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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学新，祖籍广东四会，出生于湖北武汉。1965年武汉二中高中毕业。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先后在武汉13中、19中、武汉外国语学校、武汉教育学院及江汉大学任教。2008年退休。
回忆那些曾经
看过的外国电影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当笔者还是四五岁的小孩。在汉口兰陵路楚善里的旁边的大光明电影院（后来改名中南剧场）看了人生第一部电影《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这是根据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同名长诗改编的苏联动画片。从此看电影成了笔者从童年到少年直至成年的爱好之一，如同现在的同龄人爱好电子游戏一样。小时候通常是妈妈带笔者去看电影，后来妈妈工作忙了，她就把这个任务委托给了两位姑姑大毛、小毛嬢嬢，为此妈妈不惜要多付出2倍的票钱。至今记得两位嬢嬢带笔者曾经看的两部苏联动画片《蟒魔王》和《三头凶龙》，笔者大部分时间都埋着头躲着不敢看。在楚善里的周围有4家电影院，近一点是中南、中原；远一点是解放、武汉。其中中南是一个综合性剧场，不但能放电影，还演出过歌剧《刘三姐》《洪湖赤卫队》和话剧《孔雀胆》《叶尔绍夫兄弟》等等。在武汉剧院建成前，它还是负责接待苏联芭蕾舞团和东欧诸国的歌舞团赴华，莅临武汉演出时的必到剧场。武汉电影院后来改为是武汉市第一家宽银幕电影院，解放电影院则改为武汉市第一家立体声电影院。那时，每逢星期天的上午，各家电影院都要安排一场“儿童场”的电影。票价是成人票的一半，放映的电影通常是二、三轮影片，除了一些国产“打仗的”的电影。还有很多苏联儿童片，如《培养勇敢的精神》《一年级小学生》《伊凡从军记》《丘克和盖克》《两个小足球队》。“儿童场”的票通常是提前1至2天出售，每当楚善里的孩子们买了票，那个兴奋劲一直要延续到星期天看电影，甚至比看电影本身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这一辈人从少年到青年对苏联的感性认识来自小说、歌曲，特别来自电影。可以说我们的某些价值观、审美观其中一部分来自苏俄文艺作品特别是苏联电影。有一支苏联儿童电影插曲（已忘记了其电影名字）笔者现在还能够一字不漏地唱完：那时，我们是多么羡慕苏联少年儿童每年暑假的夏令营生活啊！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与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是以十月革命为背景，前者的主人翁是顿河流域的哥萨克农民，后者的主人翁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以笔者当年初中二年级的阅读水平根本无法理解这两本书的深刻含义。但是由这两部小说改编的两部电影，却以其恢宏的场面，深刻的人性，主人翁曲折的经历，以及男女演员高水平的演技，至今记忆犹新。《静静的顿河》上、中、下集是在中南剧场从晚上6点看到深夜12点多。中间还休息了10分钟。《苦难的历程》三部曲改编成三部片子《两姊妹》《1918年》《阴暗的早晨》，笔者和同学奔走于三家电影院一口气看完。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从1926年构思到1940年写作完成，历时14年。其主人公格里高利是一个典型的哥萨克。他勇敢正直但又偏见局限，不谙世事。他追求幸福生活却又动摇于妻子和情人之间；他不畏强暴却徘徊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电影《静静的顿河》原汁原味地，没有作任何修改，把小说搬上了银幕。6个多钟头的观看，仿佛是一场绚丽多彩的艺术盛宴。影片最后，情人阿克西妮娅不幸中枪，死在格里高利怀里。他埋葬了情人，把枪和子弹统统扔进河里，牵着老马走上回家的归途。影片到此戛然而止。格里高利回到家乡后会有什么命运呢？小说和电影都没有交代。肖洛霍夫创作这部小说时，正经历苏联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和“农业集体化”。作家的良心大概驱使他不得不就此搁笔。![]()
