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 | 汪晶晶：风儿吹动了船帆, 珞珈山启航文学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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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汪晶晶，1953年生于武汉，父母为家乡名医。1966年毕业于原武医附小，当过纺纱厂学徒工、知青、街道病残青年、护士医生。1982年1月武汉大学学士毕业，同年教育部公派赴联邦德国研究生。1985年和1989年分获科隆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至今任德国CLW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客居德国。著有170万字长篇乡土小说《松园旧事》。

原题

风儿吹动我的船帆

——珞珈岁月的趣事

作者：汪晶晶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77级毕业留影

刚进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头几个星期, 我过得十分十分不愉快, 甚至有几分无奈。这恐怕是别的同窗们绝想不到的。

我们那个7701班, 有人比我老，有人比我小, 老的有人敬, 小的有人怜, 我却正处在只能自己疼自己的尴尬年龄, 那还不是最重要的。

上大学之前, 要是从1969年开九大时在纺纱厂当学徒算起, 我在社会上已经闯荡了整整九年。不幸我呆得最长的那家破医院, 却有一个文绉绉的名字, 叫做“集体所有制”。最后的结果是, 我的所有同时代人，包括我哥哥，我嫂子，我姐姐，我姐夫，我的岁数比我小的同窗们，都能带工资读书, 身无分文的我，却只能让年迈的双亲继续养着我。

每念及此, 我就感到一种深深的屈辱。

顺便说一句, 彼时, 小宪担任着我们7701班的正生活委员。

之所以要强调她担任的是正职, 是因为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 竟然有好事之徒散布谣言, 说她的生活委员是副的! 职务的正和副, 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历来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来不得半点含糊。这样居心不良的诬蔑不实之词, 让我这个知情人都十分愤怒! 要知道, 小宪职务的正和副, 直接关系到我自己! 想我后来荣幸地接任生活委员, 直至毕业。我的职务和小宪平级, 当然也只能是正的。

小宪万分同情我的不幸遭遇, 曾千方百计地为我争取过助学金。

不幸的是，我那时还没结婚。没结婚便意味着我还属于我父母的那个大家庭, 而还属于父母的大家庭就得和父母一起平分他们过高的工资。

那样平分的后果是, 我不但得不到助学金, 还从道义上担负着帮助更贫穷同学的义务。

其实考大学之前, 我和我的八人帮朋友们，已经意识到这事的严重性了。大家曾讨论过, 是老老实实地考大学, 还是参加医师的晋升考试，然后直接去考研究生。八人帮中有些帮友就是参加的医师晋升考试, 他们认为我考上大学的希望并不大, 但考上研究生的希望却不小, 希望我能和他们同考。

不幸我的父母双双毕业于1949年前的七年制医科大学，对学历、学制迷信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论党和人民怎样坚持不懈地启发他们, 他们也从不相信“自学成才”一类的神话。

就这样, 我在父母相当矛盾的误导下最后还是参加了高考, 阴错阳差地走进了武汉大学。

我压抑着自己不愉快的心情, 劝自己埋头读书, 好好地学习专业知识。不料几个星期过去, 我发现, 我一点专业知识也没学会。

第一学期7701班共开了四门课, 分别是中共党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图书馆学基础知识。很明显, 这几门课中, 最重要的只能是图书馆学基础知识。

我全力以赴地学习着那门课。

上课时, 我目不斜视, 像一台机器一样, 飞快地记着笔记。我天生有速记的本领, 老师嘴里蹦出的除了咳嗽打喷嚏之外的每一个字我都一丝不苟地记下来。下课后, 我熟读着那本马恩列斯毛论图书馆建设的语录，紧张地思索着其中究竟哪些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知识。

然而, 我却完全彻底地失望了。上了整整三个星期课, 我竟不知所云。

真的, 我一点也没明白, 我到底学了些什么关于图书馆学的基础知识。

这样下去怎么办呢？那不是白白浪费父母的钱么？

思前想后, 我决定瞒着父母去参加医学院的研究生考试。

我选择的专业是“小儿肾病”，导师是母亲的顶头上司宋名通教授 (宋教授比父亲小一岁, 出生于1914年, 是原武汉医学院儿科系主任, 毕业于德国汉堡医学院, 1983年因患霉菌性肺炎误诊而去世。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

说实话, 考研究生对我来说的确比考大学希望大得多。考大学我不过看了三个月书。而医学, 我却下过整整七年苦功。

七年啊，人的一生有几个七年。

到了具体报名的时候，我才发现问题的麻烦。我必须出示户口和单位证明。由于我没有医学院校的毕业证书, 我还得出示一份同等学历证明。

政治辅导员何老师是个极和气的人, 而且几乎完完全全没有革命警惕性。我含含糊糊地问了一声, 说我想得到系里的一份证明, 何老师就把我带到系办公室主管学生事务的小Q那里。我原以为，小Q写一份证明，盖上章，给我, 就算完了。

没想到小Q却说这类证明得让系主任H先批准。

过了两天我才见到系主任H。

H主任没有正眼看我, 也没问我姓甚名谁, 当然就更谈不上亲切握手，问寒问暖之类了。H坐着, 我站着。（起初, 我甚至以为H主任是闭着眼在和我说话。后来定神看了看, 才发现, H系主任睁着眼或闭着眼确实区别不大! 总之, H主任冷冷地, 用似乎是赣南一带的方言说了几句我没全懂的话, 大意是,你想要的证明, 系里不能出。你进大学才只有短短的三个星期, 就想报名考研究生, 为时太早。想考研究生, 以后还有的是机会。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安心学习。

我得承认, H系主任的态度虽然令我不悦, 但他说的话我却无法反驳：一个系主任, 从何而知一个进校仅仅三周的普通学生, 竟有能报考医学院校研究生的同等学历呢。

我无可奈何地从系办公室走出来, 又魂不附体地厮混了两天, 周末到了!

