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丨汪晶晶：K教授和他的中国学生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汪晶晶，1953年生于武汉，父母为家乡名医。1966年毕业于原武医附小，当过纺纱厂学徒工、知青、街道病残青年、护士医生。1982年1月武汉大学学士毕业，同年教育部公派赴联邦德国研究生。1985年和1989年分获科隆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至今任德国CLW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客居德国。著有170万字长篇乡土小说《松园旧事》。

原题

K教授和他的

中国学生的故事

作者：汪晶晶

说起来也算是无巧不成书，我刚提笔写下 “K教授……的故事”这几个字，就猛然想起，我自己的那位身材高大的导师，其实也姓K。而我现在想写的，却是我丈夫的导师，与我本人并无直接关系的，另一位身材矮小的K教授。

这便让我不得不先在心底谴责自己一声不恭。

假如单论容貌或其他外在的诸多特征的话，我不写我自己的导师，却要跑去写丈夫的导师，简直是一件毫无道理的事。

我的导师，20世纪80年代联邦德国图书馆学专业那名唯一能授博士学位的教授，身材挺拔，高大，绝对在1.80米以上。

因为提到身高，我忍不住又想起了几句题外的话。

几天前我读到朋友的一篇散文。朋友自己的身高，据称是1.76米。通过对诸多史料的归纳，应证和分析，朋友相当有把握地写道，毛泽东的身高应该是1.72米。这一数字让我相当相当吃惊。我一直肃然起敬地以为，毛泽东的身高，怎么也该在1.80米以上！

可见一定程度精神上的威慑和虚幻是完全可能带来感官上巨大误差的。

也正因为如此，我本来想写我的导师身高至少1.90米。想到自己对毛泽东身高的误估，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写1.80米为好。

且说我的导师，不仅个子高高瘦瘦，一头浓密的深棕发，加上一双修长得毫无瑕疵的腿，容貌更是绝对称得上美丽。我头一次见他，出生于1925年K教授已经是58岁的人了，还神采奕奕的。年轻的时候不用说，一定属于那种让女孩子一见就怦然心动，夜不能寐的美男子。

我们上导师家吃饭，他的夫人曾当着两位男同学的面准确地回忆，导师当年第一次亲吻她，是在柏林工业大学图书馆书库的一个角落，随后还相当幸福地闭了几秒钟眼。

（在1975年到图书馆学专业来任教之前，我的导师曾于1962年到1975年在著名的柏林工业大学图书馆担任过13年馆长。这一点曾引起过我极大的敬意 —— 至少，在我束发就学的图书馆学系，找不出任何一位当过13年图书馆长的教授。对那些从来没有亲手管理过一家图书馆的人用马谡那种纸上谈兵的方式教授的图书馆学，说句带点冒犯的实话，我一直是心存疑窦的。）

我的导师，身材伟岸的K教授，每天都是西装革履，上装和下装的质地，色彩一样，每日的样式却各不相同，衬衣和领带的颜色也都经过精心挑选。上衣左边上面的口袋里总会一丝不苟地露出手绢的一角。总之，连续上两个星期课，你绝对看不到他的衣着竟会重复。

（回想起来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高个子K教授那一口牙。那牙不光不齐，还又黑又黄，看上去五彩缤纷的。德国的牙医多于牛毛，在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赤胆忠心地捍卫着老百姓的牙。德国十来岁的孩子中有为数相当多的一部分，一开口就让人看到被一张铁丝网紧紧箍住的一片完全失去了自由的牙。我头一次见完他老人家就不免私下嘀咕，在德国这片土地上，就是存心想把牙长成那样，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而丈夫的导师，我现在想写的另一位K教授，和我的导师相比，则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个极端。

1984年冬天我头一次见到这另一位K教授的时候，要不是丈夫专门向我介绍这就是他的导师，我简直不敢相信站在我面前的竟会是德国大学的一位教授。

丈夫的身高1.71米已属半残废，K教授却比丈夫还矮，在我的目测中绝对不会超过1.68米。K教授头发稀少，头皮中心几乎全无。鹰视狼顾般的五官让人想起司马懿，容貌当然离着赏心悦目甚远。他能给人留下的唯一一个稍微正面一点的印象，很显然，只剩下精力充沛和生气勃勃了。

生化系在自然科学二号楼的四楼，只要电梯不在一楼，因而在按完按钮之后还需要稍等几分钟，K教授便拔腿就走，四层楼梯竟一路小跑而上，足见其腿力之好。而真论起年龄，丈夫的这位生于1927年的K教授，一点也不比我的高个子的K教授年轻多少。

小个子的K教授不穿西装，不打领带，不穿皮鞋，穿的是在猎人用品专卖店买的猎装和越野鞋（并不比知名品牌的西服和皮鞋便宜），胳膊和腿上布满鼓鼓囊囊的口袋。假如你在那口袋里摸一下，里面秩序井然地放着各种工具。

因为在这样一位教授身边就学，丈夫当年用党和人民颁发的“置装费”购买的那一系列昂贵的西服，很快就变得毫无意义。1986年DAAD（德国政府直属的对外学术交流中心的简称）头一次发飞机票回国探亲，丈夫就把那一系列昂贵的西服慷慨地赠送给某位正努力钻研一元一次方程想考过初中文凭并对西服颇好奇的兵团战友了。