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也拍成同名电影。内容是讲城里的布尔什维克到农村去领导农民搞农业集体化。有一个场景：按照上级的“消灭富农”的精神。村里的两户富农全家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其中一户的当家男人和乡亲们的悲惨凄凉地道别的长镜头。看后实在令人潸然。格里高利曾经双手沾满过红军的鲜血，其家在村里属于富裕户，其兄又被新政权镇压。他回去后的命运，想想也不寒而栗……《苦难的历程》三部曲讲的是姊妹俩卡佳、达莎和她们的丈夫，贵族出身的白军军官罗申和平民出身的红军军官捷列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十月革命那一段重大历史背景下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的艰难曲折的生活经历。![]()
影片《阴暗的早晨》最后有一个他们四人参加一个群众大会聆听革命导师列宁演说的镜头：列宁伸出他那令后人十分熟悉的手臂，坚定地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 + 电气化。”100年过去了，可惜现实的俄罗斯，苏维埃早已没影了。那个曾经的第二超级大国，现在一年的国民经济总产值还不如中国的广东省，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伟人的美好愿景已经成为泡影。现在像笔者这样年纪的人记得钱拉·菲利浦的恐怕很少了。至于年轻人更是不知道他是何许人。钱拉·菲利普(1922 - 1959)，世界影坛曾经最优秀的演员之一。![]()
他1942年进入戏剧界，1944年进入电影界。1947年主演电影《肉体的魔鬼》，一举成名，获得布鲁塞尔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钱拉·菲利普主演的《勇士的奇遇》和《红与黑》曾经在我国上演，赢得我国观众极度的欢迎。《勇士的奇遇》所叙故事发生在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五时期。乡间穷小子芳芳因逃婚而从军。在那里他不愿意受无聊的军规羁绊而与军曹兼情敌贾力士 累累发生矛盾甚至决斗。而另一位军曹的女儿阿德琳（吉娜·劳洛勃丽吉达饰演。她在1956年版《巴黎圣母院》中扮演女主角爱斯米兰达。就在笔者撰写本文时，惊悉这位受人尊敬的明星于1月16日病逝于罗马，享年95岁。善良美丽的“爱斯米兰达”一路走好）与他邂逅后并爱上了他。影片中有一段两人有趣的对手戏：芳芳在屋顶上等待贾力士上来决斗。下面的阿德琳问屋顶上的芳芳为什么不下来？芳芳说在看风景，阿德琳问看什么风景？芳芳说：“两座山峰，中间一条小河道。”阿德琳下意识地拉了拉胸衣的低领。芳芳诙谐地说：“你能让我在河里摸鱼吗？”当然我们小孩更喜欢看的是芳芳那矫健的身姿，与敌人决斗的场面和电影最后的戏剧性的结果。《勇士的奇遇》获1952年第五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1952年第二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钱拉·菲利普在《红与黑》中饰演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一个外省贫困家庭出身的无比崇拜拿破仑的知识青年于连。他做梦都想象拿破仑那样摆脱自己这个阶层而出人头地。于连先后与两个女人 — 市长夫人、侯爵女儿 — 有感情纠葛。前者是由于他在市长家里当家庭教师时市长无时不刻地对他的冷嘲热讽，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而报复市长大人。