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丨王士元：我家的私房，在改造运动中大部被充公了
01
儿时的记忆
我生于1940年11月26日，出生在由父亲重新规划、设计、新建的兰州农校内的家中（当时农校其位置据说就是现在的兰州铁路文化宫所在地及附近区域）。
父亲是北京大学农学院毕业的，当时他是被选中留校当助教的，且学校马上要派去美国留学深造，然而他的长兄们不同意，坚持让他回来。由于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熏陶“兄长如父,家姐如母，父命不可违”的孝道影响，他只能返回。回到兰州想发展西北的农业经济，当时有多处邀请他，宁夏教育厅厅长（还是农业厅）曾邀请他去宁夏工作，他也曾接到西北（陜西）林专（即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的聘书，因甘肃省教育厅长要得急迫，他就留到了兰州。为此承接了甘肃第一所农业学校——兰州农校教务主任之职，继而成为校长。
民国23年(1934年)，父亲上书给甘肃省主席朱绍良，认为农业学校处于城内，无广阔的实习场地，始终是纸上谈农，达不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必须搬到农村或郊区。朱采用了此建议，并命令教育厅会同农校在兰州东西郊一二百里和一条山垦荒区范围内，勘察校址。并拨巨款。最后在城南郊区牟家庄与何家庄之间决定建校，兰州新农校的选址、建设规划、校舍布局、以及课程设置、专业教师的选聘、引进、实验农场建设，都体现出父亲先进的农业技术教育思想。
校园规模很大，这也是全省的唯一一所农业示范高级学校，它后来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人才。该校现称为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现在的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父亲出生在甘肃静宁一个两代进士的家中，静宁人美誉为“书香门第，诗集传世”之家。我太爷和爷爷均为清朝进士。太爷王源瀚光绪十二年(1886)成进士，被分发到江西为即用知县。爷爷王曜南光绪二十一年（1895）成进士，在京参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被分发到四川为即用知县……
我家的书柜
在这个书香环境中，父亲耳濡目染，养成了读书上进的习惯。因而千里迢迢上京赶考，考到北京大学农业经济专业。这是祖辈们要求的。因家乡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地区，想让他学而有成，以改变家乡的面貌。
小时住在农校校园内的一些情景，到现在我还有一些记忆，我们住在校园一个大院内，由于我总是穿着哥哥穿过的衣服，这些衣服都比较破，再加我比较淘气，有时将衣服弄的更破，因而一些农校老师们都称我为“烂老爷”，看到我时，都说“烂老爷来了！”小时又爱哭，且长哭个不停，妈妈叫我“吼声”。我每天起的很早，起来就跑到鄰院找小朋友玩，由于太早，我就会说：“啊咾（哟），一个能(人)也沒有”。别人说我是大舌头，吐字不清。
记得农校有一片面积很大的树林，这是父亲建新农校时栽植的，当时树已很大，林子中密密麻麻的树冠已能遮天蔽日，我们一群小孩在林中经常玩捉迷藏，模仿打仗，上树掏鸟窝，记得在林中还能偶而发现已长熟的小西红柿。
儿时曾发生过一件危险的事，有一个野小孩，比我年级大，他不是学校教职员工的子弟，但好像认识。他经常用弹弓打鸟，打的比较准，有一次隔很远的地方，他开玩笑，弹弓上夹了一个小石子，瞄准我的头，向我打了一弹弓，没成想，一下子打到我的右眉毛上一下，立即打出一个小包。于是右眼马上被眼皮包住看不见了，当时我是多害怕呀！以为看不见了要失明，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我至今还朦胧的有记忆。不过后来眉上有一小疤痕。由于那时年纪小，到后来就没有痕迹了。
天灯
