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股子傻气成不了大学问家

在中国能称得上国学大师的没有几个，而华中师范大学已故教授张舜徽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自强不息  壮心不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一文中，张舜徽说，一个人如果立志做成一件有益于人世的大事，必须有恒心，有毅力，有耐性，有信念，才能取得成功。治学也是这样，还要加上几分傻气。

什么是傻气？张舜徽是这样说的，明知那一工作不容易做，但认识到做了以后，一定可以取得较大的成果，便断然为之而不疑，大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不计成败毁誉，孜孜不倦地干下去，这便是傻气。

治学的傻气在张舜徽身上是怎样体现的呢？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大量阅读古代文史哲典籍，下了极大的功夫，用“海量”一词来形容一点不过分。张舜徽是这样自述的：

少年时期读古文辞，喜诵长篇气盛之文，手抄熟读，不知费了多少心力。稍长，又喜阅览大部头书，从无畏难退缩之意。想起十九岁时读《资治通鉴》，日尽一卷，有时也可二卷，经过七个月的时间，将二百九十四卷的大书读完了，并且还写了简明的札记。后来年龄稍大，又发愿要通读“二十四史”，不畏艰难，不避寒暑，坚持不懈地认真去读。从《史记》到《隋书》，都用朱笔圈点，读得很仔细；从新旧《唐书》到《明史》，也点阅了一遍。整整花了十年时间，终于读完了这部三干二百五十九卷的大书。

1946年，到兰州大学教书，恰好那年冬天，学校从上海买回了大量图书，其中有明刻《皇明经世文编》，是清代禁书，流传极少（此书一直到1962年，才由中华书局影印行世）。兰州大学以高价得之，藏于珍本室中，例不借出馆外。是书凡五百四卷，收录了四百二十四家的政治论文，共载文三千一百四十五篇，可算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大部书。但由于书本行格疏阔，字体又大，每卷的字数并不太多。我趁暑期休假时，鼓起勇气，携带笔纸，入馆读之。自朝至暮，日尽十卷。经过五十天的伏案，便把它涉览了一遍，并选定其中比较精要的写作，凡三百二篇，把它区分为礼乐、兵刑、教化、学术、治道、将略、财赋、铨选、经营、水利、边防、夷务十二门，各归部类，不相淆杂，写成《皇明经世文编选目》在《兰州大学学报》发表。回忆年轻时读大部书，是用临阵对敌、打死仗的办法去攻坚取胜的。既有勇气，又有傻气，从来不感畏难怕苦，因而也就取得一些研究成果。

由此可见，张舜徽的傻气的确不一般啊。《资治通鉴》294卷，他读了7个月全部读完，并且写了读书札记；“二十四史”3259卷，他整整读了10年，并且朱笔圈点；《皇明经世文编》3145篇，他伏案50天读完，并选定其中比较精要的写作各归部类。这样的傻读古典文献，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但张舜徽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认真。正是这种一丝不苟坐冷板凳潜心积累的治学傻气才成就了一代国学大师张舜徽！

第二是酷好买书。除了海量阅读的傻气之外，张舜徽治学的傻气还表现在买书上。张舜徽是这样说的：

我还有一种傻气，便是酷好买书。一生节衣缩食，自奉和家用都很俭约，但买书却不吝惜，如果遇见有合意的书，不论贵贱，都要设法买到。有时书堆多了，无地可容，便采用换取的办法，将那些已经用过或不关重要的书，廉价让给古旧书店，再从那里换取一些书回来。这样，便无异于丰富了自己的收藏。

第三，不辞劳苦奔波各地图书馆苦读。家藏的书，单位图书馆的书，还有买来的书，终究有限，因此要读大量的书还要走出学校走出武汉到全国各地图书馆借阅。张舜徽这样自述道：

一个人的财力究竟有限，有些大量的书，仍须依靠从各大图书馆借观，才能解决问题。例如我早年喜欢涉览清人文集、笔记。自己买到的清人文集，不过四百种，而我所得寓目的，便有一千一百余家；自己买到的清人笔记，不过百余种，而我曾经看过的，便有三四百家。其中大部分是从图书馆，特别是北京、上海图书馆阅读的。每趁寒暑假的空隙时间，不顾严寒酷暑，到那儿去饱读未见之书，收获很大。如果没有几分傻气，也是办不到的。

第四，艰苦的环境仍不放弃，照常读书写作。现在的治学条件比张舜徽的条件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但无论环境多么恶劣艰苦，张舜徽仍然孜孜不倦，埋头治学。他是这样说的：

尤其是处在艰苦的环境和岁月里，仍争取时间，努力写作，主要是伏案整理平生尚未发表的丛稿。天热，就在桌旁放一盆冷水，把湿毛巾垫在胳膊下；汗流入眼睛，就用毛巾擦一下再写。天冷，手冻僵了，就在暖水袋上捂一下，继续写下去。雨天房子漏水，就用面盆接住；水从室外灌进屋里，就整天穿上胶鞋写作。每晨四点起床，晚上睡得很晚。就是这样，经过十年苦干，整理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其实，张舜徽说的“这十年”正是文革期间挨批斗的十年。当时，张舜徽每天都去挨批斗，批斗完回到家里马上就伏案做学问。试想，那个年代谁还有心做学问啊。但一身傻气的张舜徽一直坚持了十年，没有一天耽误。

这种学者的傻气的确很少见，但正是这种傻气成就了一个国学大师张舜徽。

与张舜徽一样，古今中外的大学问家没有一个不是有这种傻气的。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找回人类的天真——复旦大学2014届研究生毕业典礼致辞》一文中这样说：

教育所要造就的不是貌似高深莫测的人，而是有着苏格拉底般天真的人——他明明可以活路，但是为了他心中的学问，为了人类的天真，可以去赴死。我们也要造就阿基米德般的天真，即使当士兵拿长枪对着他的时候，他仍然说，请你不要把我在地上画的圆给踩坏了。我们也需要爱因斯坦、黑格尔、老子、孔子，包括像顾准这类学问家们的天真。

他们的天真不是因为无知，这些人都知之甚多，不仅知道得多，而且非常通达。他们的天真当然也不是愚蠢，更不是愚昧，只不过是他们不在乎，或者不谙于世故。他们常常看起来冒着傻气，这在我们博士、硕士研究生身上也会出现，所以社会上才会说，“哦，一批傻博士”，但这恰恰是一种真诚和没有经过任何人工修饰的原始的纯真。

有时候，他们在现实的社会中，看起来非常的羸弱，但他们却拥有伟大的、理性的和道德的力量。但凡大学问家他们都有这样一种天真。而那些老于世故的、所谓“成熟”的人，对那种冒着傻气的人的天真似乎都不屑一顾，这些“成熟人”看似左右逢源，但他们只会随波逐流，他们没有必要去探索任何东西。

他们永远认为只要存在就一定合理，而合理的东西似乎就没有必要去追究，要做的只是去逢迎而不必去改变;一切只需要适应，而不必坚持;一切只需以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不必去顾忌道德。这种老于世故的成熟人，实际上失去的就是那种我说到的人类本来应该有的天真。

杨玉良说的“人类的天真”正是张舜徽身上的“傻气”。而要成为大学问家，没有一股子傻气还真不行。因此，做学问还是要有点傻气，不要太聪明，总想着学问带来的诸多好处，注定成不了大学问家。

然而，现实中的“聪明”学者太多，不是做学问，而是玩学问，利用学问占有一切跟学问无关的东西。这种玩转学问的“聪明”不是什么好事情，终究会带来恶果。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形容王熙凤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不能不慎矣。

文字：桂子君

图片：网络

出品：桂子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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