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味毒叔 | 郑晓龙追忆“北艺六杰”养成史，痛斥收视造假和抗日神剧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l0505bhlfu2&width=500&height=375&auto=0

友情提示：请在有WIFI的情况下，观看精华版视频。文末有视频完整版，敬请关注！

本期轮值毒叔

卫道骑士·李星文

选演员

的标准

李星文：好，咱们再说回这个文艺范畴来，您拍了这么多年的戏，然后也用过很多的女主角。从蒋雯丽、孙俪、周迅，然后又到这次的王珞丹，那么您心目当中这个女主角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郑晓龙：好。这个其实不分男女的。选演员的标准，我觉得气质第一，在搞剧本过程当中，因为要拍的演员，特别是主要演员，在我脑子里就活了。

李星文：是剧本阶段就会有吗？

郑晓龙：剧本阶段。

李星文：就比照着一个人来写吗？

郑晓龙：也有这种情况，比如《金婚》。

李星文：就是张国立。

郑晓龙：先是蒋雯丽，所以说你看《金婚》里面那个名字叫文丽。写剧本的时候，王宛平就把蒋雯丽的一张照片放到她的电脑前头，她脑子里就那个感觉。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在谈怎么弄的时候，你脑子里会有一个人物形象，不一定是现代戏当中的人物形象，有的时候没有明星，但是这个角色在你脑子里是活的，她的行动、说话、神态什么，就慢慢会有这么个人，也许她那个长相是模糊的，但是她那气质是活的。我选演员的时候，基本上比较熟悉的演员，演的比较多的，想就有了，有很多就根本不知道，主要我并不是先看她的外形，我现在搞《图兰朵》，选这些演员的时候我要先见一面，我要跟她聊聊天，我得感觉她和我剧中人的那个气质是不是吻合的，吻合是第一位，第二位才是她的外形，演技等等。男女主角都是如此。

李星文：那这次王珞丹的选定是这么一个过程？

郑晓龙：王珞丹的选定也是这样的，也是大家提出很多人，有的人是不大可能，有的人在戏上，有的人在那就是，但是有些可能的这些演员，能来的，或者是能够干嘛？你脑子里就会想，她怎么样，她怎么样。谁合适谁不合适，谁吻合谁不吻合。我就觉得王珞丹从国外回来，而且她甚至有股英气，就她有那个劲儿，我觉得她会像这个从国外回来的，除了她英文说的好坏以外，但是她气质是感觉对的。所以就请她来演，但是在之前我对她演的戏也并不太熟悉，我看得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她那个外形和她的一些戏，我觉得她行，然后见面就聊，也觉得是这种感觉。

李星文：张嘉译之前在《心术》里头已经演过一个医生了，而且是一个妙手仁心的大师兄。那个是一个接近伟光正的一个人物。

郑晓龙：伟光正，高大全这意思，是吧？

李星文：对，差不多，就这意思。

郑晓龙：我还真没看过《心术》，对不起。我最早是看他一个什么片子，他演一个什么领导秘书，还有小芳（吴玉芳）。

李星文：《蜗居》。

郑晓龙：《蜗居》我觉得张嘉译演的特别好。

李星文：他就是那个戏以后上位的。

郑晓龙：后来又演过一些断断续续的，但是《心术》还真没看过，所以我觉得嘉译演何建一是没问题的。因为他不是那种高大全式的人，他就是一个医生，而且他像一个普通医生的那种感觉，嘉译他并不把何建一往高大全上演。他演高大全，我觉得还不像，他本身外形和感觉就特别接地气，你非要给他拔弄上去，我会眯着眼看，有点儿装。他演戏不装，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忆当年爆款

是如何炼成的

李星文：一方面他是个劳模，每年产量也比较大，可以说观众对他非常熟悉，再一个其实他塑造角色的能力很强。在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里头，他演的市长，完全跟他日常的感觉是不一样，一个官员的劲儿就出来了。我们再聊到郑导之前的一些作品，咱们刚才看了您自己的一些收藏品，那真的是半部中国电视剧史了，从80年代开始，您就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参与了很多中国电视剧史上经典作品的创作、策划、导演。那么也就想请您谈一谈，原先是做行政领导，后来担任制片人、策划，最后亲自上手导。那中心主任、制片人、导演这几个角色，您最喜欢哪个？

