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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舒婷：我的最高学历是初中二年级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本文作者
中学纪事
作者：舒婷
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甚至读了硕士、博士的人，中学时代只是漫长阶梯的一小段。然而，这一小段生涯的影响至深，谁也不能否认。更何况我的最高学历只有初中二年级，我的个性气质道德观，乃至常识性的认知人生和自然，都来自我那非常短暂的中学时代。
难怪儿子总说，我们家就数我妈妈的文化水平最低。因为就连他，今年也上高一了，而且是我的校友。
01
小学我一直在转读，跳了四五所学校，因此没有建立稳定的师生情谊，甚至大部分同学的名字都不记得了。我的作文在小学四年级异军突起，五年级就经常被作为范文，六年级老师不再批改我的作文，我可以自行其是。奇怪，那时的老师何以就这般开明了？
考中学时，我还是整天游泳，跳皮筋，在被窝里捏着手电筒彻夜阅读世界名著。晒得乌黑出油，近视加深两百度。我不记得我为能否考得上伤过什么脑筋。
眼下这些小皇帝，虽然在家中备享殊荣，但一举一动都在长辈的显微镜下被点滴不漏观察、判断，然后被引导，甚至强制执行。我的家人严格管教我不许撒谎，拾金不昧，衣裳整洁，谈吐礼貌等等，重大前途的选择时，却给我充分的自主权。我妈妈看了我的报考志愿单只是一笑了之。我在重点中学一栏连填两个“厦门一中”，在普通中学一栏里满满三个志愿都填了“厦门一中”，甚至在是否服从分配这一栏里，十分坚决地写上“不”。
我现在还认为是我的孤注一掷，感动了这所本市最铁石心肠的学校。因为作文我也许行（上帝啊，我从没考虑到不同的改卷老师，可能给我的威胁），基础知识不见得扎实。数学更不妙，只是凭着小聪明蒙混过关。今天的我，已退步到三位数以上就算不清楚。我是五年级开始上英语课的，不费吹灰之力，其优势一直保持到中学时代。可惜中考并不考英语，因为当时大部分小学不开英语课。
收到写着我的名字的第一封信，我马马乎乎看了一眼信封下方“厦门第一中学”的红字，知道我是录取了，信也不拆就大呼小叫和同学踢毽子去。直到外婆疑惑地问我：人家都去报到了，你到底有没有考上？这才满地寻找通知单。
02
跟现在的新生一样，还未开学就军训。住校，自带铺盖睡教室地板。半夜紧急集合，长途拉练，实弹射击什么的，我儿子军训也是这一套。对每一拨新生而言，却都同样刺激、慌乱，错误百出，回想起来却又快活无比。清早列队，我个子小，站第一排。还未“稍息”，我身子一歪，十分不优美就昏倒了。空腹产生的休克，继续伴随我到今天，是中学时代的遗迹吗？
在我的初一（1）班里，真是精英荟萃。各个小学考上来的两三个大队长、五六个班长，近十个这种那种中队委员，小组长多如牛毛。另外不少是干部子弟。有市长的女儿，宣传部长的儿子等等。他们在班上完全享受不了任何特权，除了衣服更朴素一些。
这个故事是那样令我深信不疑，我怀孕时不知看了多少可爱的小宝宝画片，因为重女轻男，可能看多了女娃娃，以至我儿子到了十三岁，还有朋友问：这是你女儿吗？
我被任命为学习委员，跟小学的官职持平。大概还是我的作文考卷起作用，引起老师的错觉，以为我真的学习优异。有一名前大队长被降为平民。文革时那学生跳得最高，兴许与她入学就怀才不遇有关？
03
我和班上几个学习好的同学成立了秘密小分队，自称“雷锋小队”，给班级做好事。我十分江湖气地自行邀请红柑参加，虽然她的成绩很令人担忧。据说考场上，就有一中文艺队的老师问她的名字。她是因她惊人的美貌获得录取的，一进校，理所当然是文艺队成员。我的这一徇私行为遭到一致的谴责，并庄重立下以表决方式吸收新队员的规则。
放学后我们聚在明浩同学家里。他家位处公园边，是一座林木葳蕤的小楼。父母通情达理，我们的碰头会渐渐演变成现在的“Party”。班长林朝才弹起吉他，我们喝着白开水，饥肠辘辘地尽情唱歌。同学们忽然发现我的嗓门太过霸道，挤得他们的声音剩下扁扁的一线。后来我在年段合唱团可着嗓子领唱，春风无限得意，又因为发育变声，在正式演出之前，被淘汰出局。要多悲伤有多悲伤，这是后话。
那一个晚上，乐极生悲，班主任来敲门。我们本能地钻到桌子底下。明浩去应门，老师点着名字，一个不拉把我们从各个角落揪出来，可见他是掌握了情报的。
老师批评我们的活动耽误了学习，比如红柑得了两门不及格。同学们便拿眼睛看我。老师又批评我们影响班级团结。我们确实收到半班以上的申请纸条，因不愿变成“雷锋大队”而截止补员。班主任苦口婆心，说我们小集团主义萌芽很危险，比如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我要替红柑抱不平，自作聪明插嘴：裴多斐是著名的匈牙利诗人，跟雷锋两码事……
我们太崇拜班主任了，当然都乖乖被“招安”。
从此老师批准利用早操课扫教室，老师安排放学后给军属挑水什么的。由于大人的参与，带有“官方色彩”，我觉得没劲而自动“退居二线”。
04
上到第七周，忽然要把（1）（2）班改成俄语班，原先学过英语的同学都分到其它班级。尽管我一一找遍班主任、年段长、教导主任，发誓我热爱俄罗斯文学，决心学好俄语也是没用的。我和朝才等几个同学插到（5）班。
