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花，开了吗？

初次见面啊，上海的三月。

告别了上学时候用衣柜的新衣服等天气的年龄，我对季节变化开始变得迟钝。昨天照例穿两条裤子出门，没到地铁站便浸了一身汗。这才被敲敲脑袋，伸手摸到老城久违的春天。

这也不能全怪我，街边的梧桐树还是空落落地，在冷蓝色的天上印出了了的线和点。你必须很仔细地四处张望，才发现红砖的围墙和铁柱子之后，迎风飘荡的冬衣秋衫后面，有一整树的、开满了白花的木棉。

从愚园路蜿蜿蜒蜒地伸到静安寺，通常是周末的时候，步子总是轻快得很。这里的老房子们都一百来岁，见的世面到底多了，连睥睨众生的架子都懒得端，举重若轻地伸出张牙舞爪的晾衣架子，里里外外一视同仁地袒露无疑。富春小笼二楼的法式玻璃窗，不知在蒸腾的热气中见过多少熙攘的人群，而今店面整修，它老得看不清的玻璃被卸下，空空剩下墨绿色的框，两腿一伸，放起长假来。

后悔没拍照，只好用逛街看到的一本关于上海的画册

走了很多次都不曾留意的这家杂货铺，怕是在第三十个年头揉开双眼，彩色的袋装洗发水挂成三条孱弱的门帘。小区门的拐角的理发店墙上还挂着八十年代的画报贴。而隔壁规整色块拼接成的时髦小皮包挂在标语帆布袋的下方，在Voyage买手店贴出一排霓虹灯城市标语 -- 曼谷、台北、纽约。这条街里有传说中最正宗的美式早午餐，在“兰畹”的老弄堂附近，凹凸的粉白的小区门柱上各有一盏圆球灯，夜里回家若不太匆忙，可以顺着一支残梅看过去，犹如两轮满月。

我总觉得，上海的阿姨活得最是理直气壮。迎风而来一头橙色的卷发，不接受任何质疑，容不得半点商量。对襟的翠绿的小夹袄和黑色长大衣平起平坐，飘飘摇摇，骑自行车的大爷戴一顶稍稍歪着的瓜皮小帽。路边的店不只是拿来配名牌包的外贸原单和小孩子衣裤的原厂直销呀，还有粗呢子的西装、法兰绒的礼帽。想想倒也没错，只有在上海，我才能看到梳着油头蓄着克制又整洁胡子的老先生，胸口叠着方巾，毫不违和地穿三件套。

正好碰见一个戴眼镜的微胖的小哥从花店里出来，在我前面一步跨上单车。”你一只手可以吗？”店员追着送出门来，轻轻递上一束粉白的芍药花。旁边街上站着的小朋友只穿单衣了，脖子后面垫着一块汗巾，红彤彤的脸蛋，对着一棵苍老的、斑驳着、还没被春日叫醒的大树干。

日头过得太快了，我的脚踝探出来，在扶手椅的凳脚边微微摇晃。下午三点的日光从玻璃房顶泻下来，被去年秋天积攒的落叶分走了一些，又沾上熏过烟的跑窜的茶香。风是温柔的，受阻于冬天的尾巴里、还没来得及松经络的纱窗。

我现在知道了，我家门口的不到一平米的修车铺，那个看起来不过三十的小老板，其实不会打钥匙。枉我来回跑了四五次找他重做，还生生地用蛮力开门弄断了一把在锁里。后来他实在没办法，告诉我拐角的菜市场里另有高明。我顺着找到市场尽头的老师傅，专业开锁三十年的手艺，最后也还是换了个锁芯才搞定。交易完成后师傅略带羞赧地伸出有十八般武艺的大手，说有事再找他。可是下次找他是什么时候呢？他的店铺子后面还会挂着几把被刮坏的伞吗？他戴着眼镜扒拉着铁盒子里的钥匙，眼神珍爱又熟稔。

啊，半年前的我，坐在美国窗明几净的开放式厨房伤春悲秋，怕是根本不能想象，每天摸着漆黑的楼道爬上老公房的二楼，是什么样的景象。现在我踩着星星月亮孤零零地回家，却能不假思索地、压住最合适的地方跺一脚，迟缓的声控灯闻音而亮，昏黄又羸弱，新的锁匙声音清脆，门吱呀地开了，竟然有那么一点儿，像家的声音。

我家粉红色的老公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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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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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哦各位，好久不见。

不知不觉在中国过了一整个冬天，哭过笑过，瘦过胖过，一边愧疚着被事情追着，一边侥幸又自责地把它们做了。

得益于上海的好朋友们，和男朋友的不辞辛劳漂洋过海，我竟然是这一两天才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没什么安排的时刻。于是开始思考很多人问我的问题：“从美国到上海，有什么感受？”

大家都很会问问题！

可惜懒散如我，总是不能拎起自己好好地说出一个简明扼要、振聋发聩、又能帮助到别人的答案。只好写写家附近的这条烟火气和腔调并存的愚园路，算是暂时交卷。

也许，如果你对另一个地方心有所想，总觉得有个卧底的小飞虫在你心头流窜作案的话，最好的方法啊，还是把自己放到那幅画里头去。

在那个悄悄叫着你的名字的城市里度过秋，度过冬，让三月里的风日，来告诉你答案。

我是黄一门，一枚本命可能是[跑堂小妹]和[山大王]的麦肯锡二年级咨询师。

我有很多想分享给世界的脑洞，正在练习如何把它们完好地掏出来。

匆匆忙忙赶到机场，想跑在一场春雨前面。可还是撞了个满怀，于是写于延误的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