郑晓龙：我其实哪个都不喜欢。82年我大学毕业到中心。第一年到中心当编辑，一年后当编辑组主任，两年后我就当摄制组主任，三年后我就当中心副主任。但是我作为副主任始终没离开业务这件事，因为我主管业务，主抓业务。从剧本开始，比如《凯旋在子夜》，我们看小说觉得不错，找韩静霆谈，我们准备怎么弄，把他从中央台手里给抢过来，我和李晓明一块儿去，去他们家跟他聊，当时把钱都带着，说这当场拍钱。这韩静霆看上去，俩年轻人

李星文：不像一国企干的事儿，像一民企干的事儿。

郑晓龙：我们做决策特别快，因为我是中心副主任，所以说我管着，我当时就去会计那拿钱，然后带着就去。然后当场跟韩静霆谈完了以后，把钱一拍这事就定了。我们觉得好，因为他已经跟中央台说好了，但是中央台还得走程序，弄合同什么，我们决定得很快，就这么抢到我们手里，我们看小说，我跟他说我们准备怎么拍，准备怎么弄，他一听不错，你们想法比那个中央台来找我们的那个想法好。因为我们那会儿也年轻，大学刚毕业没多久，就管这事儿。所以基本上从那就开始具体来操作这些事儿，我就一直没停着。

李星文：后来就是《便衣警察》、《渴望》。

郑晓龙：对，《便衣警察》。

李星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一个爆款。

郑晓龙：《编辑部的故事》。然后《北京人在纽约》就是我自己去拍的，但是在那之前我也拍过两个小戏，就跟冯小刚，赵宝刚，我们三人一块来搞，当然以我为主了，因为谁让我是头呢。

李星文：就是练了练手。

郑晓龙：就练练手，你练手了，当年拍完当年就获奖。我第一次就获奖，就没想到，我说也不是太难吧，而且当时大家都是改革开放，大家都解放思想。大家都在那个努力往前，那会儿哪想到挣多少钱。

李星文：先把活练好了，把本事练好了。

郑晓龙：而且也没有钱。因为你是单位，除了编剧有编剧稿费，导演只有那个，我们那会儿导演，你像鲁晓威那会拍《渴望》。

李星文：之前他一直是导演。

郑晓龙：之前他也是导演，但是《渴望》，我们就管他叫二百五导演，为什么二百五呢，那时候导演费是一百，就是分镜头费要文字才给稿费的，没有文字的以前叫劳务费。就是有文字的是有稿费的。国家有规定的。

李星文：李晓明编剧有稿费。

郑晓龙：编剧有稿费，一集当时是分镜头150块钱，然后再有一百块钱的劳务费，合起来就是250。

李星文：还得干两份活。

郑晓龙：对，还得干两份活。

李星文：给你二百五。

郑晓龙：所以说那会儿对钱，没有太在意，因为大家都没有。

李星文：那会儿没有电视剧交易市场。

郑晓龙：对，没市场。

李星文：它都是好像各台之间交换节目。

郑晓龙：我们最早提出来说是我们的老李，李牧提出来的，就是电视剧应该商品化。

李星文：嗯。

郑晓龙：他在《大众电视》上发表的文章，还有很多文章批评他，什么商品化电视，这是党的喉舌，怎么能商品呢？老李说，马克思讲的非常简单，凝聚的人的劳动时间，这是我们政治经济学院都讲得非常清楚，《资本论》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李星文：当时中心是不是电视台的一个下属单位？

郑晓龙：不是，我们中心是从电视台分出来的一个独立单位。

李星文：已经是独立了，是不是比电视台日子好过？

郑晓龙：我们没有电视台日子好过，电视台盖大楼啊，然后各部门买汽车啊，我们中心都在这看着，他们盖大楼的钱里面，有大量的是我们的片子，给他们拿去播的，北京台拿了我们的片子去播，播完了以后呢，它还拿我们的片子，跟各台各地方去交换，然后各地方拿我们的片子在当地播，也照样赚钱，可我们没钱。我们的知识产权、我们的劳动、我们投资、我们担着这个风险，如果拍烂了，你们也不愿播呀，我们担着风险，可是我们没有收入，你们是大头，这确实是很不公平的嘛。你把它市场化了，通过这个去收入广告了嘛，中国开始有广告那会儿，你既然收了广告，你就应该有一部分给我们，我们才能维持我们的简单再生产，我们维持不下来，就提出来关于电视节目商品化的问题，市场化商品化问题，我们提商品化的时候，老李是他当时在党校读书，学习的时候，是他的毕业论文，然后他党校完了以后，毕业论文就写这篇文章，在《大众电视》上发了，发了以后，后来就有文章批评说，这是喉舌，这是宣传工具，怎么能市场化呢，怎么能买卖呢。