有很长的时间，上课时我总像候鸟一样伸长脖子，悲伤地盯着走廊一头（1）班教室。“雷锋小队”留在（1）班的残部向我们告密说，缺少我们的照看，上课纪律乱糟糟的。又说大家如何怠慢到要班主任亲自擦黑板，抄每日功课表等等。我们便一窝蜂席卷回去，训斥同学，朝才甚至用他精美的花体字抄了功课表。我去强迫红柑背课文。红柑心不在焉，给我看她的小背心和超短裙。机密地告诉我，只要跟老师说是父母从印尼寄来的就没事。其实是她自己画了纸样，让奶奶给缝制的。红柑读书半死不活，为人却善良豪爽。我曾经陪一个家境贫寒的女生到她家借钱上北京串联，她二话没说，把扑满摔了，竟有十来块钱。小财主一个！
原来的班主任找我们谈话，要我们安心在新班级读书，不要老往旧班跑。我却宣称决不背叛，使得老师一脸苦恼。朝才首先倒戈，并且劝说我在（5）班重建“雷锋分队”，我嗤之以鼻。他又说，我们再闹，原来的班主任有麻烦。他的消息果真灵通。学期末结束，那老师被调到远郊去。朝才说：老师犯了“母爱教育”的错误。
我对新班级充满了抵触情绪。虽然保留了我的学习委员职务，但人家嫡系还有一个学习委员，是男生，脑瓜倒是绝顶聪明。做起数学题像魔术师抛鸡蛋，我看起来头昏脑胀，他却玩得驾轻就熟。两雄不能并立，我这个学习委员当得没滋没味，名存实亡矣。
05
第二学期我好歹保住了英语科代表，每天在早读课领读英语。这个官职类似我现在的政协委员，班委会里是没有席位的，而且我老跟英语老师过不去。初二（上）给我安了个专职黑板报主编。也曾新官上任三把火，独自又编又写，还照着《安徒生童话》临摹了一条稚气优雅的美人鱼。黑板前围了不少赞赏的老师同学，我很有成就感地浑身彩色粉笔灰。天太黑了，我决定收工时，美人鱼的尾巴还没长出来。第二天我对黑板报彻底失去了兴趣，这条日见暗淡的美人鱼伴随我们整整一个学期，终于没等到她的尾巴。
我在班级地位的每况日下，还因为政治气氛开始在校园加温。我的家庭成分和自由散漫作风，尖刻与不驯，原先使老师头疼的诸多缺点，上纲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才十三岁，我就有了“思想”！
我曾在初一年时，参加全校的作文比赛，获一等奖。同学们的欢呼声还未平息，我在接下来的学年考试中，作文却得了47分，做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典型在年段讲评。我不再把作文写得眉飞色舞，而是应付了事，决不满一张稿纸。评语千篇一律是“语言通顺流利，缺乏中心思想”，忽然我又没有“思想”了。
06
班委会开始整风。我似乎连路队长都不是，却要我这个前主编参加。那天我得了通知，抱着刚发下来的英语考卷（这次我连附加题共得了120分），站在二楼，往下望着盛开的木棉树下，体会到我父亲将被打成右派之前的“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助和自暴自弃。
整风刚以班长林朝才的自我检讨开始，就以“学生中只有人民内部矛盾”被制止。我侥幸逃过一劫。朝才在一个月后死于罕见的伤寒病，女同学为他在教室抱头痛哭，唯我漠然收拾书包回家。有女生传话，用生物课刚学到的“冷血”两字戳我。我淡淡地回敬：悲恸岂是给人看的？
我连续经历了父亲的放逐，家庭的离异，寄人篱下的自卑，加上心比天高的失落，不知不觉养肥了忧郁这条蛀心虫。但我还是躲在路灯后，为我这个多才多艺的同窗，抽抽答答流了一阵眼泪。毕竟，死亡猝不及防的侵袭，造成生命这一黑洞，是一个13岁的少年所无法抗拒的。
我的疏离感还表现在，全班都已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唯我没有动静，损害了班级记录。团小组长午饭后邀我到后山谈心，那时叫“做思想工作”。油盐不进的我，振振有词辩解道，自己觉得还不够申请的条件，今后定努力争取等屁话。反过来还安慰她：没关系，入不了团还可以当个优秀学生，不是吗？她的学习可不怎么样。
她气哭了。姿态很高，说恨只恨自己口才不好，没有做好工作。她的那伙积极分子，用今天的话，她的追星族都瞪着我，恨不得把我吃了。团小组长是一个正直而且坚毅的女孩子，她向校方要求减少社会活动，发奋读书，成绩果然扶摇直上。每件事她都全力以赴。不像我，能坐不站，能躺就不坐。即使在文化革命跳“忠”字舞，她也是刻苦之至，我十分钦佩并欣赏她从僵硬、笨拙的比划到大开大阖的自创舞姿。
喧嚣尘上，我总是离得远远的。
07
我的中学时代是以大字报、红袖章，革命串联，武斗，抄家，游街和名不副实的复课闹革命结束的。它真正结束于上山下乡。虽然初中二年级都没上完，却打发我一张67届初中毕业证书。它跟当年的录取通知书一样，第二天就找不着了。
它意味着我的大学梦的彻底毁灭。从那以后我决心不回到任何课堂上，不参加任何考试，包括后来的成人高考、作家班和考职称。
填写表格时（天知道我们一生要填写多少份表格，肯定比情书还多。），文化水平这一栏，我总自豪地写“初中”。对于我，足够了。
（本文摘自谢春池主编《告诉后代》，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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