回到家中, 我对父亲说, 我上了三个星期课, 却一点也没明白, 我究竟学了些什么? 老师讲的东西, 我一丁点也没懂。

父亲安慰我, 让我不要太难过。

父亲说， “我一直在为你担心. 你没上过中学, 现在上大学, 当然跟不上。”

我回答父亲, “这和我上没上过中学无关, 我敢保证, 老师自己都不知道他究竟讲了些什么……因为马克思当年为写《资本论》曾把图书馆的地板磨了两个洞：因为列宁曾发过几句关于图书馆和电气化的指示：因为毛泽东、李大钊和鲁迅都曾当过图书馆员或图书馆长, 他们竟然都是伟大的图书馆学家……”

“哈！”大姐开起了玩笑, “马克思磨地板时……一定还磨破过不少皮鞋。”

“是啊！”二姐补充道, “他老人家同时还应该是最伟大的革命鞋匠？”

嫂子说, “住在珞珈山上，上这种课, 还不如回家住, 直接上省委党校。”

“是啊，”哥哥说,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就在万松园路, 我们一家人就荣幸地住在万松村。”

全家人哄笑了一场, 却无人能帮助我。我忍无可忍, 终于哭了一场。

哭过后, 我向父亲宣布, 我将退学。

全家人中只有父亲怀着对我深深的内疚。

当年报考大学时, 我自己填的第一志愿，本是隶属于武汉师范学院的那个最最容易考的高师班的中文系。

我喜欢文学，羡慕老师们的寒暑假。

父亲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粉笔灰是哮喘病发病的重要诱因。

假如父亲为我选择的是文史哲中其他任意一门，我都能保证用我的出类拔萃来回报。不幸父亲带着老花镜，却从《武汉晚报》上找出了图书馆学系这么个“稀有生物”。

我回家哭闹的那个晚上, 父亲几乎通宵未眠。

最后的结果是, 父亲给著名的病毒学家高尚荫先生写了一封信, 并让母亲亲自找高先生一趟, 希望他能把我转到病毒系去。

许多年之后, 父亲已经驾鹤西去。我回武汉, 哥哥陪我到九峰山革命公墓去看望父亲。在向父亲鞠躬的时候, 哥哥说，“那时, 老头子非让我们都学医。老头子总爱说, 医是个好行当, 汪家从曾祖那一代起就行医。自古医不叩门。世上只有人求医, 人间没有医求人。老头子要是活到今天, 看到汪家的一代医脉就要断了，会多难过。”

哥哥感慨的是, 他的女儿和大姐的儿子都按父亲的安排学了医, 以后却都改行经商, 学商了。

而我难过和震惊的，却是哥哥重复的、父亲生前说过的那几句话。

我是在那一个泪眼朦胧的瞬间里才痛彻心脾地认识到, 我二十多年前在家中的那场哭闹曾在多严重的程度上直接威胁了父亲的好强和自尊, 又在多严重的程度上直接威胁了医学这个职业的神圣。

“自古医不叩门。”“世上只有人求医，人间哪有医求人。”

而我那次竟让年迈的父亲为我而求人。

更为重要的是, 父亲那一次，白白地求了一场人。

母亲去找高尚荫先生，高先生对我考上了图书馆学系, 却不愿意在那里学习感到非常非常惊讶。高先生万分诚恳地对母亲说, 假如武汉大学真有什么国家级的系科, 那只能是图书馆学系。在这个专业中, 武汉大学是全国第一, 北京大学都得排在武汉大学之后。高还说, 图书馆学系是最难考上的文科系，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中, 没有任何一个专业的毕业生能有图书馆学系学生的分配去向好。图书馆学系毕业生, 分得最差的也必须是省会以上的大城市。

母亲无法回答我为什么竟不想在图书馆学系学习, 只能含含糊糊地说, 小女自小就喜欢病毒。

著名的病毒学家终于被感动了：这世上虽然喜欢什么的人都可能有, 但无缘无故竟喜欢病毒的毕竟不多。

高先生同意我从第一学期起修病毒系的课。大课自不待言, 就是小组的实验课, 我也可以参加。由他给系里打招呼。但是我最终能不能成为病毒系的正式学生, 还得等到第一学期结束之后。如果我的考试成绩能超过病毒系全年级平均水平, 高先生将为我的转系亲自到校系两级去申请。