李星文：但还是起作用了，还是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郑晓龙：对，开路先锋，所以说这个最早也是我们中心。

李星文：那从《渴望》开始，这个运营模式就有所变化了，已经有经营意识了？

郑晓龙：《渴望》，我们实际花了102万，两万块钱一集，成本不算高吧，可是《渴望》直到播出，万人空巷啊。

李星文：那是真正的爆款。

郑晓龙：爆款，万人空巷就是。我看到今天为止，电视剧这部火那部火，都没有像当时《渴望》的，当然《渴望》也有特殊情况，因为当时中国电视节目少嘛，人们的选择余地少，而且生活得也比较单一，不像现在晚上有很多地方可以去，那会儿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四合院一小院一个电视，大家都跑那看，《渴望》是最早开始讲老百姓的故事，原来都是讲英雄的故事。

李星文：帝王将相的故事。

郑晓龙：对，讲英雄的故事，讲革命英雄的故事，或者是先进人物的故事，《渴望》是讲老百姓真善美的故事。刘慧芳、宋大成都是非常受欢迎。工人阶级也好，包括普通市民也好，都是反映非常好，这么火，我们只收回来了62万块钱。

李星文：赔本的货。

郑晓龙：我们赔本，我们为什么赔本呢，当时每一集是按分钟，一分钟15块，给我们。

李星文：给的广告时段？

郑晓龙：没有，时段没有，就一分钟按那个。

李星文：我明白了。

郑晓龙：一集45分钟，一分钟15块。

李星文：算节目费吧。

郑晓龙：节目费就算是，你们辛苦了，给你们点钱。

李星文：那亏空谁补啊？

郑晓龙：我们自己补，到处拉去，你知道《渴望》的音乐，我找好多人，说你们买这音乐吧，这音乐一定值钱，一定火，还找了好多，后来这些人后悔的一塌糊涂。

李星文：但是盗版火了呀。

郑晓龙：最后没卖出去，等音乐出来了，谁都拿去复制，最后全国出来得上亿盘，你如果当时买了版权的话，或者就我独家出，一条挣一块钱，你就上亿，那时候上亿，那简直就是和现在几十个亿，没什么区别的，那不得了，所以说那会儿没有市场，所以说我们收回62万块钱，102万，收回62万块钱。《编辑部故事》我们花了100多万吧，收回来才90多万块钱。

李星文：也是个赔钱货。

郑晓龙：也赔钱，但是高一点儿了。《北京人在纽约》我们算是把钱全收回来了，而且还有一点点盈利。因为我们是银行贷款，我们不但要还银行的贷款，还要把利息还上了。银行第一次想都没想到，电视剧能挣着钱，那时很多企业都还不上利息的，甚至把钱都赔了，我们倒是把钱如数还回来，而且我那会儿，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比率，我们贷款的时候，那个外汇的比率是1:5点几，等我们还的时候1:10点几，这将近1:11，但是我们还都还上了。

李星文：贷的时候拿的是美金？

郑晓龙：我们是贷的美金，还也是还美金。

李星文：但是你们收的时候，人家给的是人民币？

郑晓龙：对，我们拿人民币要换成这些美金，那时候美元和人民币涨了一倍都多。本来要没有这么涨的话，我们挣的钱就多了。

李星文：所以挣的这些钱是让汇率吃掉了。

郑晓龙：让汇率吃掉了。当时各电视台来，就带钱来说，晓龙，别给中央台了，你给我们吧，我们一个台给你50万，大家合起来，凑合让你把钱还上。

李星文：十星连播。

郑晓龙：十星联播，后来我就是有点儿底气，然后我就去找杨伟光台长，我说你看人家都这样，后来杨伟光台长，也挺好的，说那你看多少够？，算算，五分钟广告，行，我说好，但是五分钟广告最后

