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玉和，1958年出生。1975年下放到湖南省益阳县槐奇岭公社，1978年春考入湖南师范学院益阳分院外语科学习，1985年秋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美国社会与文化专业读研究生，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2016年夏退休。
原题
看热闹看出了心病
作者：夏玉和
出行署大门几分钟，就是一栋很长很长的黑瓦房，里面住的都是郊区大队的社员。他们的堂屋对着马路，每次路过，我都会看见里面摆的寿材。给老人预备的，靠墙放，有的是一副，有的是两副；有的漆成了黑色，有的就是木头原色，还没来得及上漆。要是有人过世，社员就在路边空地上用竹席子搭个棚子当灵堂，做道场。我会和胆大的玩伴跑进去，看里面的长明灯、香和蜡烛。还有亡者，身上盖着红布或崭新的绸子被面，颜色鲜艳，图案吉祥。不时还放鞭炮，有人念经，吹拉弹唱，好不热闹。只是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要把人放在地上，穿着新鞋的双脚为什么要用两块砖头顶在一起，直直的。有时，亡者脸上的白手绢或白布被风掀起，还看得到脸。这时，我会马上在小脑仁里搜索一下，看有没有平常路过时见过这个人。有时我还会跟着出殡的队伍一起上山，看着棺木入土，堆起坟头。也许是受了太多破除迷信、不信鬼神的革命教育，也许我跟故去的人没有交集，灵堂墓地转一圈，就是好奇，一点都不怕，还觉得好玩，更没有恐惧。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在我的小心脏上打下了印记，难以磨灭。我刚弄明白拼音a-o-e，i-u-ü怎么读，认得日月水火土，会背“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只有半天学上了。我很不爽，因为太喜欢上学。好在每天必须到学校点卯，在教室待上半天。语文算术课可以不上，《毛主席语录》是一定要学的。我就读的小学，和行署机关只有一墙之隔。为了子弟们上学，行署在这个墙上开了一扇门。每天，我们这些小学生从家属区出来，穿过机关大院去学校，安全又便捷。1949年前的益阳市桃花仑小学，和我上学时差不多。左边小山包后就是行署机关（图片源自张洋编著《益阳百年岁月掠影——晚清民国时期老照片集》）小门不远处，有一座红楼，住着专员们。旁边坡下有一个公共厕所，每天我都从这里经过。那天早上，我和往常一样去学校。快到红楼时，看见厕所边聚了好多人。“有人吊死哒”，一个大人说。人无知，便无畏。我听说过“吊死鬼”，但没见过。于是，好奇心爆棚，我非但没吓跑，反而往人堆里挤，想看个究竟。我伸长了脖子往前看。大人们在男厕所里进进出出，里面光线暗，只能看见隔断上方有一双脚悬在那里。不一会儿，有人拿来了木梯子和绳子，从那双脚开始，往梯子上捆。最终从房梁上解下来一个人，抬出来放在了地上，离我只有几步远。我看见了。这不是罗专员吗？！我经常和同学在红楼玩，见过他好多次，高高瘦瘦的。他可能不知道我是谁家的小孩，但我认得他。木梯子上的罗专员，一动不动，脸色铁灰。比我之前看到的好像高好多，身子很长，脸也长。我看着罗专员，有点想不明白：怎么选了一个这么邋遢的地方？刚才听人说“自杀”，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吊死呢？看看，这一天天多好玩啊！每天早上我从这里一蹦一跳地跑去上学，可以捡到社员摘剩下的水蜜桃。运气再不好，也可以顺手摘几个小毛桃，边吃边去学校。放学后可以漫山遍野地玩，摘映山红、萝卜丝丝花。映山红还可以吃呢，酸甜酸甜的。到晚上，水银灯下，可以玩“官兵抓强盗”。要是没命了，水蜜桃、毛桃都吃不上，映山红也摘不了，“官兵抓强盗”更是玩不成了。罗专员，你为什么要死呀？死一点都不好。更不好的是，机关里贴出了大标语，写着罗XX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很快，他的家人搬离了行署。我高中毕业下放到农村，地区新华书店的干部来我们知青点劳动，罗专员的儿子也来了。从他那儿，我得知，他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被发配到了乡下。直到邓小平复出，他们家得以回城，他才进了新华书店。爸爸被关了，造反派不让他回家，也不让家里人去看他。