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丨张为诚：知青爱情
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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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知青爱情
作者：张为诚
说是慰问，那是指大任务，各大学老师是被安排对那边插队的上海知青，办名为函授实际是脱产的短训班，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地点是江西上饶地区的婺源县。
婺源，如今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那时候，没被开发扰动的青山绿水也许更具自然美，可我们那时哪有心思去想什么美不美的呀！
我们教他们学习“农村房屋建筑设计”的基本知识，以前是没有这门课的，教材也必须新编，同样，综合+浅近。农村建筑我们并不熟悉，不过不要紧，谈不上城乡区别，无非就是简陋一点的平房或二三层楼房。农民自己都会造，我们最多加上些集体宿舍类型，在砖木之外再教些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查表计算。
那儿的知青点，分公社和林场两大类，在公社里就是干农活拿工分的农民了，除少量的“集体户”外，许多是分散在各个村落的。分在林场的算职工，比较优越之处在于有微薄的固定收入，而且那儿知青多，生活劳动都相对集中，相互有说话机会，可以抱团取暖，精神上比落单的公社知青少些孤苦无助感。不过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国营职工，实际上并无正式工人的编制待遇。
刚下去来到第一个知青集中的公社，就听到一件让我深为震惊的事。几位女知青悄悄告诉我，就在前几天，她们的一位同伴，夜里出去后没有回来，第二天被发现淹死在并不深的田间水里！她们不相信那么浅的水会淹死人？但不敢多说，就是止不住的疑虑重重！对我交谈中，暗示那是非正常死亡，与公社干部有关，因为她们知道她不久前已经失身，正犹豫着要不要告发。这件事到我们结束“慰问”工作回沪前，也没有听到有调查真相公布。
女知青受辱、自杀、遇害的事，在当时全国绝不是个别的。十七八岁的女孩，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又举目无亲，有时确实是处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境地，而多少父母为此操碎了心！
记得当时为了遏制势头，杀一儆百，中央还发过文件，通报枪决了制造一系列强奸女知青案的罪大恶极的东北某兵团农场的领导。但前述莫名其妙死去的那个案件，让自己下乡才几天就在身边遇上了，还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可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在电视节目里偶然还看到过一个节目，说的是云南某农场的男女知青，对当年他们一位女伙伴的不明不白的死，仍然在追诉中。听来不免悲愤万分，那些罪恶，对知青带来的伤痛是何等的深重绵长！
都是些正在青春躁动期的小青年，独自被抛撒到完全陌生的环境，出这些事，简直是防不胜防。有一次与林场的男女青年一起聊天，我看他们男男女女在一起嬉闹，便打趣问身边一群男女，你们中间有谈恋爱的对子吗？一女孩很大方说，没有，不敢谈。我问为什么呀？她的回答让我久久沉思，她说：老师，你看我们都这个年龄了，说不想恋爱是假的，我们当中也有几个人，感情挺好的，可是如果他们真谈恋爱，结了婚，就在这里再也回不去了！