后者则是在巴黎充当一位侯爵的秘书，为了挤进上流社会获取地位和权利而接受其女儿的爱情。侯爵怎么能让他得逞。最终于连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1954年钱拉·菲利普凭借《红与黑》和另一部影片《相逢》获得芬兰电影节胡西奖最佳男演员奖。在去世30年后的1990年，钱拉·菲利普获得法国凯撒奖终身成就奖。钱拉·菲利普于1959年因癌症去世。他把短短的一生献给了戏剧和电影事业而获奖无数。他德艺双馨并富有正义感。二战时他参加了法国抗争德国法西斯的地下抵抗运动。上世纪50年代“冷战”甚嚣尘上时，他对中国非常友好。1956年他偕夫人访问我国，受到周总理接见。并到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参观访问。和中国的文学艺术界人士；众多电影戏剧明星会见交流。![]()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引进了两部由狄更斯长篇小说《Oliver Twist》（奥利弗·忒斯特）《Great Expectations》（远大前程）改编的英国电影《雾都孤儿》《孤星血泪》。这两部电影里的伦敦，充满了阴雨连绵、雾霾叠嶂的“脏、乱、差”的画面。记得笔者读高三时，英语课本有一篇课文的题目是“Oliver wants more”。后来才知这篇课文原来是狄更斯名著《Oliver Twist》中的一个小片段。孤儿院里的孤儿们每天三餐吃的都是的毫无营养的麦片粥，一个个在毫无报酬的劳动后饿得前胸贴后背，但又不敢向院方提出来。最后他们决定采取抓阄的方法，谁抓到了，谁就去向掌勺的那个胖子（我记得课文中是“The fat man”，但是影片中是个干瘦的胡须男）提出再加一点的要求。Oliver不幸抓到阄。大厅里孤儿们在一排排长桌子旁吃着自己的一盘麦片粥。Oliver吃完自己的那一份，起来径直走到胡须男跟前说：“请给我加一点。”胡须男大吃一惊，从来没有哪个小子敢提出如此非分的要求。他轮起勺子就要打过去，Oliver转身便跑。最后的结局是Oliver被卖到棺材铺去当学徒了。上世纪50年代我国还引进几部英国式幽默的影片。曾经看过的有《天堂里的笑声》《士兵的经历》和《鬼魂西行》。《天堂里的笑声》说的是讽刺作家亨利.罗素去世后给他的4位表弟妹留下一大笔遗产：每人5万英镑。但是有一个约束性条件，每人必须完成遗嘱人吩咐交办的一件事情，才能获得自己的那一份。如果哪个不接受或者完成得达不到要求，那么4个人都得不到遗产。大表弟是一位退役上尉，同时也是一位作家，但是他写的都是一些不入流的色情小说。虽然出版了十几本但是从来不敢署真名。因为他的未婚妻是一位当警官的淑女，未来的岳父老头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官。二表妹是一位家境不错的老处女。但是她性情古怪，特别是对女仆刻簿无情，从来没有好脸色。三表弟是一个钻石王老五。同时也是生意场和赌场上的人精，没有人能够在他身上占一点便宜。他一直没有结婚是因为他看透了那些女人都是看上了他的钱。为此，他还聘请了一位精明而又忠诚于他的管家。防止有时他一时糊涂误中“美人计”而出面替他善后处理这些已遂或未遂的桃色事件。最小的表弟在银行做事。此君一生谨小慎微、胆小怕事。随便哪个同事都可以对他吆五喝六，特别是行长，对他怎么也看不顺眼，总想找个由头“炒”了他。针对四位老表的性格脾气和职业，亨利先生在遗嘱中提出如下要求：1) 大表弟必须想办法去坐28天大牢，一天不能少。大概是要他清醒一下，他的那些烂小说是会将人引向犯罪的道路。2) 二表妹必须到一家中产家庭去做1个月女佣。让她尝尝服侍人的味道。3） 三表弟必须与在此后的第二天外出时其主动搭讪的第一位女人结婚，只要她未婚而无论她的条件如何。如果他的魅力不能使这位女士同意与他结婚，那么就玩完。4） 对四表弟的要求最“残忍”。要求他拿着玩具手枪到其上司即行长的办公室强迫后者打开自己的保险柜。当执行律师念完亨利.罗素先生的遗嘱后，二表妹表示反对，她反正又不缺钱，决不会去干“下人”干的事情。三表弟西蒙倒是对自己的要求“乐观其成”，说不定会因此撞上一个“桃花运”而且还白得5万英镑。