丈夫后来和小个子的K教授关系极好，好得像自己的家人。但最初在K教授身边求学的生活却是相当戏剧化的。这得从丈夫走过的那一条曲折坎坷的生活之路谈起。

丈夫是在省委大院里长大的。丈夫的父亲，我的公公，是一位不幸的老革命者。

丈夫的祖父本是农村的中医，假如不是抗日战争，我的公公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是会老老实实地当一辈子教师的（中国汉族人群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宗教，但却有着浓厚的宗教情怀的社会，老百姓心目中代代相传，完全自发地地供奉着天地君亲师。所以即使是在乡间，教师也一直是一个高尚的职业。教师这一职业，特别是乡间的教师，变得悲惨起来，是1949年以后的事。90年代中期教育产业化之后，城市中的教师富足了一些，但离着传统文化中为人师表应有的那种崇高却仍然相距甚远）。后来丈夫一家人对日本人一直怀有无法化解的深仇大恨我完全能理解。1937年国难当头的时候，我的公公时年16岁，带着比他年幼一岁的弟弟参加了八路军，第二年加入共产党。弟弟刚当到营长就不幸光荣牺牲在太行山上。牺牲时，他的顶头上司，团长陈锡联，后来官居上将。

丈夫从童年时代就知道帮着父亲骗奶奶，说叔叔被党和人民派到了海南岛，因为祖国的宝岛台湾还没解放，蒋介石卖国集团还时刻梦想着反攻大陆，所以叔叔不能回来。那份鲜红的革命烈属证是在祖母去世之后才敢挂出来的。

我公公打起仗来有勇有谋，19岁当上县大队长，20岁当上县长和县委书记。

且说我公公下面有个县委委员，读过几年书，但是不会打仗，连马都不会骑，只能在机关呆着，分管组织工作。那人不会打仗，却特别喜欢好枪。每次我公公打完仗，他就人前人后地巴结我公公，想让我公公送他一只好枪。

大概是1945年前后的一次战斗中，我公公缴获了一支德国造（令我十分惭愧的是，我在德国生活了40年，这被简称为“德国造”的，具体究竟是一只什么枪，我一直到今天都没搞清楚。多年前我曾试着询问过，公公答非所问地告诉我说，那是要有相当级别的日本军人才有的枪）。那枪造得极精致，口径又小，可以随身带。那人极想要那枪，巴结我公公，一口气巴结了十几天。但那枪最后却不幸被军分区领导的警卫员要走。这位不会打仗却极喜欢枪的县委委员于是怀恨在心，回机关后在我公公的档案里加了一张纸，说我公公某一次被日本人被捕时曾有过变节行为。

那个年代有文化的人不多，常年在枪林弹雨中奔波的人大多不会意识到档案的存在，特别不会想到，自己党的组织系统下，那种没多少人能看到的档案，有朝一日竟会惊人地重要。

1949年进城，和我公公同时参加革命的人，个个都比我公公的级别高好多。后来当了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是我公公同乡，比我公公大四岁，早三年参加革命，战争年代不过比我公公高一级而已。而我公公却只当了个处长，属第十三级。

级别低点，有吃有喝，也就算了，我公公并没去找谁叫苦。没想到组织部反倒来找他，让他交待被捕、当叛徒的事。我公公倒是在抗战接近尾声时在和县大队的几个战友们一起完成某项侦查任务时被日本人和一大群乡亲们一起关押过。由于并没有暴露身份，又在很短暂的时间中和战友们一起逃出，组织早已作结论。他当然也就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交代！组织部只好自己内查外调我公公的其他可能存在的（其实是无中生有的）所谓变节行为，却没法定案。也就是说，组织上既没法证明他老人家是叛徒，也没法证明他不是（按照伟大的波普尔创造的雅致的表达方式说，是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

最后，组织部在我公公的档案里留下的结论是，慎用，不予提级！

我写这几句题外的话并不是想记录我公公的苦难，我想记录的只是我丈夫的苦难而已。

公公在自己家告诉自己所有的孩子自己不但不是叛徒，还是难能可贵的抗日英雄。但这些对孩子们来说却无济于事。从文化革命一开始组织部的档案被公开丈夫就成了叛徒的儿子。省委大院里不管是批斗谁，准有我公公这只死老虎陪斗。斗黑帮有可能斗错，但斗叛徒却永远有理。

后来到了内蒙古兵团，丈夫所有的表现都堪称英雄模范。他一天脱坯3600块，一天挖渠28.6立方，印在兵团战报上，刻在战友的心目中，连劳改农场最身强力壮的犯人都干不过他。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全连战友都是基干民兵，基辛格到北京时人手一枪。他是叛徒的儿子，不能发枪。战友们拿着枪走了，他一人在刺骨的寒风中呆站着。再后来整团建团，全连战友只要适龄就能入团，他是叛徒的儿子，不能入。

就这样行尸走肉般地在兵团混着，一晃几年就过去了。多亏（我曾在其它地方写过）他有一个伟大的妈妈，跑到连部住着不走，死磨活磨，才算把他病转回城。

回城当了几年临时工，生活依然苦闷到了极致。工农兵学员早已开始上学，省委大院一群群的孩子，聪明的，傻的，优秀的，平庸的，都成了大学生。丈夫却既上不了学也读不了书，甚至没有任何一丁点可能性能做任何一丁点自己认为有趣的事。

终于有一天，丈夫偶然听到统战工作小组的党和人民向港澳台同胞辟谣，说是我们敬爱的宋庆龄同志一直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努力奋斗，并没有和别人结婚。丈夫一下觉得柳暗花明，眼前露出一丝阳光。想到自己现在剩下的几乎唯一的几个优点是性别男，年轻和未婚，丈夫抓紧时间，瞒着家人，给宋庆龄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信，想和敬爱的宋庆龄同志结婚。

丈夫字字血声声泪地叙述了自己的悲惨生活之后写道，在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女性中，我只听说您一人独身，您是我最后最后的一线希望，请千万千万不要拒绝我。

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丈夫慢慢地重归于失望。

有一天，丈夫不在家，一辆中央派来的小车越过省革委会直接停在丈夫家门口。丈夫的二哥碰巧在家，一看来者手中拿着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的宋庆龄副主席办公室是后来才看清的）几个字的牛皮纸信封，脸都吓白了。