李星文：就要回本儿就行了，不要赚钱。

郑晓龙：对，你回本儿就行，但是完了以后，最后电视台告诉我说，这五分钟广告的时间出自你们片子，不在片子之外，为什么是21集啊，原来是20集《北京人在纽约》，最后变成21集，就是我们每一集要选出五分钟来。

李星文：它还是没从它自己的盘子里头，让出一碗肉来。

郑晓龙：一点没让，我们从我们的片子里面扣除五分钟的广告，这一下广告时间播出多一倍，它如果是十分钟广告，就多出50%了，可是观众照样不在乎这广告时间长，照样在追着看。

李星文：不是中插吧？

郑晓龙：不是中插，当时没有中插广告。

李星文：知道，就是每集短了一点儿。

郑晓龙：对，每集短了点儿。

李星文：当时电视剧是不是很强调打点，那会儿还不能乱剪，但是您这一下就

郑晓龙：我一下就乱了，我就把那点要打好，又重新剪一遍。那会讲不像现在，现在是电脑，说在哪停哪停。那会要剪一个带子，把这个磁带到头，然后剪那，然后磁带到这，如果这块改动一下，后面原来剪过的就都从新来一遍，为什么呢，你必须把那个母带用原版的，那费劲儿费大了你知道，和现在电子编辑，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收回来了。我们在银行有了信用，我们把钱还上了，而且我们还挣点钱，挣了大概70、80万吧，还算是挣了点钱。

喜爱八十九十年代

赔钱也快乐着

李星文：然后你也就正式成为一个导演了，是一个著名导演了，《北京人在纽约》之后，然后90年代呢，有这个《北京人在纽约》，到这个00年代，有《金婚》，到10年代那就多了，一串了，《甄嬛传》开始的这一串，那作为全程经历了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的这么一个资深的导演，90年代、00年代、10年代，您各有什么不同的感受，更喜欢哪个时代？

郑晓龙：我还喜欢八九十年代那会儿，没有这么多弯弯绕的事儿，就是特别单纯，比如说我们就

李星文：赔钱也快乐。

郑晓龙：赔钱也快乐，就没钱，那没办法，我们去找呗，对不对，但是人和人之间关系也简单，而且我们都在想怎么搞出一个好片子来，而现在经常在想这片子市场怎么样，会收视怎么样。

李星文：审查的过程也很痛苦。

郑晓龙：审查怎么样啊，通过不通过。那会儿我们常常是一些突破的，比如我跟你说《编辑部的故事》，《编辑部的故事》差点儿播不出去，要不是李瑞环同志那个什么，但是我们总是想有点儿突破，是吧，艺术创作要有解放思想，要有创新，要有突破，对吧，但是这个创新就有可能，踩在某些

李星文：踩线。

郑晓龙：踩在某一线上，但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就，那会儿的领导，我觉得特别，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会儿就我们搞《渴望》的时候，局领导一把手亲自来参加我们的策划会，我们搞《出路》这个片子的时候，市委副书记王光、宣传部部长李志坚几次到剧组来，从剧本开始就提意见，然后提观点来跟我们，它有一种民主讨论，《编辑部的故事》出问题，后来我说我是中心主管，这个事儿的负责人，我说我负责，我们这块儿老李说，你负什么责就是，我那时候说我负责。

李星文：抢着担责任。

郑晓龙：抢着担责任，而且志坚他们说，我是宣传部长，我负责，都是这样的态度，敢于担当，有担当的这些领导。他说我认为这是对的，这没有错，这是艺术创作，是有那个什么的，是允许的，他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正确的那个认知的。最后这事儿一直到瑞环同志出来说，我没有看这个片子，虽然我没看这片子，但是我请中办的那些年轻人们看了，我在跟他们打篮球，休息的时候问过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很好，我想中办的年轻人是有水平吧，他们认为好，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他这一番话说完，这片子

李星文：能播了。

郑晓龙：能播了，全面播出，获七项奖。

李星文：瞬间就火了，真是影响了一个时代。

郑晓龙：影响时代。所以说，你仔细想想一个好的优秀的片子的出笼经过什么样的努力？经过什么样的挫折，对吧？那会儿你有心劲儿，你有干劲儿，你是想做这个，所以说总是觉得还是那个时代好，当然也跟现在的年龄有关，谁不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好？