至于老大和老幺，虽然心中埋怨对自己的要求太“荒唐”，但是那5万英镑太具诱惑力了。执行律师又一次强调遗嘱中的那个约束性条件。于是在众人的“威胁利诱”下，二表妹只好答应去试一试。因篇幅有限，本文不便赘述影片的后续内容。好在互联网上一些平台能够下载此影片。此影片的结局颇有美国短篇小说大王欧·亨利的风格。《士兵的经历》说的是二战中一个英国大学生书呆子投笔从戎的故事。中国有句老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部影片说的是：秀才去当兵，干嘛嘛不清。书呆子投军后到特种部队其舅舅风来速麾下服役，他在各项训练中出尽了洋相闹出不少笑话。一次舅舅的这支部队奉命乔装德军去偷袭德军后方一个情报中心。得手后，风来速命令部下各司其职，火速搜寻各个房间的情报资料。令其最信任的外甥看守住俘获的敌情报中心的头子及其副官。书呆子一个人拿着手枪对着两个战俘，心中十分紧张。突然情报头子对其副官兼翻译耳语了几句，副官马上对书呆子说：“先生，我的长官心脏病犯了，需要吃药。”在书呆子手枪的监视下副官从抽屉取出药，然后两人各自吃了一颗。正当书呆子奇怪怎么副官也有心脏病时。只见那两人几乎同时僵直地倒在地上死去。风来速闻讯赶来，眼看此次偷袭的最大战果已经失去，也来不及责备外甥。遂命令马上撤离。撤离时书呆子又出了状况，战友们的车匆匆先后离开，偏偏书呆子的车打不着火。司机只得叫他下车用手动摇把打火。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打不上，这时一个德军车队路过，一个德军少校下车走上前问要不要帮忙？他既听不懂德语，又不能用英语回答，便急中生智用在军中“外语速成班”学的中文口语“你好！”向对方打了个招呼。这次轮到少校听不懂了，少校一副瞧不起他的模样，上前接过手把一下子把汽车发动了。书呆子向他敬了个礼，又说了一句中国话“谢谢。”少校一脸茫然地目送偷袭者的最后一辆车开走了。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可以说是改编经典小说成电影的“狂魔”。他们改编自己国家著名作家的经典小说成电影，笔者曾经看过的就有，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夜》《白痴》；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果戈里的《钦差大臣》；高尔基的《福玛.高尔耶捷夫》《在人间》；屠格涅夫的《带阁楼的房子》《父与子》；契珂夫的《脖子的安娜》《跳来跳去的女人》等等。苏联电影人那时还拍摄了不少外国经典名著改编的影片。笔者曾经看过的有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第十二夜》；塞万提斯的《唐·吉坷德》和伏尼契的《牛虻》。其中《奥赛罗》中奥赛罗的扮演者邦达尔丘克应该是那个年代中国观众熟悉的大师级电影明星，他的同胞称誉他为“电影沙皇”。![]()
他出生在乌克兰，参加过卫国战争。出演过《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金星英雄》。在《塔拉斯·舍甫琴科》一片中扮演乌克兰诗人塔·舍甫琴科，获得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水晶球大奖。邦达尔丘克跳过“俄罗斯功勋演员—俄罗斯人民演员 — 苏联功勋演员”几个台阶的称号，直接戴上“苏联人民演员”的桂冠，并且是这一荣誉最年轻的获得者。邦达尔丘克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演员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导演。他出演并导演我们熟悉的《一个人的的遭遇》和《战争与和平》。前者获得一系列奖项其中包括第一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和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大奖。