1945年8月15日晚上，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整个学校沸腾了，青年学生们被狂喜淹没了，爆竹声、锣鼓声、人群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校外，大街小巷里男女老少，纷纷跑出家门，自发投入到狂欢的人群中……，整个兰州城成了狂欢的不夜城。整整庆祝了一晚上。记得当时农校学生们点着火把游行庆祝，还有学生放天灯（类似于热气球，不过是用纸糊的）学生们点着天灯中的油灯，当空气被油灯加热后，热空气变轻上升，帶动着天灯升上了天，大家雀跃欢呼，这多神祕呀！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神奇的东西，给我萌动的思维留下了无限的遐想，也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我很小，只有五岁多，但当时情景现在仍历历在目。
上小学时，巳离开农校校园，住在兰州市东关（解放后称为和平路，1958年改名为庆阳路）的家中，并在和平路第二小学上的学，该小学就在家的对面，过马路就到（1959年因准备建兰州中心广场而进行拆迁，把要拆迁的和平一校合并到和平二校并后改为庆阳路小学），记得我原来上的和平路第二小学是由一所庙宇改建的，所以教室前面都长有高大翠绿的柏树，教室中一边是由有帘子挡住的神鬼塑像，有时我们偷偷掀开帘子，看到双眼凹陷、下巴凸出、相貌丑陋、面容狰狞、造型十分怪异的神鬼塑像时，嚇的赶快跑开，据说学校中最大的一座铜质站佛（接引佛），后移到了现在兰州五泉公园里的浚源寺中。由于当时没有环保意识，许多生长了几百年的柏树陆续被学校雇人锯倒，作为它用，这些情景至今我还有印象。
记得，抗战胜利后，兰州出现了许多达官贵人和穿着旗袍，脚穿高跟鞋的贵妇人们，他们往往是在黄昏时或天色较暗时去参加宴会或舞会，对于还很贫穷的街道市民，很是看不管，我看到有些比我大的坏小孩，在人行道上拉上一条细的横线，刚高过脚踝，由于这时天空比较昏暗，那时路灯的灯光很微弱，走路的人往往看不清脚下，也不注意脚下，那些穿高跟鞋的贵妇人会被绊倒，这时大家会哈哈大笑，然后跑掉！这些恶作剧虽然自己没有参加，但也不反对这些坏孩子的举动，甚至也等着看热闹，因为抗战刚胜利，许多下山摘桃子的官僚们，已经摆官摆富了，我讨厌他们，它说明了从小我心中就种下了鄙视那些为富不仁，嫉恶如仇的种子。
兰州解放战争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在解放兰州的战斗中，我们昼夜躲在家中后院的防空洞中，这个防空洞是抗日战争中为防日本人轰炸在城墻下方挖成的，当时兰州由城墙围着，我们的院子后面就是城墻。吃的是在太阳下晒干的饅头片，我记得在洞中备有两麻袋这样的饅头片。在洞中可以听到隆隆炮声，有时，胆大的我，跑出洞外，爬上房顶，远望皋兰山顶激战的炮火，当母亲发现后，立即会被叫下来。解放军进城后，我们跑到街上，看到的是国民党马步芳骑兵败退时满街遗弃的槍炮弹药。后来家里院中住进了解放军首长，我们经常和那些首长的小卫兵玩，记得晚上，在家中昏暗的煤油灯下，小卫兵常拿出各种手枪，拆开让我们看。
1951年，我们小学住有解放军公安部队，一般男孩的秉性都是喜欢玩枪弄炮，所以课余时间，我们经常看他们操练，看他们摆弄武器。有一天看到他们敲锣打鼓，开大会，有几个战士带着大红花，扛着转盘机枪。看到红色横幅标语，原来他们是枪毙一贯道首恶分子的执法者。当时想首恶分子那么多，要用机枪扫射才能枪毙完。真觉得他们是为民除害的英雄，（1951年3月30日，中共兰州市委宣传部印发了《取缔一贯道宣传大纲》，于是开始了取缔，镇压一贯道教的运动）。当时不知道一贯道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们是反革命的组织。
父亲在兰州解放前己由甘肃张液农校校长邀请到他们那教书，校长是爸爸的学生，可能也是躲打扙吧。解放后父亲被送去西安革命军政大学学习，实为交待问题，学习革命理论。
解放初我们的生活是很困难的，由于家中沒有经济来源，仅能靠一点积蓄和变卖东西来维持我们的生活，记得当时家中有一台很值钱的德国蔡氏照相机，就是托八叔低价卖给了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一位教授。
当时吃的水，是靠水贩售卖的，他们用车上装有硕大木桶的马车从黄河拉上水，到要水的地方，然后停在马路边，沿街叫卖，当时人们将叫卖水的人称为水客子，水客子去在装有大木桶的马车上接满水，挑着水担送到要水的家里。我们厨房里有一个大陶缸，就是装水的。每次接水时，先把缸底的沉泥洗刷干净，大缸灌满水后要放白矾，再用棍子旋转搅动。不一会，缸里的混水就清清亮亮了。
买水是按一桶水为单位来计价的，家中有时沒钱买水时，就去隔壁邻居家院中的井中打水，井水是又苦又涩，煮出的面很难下咽。后来，自来水有了，但不能到户，只是接到各街道巷口的水站，这样各家各户需水时，就担着水桶排队去接水，用的是事先买好的水票，水很便宜，这样水客子就消失了。