高先生再三恳请母亲能理解武汉大学和武汉医学院在学生转系问题上的极大差别：武汉医学院的学生从卫生系转医疗系，或从药学系转儿科系, 通常虽然也不允许,但说到底都在医学的大专业中, 前期的课程是相同的。而武汉大学却不一样, 武汉大学各个系几乎是独立的。特别是文理两科, 从高考的科目起就不同。

最后, 高先生相当抱歉地告诉母亲, 假如最终我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能转成系, 我必须做好思想准备, 继续在图书馆学系学习, 同时还得留一级。

两个星期之后, 我再次回家过周末. 父亲为我的事已经思考了好几天, 却拿不准, 该不该让我到病毒系去试读。父亲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 却发现我是一幅兴高采烈的样子, 完全忘记了两个星期之前，我曾向父亲宣布过,我要退学。

父亲自然不知道我灰溜溜地回到我的学习小组之后的情景。

我打不起精神做任何事, 却万分惊异地发现, 全组乃至全班同学，都在意气风发地干着各式各样有趣的事。而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我们第五组的组长陈源曙领导的那场完全称得上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

陈源曙学兄的岁数比大部分同窗们略大, 按7701的惯例, 大家管他叫老陈。

当年的老陈，长得一副文质彬彬的迂夫子模样。即使你对文学毫无兴趣，见到他也会忍不住想起文学。比如, 想起陶渊明, 李白, 朱自清, 郁达夫……这些如雷震耳的名字。

更重要的是, 老陈还不是徒有其表, 除了那幅迂夫子外貌外, 他和文学的渊源确实比凡夫俗子们要深得多。上大学之前, 老陈竟教过X年语文, 而且教的竟是很有一部分同学（包括我）不幸根本没上过的中学。

可想而知，热爱文学的同窗们对他是何等崇拜!

想想当年的那些同窗们, 还真是质朴。崇拜什么人, 崇拜的就是真本事。要较起真来论“级别”, 当年的老陈, 在我们那个7701班充其量只能算“中层以上干部”，手里根本没什么让人彻夜难眠的大权。

我们那个班, 最高的权力机构是党支部。由一个书记，若干个副书记和若干个支部委员组成：党支部下面是团支部, 也同样由一个书记, 若干个副书记和若干个支部委员组成。党团支部之下是否还有党团小组有待考证。这是指的党务方面。政务方面则有班委会, 由一个班长, 若干个副班长和若干个班委组成。班委会下面才是学习小组, 由一个正组长和若干个副组长组成。比学习小组的组长还小的官, 恐怕只有各门课的科代表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衡量, 老陈当年的级别，似乎还在小宪和我之下。

大家不要忘了, 我和小宪是平级。

且说老陈进校伊始, 便办了一个文学期刊。刊名似乎是叫《蔷薇》。谁起的名，我忘了。只依稀记得, 曾有人提议叫《无花的蔷薇》，被老陈断然否定了。老陈说, 鲁迅的时代, 蔷薇无法开花, 只能长刺。而今天我们进入了新时代, 既需要花, 也需要刺。

言之凿凿, 立即获得全体文学爱好者的一致赞同。

那刊物一诞生, 稿件便雪片般飞来, 简直有登不完的趋势。

写文章的, 在我的印象中至少有，老陈自己，老王, 家骥, 汉桥, 建设, 述鸿，玉江，刘迅(是不是还有苏华, 雯芳, 飘扬 , 我记不清了); 写诗的, 有白薇, 怀涛,中燕 (是不是还有高青,康娟, 我也记不清了。高青曾回忆过诗社, 诗社的诞生似乎是在老陈办刊之后。印象中比较深的是，中燕不但喜欢诗,还认识一些诗人, 并把其中某个知名诗人带到班上来，造成全班诗友万分激动。激动之后，我甚至还荣幸地获赠了诗人的一个诗集)。

最初的几期, 排好版后, 是用毛笔往白纸上抄, 然后贴在一块大木板上, 横躺着, 放在斋舍门口。

出第一期的时候, 审完了稿, 排好了版, 老陈决定让家骥抄。老王却提议多让几个人试抄, 选其中字最好的. 那时到底还是年轻, 没什么羞耻心, 老王让我去, 我居然就真去了。结果抄了两行, 我就败下阵来, 而且败得心服口服!

南国来的家骥, 貌不惊人, 写的那笔漂亮的魏碑却让人叹而观止, 那分明是临过帖的一点童子功。

(几十年后回首往事我都得承认，比家骥还漂亮的魏碑, 我这辈子除了自己的亲哥哥外, 只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结识的，我们公司国内合资厂的那位总经理笔下见过。)

跟在我们组长身后投身于他亲自领导的那场“文学运动”之后，我很快和老陈混熟了。混熟了, 就不免聊天。聊来聊去, 就不免聊到图书馆学的专业课。

一天, 我看左右无人, 便小心翼翼地告诉老陈, 我在刚进校那几个星期，曾一度犯过“不安心学习”的错误。

老陈一听就笑了。

他说, 据他知道, 外地的同学，大多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图书馆学系。大家填的志愿, 不是中文系就是外文系, 或者是外校的国际政治系。分到这个图书馆学系来, 几乎没人安心。

比如他自己吧, 只上了两，三堂图书馆学基础知识, 他就觉得无聊极了，“简直……想退学。”

啊! 这可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我一时欣慰得喘不上气, 几乎叫出了声!

