校舍进行改扩建，教育局仅拨款2千元。为填补资金和材料的缺口，父亲发动老师学生做砖坯，自力更生建了六间教室。6月份学校复课，不久公社召开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集训会议，父亲为会议写标语。会议方借了学校的几间教室，安排给参会的农村干部住。女干部人数不多，可以合住一间。独山一女干部想要住得宽敞一些，提出还要一间，父亲面有难色，结果她心生不满，向县里的下派干部告父亲的状。

在赴任兴隆中心小学前，父亲被抽调去奓山驻队搞四清运动，任资料员，与群众的关系搞得很融洽。刘队长家是特困户，他家有4个儿子，最小的五六岁，冬天也是单裤。父亲吃住在他家里。一天，父亲开完会回到家，灶里面煨着为他准备的饭，而大锅里全是野菜。父亲将饭倒在锅里拌匀，让大家一起吃。半年后父亲离开时，村里人依依不舍，隔壁人家还送了他一丈棉布。

1964年与父亲的合影

五、文革岁月

1966年暑假，全县的教师在县里参加集训，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运动重点是要抓党内、军内及科教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作为“当权派”的父亲也被少数人整了一些捕风捉影的黑材料，天天写反省，随时接受批判。集训结束，没有对他做什么结论。

文革开始后，兴隆的名字改为新农，父亲由新农调回到成功小学任校长。每天早晨上操时，教导主任领着大家读一段“语录”，之后陈校长在台上讲话，老师及学生排着队站在操场上听。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代，父亲有原则而不跟风，关心爱护同事，包括出身不太好的老师。

1966年的下半年，妈妈被派到国兴小学做负责人，我和妹妹跟着在国兴读书。上午的课结束后，我们在附近捡一些树枝柴木，妈妈生炉子做饭，往往饭未进口就到了下午上课的时间。妈妈经常外出开会，若顾不上做饭，妈妈就在路边铺子里为我们买几个豆油包子。包子是绿豆馅料，蒸熟后用油炸成焦黄色，吃起来很香。印象中豆油包子总是不够吃。2017年带父母去花博汇，在那里再次吃到豆油包子时，熟悉的味道一下子将半个世纪前的记忆唤醒。

在国兴时我读小学三年级，将小红书上的“毛主席语录”背得烂熟。学校背面是一条公路，我们几个小学生将桌子、凳子和小旗帜摆放在路边，有过往的车或行人，就请他们背一段“语录”再走。有辆卡车载了约二十人，在我们面前停下，集体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车子离开时，车上的人与我们相互挥手。在国兴工作半年后，上级有意安排妈妈做校长，征求意见时，她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做领导工作，就推辞了，于1967年又回到成功小学。父母经常被抽调出去搞活动，我和妹妹就去了马口老家，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

1968年我在成功小学读五年级，妈妈是班主任。我和班上另一同学期末考试得了语文和数学“双百分”，妈妈很高兴。当时，各单位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和华子加入了学校的宣传队，经常参加排练和交流演出。1969年，父亲被抽调到省高教厅，参加了为期几个月的小学教材编写。

六、三官学校

三官学校包含小学部和初中部。父亲在这里任校长（1970—1973年）期间，老师们齐心协力，学校各项工作有声有色。除了抓教学，父亲带领师生勤工俭学，围湖开荒。白天上课，晚上劳动，老师们个个有说有笑，彼此间关心爱护，感情真挚。

三官学校的篮球、乒乓球、游泳等体育项目很有点名气。校游泳队队员参加省、地、县的比赛屡屡取得佳绩。小妹妹曾获湖北省儿童100米仰泳第6名，我也参加过县里的乒乓球比赛。1970—1971年间，武汉体院的两位老师来到三官学校蹲点，开展体育方面的交流指导。他们发现体育老师钟大鹏身体条件较好，有一定运动天赋，想要将其招到体院读书，便与父亲商量。父亲写了同意和推荐意见拿到县体委盖章，促成了此事。大鹏老师之后总是念叨，陈校长喜欢我，将我招到学校当体育老师，才有了后来去武汉体院读书的机会。

通过积极努力的争取，父亲帮助许多民办老师（钟道刚、钟木生、袁传凯……）转为正式编制。在多年的工作中，父亲着眼于学校的工作大局和师生的利益，讲真话，办实事，做好事，在师生中很有威信。空闲时拉拉二胡，琴声悠扬，写的柳体毛笔字，雄浑大气。

在三官的生活依旧很苦，吃水用水要到堤外的襄河里挑回来。饭可以吃饱，但没什么油水，每个月就指望着供应的半斤肉。有一次与九州大学高雄教授聊天时谈及此事，他问道：蛋白质如何保证，喝牛奶吗，吃鸡蛋吗。老师平日的工作本就繁重，有的周末还要参加附近队里的义务劳动。

妈妈是个热心肠的人。有的民办老师工作上有压力，或家庭出现矛盾，妈妈都会给予耐心的开导。民办老师梁惠兰在业务上遇到什么困难时，总会得到妈妈的帮助和鼓励。有一次她到什湖收割谷子，过水沟时发生翻船事故，包括梁老师在内的10名妇女被淹死，妈妈为此感到十分难过，迟迟不能从悲痛的情绪中走出来。

小陈老师住隔壁宿舍。我们家吃饭时，妈妈就招呼她的两个年幼的孩子过来一起吃。她女儿周旋成了雷老师的“幺姑娘”，与我们一家感情深厚。

中排右一右二：袁传凯、钟道刚；前排左五左六：朱彩珠、雷老师

七、春风化雨

妈妈有一颗仁爱之心，特别同情没有妈的孩子，经常将家庭困难的学生带到家里吃饭。谁家遭遇了灾病，有了难处，她都尽可能地伸出援手。

学校的办公室里有一台风琴，弹曲子时，双脚要不停地踩踏板。上音乐课时，学生在上课前将风琴抬到教室，雷老师一边弹风琴，一边教学生唱歌识谱。

在三官时，妈妈曾任初中一、二年级班主任，教语文课。前几年谈家常时，她能够回忆起一些学生的名字和表现，说班上的韩金兰成绩好，钟家华很本分……。学校高年级的学生，特别是女生，心里有什么困惑，都願意与雷老师交流谈心。

1981年，妈妈在蔡甸三小工作。除了忙学校的事，她还要照料年迈体弱的家家。我1984年回国探亲，妈妈见到她日思夜想的儿子。她以工作为重，没有向学校请一天假。探亲假结束，妈妈很是不舍我的离开。几周后妈妈来信说，有点后悔没有更好地招呼你。

妈妈常年担任班主任，教研组长，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努力工作，辛勤耕耘。在教学中抓两头带中间，自己订购作文等资料供学生学习。放学后与学生谈话、家访、备课、批改作业、给差生补课，每天工作到很晚，多次被评为市县的先进工作者。

学生心里也记着老师。成功山小学的学生，多年后约着一起来到三官学校看望陈校长、雷老师。在三官教过的学生，有的几十年后仍约着来看望退休的雷老师和陈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