来者起初以为那封求婚信是我公公所写，后来仔细地察看了户口，才发现写此信的人只有22岁，而且竟根本没有任何工作单位。那人气呼呼地把那牛皮纸信封扔在桌上，指着丈夫二哥的鼻子警告了老半天才离开。

很多年后，国内出现了描写从兵团和农村回城的知青悲惨生活的电视剧，丈夫每次都看得泪光闪闪。他说，那段耻辱非人的生活，无论怎麽写都不过分；每一点每一滴我都信！

好容易盼到革命暂停，高考恢复。丈夫的厄运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

在想娶宋庆龄不成之后，丈夫想方设法混到一所晚上上课的721大学去旁听，几年间已经把中学理科的课程自学了一遍。省委大院的人知道丈夫爱学习，在高考恢复后就都把应届高中毕业的孩子送到丈夫家来辅导。因为人太多，丈夫就自己编了一组题，做得出来的他才辅导，过分傻的坚决不能要。

1977年冬天的那一次高考，凡是丈夫辅导过的孩子都考上了大学。但丈夫自己却没考上。那些曾经央求丈夫辅导的家长们开始在背后嘲笑丈夫。

幸好招生办的领导就住在省委大院，很快有消息传来，丈夫的考分远远超过教育部直属重点，也就是所谓一类学校的录取分数。没考上是因为他是“叛徒”的儿子。

不知道这事倒也算了，知道了这事，丈夫被彻底地击懵了。他在床上躺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谁劝也不听。

也就在那个生死攸关的伟大时刻，一位丈夫辅导过的孩子带着水果点心来谢他。那孩子是丈夫辅导过的孩子中比较差的一个，差点没考上，后来被省里的三类学校农大录取了。那孩子进了农大后跟辅导员提起丈夫。他说，辅导过我的那个人自己倒没考上，他的分数很高，可惜父亲是叛徒。没想到辅导员自己就是招生小组的，他让那孩子转告丈夫，赶快振作起来，准备半年，78级填志愿第一志愿就填农大，农大一定录取他，不管他父亲是叛徒是内奸还是工贼！

就这样，一个学期之后，丈夫如愿以偿地进了农大。他是唯一一名第一志愿填农大的学生，别的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都在哭，只有他在由衷地笑。

丈夫从农大毕业并考上出国研究生的那一年，组织部找我公公谈话，让他即日起以正厅级待遇开始重新工作，并按党内数学家们拟定的某个公式补发了一大笔工资。我的公公这才知道，原来当年那个要枪不成便在档案中诬陷别人的人终于得了癌症，他误以为这是自己做了坏事老天爷要惩罚，便向组织部坦白交待了他因为一支枪而对我公公的陷害（而很显然癌症和做坏事并无直接关系，那人坦白之后还是一点没耽搁地去见了阎王）。我公公遭陷害时23岁，平反时61岁。

丈夫对父亲的“平反”已经毫无兴趣，他这辈子反正只能接着学农。

我和丈夫认识时，我们两个城市相隔四百公里。创作两地书诚然是文学史上的美谈，但我俩却没有那末多深思熟虑的时间。最便捷的聊天方式是打电话。我住的海夫塔女生宿舍属于神学院。神学重地是个清心寡欲的所在。整个宿舍楼只有一个外线电话的总机，各个单人和双人房间的女孩子严禁自己另装外线电话，有钱也不行。

我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每周换10至15马克左右的硬币，找一个僻静的公共电话亭谈情说爱。钱用完就死心塌地地回屋看书。丈夫住的八人集体户虽然比海夫塔神学院简陋，却有外线电话。电话每月的基本费16马克每人正好出两马克。每次通话都有计时器，到月底，各人交各人的通话费。

认识我的第一个月，丈夫交了300马克的通话费。第二个月升到400马克。第三个月竟要交600马克！后来要交多少他干脆不说了。

丈夫拿的是DAAD的奖学金，每月收到的钱从表面看比我收到的钱多一倍还多。但是这笔钱中只有650马克是属于丈夫的，换句话说，一丁点也不比我能支配的钱多。剩下的钱，丈夫必须每三个月和大使馆教育处结算一次后退还给使馆。认识我之前，每次结算丈夫总是二话不说，老老实实地交钱。和我打了几个月电话之后，丈夫入不敷出，无法还钱，只好先装出一副很忙的样子不理大使馆。没想到大使馆竟派会计来找他。丈夫躲在实验室不回宿舍。会计在宿舍等了几乎一整天，见丈夫没回来，第二天一早便找到学校的生化楼。

这一下可糟了，正碰上小个子K教授！

K教授的父母是南德山区十分勤奋的葡萄酒商人，在家乡有两座山头的葡萄园。他自己是独子，从小在葡萄树下玩，爱上了植物。以后长大了就成了德国20世纪前半叶最著名的植物学家瓦尔特（Heinrich Karl Walter 1898-1989) 的学生。K教授心地单纯，为人正派。但是因为从小是独子，为人处事上不会忍让，脾气急躁，在校系两处都是出了名的群众关系不好的教授。而在学校，K教授的表现还算是好的。出了校门他更是逮着谁和谁吵。在警察局报案，K教授说，警察记，有一句话记得不地道他就坚决不签名，让警察重写。在Hotel check in，电话铃响，接待他的人刚想接，电话就被K教授按住，让人必须先把他的事项处理完再接与他的事项无关的电话。

且说大使馆的会计堵住了丈夫。丈夫面红耳赤地向会计保证下一次结算一定一起还清。不料，会计党性极强，不屈不挠，非让丈夫本次账目本次结清不可。不付清，他便不走！两人说话的声音惊动了K教授。

K教授当下沉着脸，把丈夫和会计带到自己的办公室，询问丈夫出了什么事。

丈夫犹豫着，想起党和人民颁布的纪律，没敢吱声。K教授比丈夫更倔，说不明白，谁也别走！丈夫只好结结巴巴地把大使馆每三个月要收一次奖学金，自己这三个月因电话费过高一时没法交钱的事告诉了K教授。