“那你怎么不退呢!”我问。

“哎!”老陈叹了一口气，“咱们这个班, 有多少有才的人啊! 有省一级的高考文科状元, 文章都作为孩子们的范文出版了! 有懂八国文字的奇才, 有英语, 日语说得比老师还流利的专职翻译。我算老几？不过在社会上虚度了几年, 又没什么能养家糊口的文韬武略。别人都老老实实地呆着, 我哪有资格去退学啊。”

这可真是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啊! 我立马就呼吸通畅起来。

老陈言简意赅，说得简直太对了。

那麽多才高八斗的同学屈尊俯就地呆在图书馆学系, 我不过在一个破医院里厮混了几年, 竟以为自己真懂医, 还斗胆退学。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还是全心全意地为伟大的图书馆事业奋斗终身吧。

且说那份文学刊物在老陈和7701众多的文学爱好者的齐心努力下, 很快就有越办越好的趋势。老陈和老王商量了一下, 决定在刊物中加进针砭时弊的短小杂文。

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

没想到很快，我也就因为写杂文而犯下了进大学之后的第二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前面提到的“不安心学习”, 第三个错误是，在别的同学踊跃要求进步，纷纷站在党的大门前耐心等候之时，我竟冒冒失失地递交了一份完完全全不合时宜的退团申请书。不幸酿成“退团风波”。第四个错误是…… 这么多错误，我都不好意思写了。)

我的那篇杂文叫什么名, 具体写了些什么句子, 我早就忘了。只记得内容和当时的校团委不同意学生跳集体舞有关。

现在回首往事我都觉得奇怪, 那时真是精力过剩, 吃饱了饭, 乱管一气闲事! 其实跳舞的事, 和我自己连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我从上幼儿园起就没学会过跳舞。

如果那文章交给老陈去审, 家骥去抄, 然后老老实实地横躺在斋舍门口, 原本也不会发生任何事。

但不幸的是, 不知哪位好事的读者，竟把那文章抄了下来, 交到校广播站去了。恰恰又碰上校广播站是几个无组织无纪律的人在值班, 竟没请示校系两级的有关方面就随随便便地播发了。

这一下, 影响当然很不好。

系里马上派了一位王老师来找我谈话。

且说那位王老师，和我们班的政治辅导员何老师原本在同一间屋住。我前面说起过, 何老师那人是个极和善的人, 基本上没什么多余的革命警惕性。但那王老师和何老师却非常,非常不一样, 不仅革命警惕性和阶级觉悟比何老师高, 对错误的识别能力也远在何老师之上。（那王老师在系里是干什么的, 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感觉上她似乎是系团总支书记，也就是全系学生的总政治辅导员, 所以级别当在何老师之上。）

王老师说，文章本身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不奇怪的。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但对党团组织有建议, 或者对党团组织的某项决定有看法,可以直截了当地向各级党团组织提出。发牢骚, 讲怪话, 还把文章登在班刊 (我得承认，王老师把老陈和老王主编的文学刊物称为班刊，我听后颇有几分紧张。在我当时的感觉中, 那份刊物似乎是“民办”的。当然现在回首往事, 我又有几分迷惑,那东西可能还真可以算班刊)上，甚至随随便便地拿到校广播站去广播, 这种方式方法就很不对了。

王老师最后情深意长地启发我说, 我们辽阔宽广的祖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江山, 我们伟大的党有半个多世纪, 光辉的革命历程, 每一点每一滴都值得讴歌。她相信, 我吃一堑, 长一智, 一定会写出更多, 更好的文章。

后来的事实证明, 王老师那次对我的批评, 教育, 帮助与启发是万分及时的。不久之后的诗歌比赛, 我想起王老师的教导, 决定在歌颂樱花的同时, 顺便歌颂珞珈的山和东湖的水。果然, 很快便得了奖。

那个小小的杂文风波自然也引起了老陈和老王的高度关注. 两位总编辑思索再三, 决定去掉杂文, 加进小说。

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再一次交给了我。

先写几句题外的话吧。

大概是1997、1998年的什么时候, 我的一位也呆在德国的中国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个代表团正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访问。其中一位著名作家发表讲演, 引起关注。

据介绍, 这个发表讲演的作家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77级的毕业生。

啊! 我一时荣幸得说不出话来 —— 我那遥远而难忘的7701!