这从表面看，好像并没有政策“约束”不许恋爱，然而现实压力客观存在，她们深层的“自觉”克制无时不在，大多数人并不像口号喊的愿意“扎根农村”，不自觉想的还是回城、回家！可是在1973、1974年，这完全是一个遥远的梦，为了这个梦，她们不得不克制青春最美好的恋爱热望，完全心中无数地等待明天。然而年龄小的也许可以等几年，年龄大的哪儿耽搁得起啊……
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大队，正赶上那儿知青集体户吃午饭，便邀我们一起用餐，结果十几个人围着两张拼在一起的方桌站成一圈，下饭只有一大脸盆干辣椒炒咸菜，还有一盆汤，仍然是飘着几丝咸菜的汤，我猜是舍不得锅底一点油星的刷锅水。我发现这一圈人基本上是男女分列两群，但其中也有几个是两两挨近成对的，看得出两人间的情愫也是超出其他人的。可是尽管男男女女公开场合可以互相打趣，这几分钟狼吞虎咽吃完了以后，所有男女知青还是分为两群散了的，没看见成双捉对走到一边顾自说笑恩爱的，应该还是顾忌到其他同伴的感受吧。
我有时会想，幸亏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比较保守，而年轻人那时也真的很单纯，无论是林场还是集体户的男女青年，天天也好偶然也好，扎堆在一起，产生了感情，想的多少还有对自己和对对方负责的念头，要是放到今天，在劳累、单调和苦闷的生活中，会多么渴望温慰和爱情，如果有今天年轻人百分之一性享受的念头，随意的男欢女爱间，会发生多少难以收拾的尴尬事啊！后来有一部电视剧《孽债》，就是讲男女青年回城后，留在云南的孩子来上海寻亲的故事，割不断的骨肉情，可是现实生活注定，他们如草芥般的人生，各种各样的分离割舍却是必须的。
也有女孩并非出于男欢女爱的真情，对等待明天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不再幻想真爱，只想通过婚姻捷径，找个依托，一方面是孤寂心灵的慰藉，另一方面也想摆脱艰苦的田间劳动。我曾遇到另一位女青年，是林场的，高高的个子，大眼睛，长得很健美，性格也挺开朗的。可忽一日，我们一起到县城开会，在临时住地，我和另一位老师在房间聊天，她当时在近旁干着别的事，本来高高兴兴的，记不得我们说了一段什么话，只见她忽然就眼圈一红眼泪汪汪起来！我正奇怪，那位老师连忙把我拉到门外告诉我，说他曾听慰问团的干部说起过，她不久前与一个地质勘探队的技术员发生了关系，其实可以说是被诱奸了，如今地质队已人去楼空，本以为能靠上一个有工作的“干部”，也许可以跳出“农门”，人走了才得知那男的是有家室的，她哑巴吃黄连，平日是强颜欢笑着，这会儿可能我们的谈话内容触到了她深心的痛楚……
此类女青年的不幸遭遇，还以其他形式广泛存在着。有一次下一个大队，陪同的知青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女知青是他同学，嫁给当地干部了，我们说那就去看望一下她吧。远远地看到她的家，陪同者匆匆指认，那个坐在门口板凳洗衣服的正是她，然后快步先过去和她打了个招呼。我们走近，她却半天不愿抬头正眼看我们，倒想起身逃避回屋。看来陪同者已告知她我们上海慰问团老师的身份，所以不自觉地表现出一副无颜见“娘家人”似的羞愧样子。见她基本不搭话，一直低着头，我们也觉得多待下去问话，只会对她多一份刺激，便简单说了一下短训班的目的内容和面授时间安排，希望她能抽空参加，未等她明确表态便告辞了。其实我当时就明白，她那样子是绝不可能参加的。
回来路上我脑海里波涛翻滚，因为她身上已经没有任何上海知青的痕迹了，头发凌乱，面容枯黄，衣着随便，不过20多岁，青春的踪影已经全无，如不经指点，绝对会混同于当地老俵农妇。她同学告诉我们，那干部也不算什么大干部，就是公社一级的办事人员，但好像可以直接拿补贴的工分，不需参加田间劳动。可是正因为丈夫不下田，她本来图的安逸恰恰就泡了汤，那些田里活，总不能全让公婆操劳。又连着生了两个孩子，而且江西乡下的男人，大男子主义十分严重，她除了洗衣做饭，据说是连洗脚水的端倒，都要伺候到位的。这么生活下来，肉体上精神上，照我看，真远不如那些虽然劳动艰苦却是自由身的女孩。
