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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丨吴敏：一个“老高三”与一个“新三届”的莫逆之交
作者：吴敏
敝人是一个“老三届”的“老高三”，1968年幸运地未被打发回老家“修理地球”，而是被分配到一个县属小企业当了一名月工资18元的学徒工。1971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因涉嫌与一桩经济案件有牵连，我被押送至县里的专案学习班挨围攻、受审查。冤情昭雪后，出乎意料地被调至县里某企业管理部门任专职理论辅导员。转调另一个党政机关后，仍然承担同样的工作，充当了七八年“继续革命”理论的“传声器”和“喇叭筒”。
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震惊和警醒了我，引领和激励着我投入到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大潮中。因我的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被《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故而受到省里一所高等学府的关注，超乎想象地于1983年被调至该校任教。
赵诚作为一个“新三届”，曾就读于一所师专的197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他出生于杏林世家，自幼成长于省城，关心时政，喜好阅读，热衷于探求新知。上世纪70年代，还是一个普通工人的他，不仅以初中一年级的文化基础，硬啃过《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家与革命》《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等马列著作，还通过一定渠道，阅读过内部发行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加罗蒂《人的远景》、海卡尔《开罗文件》、德热拉斯《新阶级》等禁书。
当时有人讥笑他，说：“一个烂工人，读那些书有屁用！”出乎这些讥笑者意料的是，正由于赵诚的刻苦攻读，所以，尽管在恢复高考后他的数学考试交了白卷，但因其他几门考试的成绩均很优秀，还是顺利地跨入了大学校门。1981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市里一个机关工作，1983年又和我几乎同时调入同一所学校。他先是讲汉语言和文学课，后又到北京大学进修，回校后主讲国际政治。
壬寅隆冬，新一波疫情山呼海啸般汹涌而来，从大都市到小乡镇都有危情和噩耗不绝于耳。医院人满为患，一床难求；殡仪馆超负荷运转史上罕见，逝者排队等待很多天都不得安息。恐慌心理随新冠病毒遍地弥漫，人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外出，小区院子里和大街上人影寥寥。我正打算微信询问近年来远在琼海博鳌养病的老朋友赵诚之近况，突然传来了他染疫去世的讯息，惊愕和悲痛之感顿时涌上心头。
作者与赵诚
我和赵诚在同一所学校任教，且住在同一个宿舍大院。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因分属不同的教研室，互相之间并不怎么熟悉。我路过他居住的那栋宿舍楼时，经常能看到他在楼前的小房子边久久地倚墙倒立，就觉得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立独行者。
没过多少年，一场惊涛骇浪骤然卷入校园，教职工大都被卷入其中，赵诚和我均陷入湍急的旋涡里。赵诚和几个朋友发起组织过几次活动，他们的一次行动更是震惊校内外，成了全校被整肃的重点；我则因为在特殊时段给学员讲了一堂案例分析课，也被列为整肃对象。
当时，直接行使整肃权力者为了查找我讲课的“罪证”，派专人搜集了一大堆学员的课堂笔记。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从中查找到我讲课时用过的“一个词”，说过的“一句话”，并断章取义地给我加上了一连串“莫须有”的罪名。他们放出口风说，赵诚他们主要是搞了一次行动，而我在课堂上讲了一上午，“是成体系的”，问题的性质“更严重”。
面对黑云压城之势，我把我用的“那个词”、讲的“那句话”，与其前后所讲内容联系起来据理力争，阐述其整体性之本义，揭示诬陷者恣意曲解之荒谬。学校领导当时还算比较公正，认为那些人列举的所谓“罪证”站不住脚，只在口头上给了我一个“黄牌警告”。赵诚和他的几个朋友以宪法和党章为依据，顽强地进行抗争，学校领导也尽力予以保护，但由于当时的大形势所迫，赵诚他们还是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被校内外称作是罹难“七君子”。