朋友却不让我激动，而让我先猜出这位知名作家的名。

我脱口而出，“陈源曙！”

朋友说，“错了。”

我又说，“吴雯芳！”

“又错了。”

我开始静静地思索, 不敢贸然开口。朋友在电话的那一端却暗暗地惊异。

他说，“这样看, 你当年那个班,文采好的人还真不少。你竟然连猜两个都猜错了。”

“是的，是的，”提起当年7701班有文采的人, 我自豪极了。我对朋友说，“假如我们那个班文采好的同学都去当作家, 整个那个代表团全让给我们班也不够。”

最后, 朋友告诉我, 在瑞典作讲演的知名作家叫林白, 原名林白薇。

啊！白薇！那个有着南方孩子深凹的，大而有神却忧郁的眼睛的白薇！

我老老实实地向朋友承认, 我确确实实是在不知不觉中忽视了一位天才, 一位就在我的身边, 就在我的眼前, 破土萌芽的天才。多亏我没有接着往下猜, 很可能我再接着报三五个名, 仍然会一错再错。那就真有点让我愧对天才, 无地自容了。

而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说这几句题外的话, 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那个7701班, 虽然有像我这样忽视天才的粗心者, 但更有不遗余力, 精心呵护天才的人。

在一个人人都以为自己是天才的时代, 在一个又确确实实挤满了天才的地方, 把挖掘自己天才的宝贵时间用在观察别人的天才之中, 那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说实话, 这样的襟怀, 这样的风度,我一直到老之将至的今天也没学会!

这位慧眼识玉者, 就是我亲爱的学姊, 老王。

那次决定在刊物中加进小说时, 老王原本是力主让白薇写的。让我写只是老陈的主意。据说, 老王活着的时候，曾欣慰地看到了白薇的成名, 那就算是千里马对她本心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的伯乐的一点无心的回报吧。

还是回过头来说那篇小说。

决定让我写小说之后, 老王, 老陈和我商量了一下, 在小说中写些什么。老陈提议, 可以写知青。我对老陈说,写知青我不是不能写。我家兄妹四人, 全是知青! 但武汉这地方的知青, 要和全国比, 只能算非常非常幸运。以我自己家为例, 我的两个姐姐, 一个哥哥, 一九六八年下乡, 一九七零年就全部招工回武汉了。

(当然我说的幸运的知青, 只是指的百分之八十。另有百分之二十, 也非常不幸。我自己认识的人中, 就有在农村待了五年乃至八年的。)

老王则提议, 写文化大革命, 特别是写和“四人帮”作斗争的人。

说实话, 我这人一向有些反动。我几乎从一开始, 换句话说, 在那个时代, 就不怎么相信和“四人帮”作斗争一类的神话。我对老王说, 中国的社会特征之一是国家机器的无比强大和个体的无比弱小。那种强大和弱小用卵石，用蛋墙，去相比，都不足以揭示其真谛。因此, 东方皇权专制社会才能不断重复着，最终势不可挡地持续两千年。

假如真有人敢和四人帮作斗争, 我说，只可能有两种下场, 一种是像张志新, 遇罗克那样，死了。

老王问, 那另一种呢？

我说, 另一种，就是假的。

最后, 老陈和老王只能妥协，询问我自己，想写什么。

我刚刚张嘴说了一句，“我想写爱情……” 这两个老帮子就全笑了。

那种笑，是一种对视的笑：一种会心的笑：一种表面宽容的笑：也是一种肆无忌惮的笑。那种笑是最最让我生气的, 却又是我完全无法反驳的!

不用说, 我当然能明白他们为什么笑。

彼时, 我早已过了女大当婚的花样年华, 却不但没结婚, 连男朋友都没有。在我们班我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中, 我这样的, 几乎是绝无仅有。

我很生气地白了老陈和老王一眼, 不再说话。心中却暗暗想, 我不但要写爱情,而且还一定要把爱情写好。哼! 你们这两个老帮子懂什么。你们以为, 你们结了婚, 生了孩子, 就比我更懂爱情？殊不知, 你们完成的那些自以为得意的俗事, 不过仅仅能证明你们是两台合格的繁殖机器而已。你们以为,没有结婚, 没有和异性有什么形式上的契约, 就一定不懂爱情。

且让你们先笑着吧。

这一次, 我一定要写一点惊天动地, 回肠荡气的爱情, 感动感动你们。

说不定, 这两个老帮子受了感动, 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会沮丧得马上离婚! 我万分解气地想着。

哈! 那他们就又和我一样了。

在我的童年时代, 武汉那地方曾有过一名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朋友们看到我这么写, 一定以为我说的是吴雁泽。

不! 我说的不是吴雁泽。吴雁泽算不上是道道地地的武汉歌唱家。他当年到武汉本是被迫的, 他从来没把武汉当成他的家, 当然更不可能真正热爱武汉。我说这些话绝不是对这位伟大的歌唱家有何非难。我只是实事求是地说说我的感觉而已。我这个道道地地的武汉人, 自己尚且唤不起对家乡的热爱，又有何资格要求别人呢。

吴雁泽当年到武汉是因为谢芳被借调到北京拍《青春之歌》和《早春二月》。而谢芳在武汉时却并不是电影或话剧演员, 而是一名歌剧演员。理所当然, 北京还给武汉也只能是一名声乐演员。吴雁泽就是这样被换到武汉的。

（像这类“历史事件”，通常是很难向外国人解释的。这是中国巨大而极难逾越的地区性不平等带来的“国情”。幸好我生长在医学院的校园，从小就熟知这类“国情”。王任重当年主政武汉时，对我的这个并不太可爱的故乡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绝不让武汉在任何人才问题上吃亏。当年陈赓和林伯渠去世后，中央点名把陶桓乐教授从武汉调往北京的中央保健局。同样是因为王任重的坚持，中央才被迫把高浴教授还给武汉。）