另有一个女孩，与这个恰成鲜明对比。她似乎始终无法融入农村生活，反而格外的想突出自己与江西老俵的不同。我们在她那个点上第一次面授，临时教室里，大部分人已到齐，讲课便开始了，过了十多分钟，才远远看到个女孩姗姗来迟，居然是撑着黑阳伞戴着白手套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她那白里透红十分姣好的容貌和那件紧身白色的确良衬衫包裹下的丰满胸部，衬衫长袖前端是蕾丝马蹄袖，这即使在当时上海滩都是流行不久的最新款式。我很吃惊，这是来插队落户的吗？难道只是因为要见我们这几个上海老师，而刻意所做的“西洋贵妇”般的盛装打扮？
我们上课的点，离她居住的农屋只隔着几大片水田，看得见，不算太远，那次课后，几个老师便提议去她住处看看，因为探访知青的生活状况也是慰问团的任务之一。她似乎不太愿意，但抵不过众人的一致要求，还是带领着去了。
真没想到，那住处竟是一幢孤零零远离村落的的破房子，而且只她独自一人睡在低矮的阁楼上，楼下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像是废弃房子。我当时就联想起那死得不明不白的女孩，这里太不安全了！不要说她那身打扮招人，长得白净漂亮更不是好事！这种环境要是出点什么事，呼救都没人听得见啊！
她那个窝，也真叫人不敢相信是她那么个“大美人”收拾的，没什么东西不说，还凌乱不堪，似乎从来都不整理的，和她的打扮反差太大了。她与其他知青相处，有点不苟言笑，对上我们的课，也是漫不经心。我只看到过她一次笑，还是大笑。那是一位男知青画建筑立面图，他们已掌握一般室内地坪都应抬高几十厘米以防水的知识，却忘了画门口平台和几级台阶，我就与他开玩笑：“你准备一开门就让人踩空摔个跟斗吗”？她在旁听了大笑，反反复复说：开门摔个跟斗，开门摔个跟斗……，似乎特别开心，但又那么没心没肺。
后来我们回沪家访，她家在我们学校附近50年代建的工人新村，一个老母亲，看上去家徒四壁，这才知道，她有个姐姐，先于她去了江西乐平插队，已嫁了个银行工作人员，她那一批没有乐平的配额，婺源算邻县，离得最近的了，就报名来这儿想有个依靠。同学说她经常去乐平，根本不把劳动当回事。事实上，我观察，有些越是底层女孩，越是羡慕上层生活，连穿着打扮都向她们心目中的“高级”看齐。上山下乡运动前就有这种学习不上心、虚荣心十足、好吃懒做的，个别就沦为上海人说的“垃三”，堕落女孩。我1960年去农村劳动锻炼时，曾参观过不远的一处劳改农场养猪场，那里就有一批这样的年轻女犯。
男青年则又有另一种让人担心。我们尚未下到公社铺开工作，还在县城集训阶段，就听一位上海知青告诉我们，他们下来后，经常有一些人，会仗着知青身份，借口身边没钱，成群结伙跑到一些小饭馆白吃白喝，说声“欠账”一走了之。这很像是在学一种流氓无产者的玩世不恭，发泄和游戏心态参杂，却没意识到这是在祸害辛苦赚几个小钱的小老百姓。虽然当时每次消费金额不会大，但一而再再而三光顾，影响还是极坏的。由于老俵们对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无法无天仍记忆犹新，怕惹是生非，上面又明令要欢迎知青，就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但心头暗暗地却痛恨着这批“上海人”！最后有一天终于酝酿成一场恶性斗殴事件。
同时到婺源下乡的，不仅有上海学生，还有一批上饶地区当地知青，他们原本就比较安分朴实些，不太看得惯上海人自以为是的倨傲。也许会比上海知青看到的外部世界少一点，但原来就不好高骛远，所以并不自卑，只作力所能及的自强。从乡土观念出发，很自然地就站到开小饭馆的老俵一边，成了上海知青的对立面。都是知青，谁怕谁呀，几次个别人之间小摩擦以后，也许还加上饭馆老板有意无意的诉苦，激起公愤，一场邀约的大规模武斗骤然爆发。
那是在一处空旷无人的山坡地上，双方都带着棍棒、铁锨、锄头一类的“武器”。上海这边领头的是一个体格高大的壮汉，平时早已养成不可一世的上海人称为“大好佬”的作派，颇享受呼风唤雨、前呼后拥的领袖风光。然而，这也自然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人人都认得此人。混乱的开打后，上饶知青那边，也许是研究过“擒贼先擒王”的战法，“打蛇打七寸”，几个同样强悍的人就围着他打。有个家伙在混战中采取偷袭，从背后抡起粗木棍子，照准腰部就是一棍——只这一棍，据说就把脊梁骨打断了！人一下子折叠着栽倒在地。