K教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德国DAAD基金会发给中国学生的奖学金，中国政府居然要收一部分回去！

K教授让丈夫和会计在他办公室稍候，他立即和DAAD波恩主管中国留学生的N先生通了一个电话。

N从1979年起就主管中国事务，到中国去的次数超过了德国驻中国的外交官，早就是个中国通了！N告诉K教授，丈夫说的完全属实，这是中国政府制定的一条不公开的政策，针对的是所有公费留学生，并非丈夫一人。像我这样的政府奖学金生，手中拿着每月850马克奖学金的证明（奖学金如低于850马克德国大学拒绝注册），每月实际所得只有650马克，N先生也一本全知。N是个典型的德国人，一向崇尚黑格尔的名言，存在就是合理的。中国政府当然比德国人更了解中国学生。既是中国学生自己都老老实实地接受，他作为一个局外人有何必要去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担心呢！N先生接下来警告K教授，千万不要为此事和中国大使馆派来的会计发生任何争执，那样的话，将只会负面地影响他的学生！

挂了电话，K教授独自在办公室思考了片刻。

K教授的专业是植物生态学，这最初本是一个以描述，记录和比较为主要任务的专业，但K教授自己却是一个抽象思维能力极强的人。

K教授的小提琴拉得极好，出神入化，上中学时考上过斯图加特著名的Fischer Chor（德国斯图加特费舍合唱团，是德国乐坛一流合唱团，拥有自己的乐队）。后来他自己执意要上大学才最终没从事音乐专业。在生物化学系，K教授还是一名数学造诣极高的教授，在整个德国的植物生态学领域他是第一个运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方法的。

用他发达的数学头脑把丈夫交钱的事从头到尾仔细地思索了一遍，K教授很快理出了头绪，制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他打开办公室的门，让会计和丈夫都进来。

大使馆的会计本是外语学院德语专业的高材生。是因为暂时到大使馆来工作之后才变成“会计”的。在大使馆当会计并不需要什么财会方面的专业知识，需要的首先是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会计本人，每月工资58元，由外交部在国内保留。在德国土地上，他经手的款项虽然成千上万，属于自己的零用钱却只有150马克。对他而言，留学生必须把多余的钱交还给国家，本是一件完完全全天经地义的事！

K教授发现自己完全能和中国大使馆的“会计”用德语交流，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缓慢而清晰地用德语告诉大使馆的会计，丈夫从DAAD处领到的奖学金中有500马克属于DAAD给丈夫使用的科研经费。这笔钱，丈夫不得自行支配，必须交给研究所统一调拨，换句话说，得交给他本人保管。这样一来，大使馆实际每月只能从丈夫处收回330马克。而已经过去的这一年，丈夫应该交还大使馆3960马克。而实际上，大使馆已经从丈夫处扣走9960马克。换句话说，大使馆应该退还给丈夫6000马克。这一笔钱，小个子K教授建议大使馆在未来的每三个月应收的款项中扣除。

经过这番“计算”，丈夫不仅不“欠”大使馆的任何钱，大使馆反倒“欠”丈夫的钱。

会计听完小个子K教授的话十分生气。

假如是丈夫自己给会计算这么一笔“反动”的账，会计一定会毫不客气地代表党和人民教育丈夫一顿，让他好好想想后果。然而这一笔越算越糊涂的账却是德国教授算的，而且还事先和DAAD的领导通了电话，那情况当然不一样了。

会计脸上的表情立即变得和蔼可亲起来——中国驻外机构的那些工作人员对本是同根生的中国同胞再怎么凶神恶煞，在德国教授面前却还是谦恭有礼，不失泱泱大国之风范的！这也是党和人民从毛泽东时代起就一直倡导的作风——会计用娴熟的德语告诉小个子K教授，从即日起将采用他的“科学算法”，大使馆所“欠”丈夫的款项，将在未来这一年中“还清”。

K教授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丈夫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教授，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大学毕业的时候，丈夫最心驰神往的专业是遗传学。教育部分到他所在的农学系的唯一一名出国研究生的名额是分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的植物遗传学专业，那里曾培养过植物遗传学领域里的传奇人物 Barbara McClintock，那位性格古怪的女科学家据说一直到80高龄还在 CSHL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坚持工作。

那一名出国研究生的名额全中国有37人报考。

丈夫报了名之后就开始不要命地看书。那段生活比起古人们说的悬梁刺股不知还要残酷多少倍。收到录取通知书丈夫就开始口吐鲜血 —— 肺尖上的结核病灶倒不大，只是正好侵蚀了一条血管。在瞒着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偷偷地养病的时候，丈夫听说中美文化交流的部分项目因里根公然卖武器给台湾而暂停，他竟被重新划分到德国，不免大吃一惊。

到了德国之后丈夫才准确地知道，他未来的导师是一位植物生态学家，和遗传学毫无关系。丈夫失望极了，刚到B州头一次见小个子K教授就老老实实地对导师说，他对植物生态学真的没什么兴趣。他想出国，主要是想学遗传学，那是整个生命科学的研究前沿！

K教授是个从不会掩饰自己内心世界的阳份人。听完丈夫的话脸上立刻布满了讥讽的表情。丈夫刚一闭嘴，K教授就毫不留情地把丈夫训斥了一顿。

K教授说，生态学研究的是大自然共生的不同物种之间之所以能共存共生的内在规律。整个物质世界存在的状态，包括生命现象，非生命现象，乃至社会现象，不管是有序的还是无序的，都具有某种内在的，不可抗拒的，生态学的规律。20世纪60年代以降，人类开始认识到生态学的重要，开始下意识地保护自己生存环境的天然性和原始性。这是人类思想史，也是人类进化史中的一个飞跃。而遗传学的发展正好相反！遗传学的初衷本是善良和健康的，是想探讨自然界生命现象的产生，延续，发展和变异。但恰恰在六十年代以降，遗传学的发展却旨在改变，支配生命的某种本质。这种研究的宗旨是和生态学背道而驰的，前景十分危险，未来世纪人类的子孙后代们将会自食其果！