同声相惜，同舟共济。共同经历这次旋涡之后，我和赵诚的交往逐渐多起来了，越来越熟悉了，成了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1997年他患肺癌在北京住院做手术时，他的另一个朋友刘建华驾车载着我，奔驰上千里专程前往看望。见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他的精神状态也很好，我们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1999年，我又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祸难。学校当时的主政者70年代初曾与我在同一个县里工作，是老熟人，两人和两个家庭的交往很好。只因我对他的某些错误做法持不同意见，他就翻脸不认人，不仅剥夺了我获评正高职称的资格，还暗中编造置我于死地的黑材料，在全校各处室领导人会议上无中生有地诬陷我“与美国特务机关有联系”，并撤销了我担任的党政职务。
这个让人惊诧的罪名，致使原本与我很热络者，远远看见我就躲着走；一些朋友想到家中来看望我也不敢来，只得到我老伴工作的单位向她打问实情。我按党章规定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提出申诉，按法定程序向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提起控告和诉讼，或泥牛入海无消息，或被回绝，不予受理。就在我遭遇灭顶之灾的极端恶劣情势下，赵诚、张黎晨等朋友尽其所能雪中送炭，以多种方式从多方面给我以声援和协助，使得承受重压的我感受到了友情的温馨与和暖，增强了冲破困厄的信心和勇气。加之那个主政者整人害人太多，把学校搞得一片混乱，乌烟瘴气，迫使许多教职工纷纷向省委告他的状，他被气得突患绝症，没过几个月就一命归西了。
学校新的主政者上任后，多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整顿学校秩序，既化解了前任主政者对我的恶意诬陷，又比较公正地对待我，使我获评正高职称，还委托我担任本学科申报硕士点的负责人。我终于摆脱了磐石压顶般的噩运，步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
2002年，随着学校教学机构的调整和变动，我转到了赵诚所在的教研室，到退休年龄后又被校方返聘4年，一直和他共事到2011年底。在这十来年时间里，我和赵诚与教研室的同事们经常就一些大家关心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互相交流信息，共同探讨疑难，畅所欲言，互相启发，求同存异，使得教研室的学术气氛非常热烈，颇受其他教研室的称赞和羡慕。在教研室的交流和探讨过程中，赵诚大都是前沿信息的传播者，新颖思路的引领者，还很热心地给年轻教师答疑释惑，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使得教研室内外的同事们都很敬重他。即使赵诚退休以后乃至因病多年居住海南期间，他也经常和教研室的一些同事以电邮、电话、微信等方式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探讨。
赵诚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和人类眼光的思想者。他的挚友王东成在一篇文章里说：赵诚“对于人类的起源与流变；对于神权与人权、信仰与理性的历史叙事；对于‘费拉化’与民族衰亡；对于基督教信仰与基督教文化；对于英美保守主义与欧陆自由主义；对于社会民主主义、个人主义、大小‘共同体’等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文明、儒释道与古希腊古罗马古希伯莱文明等等；对于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美欧关系、阿富汗战争、俄乌冲突、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国与世界等等；对于GC幽灵、西方左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等；对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种问题等等；他均有严肃入微的思考，均有极富原创性和启发性的真知卓见。”教研室的同事们在和赵诚几十年的交往交流、共同探讨中，都有与王东成大体相同的感觉。
赵诚著《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赵诚所著《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和《追寻黄万里》相继出版发行之后，在国内外媒体上广受赞誉，也是教研室和校园里争相传颂的一个热门话题。赵诚拖着被切除一叶肺、又有严重心脏疾患的病体，竟然能在跋山涉水进行大量实地采访的基础上，一笔一画地撰写出了两本大部头著作，大家都由衷地予以赞赏和敬佩。据说出版社编辑看到赵诚亲笔撰写的70万字原稿，也为一个重病患者的顽强毅力和拼搏精神感到震撼。