而我所记得的另一位歌唱家，却似乎从一开始就在武汉, 从我记事起，一直到他文化大革命中不幸自杀身亡止。

只是令我十分遗憾的是, 我一直到今天也没搞清他究竟叫什么。我只依稀记得,我童年时，人们说到他的名字，似乎听上去是“耶稣”, 我也就一直管他叫“耶稣”。

那“耶稣”除了是位歌唱家之外, 还是老师。他是当时中南音专声乐系的教授。

“耶稣”唱起歌来和吴雁泽很不一样。吴雁泽的歌声让你赞叹的, 与其说是他的发声倒不如说是他的本钱。吴雁泽唱歌, 能从海底突兀地升到悬崖上。而你如果跟着他学, 又没有他那本钱的话, 你就完完全全走上了绝路!

“耶稣”却不同。“耶稣”那人唱歌，讲究的是一种特殊的发声的技巧。而且他还能因人施教。任何人, 只要喜欢唱, 愿意学, 就能跟着他学。那“耶稣”的歌, 唱得极为柔和。那歌声, 轻轻地抚摸着你的耳膜, 然后慢慢地渗透到你的全身。那之后, 你就是想摆脱那歌声也不可能。那歌声不知不觉地, 却是永远地伴随着你的生命。

我在这里啰啰嗦嗦写了这么多题外的话, 朋友们一定看得不耐烦了。

言归正传吧。那天, 我对老陈和老王说了我想写爱情之后, 我的耳边突然不由自主地地回荡起童年时听“耶稣” 唱过的一支歌。那歌的名字很短, 只有三个字, 叫《星星索》。

歌词是这样的：

“呜喂，风儿呀, 吹动我的船帆。船儿啊, 随着微风荡漾, 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呜喂 ……”

于是, 我首先为我的小说起了一个美丽, 动听的名字, 叫做《风儿吹动我的船帆》。

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星期, 我什么正经事也没做。即使是上无比重要的图书馆学专业课,我也行尸走肉般的呆坐, 脑子里却在野心野肝地想着小说。

一个星期之后, 我把故事编好了,并写完了第一部分。

顺便说一声, 那个时候, 同学们对老陈办的那刊，已经颇有些依依不舍了。每次要把那木板拖回来覆盖时, 总有人不愿意。老陈和老王商量决定, 废除木板的形式, 从系里借回钢板, 油墨。后来印出来的刊, 看上去有几分像文化革命中的传单,对刊物内容的传播当然更有利。

且说写完了第一部分, 我为自己编的这个爱情故事兴奋不已, 特别是为那个颇富诗情画意的开头激动！

开头大体上是这样写的：

五十年代初, 扬子江畔的W市。

院系调整之后刚刚由T大医学院和W大医学院合并新建的江夏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住院部, 是一栋由苏联专家设计、施工的, 仿巴罗克式的富丽堂皇的建筑物。住院部入口处的上方, 落地窗巧妙地嵌成象征医学的十字形。这个十字形的落地窗后, 是江夏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产科病房。

这是一个金秋的十月。

清晨, 产科病房的走廊上一位男子在轻轻地踱着方步。病房的门无声地开，又无声地关上, 走进另一名男子。踱方步的男子抬头看了一眼, 禁不住高兴地叫出了声。

“正心兄，是你！”

“啊，家伦，是你！”

俩人伸出臂膀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踱方步的男子名叫聂家伦, 本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三个月前, 奉命到W市新成立的江夏音乐学院声乐系来任教。被他称为正心兄的则是江夏医学院教授, 著名的腹外专家, 杨正心。十多年前, 两人在纽约大学的医学院和音乐学院学习时, 曾在同一间简陋的公寓中同室共寝整三年。那时, 两人不仅有钱共享, 两人身段相当, 连西装都是换穿的。

抗战胜利前夕, 两人先后学成回国后, 曾在后方的陪都C市见过一面, 不久便匆匆握别。这一别, 竟是整整八年。谁能想到, 新中国成立, 百废待兴, 两位老朋友竟能邂逅于W市。说着话, 两人几乎同时想起了产科病房, 想起了今天这个非同寻常的日子。

“正心兄，这么说, 嫂子也是今天的产期？”

“是啊，和弟妹一样。”

两位朋友激动不已, 再一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家伦，唱点什么吧，为了我们的新生活, 为了我们的小生命。”

聂家伦站起来, 走到窗子边,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病房的走廊上回荡起悠扬的歌声。

“呜喂，风儿呀, 吹动我的船帆。船儿啊, 随着微风荡漾, 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呜喂 ……”

歌声中, 两个新生命诞生了……

这段引子之后，我开始有声有色讲述的, 就是聂家伦的女儿聂风和杨正心的儿子杨吹帆的故事。那是两个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诞生的有情人, 最终却没能终成眷属的melancholy 的Love Story。