鉴于德语知识的贫乏，丈夫无法反驳K教授说的那些他认为荒谬的话语。几个月后，那位Barbara McClintock通过对玉米的培育和观察而揭示Transposons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K教授对此连一丁点也不激动，丈夫心中却充满惆怅。

这之后不久，丈夫奉命和K教授一起带着几组学生到多瑙河流域考察生态植被。二十多人的队伍下榻在德国和捷克交界的某小酒店。吃过晚饭，丈夫用餐巾纸擦了擦嘴就迫不及待地让小酒店的老板打开电视。当晚有一场用丈夫的话说，无比重要的德国甲级队联赛的足球。

K教授上前把电视关上，告诉丈夫，他马上要做总结。丈夫正看在兴头上，不由分说又把电视打开。教授大声问丈夫，是球赛重要还是总结重要。丈夫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光屏，看也不看教授就说，现在……当然球赛重要！二十多名学生兴奋地站在丈夫一边，鼓掌的鼓掌，敲桌子的敲桌子，跺脚的跺脚。

小个子K教授一生气，扭头回自己房间睡觉去了，总结自然没做成。

回B州之后，K教授有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理丈夫。丈夫老老实实地上自己的课，做自己的实验，也没有主动去找教授。一个星期之后，丈夫例行公事地向教授汇报了他的实验进展，两人算是重新开始说话。

不过丈夫心中一直提高革命警惕性，照他在中国生活的那30年经验，小个子K教授早晚会报复他，给他小鞋穿，只是时机尚未成熟而已！

没想到在大使馆的会计来要钱，而他自己不幸又身无分文的险要关头，被自己得罪了的教授竟然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站在自己一边，为自己争得了数千马克的“巨款”！

（两年后，我和丈夫在大使馆结婚。教育处的会计立即推翻K教授原来的“科学计算”，重新严厉地要求丈夫，立即把他“拖欠”大使馆的款项全部还清，否则将从大使馆颁发给我的那笔政府奖学金中一一扣还。丈夫只得老老实实地将那一笔“巨款”还清，这是后话。）

会计收款事件发生之后，丈夫在导师身边生活得越来越幸福了。

K教授坚持认为DAAD所发的博士生奖学金的数目是符合德国的生活标准的。他每月另给丈夫700马克的“工资”，每年给十个月。这样正好不超过德国所得税法规定的免缴所得税的收入。K教授保证他自己不会去告诉“中国政府”，让丈夫也不要说。

丈夫本是燕赵之地长大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汉子，这样好的教授上何处去找！他就此彻底断绝了再学遗传学的念头。

K教授呢，则在丈夫的诱惑之下开始看足球。以往，K教授的业余时间主要是奉献给音乐。现在，他边听音乐边欣赏足球，高兴时会对丈夫讲，意大利和英国的足球是进行曲，轰轰烈烈；西班牙和荷兰的足球则是交响曲中的快板。暴风骤雨；而他最欣赏的却是巴西的足球，那是小夜曲，回旋曲，奏鸣曲，飘逸潇洒，优美雅致，引人入胜。

说起来人类在语言方面也并非完全没有相通性：德国人称博士导师为Doktorvater，从字面上讲，就是“博士之父”，——中国人不是也说“师徒如父子”吗？

而我，则是稍晚，到1984年的圣诞，才认识K教授的。

我们在K教授家壁炉边坐着，他的夫人在厨房做饭。K教授说，你的朋友不喜欢听音乐，只喜欢看足球，你也一样吗？我说我正好相反。K教授高兴了，让我点任何一段小提琴曲。我随口说道，那就听点帕格尼尼吧！话刚说出口，K教授的脸便沉了下来。丈夫立即掐了我一下，我这才抱歉地想起帕格尼尼不是德国人，赶紧改口说门德尔松。但已经没有用了，K教授沉着脸，站起身就走，我们只好跟着他到地下室去。

后来在德国生活的那40年中，我即使没听过一百场也听过八十场各式各样的音乐会，却一次帕格尼尼的曲目也没听过。可想而知，我当年随口乱点帕格尼尼，曾是多么惊人，多么无知的唐突！

不过回想起来那一天，过得还是极愉快。那个年代，后来无处不在的HiFi一类的设施还远没有普及。但K教授在自己家的地下室中却建了一个极可爱的小音乐厅。我闭着眼，屏住气，欣赏着K教授费了很大气力为我找出的Dutoit 指挥的帕格尼尼第一和Accardo独奏的随想。后来没多久放寒假，K教授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丈夫，让我们帮他看家。我自己又一人小心翼翼地听过几次别的唱片。

除了音乐，K教授还是一名相当出色的油画家。他们家墙上挂的那些郑重其事镶上了涂着美丽的金粉的木框框的油画全部是他自己的杰作。K教授家住离B州约十公里之外的W镇。W镇地处北德平原，几乎未受过工业化进程的污染，自然景色美极了。W镇隶属于下萨克森州，人口不足万，但在德国美术史上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著名的北德画派 (Künstlerkolonie Worpswede) 就诞生在那里。我头一次上W镇就受K教授的指引去看过那位早夭，只活了30多岁的女画家，Paula Modersohn-Becker的画展。