我们只知道他在机关院子里面，但不晓得具体是哪个房子。我每天下午不上学四处闲逛乱跑，也没探出爸爸在哪里。一天，不知爸爸托哪个好心人，偷偷给妈妈带来了口信。趁大姐厂休回家，妈妈把我们四姊妹叫到一起说，你爸爸搭信来了，叫你们几个去看他。妈妈还说，晚饭的时候去，机关里的人都下班了，会少碰到熟人。妈妈交待，四个人在一起会引起别人注意，各走各的，你们的爸爸就在大酸枣树边上的那个小屋子里。最后，妈妈叮嘱我们，“跟你们的爸爸说，不管有么得（什么）事，千万莫死。”大酸枣树，我太熟了。行署大院有两棵硕大的酸枣树，一棵在机关大门口，另一棵在院子里面，离那个红楼和厕所不远。每年秋风一起，熟透的、黄黄的酸枣纷纷落下，机关里的小孩儿几乎天天都会到这两棵树下捡枣吃。小妹仔吃完后会把枣核洗干净晒干，用棉线穿成串，跳房子用。
那是一个大晴天的傍晚。爸爸住的小屋朝西，仅有的一张床和堆满了稿纸的书桌上洒满了暖暖的阳光。爸爸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不过没忘了嘱咐说，如果有人来了，就说是你们捡酸枣碰到我。爸爸询问妈妈怎样，我们怎样，学习怎样。离开时，爸爸让我们把两张宣传画带回家，上面有光芒四射的毛主席头像，下面全是向日葵，中间写着“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我见了爸爸一高兴，早把妈妈的口信忘得一干二净。两个姐姐和弟弟是否转达了妈妈要爸爸“千万莫死”的叮嘱，我也不知道。回到家，妈妈问爸爸怎么样，说什么了。我们说，爸爸蛮好，没有说什么，看见我们蛮高兴，天天写材料。您看，爸爸还给了毛主席的画像。妈妈舒了一口气，说，哦，那要得。可能你们的爸爸就是想你们了。有个一官半职的人都被打倒了至少一回，革命洪流开始奔涌到家庭和个人经历有污点的普通干部身上，要荡涤荡涤他们的灵魂了。一些叔叔阿姨贴别人的大字报、批斗别人，过不了几天，他们自己的名字也上了大标语大字报，被倒着写，还打上红叉。我家一次被抄后没两天，来抄家的两个叔叔脖子上就挂着大牌子，跪在了大礼堂的台前。造反派和反革命，跟天晴下雨似的，今天明天轮流变。那天，机关里又传来有人自杀的消息。好奇如我，撒开脚丫，一路快跑。办公楼往西，靠近军分区旁门的一栋家属宿舍，就是那里。当年的行署成了今天的派出所。大门气派了许多，但位置没变
这是一座四面都有走廊的平房，其中一个拐角边的房门口围了不少人，我猜到是谁了。这是个姓唐（不确定，记不清了）的叔叔，比爸爸个高、年轻。他喜欢和小孩玩儿，但我从未见过他家里人和孩子。唐叔叔见了我总喊“夏X七”，我每次都认真地跟他说，唐叔叔，我不是“夏X七”，我叫“和和”。他也一脸严肃地说，你不晓得吧，你还有一个名字。你爸爸是夏X武（五），你弟弟是“夏X六”，你就是“夏X七！”我心想，就算这是我的名字，那也不可能我弟弟是六，我是七呀！我被他搞得稀里糊涂，想说又说不过他。我小时候眼大嘴小，圆嘟嘟的脸，活泼好动，机关里好多干部喜欢我，逗我，还用手掐我的腮帮子，唐叔叔也是其中一个。从小妈妈就说，不能让人挤腮帮子，挤了会流涎水。真事儿，我确实落下病根了。记得我下乡当知青时，偶尔还会不知不觉地流涎水。言归正传。我进了唐叔叔的房间，他人已经不在了，大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在讲话，其中一个指着架子床靠墙的那根柱子，说，就吊在那里。我盯着这根柱子看了很久，我家也有一张这样的床。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后，我站在床上，扶着床边栏杆，招手致意，嘴里还模仿伟人的浓郁湘音说“同学们好！”这床柱子是蛮高，可唐叔叔也不矮呀。挂蚊帐的柱子，怎么可能吊得住高高大大的唐叔叔呢？回到家，躺在我家的那张大床上，望着四个角上的柱子，翻来覆去：睡觉的床成了吊死人的地方。唐叔叔没了，机关里还有人捏我的腮帮子，但再也没人叫我“夏X七”了。不久后的一天，妈妈在家和一个阿姨一起纳鞋底。我在一旁，边玩边听她们聊天。阿姨问妈妈晓不晓得，那个姓唐的干部是被嚇死的。妈妈问，什么事情会把人嚇死。阿姨说，快解放的时候，他一个当官的舅舅要跑到台湾去。他送舅舅，还帮着提了一只装官府大印的箱子。妈妈问，斗他了？阿姨说，没有呢。他不是走资派，成分也不高。听人讲，他的档案里有这个事，斗他那是迟早的事。就这么上吊了。唉，还蛮年轻，可惜哒。妈妈和阿姨还聊了什么，我已没了印象。但我记住了妈妈的一句话：“自杀的人自私。”我实在不解，也不敢多问。