水客子在黄河边取水
从西安革命军政大学学习回来后，父亲被分配在兰州志果中学（现兰州二中）教书，我们的生活才有好转。以后父亲又被调往甘肃临洮县的临洮农校教书。
当时我们住在东关的一院房子的侧边房子中，这座院子坐南向北，父亲建于三十年代初，由父亲与亲戚集资修建的，是一完整的长方形四合院，建筑外形为中西结合，东西厢房建筑结构为土木结构，屋面为木屋架木檩条上的椽子抹草泥，后墙则为木屋架中填充土坯再抹单泥，该院有很大的上房（即客厅），北面就是临街的一面，是二层楼的楼房，这两个的屋面都用了砖瓦结构，其侧面则用砖柱与木结构及土坯作填充，墙外面抹草泥。由于西北少雨，此种结构造价低，省钱，不过后面土结构的墙，大雨来了被冲刷，可能漏雨，所以要定期修补。
此院建筑精美，结构新颖，装饰美观，古朴典雅，上房用黄色木地板铺地，院子地面用大青砖铺设。楼房为一西式结构的建筑。除我们住的外，解放前，楼房由银行租住。解放后，由兰州市第二区公所无偿占住。后来区公所搬出后，住进甘肃省眼病防治所，后又由甘肃省地方病防治所占住，他们象征性地给一点房租，这成为我们主要生活来源。
当时父亲在临洮农校教书，只有微薄的工资。记得当时突然有一天税务局发来房地产税单，让我们补交从解放到当时的好几年的房地产税，好像当时要人民币（旧币）320多万元，这对当时没有收入的我们，是一笔相当大的钱款，要知道，那时1000人民币能买一斤大米，一般职员月工资也就10几万。妈妈当时哭的非常无助，家中只有她一个大人，后来她翻箱倒柜找出一些值钱的东西，还有积存的一些银元，将它们兑换成人民币，再向亲戚借一点，在限期内交了，如果当时找原区公所领导，让他们帮忙解决，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们从来不交房租，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我们不敢有任何的异议，生怕惹火烧身。在此院中，弟弟妹妹和姐姐们一直住到八十年代末。
我们的房屋，在1956年全国进行的对城市私人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被大部充公（不过也给一点定息，直到文革前被取消）。只给我们留下了几间房。按政策，我们家所有成员应每人分得一间房，但结果仅仅只有母亲、妹妹、弟弟、我有份，且只给我们四人同分给一套大房（就是我们当时住的）外加一间厨房。哥哥、姐姐、父亲都没有份，这是严重违反当时政策的，当时哥哥在西北师院（现西北师大），又是学生党员干部，姐姐在北京军区的军队中，父亲处在逆境中，我们就像任人宰割的羔羊一样，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任何的申诉。
后来从北京复员回来的姐姐，经过繁琐的手续申请才在院内另一屋入住，但还要给公家交房租。这时我们赖以生存的房租沒了（但还有一点定息），哥哥刚刚毕业，因而父亲、哥哥、姐姐微薄的工资就成为我们的生活来源。
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不少哥哥，姐姐和我看过的儿童读物，而那时特别流行儿童看的小人书(又称连环画实际上就是连环图画)家里有很多，当时虽然家里穷，但这些适合我们长知识的读物，父母还是舍的花钱，因而积存很多。所以我想将这些书让附近比我们更穷的或家里没文化的儿童共享，还能挣一些零花钱，多好啊！于是在星期天或放假时，常将家里的小人书，童话故事等儿童读物，在门外铺上一条布，摆个小书摊，旁边摆几个小凳，自己一边看书一边照看书摊，附近的小朋友都来光顾，看一本几分钱，租书要钱多一些！记得丰子恺的《三毛流浪记》和张乐平的画的连环画很受欢迎。
现在的兰州一中
02
中学时代
小学毕业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兰州一中，那时（现在也是）兰州最好的中学是甘肃师范学院（现为甘肃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与兰州一中，哥哥毕业于师大附中，我爸爸，后来我弟弟，都毕业于兰州一中。
一中很难考，它是有悠久历史的一所名校。那时没分区考中学的规定，本想报哥哥上的师大附中，但它离家很远，必须要住校，当时经济上也不允许，由于一中离家很近，我就报了它，全市报一中的考生非常多，记得学校发榜时，看榜的人山人海，像赶大集的一样，在人丛中，当我透过人头，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那时家长是不关注这些事的，许多事都由自己处理和决定。那有像现在家长都围着孩子团团转的。