而后者则是他耗时4年（1964年—1967年）、动用约15000名士兵拍摄了4集。一部电影拍成4集，真是前无古人，不知后有没有来者？此影片获得1965年第四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1969年美国金球奖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金像奖。邦达尔丘克的晚年过得很不开心。90年代初，邦达尔丘克准备将小说《静静的顿河》重新搬上银幕。可是此时国家体制已改变无法提供资金，他自己又囊中羞涩。于是邦达尔丘克与一家意大利公司签订合同准备完成此片。邦氏本人担任导演，到1993年4月所有的拍摄工作完成。邦达尔丘克请求意大利制片方提供后续资金以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意大利人却背着他满世界去兜售、出租这部半成品。1994年10月心力交瘁、渐失信心的邦达尔丘克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试图化解自己与意方的矛盾纠葛。无奈天不悯人，当月20日邦达尔丘克病逝于莫斯科。可怜一代电影沙皇，生予电影，死于电影。上世纪50、60年代，无论是国产片还是译制片都是分为首轮片、二轮片、三轮片。首轮片通常是在全国十大城市的电影院同时首先上演。十大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武汉、广州和成都。这十大城市为什么除了3个直辖市，东北地区有三个而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各只有一个呢？可能东北地区当时是“共和国的长子”吧？首轮片在十大城市上演后就会拿到其他中小城市放演。当然有些深受观众喜爱的影片还会作为二轮片、三轮片选出来放演（谁说那时没有市场经济意识？）例如《勇士的奇遇》《三剑客》我们不止看了多少遍。那时各个单位的工会有一个职能就是不定期为职工包场看电影。笔者母亲的工作单位的工会主席比较喜爱看外国电影，承工会主席的“偏爱”，笔者随母亲蹭了不少外国电影，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英国的《士兵的经历》和波兰的《十字军东征》。笔者比同龄人看的译制片要多一些还有一个原因，笔者有一位爱看外国电影的明镛叔，他于抗战末期考入西南联大心理学系，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北大。毕业后准备报考燕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却因为罹患肺结核只得打消继续深造的念头回到武汉，他在武汉三女中（后改为18中）先后教过英语、语文和俄语。后来初恋女友与其分手，再加上在“思想改造”“肃反”“反右”等运动中不断地“挨整”或准备“挨整”，所以他也无心成家了。只要有首轮的译制片镛叔是绝不会错过。但是因为工作繁忙，下班回来就买不到票了，于是提前买票就成了我这个“买票小厮”的任务。那时报纸的第四版会有各个电影院当天和次日的电影预告。明镛叔常常头天晚上按报纸上的第二日电影预告向笔者布置买票事宜。记得最清楚的是60年代初，当苏联宽银幕电影《上尉的女儿》在武汉第一家宽银幕电影院武汉电影院首演。笔者授命去买票。那天正好赶上隆冬时节的鹅毛大雪，买票的队伍从售票处蜿蜒近百米。没想到进了电影院，《上尉的女儿》从头到尾更是西伯利亚的肆虐无比的暴风雪。银幕内外竟那么神奇地不可言状地巧合。每个星期天下午两点解放电影院照例有一场苏联的原版影片。叔侄俩一定“打卡”到场。很奇怪，即使是没有中文字幕，每场总是座无虚席，难道他们都听得懂俄语？笔者当然无虞，因为镛叔懂得俄语，边看边小声讲给我听。在笔者看过的外国电影中至今记得片名及内容的还有波兰的《伊伦娜，回家去》《秘密客》；法国的《没有留下的地址》《三剑客》《危险的游戏》；西班牙的《瞎子领路人》；墨西哥的《勇敢的胡安娜》《生的权利》；印度的《流浪者》《章西女王》；意大利的《警察与小偷》《偷自行车的人》；南斯拉夫的《跟踪》《当机立断》；捷克斯洛伐克的《好兵帅克》《如此多情》；东德的《科伦上尉》《柏林情话》《条顿剑在行动》（纪录片）；罗马利亚的《多瑙河之波》；日本的《战火中的妇女》《裸岛》；苏联的《我了解她》《海军少尉巴宁》《区委书记》《初欢》《青年时代》《保尔·柯察金》《前面是急转弯》……那时，经常举办各国的电影周，如苏联电影周、法国电影周、亚洲电影周。