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这样说我蛮喜欢的唐叔叔。难道罗专员和唐叔叔都自私吗？罗专员是专员，是大官，也自私？为什么死就自私了？在我心中，跟私沾边的东西都不好，毛主席说过“要斗私批修”。在学校，老师也经常要我们狠斗私字一闪念。一天，军分区又要放电影。晚饭后，妈妈带着我们几个拿上小凳子出门了。刚走到通往山下的台阶那儿，一个留守机关的阿姨叫住妈妈。啊！我的心立刻“砰砰”地乱跳。抬头看妈妈，她面无表情，紧盯了阿姨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对她说：“我们家的夏XX是不会寻死的。”说完，带着我们径直往军分区去了。看完电影回家，睡觉。第二天，妈妈一如既往地买菜做饭，催促我们上学。小伙伴们中间也在传，但没有人明说这个人姓甚名谁。我们几个按妈妈说的，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心里清楚，干校不止一个姓夏的，但走资派姓夏的却没几个。妈妈在吃头痛散，平常一次一包，现在一包半。还给自己扯痧，太阳穴，额头，脖子，后颈自己够不着，就让平平帮忙。我们谁都不提爸爸，不提那个阿姨说的事。大字报、大标语（网图）
在心照不宣的沉寂中熬过了两天，终于从干校传来了准确的消息。不是我爸，是地区外贸局的一个同姓干部，地主出身。所幸他被人从湖里救起，保住了性命。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爸爸虽然还是走资派、关着回不了家，但他还活着。只要他活着，就不会罪加一等成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叛徒。过后我问妈妈，你怎么就那么肯定不是爸爸呢？妈妈说，我晓得，你们的爸爸不会只想自己。和她之前说唐叔叔一样，我也搞不懂这和“只想自己”有什么关系。后来，我家搬到郊区农民家住，那位外贸局的本家干部正巧也住在附近。妈妈认识了他的妻子之后告诉她，你家老夏差点把我嚇死，那几天我都不晓得是怎么过来的。许多年过去，我渐渐理解了妈妈为什么会那么说自行了断的人，也能体会到当时她内心极度的惶恐和不安。如果真出了事，她无法想象她的家会要遭遇怎样的不测。从批“三家村”爸爸挨斗开始，她就丢掉了临时工的工作。一旦爸爸离去，她连养家的活路都没有。那些日子里，她天天都在祈盼爸爸千万不要走绝路，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来一了百了。她渴望爸爸要多想自己的家人，想想他们将会活得多么艰难，爸爸这个天绝不可以塌下来。除了内心的焦灼，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坚信她的丈夫不会自私，不会只想自己。年轻时的妈妈
妈妈一直身体不好，没上班后，变成了药罐子。三十几岁就得了高血压，经常头痛，常年头上紧紧地系着一条头巾。我们很小就知道一些降压治头痛的中草药和偏方，比如，听说铁树煮鹅蛋可以降压后，全家出动，四处寻找极为少见的铁树叶子。1969年夏天，爸爸获得“解放”。他拿着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从干校回家，爸爸随时可能离开的这颗雷才从妈妈心头卸走，全家人为此欣喜不已。我们没有料到，半年后就要被赶出行署、甚至被赶出城市。尽管如此，妈妈，还有不完全懂事的我们，再也不用担心爸爸会从我们生命中消失了。罗专员的自缢，唐叔叔的弃世，还有爸爸的传言，妈妈的焦虑，让我这个把葬礼当热闹看的小姑娘，开始惧怕死亡。我开始害怕我认识的人和我的爸爸会突然消失，害怕伴随他们的离去，扑面而来的侮辱、歧视和厄运。这种对无常或宿命的莫名恐惧，在我年过花甲之后的今天，没太淡化，依然沉在心底，挥之不去。跟知己好友聊天时，我也会说无论生死，要保持尊严。甚至我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意识到自己穷途末路时，就去攒一些pills。但我知道，这些话我是说给自己听的，是想劝导自己，说服自己，想治愈在内心生了根的对死亡的恐惧。我希望我能被治愈，更希望所有人能够免于恐惧地活着。我一直在努力，此文为例。夏玉和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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