记得初上中学时，社会上到处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广告。新闻、文艺、影视，全是苏联的内容，我那时很爱看小说，所以受当时氛围的影响，看的是很流行的苏俄小说，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中的亚瑟、保尔柯察金英雄人物的事迹，感动的我常常夜不能寐，他们那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使我久久不能平静，直到现在，每当电视上有反映那个时代的苏联电影或电视剧时，我都会看。
记得我晚上是一个人睡在大房相邻的小房里，不影响大房里睡的母亲、妹妹、与弟弟的睡眠，经常由于晚上看小说常常睡得很晚，第二天早晨听到学校的上第一节课的预备铃声（兰州一中离家很近），才匆匆忙忙起床，背上书包，常常空着肚子去上学。有时馒头头上沫些辣椒浆就是最好的早餐，偶而辣椒浆中再混一些芝麻酱抹在馒头上，吃起来格外香。由于那时候沒有保健知识，不知如何保护身体健康，我的近视眼就是由于无知，常常在昏暗的灯光下躺着看小说，使眼疲劳而造成的。
自己从小就喜欢手工制作，记得上初中那时制作过小的月琴模型、滑翔机模型等。特别要说的是制作矿石收音机，由于当时人们都很穷，买不起收音机，所以听不到无线电广播，更不知道世界上已经有电视了。矿石收音机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欧美，在中国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我看到介绍，说制作简易的矿石收音机，就可以收听无线电广播，这激发了我的兴趣……
为此自己节约零花钱，买了矿石检波器、耳机、可变电容器、漆包线、自己动手绕制了漆包线线圈，制作了如电路图所示的电路板，做了小木盒，做为机箱。上房顶架设了天线，从窗户引入，在屋里地下埋了地线，经过许多天的辛苦调试，终于听到了广播，这让我兴奋了好多天，以后每晚我都躺在炕上，戴上耳机，用它听新闻、听故事、听音乐，乐趣满满。
后来上高中时，我在旧货摊上，买到一个很便宜的五管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它要用很大的直流电池供电，所以没人能用的起。我大胆的买下，又在旧货摊上买到一个旧的小电源变压器，搭建了一个交流变直流的整流电路，使输出直流电压正好是要求的电池电压，放进机箱里，和原电路很好的结合，成功了，调台、收音都正常，只是交流嗡嗡声大，于是我查资料，找问题，将整流电路中的滤波电容换成更大的，解决了问题，我将改装好的外表很新的收音机放在大房的桌上，常用来收听新闻、讲述、听歌曲，很是洋洋自得！觉得很有成就感！
上中学时因为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所以学校也实行5计分制，最好成绩就是5分，3分算是及格。每次上课时开始，老师要点名一个同学到讲台前回答一个问题，然后由台下的同学举手要求补充，最后老师根据回答的情况和同学补充的多少，为被提问的同学当场打分。我经常是那个举手作补充的同学，似乎显得我学得好，这种虚荣，好表现自己的做法，对于被提问的同学可能是一种伤害，因为我的补充他会被降分，这也会导致同学关系变坏，后来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开始收敛了。
记得在上高中时，社会活动比较多。比如上山植树，勤工俭学参加市政地下污水管道工程建设，帮助农民夏收等。
背冰上山
先说一说植树活动吧。由于兰州的东西黄河穿过，而南边有皋兰山，北边有白塔山，但在当时，南北两边都是连绵起伏的荒山秃岭，人们常说：“皋兰山上有一棵树，白塔山上有七棵树”，那一颗树，就是当时我们每天仰望南边都可以看到的皋兰山顶上的那颗孤零零老榆树，白塔山上七棵树是指在白塔山上寺庙里由僧人们养育的那几颗老松柏树。兰州几代人的梦想就是让南北两山变绿，上世纪50年代，兰州市政府就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上山种树，绿化两山，于是每年都有两次（春秋）的上山植树活动。