1965年举办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30年电影周时，笔者正读高三。不顾功课紧张，大大地过了一把电影瘾，虽然都是些老旧的苏联二战电影。这也成为即将到来的“文革”的外国电影的“最后的晚餐”。列夫·托尔斯泰的三部巨著《战争与和平》《复活》与《安娜·卡列尼娜》。电影《战争与和平》从1964年开拍，1967年杀青。此时我们正值“文革”，当然无缘观看。电影《复活》1963年看了上集，不知为何下集迟迟未上映。直到改革开放后，当互联网普及后才在网上补了上述缺的“课”。至于《安娜·卡列尼娜》，被欧美各国搬上银幕不知多少次。也是在改革开放后笔者有幸在互联网上分别看了1935年美国嘉宝版、1948年美国费雯·丽版、1997年美俄苏菲·玛索版；在央视六台看了1981年英国电视连续剧版；在电影院里看了2013年英国舞台剧版。![]()
庄园主列文爱恋青梅竹马的吉蒂，希望和她结婚。而长大后回到莫斯科的吉蒂却正与贵族出身、风度翩翩的军官渥伦斯基热恋。怎奈渥氏这厮压根就是一个善于向少女调情而又无意与之结婚的纨绔之徒。渥伦斯基与安娜在火车车厢偶遇，擦肩而过同时回眸了对方一瞥。继而在舞会沙龙上两人对舞玛祖卡、华尔兹，倾心交谈、相见恨晚。导致他决心抛弃吉蒂，从莫斯科追安娜到彼得堡。安娜表面上冰洁高冷，内心却温柔似水。她爱她的儿子、爱她的兄嫂和侄子侄女。她也爱她的丈夫卡列宁，但是卡列宁却更爱官爵、政治和上帝。这就给了渥伦斯基可乘之机。从来没有得到丈夫真爱的安娜走上了不归之路。母子分离、丈夫拒绝离婚、上流社会的偏见和嘲讽（他们的游戏规则是可以“脚踏两只船”但不可以“更舷跳帮”）、情人日益厌倦且渐失当初激情，从而导致安娜神经质似的臆想丛生。最后，追求真爱的安娜终以一死回答了这个不容她的世界。嘉宝版的《安娜·卡列尼娜》极具好莱坞特色。盛大的场面、华丽的布景，再加上热情奔放的嘉宝。所有这些与故事本身的悲剧色彩极其格格不入。费雯·丽版的《安娜·卡列尼娜》。由于其在《乱世佳人》的斯嘉丽的表演和在《魂断蓝桥》的玛拉的表演的气场太强大。反而使她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表演相形见绌。苏菲.玛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她参演的很多影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她的形象确不适合饰演安娜。曾经有评论家打趣地说让她去演吉蒂更合适。嘉宝、费雯·丽和苏菲·玛索都是她们那个时代的“女神”级的绝代佳人。但是她们演绎的安娜·卡列尼娜均不尽人意，叫座不叫好。说到底，就是三位“女神”尚缺乏沙俄时代那些悲剧型贵族女性的特有的气质。电视版的《安娜·卡列尼娜》，因为具有足够长的空间和时间，所以演绎起来从容不迫，但也正是这一点就显得精雕细琢不够，至于那个舞台剧的《安娜·卡列尼娜》则完全是一个闹剧。托翁地下有知，情何以堪？“安娜·卡列尼娜”这个极具个人色彩的悲剧性的人物，只会诞生在俄罗斯这块悲剧性的土地上。忽然想起，正是在这个悲剧性土地上发生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假设渥伦斯基也是十二月党人一员的话，相信追求真正爱情的安娜，一定会义无反顾地陪伴他一起前往遥远酷寒的西伯利亚，相濡以沫余生。但是渥伦斯基压根不会成为十二月党人，所以安娜的悲惨命运也注定是这样的。要恰如其分地演绎好尽量真实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确是对导演和演员的一个极大的挑战。邵学新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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