眼见出了大事，上饶知青这边呼啸着便作鸟兽散，而上海知青则一下子群龙无首，也慌了神。总算背着抬着弄到医院，领袖早已咽气，哪里还有抢救的可能。我听那知青叙说时，发现他只顾形容当时的惨烈，表情谈不上愤怒或痛心，好像已有点麻木。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活灵活现说，后来大殓，那高大的身躯仍然是僵硬折曲的，勉强塞进棺材。对这大男孩死者来说，他是否也憧憬过美好的青春和爱情？不得而知，但肯定还没尝到半点滋味，只有浑浑噩噩、打打杀杀……，人已没有了！
其实，这样的械斗，虽是偶发的事件，但某些知青的无聊和愤懑无处发泄，再加文革早期派仗武斗的遗风尚存，却是必然的诱因。不过总的印象，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知青还是相当本分的，有些知青的表现，更是令我刮目相看。
我们有一段时间曾和几个男知青同住一座农宅，他们就住在我们老师住的房间过厅对侧。
我发现其中有一个上饶知青，每天下工回来，基本不参加知青们的闲聊，就是铺开纸张练一个多小时毛笔字。不管农忙时在田里干到多晚，他那刻板的书法功课是雷打不动的，有时会写到凌晨一二点钟，实在疲倦得睁不开眼，他会用冷水冲个头，清醒一下再接着写！写字时间既不肯压缩，早晨还得照常出工，唯一可以“节省”的只有睡眠时间了！我后来曾想，恢复高考后，这位青年不知有没有进入大学？事实上1977年最早招收的一批文革后大学生，很多都是像他那样，上山下乡中怀着一种不想虚度时光的精神，默默坚持见缝插针地自学着一门门功课的。
我的一个外甥女，初中毕业也赶上这去新疆的一波，里弄一次次上门动员，但被姨妈以需要照顾老人生活为由，“顽固”拖住没去，最后幸运分配在了上海港码头，当了一名铲车司机。可是她的留下，让她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没有资格再留城了——一个是红卫兵高中生，豪情满怀与家里闹翻去了云南兵团，一个1956年生的妹妹，文革爆发还在小学，运动耽搁了正常学习，勉强读完那只有“学工”、“学农”课本的初中，最后去了远郊奉贤的东海农场当了一名农工。一个家庭就这样弄成四分五散。
我更近距离、体察更深的，是前述去新疆那个堂姐的妹妹和夫人的弟弟，两人都正好是66届高中毕业生，而且读的正是沪、杭两地顶尖的重点中学，可是正好文革爆发大学停招，本来马上该参加高考的，就此失学了，眼巴巴与大学失之交臂，只剩上山下乡一条路。
那堂妹南大毕业的哥哥，文革前分配在外地，因为姐姐又去新疆，原本得知可以留在上海郊区崇明农场的，可是她所在“上海中学”毕业班上，多的是干部子弟，受到“革命豪气”的感染（那时的高干子弟口碑也并不好，但多数与如今人人不齿的某些官二代的腐败不同，还经常表现出一种“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革命”姿态），再加其原本爱好文学，海阔天空的性格，她想反正离家了，崇明回家也不易，宁愿选择去到黑龙江大兴安岭的兵团，总不会一辈子，幻想索性见识一下北国风光。
她对我这个大学教师，文革前就有点“崇拜”，去了那边，通信不断，我是感觉着她的热血逐渐冷却下来的过程的。她的家庭经济境况算是中等吧，父亲是邮局的职员，母亲是家庭妇女，但有个在北京做到某一级金融高位干部的舅舅，偶尔接济一下。
她家住着一套新式里弄“洋房”，据说原来是舅舅解放前置下的。两排独门独户二层联立房之间，有带状的花园。但他们只拥有楼上，楼下是只有一老妇的另一家，底层厨房两家共用，二楼两间卧室，很大一个客厅，落地钢门外就是一个带欧式铁花栏杆的挑阳台。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过惯了在这样住宅中早就抽水马桶、浴缸、煤气灶的生活，如今却干起重体力活，和整根的原木打交道，大半年在冰雪泥泞中挣扎前行，一段时间后就浪漫想象全失，觉得看不到生活之路的尽头在哪儿了。又在青春涌动的年龄，爱在何处？何以为家？最后一切都指向——唯有回城，回上海！