而比学识渊博和多才多艺更能唤起我的敬意的是，K教授同时还是一名极有良知的，极正派的知识分子。

有一次，大约是暑假的最后几天，相当中国过中秋那个时候，K教授的夫人让丈夫带上我去吃蛋糕。我们聊着天，K教授问我，最欣赏德国政坛上的哪一位政治家。我想了想，便说 v. W.（中文译名似乎是魏茨泽克）。那 v. W. 出身名门世家，其兄为著名物理学家，自然科学史家兼哲学家。v. W. 自己也长得文质彬彬，一幅读书人的样子，还能写一笔好文章。我到德国来之后的大概第三年，那人顺利地当上了联邦德国的总统（我使用顺利这个词汇是因为，德国总统代表的，只是抽象的国家民族，而不是具体的立法和行政的权力。德国总统的产生通过联邦大会的无记名投票。在大多数情况下，第一次选举的总统候选人都达不到要求的半数以上绝对多数票，只能在第二，乃至第三次选举中通过简单多数票产生。而 v. W.，好像第一次就得到半数以上的绝对多数票）。

我蛮以为K教授作为知识分子一定会喜欢政治家中看上去象是知识分子的那一类。不料K教授一听我说起 v. W. 的大名，脸上立即浮起了一丝不加掩饰的嘲讽的笑容。

我奇怪地问K教授，您难道不喜欢这个 v. W. 吗？K教授没吱声。

丈夫重重地碰了我一下，我只能先闭上了嘴。

过了老半天，吃了好几块K夫人烤的香喷喷的蛋糕，我没敢再问，K教授却主动重新开始和我聊天。聊的是他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K教授是个独子，不说兄弟，就是别的姊妹也没有。但在40年代的德国，还是免不了被抓壮丁，那是1942年的事。K教授彼时才只有十五周岁。

参军之后，K教授荣幸地被分到 v. W. 所在的连。v. W. 比K教授年长七岁，那时不仅是连长兼党支部书记，还是值得全连官兵学习的又红又专的榜样。K教授入伍之后，v. W. 常常循循诱导地向K教授讲解党章，让K教授积极靠拢组织，定期汇报思想，坚定不移地斗私批修。不幸K教授从小被父母惯坏了，加上年纪太小，一点也不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主动做好人好事。结果自不待言，K教授在出生入死，浴血奋斗的关头，竟没能火线入党，当然更谈不上提干了。

1944年，K教授跟着战友们终于打到了莫斯科的近郊，据说胜利已经在望了。K教授却不幸在冰天雪地里患上了重症伤寒，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只能运回后方。

后来，战争与和平总算交换了位置。K教授只有十八岁，还完全来得及上大学，便选择了生物学专业。在做微生物实验时，K教授曾怀着无法描述的感激心情，背着人，在显微镜下观察过老师和同学都痛恨的伤寒杆菌。

要是在中国，一名普通教授竟能认识总统，那该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荣幸呀！感情脆弱一点的没准儿会激动得昏过去。但K教授却不。他不但没有去高攀那位 v. W.，反倒私下密切地跟踪了 v. W. 在战后所有在公开场合的言行。K教授极度失望地发现，此人对自己当年赤胆忠心紧跟元首的罪恶行径竟没有哪怕一丝一毫最最微不足道的忏悔。谈到纳粹的罪行他居然是一副受难者义愤填膺的样子，演得简直像极了。

那之后，只要电视屏幕上出现 v. W. 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和那悦耳而富有魅力的嗓音，K教授便会不由分说，毫不犹豫地换成音乐，换成舞蹈，甚至换成他一丁点儿也不懂的足球，乃至广告。

政治……，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最肮脏的东西，其中只含有欺骗！

K教授斩钉截铁地教导我，我深以为然。

K教授不仅在专业中研究植物的自然生态，也在生活的诸多方面信奉无为而治的生态平衡。比如我们中国人常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打地洞，他对此却深恶痛绝，认为所有意义上的子承父业都是对人类社会自然生态平衡的人为破坏。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说德国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因为宪法保障了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存和生活权利（生存和生活这两个词汇是有差别的）。但通过统计学数据来仔细地观察德国社会，人们还是能发现诸多的不平等。最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不平等是父母的教育程度和现有社会地位对孩子的教育程度和未来的社会地位的影响。比如，大公司的高管，中小公司的所有者，律师，大学教授等，都会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然后近水楼台地接过父辈的衣钵。而普通工人，东欧或阿拉伯移民家庭的孩子就不那么幸运了（包括中国移民在内的亚洲移民的孩子则例外）。

K教授的父母没有上过大学，他自己之所以能上大学，并走进学术圈子还在此留下一片亮丽的景致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的努力。他曾说，要是我父亲竟是一名大学教授，那我就连一丁点自豪感都没有了！幸好他不是！对自己的两个孩子，K教授完全自由放任。儿子读完中学要学修汽车，不几年便开了自己的车行，一度比父亲还富裕。富裕之后不免忘乎所以，在高速公路上骑着高速的摩托飚车，出了车祸，受了重伤，这以后才开始低调生活。

女儿的趣事则更多。女儿上了大学，主修法语语言文学。不久就告诉父亲，部分因为学习上的原因她找了一个法国的男朋友。接下来两人对希腊语发生兴趣，利用暑假住到希腊的一个小岛上，嘱父亲把生活费直接寄到小岛上。K教授连寄了三个月，暑假结束，便通知女儿返校。女儿说速寄钱买机票。K教授立即寄去机票款。女儿又住一月，告诉父亲前次没买到机票请立即再寄钱。K教授这次聪明了，寄了两张飞机票去。不幸那小岛是旅游胜地，女儿立即把那两张机票卖了，又住了一月。最后的结果是，K教授只能亲自飞到希腊把女儿“押解”回来。

再后来，女儿说，学法语一定得同时学点西班牙语，便换了一个阿根廷的男朋友。K教授只好把生活费寄往南美。就这样，女儿在两大洲数个国家绝对一流的大学一共读了十四个学期还没有一丝一毫要毕业的意思。K教授忍无可忍地询问了律师，律师向他保证，从现在起立即停止给女儿任何生活费绝不违反德国子女抚养法。这样，早已年过三十人到中年的女儿才被迫开始工作。