2009年7月，我老伴被查出患有食管癌，全家人极为恐惧和紧张，女儿很快就联系好了京城的一所著名医院，我随即买好了和老伴一起赴京的火车卧铺票，决定当天晚上就乘车启程，也约好了由赵诚开车送我们去车站。在约定动身前一个多小时，赵诚就来到了我家。他详细询问了我老伴的病情后，建议我们最好不要去北京，就在本市的省肿瘤医院做手术比较合适。他谈了他1997年在京做手术遇到的实际状况，说去京做手术固然有好处和优势，但更有难以克服的麻烦和困难，不仅费力很大，花钱很多，而且不一定比在当地做手术的效果好。他说，咱们省是食管癌高发区，省肿瘤医院的胸外科在全国名列前茅，做食管癌手术的设备条件和技术水平并不比北京的医院差。再从住院期间家人护理的角度来看，在本市比到北京更是方便多了。我和老伴商量后接受了赵诚的建议，决定不去北京了，就在省肿瘤医院做手术。赵诚当即给他在省肿瘤医院任副院长的表弟打电话，他表弟很爽快地答应给我老伴安排床位，让我们第二天上午就入住他们医院。
联系妥当后，赵诚开车和我一起去火车站办理了退票手续，并在第二天早晨开车把我和老伴送到医院，还帮我们办理了入院的各种手续。从我老伴后来住院做手术和病体恢复期间的实际情况看，赵诚的建议很正确，很及时，实际效果的确很好。我老伴的手术是由省肿瘤医院胸外科“第一把刀”、著名作家马烽之子马炎炎主任给做的，手术做得非常顺利，非常成功，切除得非常干净，术后连化疗都不需要做。我老伴术后迄今已超过13年了，经几次复查，身体状况都很正常，没有什么隐患。这得益于赵诚当年那个非常及时的建议，得益于赵诚诚挚待人、乐于助人的高尚品格，使得我老伴的恶疾得以根治，转危为安。我们老两口及子女由衷地感谢他，永远深深地铭记在心！
赵诚携夫人于军（左一）在《长河孤旅》发行仪式上与朋友们合影
还须谈到的是，我老伴住院后我们才得知，赵诚夫人于军也住在省肿瘤医院。她两个月前刚在这里做了肺癌切除手术，其时正在进行化疗。我老伴住院二十多天就痊愈出院了，但赵诚夫人于军则必须一个疗程又一个疗程地继续化疗，病情一直未见明显好转，终于在2011年5月与世长辞了。赵诚在其夫人重病住院两个多月之时，日夜陪护，身心疲累，竟然还向我和老伴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我老伴术后十多年来，赵诚每次遇到我或与我通电话，总要询问我老伴身体的现状。这既是出于对曾患恶疾的朋友家人的惦记和关心，也隐含着对其夫人于军的思恋和怀念。我老伴和于军患癌症、做手术的时间几乎相同，我老伴还健朗地活在人世，而于军已长眠于九泉多年了，这怎么能不引起赵诚的联想呢？
赵诚夫人于军的父亲原本是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秘书，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带着全家人下放山西劳动改造，一家人的生活一直处于政治和经济的困境之中。赵诚和于军结合于文革刚结束的混乱时期，当时两人均为某建筑企业的普通工人，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当艰辛，但他俩认知相通，感情甚笃，是一对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于军去世对赵诚是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他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极为孤寂冷清，还要照顾高龄的老母亲，资助刚成家的两个儿子，所受压力非常之大。同事们打算给赵诚再介绍一个生活伴侣，但他深陷丧偶的痛苦中难以解脱，很明确地予以拒绝。直到五年后，经热心的同事再三劝慰和牵线，赵诚才同意与马建萍女士交往，且逐渐熟悉，彼此认同，结合到了一起。
作者与赵诚、丁东、王东成在希腊旅游
2016年秋季，我加入了丁东、王东成设计和组织的希腊之旅，赵诚和马建萍也在其中，这是他俩结合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同行者都向他俩表示祝贺。马建萍原为省电台的编辑，美丽文雅，善良贤惠，在旅途中对赵诚关怀备至，照顾得非常周到。朋友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都为赵诚感到欣慰和高兴。在旅途中，我看到身材柔弱的马建萍拖着个硕大的行李箱行走得很艰难，几次表达相助之意，她都坚决地予以婉拒，表现了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刚强意志。
赵诚与马建萍
马建萍各方面的条件均很优裕，她能与身患重病、生活困顿的赵诚结合到一起，一般女性不可能做到，明显地是出于价值观和真实感情的高度认同，堪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媲美，冥冥之中转达了上天对赵诚的关爱、奖赏和恩赐，是赵诚晚年最大的幸运和福气。赵诚一生在事业上已经非常精彩了，又有马建萍这样一位知己和天使陪护着度过人生的最后岁月，完全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莫逆之交赵诚老友，天堂安息吧！
赵诚、马建萍与作者及朋友们游览希腊古奥林匹克体育场遗址
吴敏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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