记得1956年春，兰州市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学生在政府的号召下，展开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黄河刚解冻，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白塔山上植树，事先让我们背上背篓或拿上布袋，就近在铁桥附近砸冰块，装在袋子或背篓里，把冰背上山，然后栽树，再把冰块壅在树苗旁。当春暖花开之时，就靠融化的冰水来养活这些树苗。挖树坑有两种方法：当荒山坡陡时，就挖水平沟，然后在沟里挖坑栽树苗，如坡不陡时，就挖鱼鳞坑，即直接在坡上挖树坑，挖的坑就像鱼身上的鱼鳞一样，分布在坡上。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下雨时能留住雨水，因为干旱的西北可是雨水贵如油呀！连着两三个周末，都这样劳作，这种植树活动坚持了三年，直到我们中学毕业。
挖排污下水道
当夏天麦熟的时候，我们就去乡下帮助农民收麦，记得晚上还为农民演出小文艺节目，我好像还担任报幕，那可是赶着鸭子上架呀。当时曾想自己用自学的蹩脚小提琴，来作为一个节目，后来还是自知之明的退出了。要说明的是这个小提琴，是当时哥哥上大学时，他中学同学，在西安上医学院的爱好文艺的女友送给他的，哥哥没时间用，反倒成为我自学练琴的工具了。
记得上初中时，很喜欢踢毛蛋，就像踢足球一样，毛蛋是用毛线绕制成的小圆球，或用布包破棉花缝制成的小球，大小像小皮球，因为那时都很穷，没能力买小足球，只能用它来代替，球场空旷的地上，选一块小场地，两对面各用书包或土块摆一个球门，同学分成均等的两拨，就可以踢了，规则如同踢足球。到了高中，班上组织了正式的足球队和篮球队，学校体育组老师经常组织各班球队比赛，我们班总拿第一。我也成了班上足球队的成员，我虽然跑的还快，但对抗能力不行。
那时张宏根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头号球星，他司职前锋，技术娴熟，左右脚都能射门，同时速度快，过人技术超群。许多人都崇拜他，在球场上也模仿他，那时我也学他，所以我记得和我名字相近的叫王世文的同学，在球场上常对我开玩笑说：我们的张宏根来了！王世文同学长得很帅，个子很高，我们关系很好。他也是校篮球队成员，记得每当有校级比赛时我都会去，那时兰州一中篮球，足球队，在中学队里都是无敌的。王世文是中坚力量。他考到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可惜在困难时期没有坚持到最后，中途退学，后到新疆体委工作，打过几次电话，遗憾的是没有联系到。
另一个同学王毓林，他对我非常好。我到哪，总有他的身影跟随。他家是兰州雁滩的农民，每当时令瓜果下来时，他总要给我家送来许多。他后来兰州师专毕业，分配到新疆军区医院做化验工作，转业后在乌鲁木齐市开一个汽车4s店，由于恰遇小汽车在全国全面放开销售，他的店日益壮大，后来开的很大，还销售小汽车的零配件。
他多次邀请我去新疆玩。当时我已在南开大学并带研究生，他儿子要考金融方面的研究生，还要我寄一些考研的有关资料。我搜集后邮寄给了他，后来有一天打电话给他，接电话的是他老伴，她突然说他已不在了，这让我无法接受，半年前还和他联系过。她说他突然检查出患了白血病，不久即离世了，太遗憾了！去新疆看他的愿望也未能实现。
另一个同学叫刘继泰，记得上学时他打扮很时髦，和我关系也不错，没上大学，后来他也去了乌鲁木齐工作，没和他怎么联系，我刚调来天津，在天津电子仪器厂设计所工作时，收发室的人突然打电话说门口有人找，下楼后，我远远的看到一个穿着油污棉大衣的人，走近一看，这不是刘继泰吗。他怎么这样落魄？他怎么知道我的地址，在偌大的天津，能找到我。让我惊奇，也佩服他的一片诚心。
在收发室里，我们寒暄了一阵，他说想要一些天津的工业卷要买一些天津的日用品。那时正是文革后期的一个冬天，临近春节，天津许多紧俏日用品都要凭工业券购买，可惜我当时身上没带，我说明天给你，他说来不及了，今天就要乘火车离开。那时上楼，找同事们借，也能借到，就缺了这个心眼，况且我们的工业券也用不完。后来打问他，说他早已去世。因为这件事，让我终生遗憾。
我们高中时的同学，有几个至今还联系密切，通过微信互通信息，我回兰时，总要跟在兰的大部分同学聚餐一次，畅谈当下，回忆往事，意犹未尽，像回到了我们当年青春荡漾的年代。
反右斗争
上高中一年级时，这年暑假，因为学校搞“反右”运动，教师不放假，所以我和士敏哥及弟弟妹妹坐长途汽车，去临洮农校看望父亲，白天只有吃飯时才能见到父亲。父亲去食堂打飯，为了我们，总是买好的帶肉的飯菜，拿回宿舍和我们一快吃，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食堂的飯，由于饭菜总是带点肉，这让我们吃惯了没肉少油饭菜的感觉很香。在晚上常常听到喊叫的口号声、打倒声，让人好像在一种受压抑、又恐怖、又凄凉的气氛中生活着。