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把写完的部分交给老陈的。

我的脸上虽然和平时一样，浮现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一类党和人民喜欢的表情。但是我的心却在怦怦地跳着，我的心中其实是在深深地渴望着老陈的激动、老陈的表扬。

我盼望, 也坚信, 全世界的人都会被我的爱情故事所感动。

然而, 把稿子交给老陈之后却什么令我激动的事也没发生。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老陈, 他却低着头看我的稿件。

所谓我的稿件, 不过是练习本上的几页纸而已。像老陈那样一目十行的语文老师，一眨眼就能看完。老陈却老半天老半天也不抬头。

我的呼吸慢慢平稳, 心跳也趋于正常了。

我们学习小组的人都知道, 我们组长那人是天生的好脾气, 从来不批评人。如果真有什么让他生气或者让他不得不反对的话, 你也绝听不到他的反对意见。他的反对意见就是, 笑一笑,不吱声，换句话说, 他不说赞成就等于是反对了。

很明显, 老陈低着头什么也不说, 是在告诉我, 他并没有被我的小说感动。

还好, 我这人的性格中, 天生有一种能不借助外力来消化沮丧的本领。渴望得到的东西得不到, 只要不是威胁到我的生存的, 我一般不会悲痛欲绝。比如这写小说吧, 写得不好, 又没有人开除我的学籍。不过就是老老实实地接着学这个无聊的图书馆学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么想着, 我完全平静了。

“怎么样，老陈，看完了吗?”

“啊，看完了。”

“你觉得写得怎么样?”

“啊你这么快就构思完了。而且, 已经写完了第一部分。真不容易。”

“写得好吗?”

“写得，啊，很不错，很不错！只不过你这个开头。”

“开头怎么了?”

“开头，开头，”老陈停下来, 先抱歉地看了我一眼。

我有意不接他的话茬. 我想看看这个在遣词造句上千垂百炼的语文老师怎样用最文雅,最含蓄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我的那副完全没有悲痛欲绝的表情让老陈十分放心, 他缓缓地开了口。

“你在这篇小说的开头, 把生命的诞生，写得太富于诗情画意了! 而事实上, 在现实生活中, 没有这样富于诗情画意的镜头。至少,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生活体验告诉你, 供你参考。作为一名丈夫, 一名父亲, 我也曾把临产的妻子送进产房后在产科病房的走廊上等待。那是一种什么心情呢？虽然有美好的想象和期待, 但更多的是, 焦虑不安, 无可奈何甚至胆战心惊。即使我真的是一名有造诣的歌唱家，我也不可能在这样的时候唱歌。”

我白了老陈一眼，没说话。心中却想，哼! 真是个一点也不懂浪漫，一点也不开窍的老帮子。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知道, 文学是文学, 生活是生活。文学假如不高于生活, 要文学干什么？干脆，也别张罗着让我写什么小说, 直接在你那刊上贴一份产妇须知就算了。

这么想着, 我脸上那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表情荡然无存。

老陈看出了我的不服气, 笑了。

“这样吧，你去找找老王。别说你已经把稿子给我看了, 也别说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你看看她会说些什么吧。”

我找到老王, 把我写的关于整个故事的构思和写完的第一部分给她看。我得承认, 起初我很高兴, 因为老王确确实实被我的故事感动了。

老王说，“我没想到, 你真的能写小说，而且还能把小说写得这么好。我一直以为, 你的性格太理智, 不适合学文。即使写文章,也只能写写杂文。”

(我得申辩几句, 老王对我的这个评价是错误的。事实上, 我从天性上说, 是个非常, 非常emotional的人。换句话说, 一点也不理智。我一直到今天还有兴趣回忆, 还有兴趣写文章, 就是一个明证。)

但我高兴了没两分钟, 老王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她不喜欢我写的开头。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这两个老帮子怎么这样心有灵犀呢？

“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开头?”我问老王。

“这个开头，写得不好。”老王说。

（我得稍微解释一下老王和老陈在性格上的差异。我前面讲到过, 老陈是个没脾气、没棱角的人。但老王却不是。老王虽然在文学事业上和老陈同心同德, 但无论是说话, 还是为人处事时的机巧, 老王都远远不能和老陈相比。2000年12月回国, 我听说少敏学弟竟当上了局座, 非常惊讶。我刚向他祝贺了一句, 少敏就说，“我算什么! 我要说出来, 你肯定不信。我们班, 现在官职最高的, 是老陈, 陈源曙！”我得承认, 我确确实实在一个短暂的瞬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很快, 我想起了刘备。当年, 刘备在曹操身边, 肩挑大粪, 浇菜园子的时候, 曹操能想到此人日后会和自己三分天下吗？一直到今天, 看三国的老百姓，谁不说刘备是个没脾气的好皇帝？老陈韬晦的本领虽无法和刘备相比, 但绝对在老王之上。老王基本上不会韬晦, 即使真会, 恐怕还在我之下。所以后来这两个老帮子虽然一度都站错过队, 老陈最终熟而被采, 老王却悬挂枝头, 直至毕业，就不那麽令同学们奇怪了。）

言归正传吧。假如老王能含蓄, 曲折地说话, 或许我还能听得进去。

但老王就是不会。

我问老王为什么不喜欢我写的开头, 她张嘴就说，“晶晶，你还没有结婚。”