后期的一些信，我们都在探讨这个核心问题。我也看不到知青的归宿，但思想还挺革命地觉得，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也许是城市青年改造思想的必由之路。因此常劝慰她多往下看，与农民比——难道农村人活该一辈子呆在农村，城里人就天生是该养尊处优的命？不过又宽解她，只要不和当地青年结婚成家，真在农村待一辈子的可能性并不大，那就等待吧……。
最后终于在1976年的重大政治变化后，等来了回城大潮。可文革时代的经济，上海一下子哪能容得下那么多人就业，许多人就吃父母的，到处浪荡着。她算是锻炼得能吃些苦的，也为了有一份收入，毅然进了街道的一个修筑队，当起了泥水小工。
当然她并不安心，也许那时招工，除了机会还需要一些门路，最后，通过多方寻觅关系，毕竟是66届高中毕业生，算有文化的，经努力争取，母校收留了她，从食堂洗菜蒸馒头干起，直至在教务部门当了一名打字员。不知道算工人还是干部编制，后来在家庭的催促下，匆匆嫁了个小单位的会计。她的文艺青年梦，不得不放弃了。然而比起她的姐姐，似乎已经幸运很多，毕竟回到了上海。新疆上海知青的回乡之路，那时还很遥远。
她那姐姐，因为小时候打链霉素副作用，有点听力受损，与人交流少，父母希望她在南方找对象，她在新疆也没谈恋爱的机会，后来邻居介绍了一个比她大不少的苏州昆山的中学后勤老师，结婚后两地分离着，后来有了孩子，既是不得已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就住在娘家带孩子，成了上海很多的所谓“袋袋户口”，其实就是“黑户”，票证时代连口粮都没有，生活非常艰难。我记得那时我们经常支援一些全国粮票、布票给她，那可能是比其它实物更有用的。
夫人的弟弟，1966年从杭州名校高中毕业，同样面临下乡，不过情况稍有不同。他是在毕业前就和同班一位女生成了早恋朋友的，如果分手，也许有一人可以留在杭州，但他两人都很坚定，宁可一起下乡也不分开，最后被分到富阳县——现属杭州的一个区，插队在富春江中的一处叫东洲的沙洲岛上，不过这已经是照顾的了，因为父亲早已去世，大姐二姐，毕业分配去了东北，最小的我爱人分在宁波那边，杭州只有老母了，富阳算是近的。
也许是吃苦的思想准备充分，也许两个人在一起不那么寂寞，也许富阳农村比穷困山沟沟强一些，毕竟还是家乡的水土，他们对农村没有表现出格格不入，无论劳动态度还是待人接物，一直得到贫下中农的称道。不久就在那儿结婚，农民为他们举办了简单却热闹的婚礼！后来又生育了独生儿子，最后善良的最初房东、分管知青工作的一位农民大伯，率村民单独为他们建了一幢下面垒石上部泥筑的瓦顶小屋（政府给知青建房有一定补贴），虽然面积小，外观粉刷后倒也有点当地中上农户房子的样貌，但里面就很简陋了，瓦顶下椽子之间是用草帘铺设的。富阳距杭州几十公里，老母亲有什么事一个电报还叫得应，他们也就准备一辈子扎根农村了！
1970年的寒假，我和夫人回杭州团聚，临时起意，想去他们扎根的地方看看。到钱塘江边三郎庙码头坐小火轮到达那个岛上，大冬天的一片肃杀。可来到他们居住地，竟不无由来地感到了几分陶渊明式的“诗意”——竹篱圈着一座简陋但还干净整齐的新屋，房前就是自留地，稀疏长着些绿油油的青菜，几只鸡在迈步觅食……。但一转身迈向那关不严实的房门，踏上屋里的泥地，诗意便被身后追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了。回过神来不自主地问自己，这一家三口，真这么过一辈啦？不过，深心却又有些许羡慕，因为我和妻儿那时还分居在两地单身宿舍呢，妻子又按我们自己的计划正怀上了二胎，根本还没有家！