我和丈夫认识了一段之后，丈夫告诉K教授，说我们打算结婚。K教授不但不热烈祝贺，反倒警告说，那你们可要事先想好，结婚是一件极简单的事，但离婚则是一件万分复杂且万分昂贵的事！

这之后不久，丈夫又告诉K教授，说我们不打算要孩子，因为我们起步太晚，该上学读书的时候强迫我们劳动；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却还在读书学习。K教授夸奖我们的决定十分理智，他说，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人这个物种，已经繁殖得足够多了。我们有必要做任何我们感兴趣的事，却完全没有必要去生孩子。

但最后，因为公公婆婆的强烈反对，我们还是只能老老实实地要了一个孩子。K教授听说之后，叹了几口气。

后来我们到K教授家去，他看着我们制造的小生命，无可奈何地对我们说，在优秀和平庸之间，你们俩自己已经是已知数了。而你们现在用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制造的新的生命，却是一个未知数。换句话说，你们现在是在用两个已知数去换取一个未知数。

后来不久，一位研究生同窗写信给大使馆教育处，揭发我没有请示党组织竟擅自生孩子。使馆教育处只好对我通报批评并处分。孩子当然只能先送回国。K教授再一次更严厉地警告丈夫，我们这样只生不养，孩子将来一定会变成Sorgenkind（问题儿童）。

许多许多年过去，我们俩当年制造的小生命，如今早已人到中年，却依然是一个无解的未知数，依然是一个Sorgenkind。偶尔回忆起K教授当年那番意味深长的话，我和丈夫还常常相视而苦笑。

K教授具有的另一个和生态学观念十分相吻合的优良品质是，他尊重我们这个星球上所有存在的物种，对所有的生命种类都一视同仁。他对他的狗，绝对比对他自己的儿女好。

有一次， K教授到巴西去参加一个植物生态学方面的会议，会后要讲学，四个星期之后才能回B州。临行前，K教授把他那只比自己亲生儿子还宝贝，大名叫“瞧瞧”的大狗，交给丈夫。嘱丈夫临时搬到他家中住四周。

那“瞧瞧”长得神气极了，一身又密又亮的毛，两只又圆又大的眼睛，还极通人性。大凡K教授一出差，“瞧瞧”就悲痛欲绝，不思茶饭，整天趴在K教授那件脏兮兮的大衣上嗅着。路边只要有车驶过，“瞧瞧 ”就飞奔至门边，观察是否是主人的车回来了。

K教授对“瞧瞧”的溺爱在整个B大是出了名的。

生物系设在自然科学二号楼的四楼。一楼入口处张贴着学校管理处的大幅宣传画，画上的小狗老老实实地在项圈里呆着，还乖乖地说着：“很不幸，我们不能进去，只能在门口等着！”那意思是含蓄地通知所有养狗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不得携带狗们入内。但K教授却视而不见，天天带着“瞧瞧”上班。

最开始，守门的老头曾拦住过“瞧瞧”。K教授当即就强调，“瞧瞧”绝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狗，它比许多学生更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守门的老头便试着用香肠，奶酪引诱“瞧瞧”犯错误，作出咬电线，撞倒仪器，随地大小便，四处乱窜等一类危险的坏人坏事。但“瞧瞧”就是抗腐蚀，永不沾，坚定不移地站在主人的身后，整个是革命的一块砖！

守门的老头只好破例同意“瞧瞧”的自由出入。

丈夫帮K教授带“瞧瞧”挺辛苦的。早晚各要散一次长步，中午则要为“瞧瞧”炖一只大肥鸡，炖熟了，还要把鸡骨头剔去，怕它不小心噎着卡着。我在一旁看得简直有些忍无可忍！幸好据 K教授考证，“瞧瞧”（不仅是这只狗的名字，也同时是这个种类的名字）来自遥远的东方，是爱新觉罗家的后代，而且竟是中国河北承德人氏，丈夫的老乡，不折不扣的自己人。

另一次在南部实习，在多瑙河畔的悬崖峭壁上，K教授带着二十多名学生，还同时带着“瞧瞧”。他嘱咐丈夫帮他看着“瞧瞧”。没想到K教授说完话，刚转身，那“瞧瞧”一失足竟沿着相当陡峭的山崖滚了下去。说时迟，那时快，K教授掏出猎人服的帽子裹住脑袋，嘱咐丈夫和二十多名学生谁也不准动，他自己蜷起身子像一个球一样跟着那“瞧瞧”就滚了下去。“瞧瞧”得救了，K教授自己则被沿途的树枝划得伤痕累累。

很多年后丈夫偶尔想起K教授救“瞧瞧”的场景还感慨万分，觉得那简直是电影里才有的镜头。

“瞧瞧”活了14年后去世。K教授又买回同属“瞧瞧”种类的贝比。贝比的眼不如“瞧瞧”的眼好看，K教授带着贝比去了一趟汉诺威（全德国最著名的兽医医学院的所在地），花了800马克给贝比开了双眼皮。贝比去世之后，K教授买的毕央卡是一只意大利狗。我们没见过毕央卡，因为K教授那时已经退休，搬回了南部的家乡。

在K教授的影响下，我们也爱上了狗。我们买的德国牧羊犬叫Rex，后来也活了14岁。一直到12岁，Rex 还是一幅不知老之将至的模样（狗岁和人岁的换算为七比一，K教授如是说）。见到异性，仍然赤裸裸地激动，可爱极了！

我刚开始开公司的时候，K教授还没有退休，丈夫在他身边做 Habilitation（一种只有德国才有的教授资格考试）。K教授听说我竟敢自己开公司，想做生意，很是生气。先把丈夫教训了一顿，随后又把我俩叫到他家，一起警告了一顿。