那一句话就把我惹烦了。

上大学之前, 从17到24岁那段黄金般宝贵的青春年华, 我是和一大群俗不可耐的人在一起消磨掉的。俗人们的共同特征是, 对小事有强烈的兴趣。那到没什么值得奇怪的 —— 被人们堂而皇之地称为生活的那个东西, 原本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小事。但我身边的那些俗人却有特异功能, 极会联想。他们能把人在某一特定的时间空间下的某种随时可能改变的生活状态, 比如，还没有结婚, 还没有爱上某个异性, 和党和人民最不喜欢的骄傲自满连在一起。在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上, 我对俗人的恐惧常常远大于我事业上真正的竞争对手，就是因为我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非常清楚地知道, 俗人们能用怎样简单明了的方式, 把原本趣味无穷的生活搞得味同嚼蜡, 乃至于不堪忍受。

而现在又有人在提醒我, 我还没结婚。提醒我的人还是我可亲可敬的学姊老王！而她之所以要提醒我，竟是因为我深爱的文学！所有这一切，都让我生气。

我大声地对老王说，“我知道我很忙。要学习图书馆学, 还要写小说。但我不至于会忙糊涂了, 竟以为我和你一样, 已经结了婚。请允许我提醒你一下, 我现在和你讨论的是我的小说。”

老王并没有明白我生气了。

“我想说的就是你的小说的开头。你没结婚, 没生过孩子, 产房哪有你写的那么美？那么安静, 那么干净, 像个世外桃源! 门会无声地开, 无声地关。走廊上什么人也没有, 只有两个男人，其中一个还在唱歌。”

“那好吧，老王。既然是这样, 我们先讨论一下产房吧。”

老王越说, 我越生气, 不由分说地打断她。

“感谢计划生育政策，那使得你和老陈一样, 只不过进了一次产房而已。而我呢，不错，我还没有结婚, 当然也就不可能生孩子。但那绝不意味着我就不能进产房。我是在医学院的校园中长大的。我的母亲碰巧就是一名儿科医生, 而且是专门搞新生儿围产期保健的。她的办公室和产房只隔着一层地板, 在值急诊班时, 她必须在两分钟内赶到产房。由于我的极其严重的哮喘病, 从我三岁起到十三岁止, 我母亲不得不带着我上了整整十年夜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就是在产房的旁边长大的。且不说成年之后, 我还在医院工作了整整七年。生命的诞生属于医学生物学。而医学生物学是一门科学。凡属科学范畴的知识, 人们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 完全不需要为此去结婚和生孩子。顺便说一句, 中国有一大批著名的妇产科专家都和林巧稚一样, 终身未婚。没有结婚, 没有生孩子, 丝毫也不影响她们在事业上的优秀。”

“别生气，晶晶。”老王用她那对美丽的大眼睛诚恳地注视着我，“你要不愿意, 开头就这么呆着也行。”

但我已经生气了! 不光是生两个老帮子的气, 也生我自己的气。不是想得好好地写爱情吗？干嘛要从出生的时候写起呢？

“不！老王，这个开头, 我一定要改。我要让你和老陈看到一个产房的真实面貌。”我把我写好的那几张不幸的稿纸对折起来, 放进口袋。接着说, 不让老王打断。“墙上满是血污, 空气中弥漫着消毒药水, 鸡汤和呕吐物混合的芬芳。大大小小的病室中, 此起彼伏地回响着那些可怜的产妇们呼天抢地, 撕心裂肺的呻吟, 就像任人宰割的羔羊。走廊上灯光昏暗, 烟雾缭绕,人声嘈杂, 拥挤不堪。护士们铁青着脸, 高声叫骂着, 从肮脏的人群中挤过。这么写产房, 你和老陈该满意了吧？”

说完这些话, 我不等老王再开口就扭头走了。

朋友们一定以为, 老陈, 老王都不同意我的开头, 我的小说一定没救了。

不! 你们错了。

老陈和老王是我这辈子见到过的最宽容、最大度、最民主的编辑。他们克制了对“风儿”开头的小小不满, 全文照登了“风儿”，连一个字也没改。

《蔷薇》为“风儿”连出了四期特刊，什么别的文章也没登。看过“风儿”的同学纷纷告诉我, 她们完全彻底地被“风儿”感动乃至征服了。

在一个漫长的时间中, 我一想起“风儿”, 心中就乐滋滋的。真的，比最重要的专业课得了满分还高兴。

如今, 当我写下这几行回忆的时候, 距离我写“风儿”的故事, 已经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岁月流逝了。真是人生如梦, 转眼就是百年。

离开珞珈山后, 我没有再见到过老陈，我的源曙学兄。但他一帆风顺的仕途却让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那是我亲爱的祖国在我离开之后的二十年间沧海桑田巨变的一个明证。

衷心地遥祝源曙学兄健康, 愉快, 成功。

老王，我亲爱的渡江学姊，已经先我一步，去了天堂。惟愿她的在天之灵还能知道, 苟活在人间的我, 没有, 也永远不会把她忘却……

2002年10月16日

至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