学校从白天一直到晚上10点，都是在开揭发，批斗会议，老师们都处在惶恐不安中，人人岌岌可危，不知哪一天帽子就会戴在自己的头上。父亲一直平安无事。当我们上的学校快开学时，父亲送我们到长途汽车站，他望着我们乘坐的车开出，父亲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似乎有一种陰霾笼罩着我们。
从临洮回来后，有一天，突然有一伙人闯入家中，说要抄家，找父亲反革命的罪证，他们翻箱倒櫃，抄走了许多贵重的东西，我们亲眼看着，记得有西藏达赖喇嘛在黄缎子上的题词，于右任的题词，齐白石、张大千的书画等（这些东西以后也不知下落），记得由于父亲抗日有功，蒋介石给父亲颁发的抗日有功银质勋章沒被查去，我们怕惹祸，后来就把它破坏了。
这次抄家后，一种不详的兆头笼罩在家中，开学后，父亲狼狈不堪的突然回到家中，说被下放到临洮辛甸公社上梁大隊王早村去劳动，这次回家是来告别的。后来才知道，父亲虽末打成右派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并被开除公职，送农村劳动改造。
父亲的后半生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在农村度过的。听父亲说，在临洮农校时，有一次邓宝珊在临洮视察时，打听到父亲在临洮农校，要见他，父亲躲而不见，认为自己所处的地位与处境不宜见面，怕连累他。别人做思想工作，后来和邓见了面，他勉励父亲要为甘肃农业出大力。若当时见面，说一些困难，我想邓宝珊一定会帮助的。父亲和邓宝珊年青时就有相当深的交情。
后来兰州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曾帶话给父亲，请他到兰大图书馆工作，做英文书目的整理编撰，因他知道父亲英文很好（父亲在北京上学期间，因有病动手术，曾在北京美国教会医院住院很长一段时间，因和外国医生护士都是用英语沟通，因而口语很好），父亲也未同意，主要原因是怕给他增加负担，帶来麻烦，总认为自己是被控制使用的。要安分守己。江隆基和父亲是北京大学同学，都是西北人，要知道，当时在北大，西北老乡是很少的。听说刚解放时，父亲在西安革命军政大学学习时，当时江隆基曾是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也是他们的领导。
大炼钢铁
紧接着就是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高潮。我们学校也开始了大炼钢铁的活动，同学们纷纷将家中的铁锅拿来，砸碎，然后将焦炭用碾碾碎，和铁块混合，放在小坩锅内（大约有现在的2.5升可乐瓶大小），然后集中十多个放在火中燒，这就叫“鸡窝炉炼钢”。我们24小时轮流工作，虽然有时汗流颊背，但大家抱定决心，一定要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使全国钢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学校提供学生吃飯免费，且不定量，不限时，食堂24小时开放。那时，累的站着就能睡觉，但大家精神却异常饱满，沒有一个人叫苦的，肚子有点饿，就去食堂吃。由于过度地消耗了粮食，这也是造成1960年全国大饥荒的一个原因吧。
我在中学的表现是比较好的，论学习，在班上也是前几名，也当过班干都，我积极申请入团，但始终沒被批准，原因就是父亲的问题。记得当时的团支部书记是个党员，农村来的，年记很大，特别左, 后来他沒考大学，直接当了领导干部。我退休后，回兰时曾电话约见，他告诉了我明天上午在五泉山公园长廊见，由于当时对大变样的公园已很不熟悉了，于是第二天弟弟陪我，找了很久，才看见他和许多人在自娱自乐，为唱秦腔的人用二胡在伴奏，他老伴在打鼓，我们寒暄几句，我还为他们录了像。
1959年高中如期毕业，我考试成绩在班上属前几名，但复习功课的时间太短，心中还是很紧张的。记得高考前夕，报志愿时，报了一些当时尖端的专业，自己全然沒有考虑到家庭出身，当时的校长华遵舜还亲自找我谈话，要我改报专业，后来才得知他是我父亲的学生，才关心我。但他并未告诉为什么要我改报，上大学后才知道，在我中学毕业的档案中，早己写上了“只能报考一般专业”的限定，这比弟弟档案中的“不宜录取”要强多了。
同学聚会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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