那时我在一家台湾人办的计算机硬件公司工作，已经工作了两年，基本明白了究竟什么是经商。我在台湾公司工作时，K教授把研究所能供他本人支配的购买计算机硬件的资金都给了我的公司，他不明白我在那里呆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自己冒风险开公司。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我的专业属于广义的管理学（即社会非盈利机构的管理学）。我不管在哪家公司工作，都算得上是广义上的“专业对口”。既是这样，为什么不自己建一家公司试试呢。能挣钱就接着开下去，万一赔钱就关了，再找别的公司工作。反正丈夫在大学旱涝保收，我无论如何，不至于饿死。

没想到一年后，丈夫却决定辞职，到公司来领导我。他通过一年的观察，觉得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极不适合经商。倒是他自己，绝绝对对将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商人！

我们公司后来的发展壮大，证明了丈夫的论断，完完全全是英明和正确的。由此我也终于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说到底是男人们的活动。这也正是人类社会自从走出了远古的蒙昧后就一直坚定不移地停留在父系社会的理由（朋友们一定会提起商海中那些感人甚深的女强人们的发家史。对此我只能猜测，那其中一定混杂着某些不为人知的非经济因素）。

K教授停止了对丈夫的教训和对我的警告。他在丈夫辞职时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是，丈夫必须在未来的两个学期中坚持每周四个学时在大学代课。那绝不是他老人家真有什么伟大的课非要让丈夫去教不可，那只是他的一片深深的担忧。他害怕我们的小家庭义无反顾地跳进无情的商海后会有个什么闪失。万一我们真被商海吞没，他还能驾一叶扁舟来救救我们。

两个学期之后，丈夫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从大学“裸退”了。K教授带着夫人到我们公司视察了一番之后，坐下来和我们讨论，他是不是应该到我们公司来投资，以及我们是不是需要他的投资。

K教授在德国西南部施瓦本的小镇上长大，那地方人 (Schwaben) 的主要特征是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量入而出，按老百姓们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也就是坚吝。他的第一任和第二任夫人都是他小镇上的邻居。第一任夫人家是开金银首饰铺子的商人。第二任夫人家则是旱涝保收的国家文官。总之，K教授从小到大的整个生活环境，他的整个视野里，基本没有穷人。

通过对他自己和他夫人的全部财产的周密计算，K教授认为，他可以拿出其中的四十分之一，也就是10万马克，在我们公司投资。万一血本无归也不会带来恐慌，因为那绝不至于影响他和夫人的生存。

那之前不久，我曾签妥过一笔几乎谈得上万无一失的生意。只需要从银行贷款25万马克，然后在四个月内还清就行。我当户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脸上堆满香喷喷的微笑，然后到银行去申请贷款。我原以为，银行就是卖钱的，正如同早点铺子里卖早点。有人来买，总该是件高高兴兴的事吧。没想到我大大高估了银行那些傻冒们的智商，浪费了自己的全部表情和服装。那些可恨的酒囊饭袋们居然客客气气地拒绝了我的贷款申请。最后我只能忍痛同意让一家香港公司参与这笔生意，并不得不把全部利润的70%奉送。

而现在，K教授说话间就能借我们10万，什么时候还清都没提。这不是天上掉下肉包子正砸着我们吗！我高兴得只想唱歌，但丈夫却想都没想就拒绝了K教授的投资。他对K教授说，我一想到这是您的钱，就紧张得每根汗毛都立正。我这人，您知道，只要一紧张，保证做不成任何生意。

一年后，商海果然“偶尔露峥嵘”：我们注册资本10万马克的小公司竟亏损了8万马克。两位目光短浅的“资深”股东立即宣布退出董事会，公司只剩下我和丈夫两个孤家寡人。沮丧之余，丈夫却还有一丝残存的欣慰。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为我们自己的英明决策高兴，那就是一年前没有接受K教授的投资！

幸好只过了两年，我们的公司蒸蒸日上，终于坚如磐石了。K教授这才为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K教授退休之后最开始的那段时间，一直和丈夫有来往。他有博士生答辩一定通知丈夫去。学校有任何他认为应该去的活动，他一定会给丈夫打电话。植物生态学领域有什么好文章见刊，他一定会让丈夫读。一直到73岁那一年，他带的所有硕士生和博士生全部毕业，他参与的全部项目都如期完成。他这才决定卖掉B州边上的房子，回老家去。

对我们而言，那当然是一件万分遗憾的事。我和丈夫再也没有机会，常常见到K教授和他的夫人。

1988年的暑假，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邀请K教授考察三峡大坝对当地植被生态可能产生的影响，丈夫全程陪同。那是K教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中国。

考察完毕，K教授不仅把中国植物界的同行，甚至连带把和他专业毫不相干的水力电力专业的人都谴责了一通。

最后，K教授甚至让丈夫直截了当地翻译，“你们简直是……，疯了！”

植被和植物生态环境的考察都只能在最最原始的山村进行。1988年三峡的山村，和1948年并无本质差别。三峡农村和农民贫穷得近乎非人的生活状况，给K教授留下了震撼性的印象。

丈夫问他去中国有何感想，他犹豫着，然后含蓄地说了一声，幸好我夫人没去！

因为K教授对官方建三峡的百年大计没有迎合，那次考察结果并不愉快，那便成为K教授和中国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合作。

回到德国之后，K教授对丈夫说，将来你回故乡，买上几公顷土地（据丈夫说，一公顷大约等于十五亩），办一个小农场，我退休了带着我夫人去，就住在你家。我能为你在DFG（德国最大的国有自然科学基金会）申请全部实验室设备。

丈夫一口答应，两人开始憧憬。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许诺，丈夫一直到今天也没能兑现，而且眼见得这辈子都无法兑现了。因为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我们是不是还真的有故乡。

年年的金秋十月都有K教授的生辰。如今，他已经是82岁的老人。我只能提笔写下我无尽的思念和祝福。

愿K教授，丈夫的良师，我的益友，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