当晚，我们吃过简单晚饭，内弟和弟媳要去参加农民的一个什么晚会，有演出，而我们到离得不远的小学会场瞄了一眼，正有“领导”在讲话，兴味索然就早早回家，钻进竹笆草垫床上的被窝里睡下了。不一会儿幽幽地传来阿庆嫂智斗刁德一的唱段，女主角正是弟媳扮演的，看来他们已基本融入当地的生活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如此过了不多年，由于大学长期未输送新人，杭州中学教育师资稀缺，所以要从社会上招文革前重点高中毕业生来充实力量。内弟夫妇表现好，深得贫下中农肯定，夫人还充当过当地小学的临时民办代课老师，算有教学经验的，在有了回城政策不久，大队帮他们争取到“名额指标”，竟被一起推荐招回了杭城，简单面试、培训后，直接担任中学教师。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内弟奋勇一试，终于考取杭州大学！那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他是年龄最大的，与正当年的应届生中最小的，相差达十岁以上！也是课堂里的独特风景。不过此后发奋苦读，算是一路顺风，毕业留校、出国深造，回国再以不惑之年攻读外校在职博士，就此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页。虽然拿到博士学位时，已经是快迈向50岁的中年人了。
我的这位内弟，还有我爱人的堂妹，作为典型的66届高中毕业高才生，那本来会是顺风顺水考个大学，走他们家庭希望的靠知识吃饭的路的，他们的爱情，也许会更阳光美好，但文革阻断了一切，只落得一个“知识青年”的“美称”。文革结束，不同的机遇，这个“知识青年”群体的人生轨迹，完全分叉了。有的好不容易有了工人编制，却成为全国下岗工人大军的一员，最不济的，混成体制外的贩夫走卒，而最腾达的已经是国家领导人！他们则属于中端遭遇人群，算是直到退休一直有工资可拿的幸运儿。但机遇又让他们分别处于中端的两头，而这两人的待遇差距已经相当大了。
回顾这段历史，就知青个人而言，毋庸讳言，下乡确实也经受了某种锻炼的，至少是让城市青年体认到国情中农业、农村、农民这些原来完全违隔的一面，但是否就此热爱体力劳动了，或者提高爱国强国的责任感了？则要打很大的问号，至于要说从此热爱“三农”了，几乎没有可能。偶尔也听说有知青个别或组团重返当年落户地探访，深情满怀，甚至有所反哺回馈；也有个别娶了“小芳”，忠贞不渝，真的养儿育女扎下根了，但那星星点点积极意义，终究是很有限的。
俱往矣！
第二次更有意思，2010年，我被邀请去参加婺源的一个旅游区开发设计的国际招标项目评审，能故地重游，自然兴致勃勃地便去了。到了更惊奇地得知，项目所在地，竟在我当年曾到过的一个叫秋口的公社！可惜当时学生名字一个也记不起来了。那时哪有旅游一说！但我好像在那边水库游过泳，倒是真的。然而如今一个村镇，旅游开发都搞起国际招标来了，这变化岂非恍若隔世！
无论在那儿是否孕育过或者失落过爱情，如今那批知青，都已迈入老年！他们当年，生生地中断学业，群众运动式的裹挟，非自愿的被动员，客观上给那个年龄层大多数人的青春，涂抹上灰色和血色，充满着非人性的消极因素，说无怨无悔的，或许也有，但更多的会有对青春流逝的喟叹甚至怨恨吧。更多影响还远超个人，他们成为普通家庭的心病，一人下乡全家牵肠挂肚的担忧……
虽然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理论上确也是可以这么宏大美好的，这也是很多知青下去时幻想的前景，可是无形中，到了下面，却成了整个社会很长一段时期的“边缘人”，农民接纳他们却并不欢迎他们，城市抛弃他们但始终藕断丝连。同时，正是由于缺失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学习和成长、青春和爱情、希望和梦想，还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到中年以后，在改革开放不公平的“竞争”体制下，又再一次成为既不如前辈也不如后辈的受害者，国家欠他们的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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