李星文：事实也是如此。

郑晓龙：都不容易，说你觉得什么时代的好，当然我年轻时候最好了。

痛斥

假收视假抗日剧

李星文：但是后来就市场经济也提出了，电视剧的交易市场也有了，盘子也大了，利润也高了。从90年代到00年代，一直到这会儿，其实从产业的角度来说，这个上升的曲线也是比较明显的。

郑晓龙：因为国家经济发展嘛，国家经济发展了，这么说吧，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广告这种就增长5%。所以它这个增长点，增长速度非常快，这样市场就可以形成，你只要片子拍得好，老百姓喜欢，你就有市场，对吧？但是现在也有很多苦恼的事儿，比如说片子拍得怎么样，假收视率出来了，假点击率出来了，在市场里面作假的情况就特别多了，而我们对这个作假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为了市场作假，它会带来非常大的导向问题，我们党历来重视导向，它都不重视这点儿钱的事，但是它真的是对导向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你比如说一个烂片儿，但是收视率很高，作假做出来的，但是就会别人认为，这种片子有收视，那我们很多人就一窝蜂去做这样的片子。

李星文：评判标准乱了。

郑晓龙：对，标准没了，并不是真正老百姓喜欢的，并不是真正的需要，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是带有很强的导向性。

郑晓龙：手撕鬼子了，或者是拿那个手枪（手榴弹）把飞机打下来等等，虽然是这种那个神剧啊抗日，一箭射死三鬼子。你把抗日战争这么严肃、这么认真的题材，中国人民经过八年，实际现在算不是八年了。

李星文：14年了。

郑晓龙：其实14年的抗日，死了多少人，比一比这么严肃的事儿，是吧，你把它游戏化，你把它儿戏化，这能算政治正确吗？

李星文：肯定不正确。

郑晓龙：你听说那笑话没有，在横店儿的那个群众演员？

李星文：横店杀死鬼子的数量。

郑晓龙：不是杀死鬼子的数量，让他演鬼子，今天让他去，群众演员，他说我不去，说你演个死尸，他说我不演死尸，他老让我去强奸妇女，他说我这强奸十几次了，他都烦，闹笑话都变成。拍了这么大量的。

李星文：前几年确实是。

郑晓龙：有意义吗？

李星文：雷剧、神剧、狗血剧、悬浮剧，就是一大批，而且往往收视还很高，这个确确实实是对整个产业的导向。

郑晓龙：收视率高是假的，那不一定是真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事儿要认真对待，这是极大的不正确，你等于游戏化我们，儿戏化我们，实际是给我们的抗日抹黑的。那是艰苦卓绝的，死了多少人呐，有一点儿历史那个价值观吗？有一点历史的认知吗？

北艺六杰

养成史

李星文：是。咱们还说回那个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来，在那会儿不赚钱的一个时代出了很多好作品，也出了很多人才，晓字辈儿好像特别也凑巧，带晓字的人比较多，李晓明、冯小刚、鲁晓威、赵宝刚，带刚字儿的也比较多。

郑晓龙：还有尤小刚。

李星文：对，还有尤小刚。那么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作品和人才出来，但是后来这个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似乎也经历了一个生命的周期，渐渐的有一些归于沉寂，这里头的原因？

郑晓龙：这里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那会儿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吧。我觉得，而且那时候的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和现在的精神面貌不大一样，现在比如说搞影视，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饭碗，但那会儿呢，我们是在干一件充满热情的事业，这是两个概念，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不拘一格，在我们中心就是这样的，你说冯小刚、赵宝刚两个人里头，一个是工厂工人，一个是虽然是美工，但也就是画画布景，后来在工会出黑板报。

李星文：干事。

郑晓龙：干事。出黑板报。一般就是我们觉得好，我们就用，我们就给他调进来，只要他们努力，我们就给他机会，就给他那个条件，很快他们就能独当一面。所以说在这点上，我们唯才是用，而不是唯学历，唯资历。

李星文：但确实成材率也比较高。

郑晓龙：成材率比较高是因为像这样的人我们都用了，这不是成材了嘛，要是这些人没有大学毕业学历，你不给他机会，他也就没有这种出来的可能。所以有这么一说，首先六个人你们就减两下去吧，对吧，这变成四个了，四个里面再减减，咱们说鲁晓威，鲁晓威是原来电台的传音员，部队回来，也没上过大学，尤小刚也是，他只是在电影学院进修一下，也没有上过大学，在这里面上过大学的还就是我和李晓明是本科毕业的，当时我们恰恰并不在乎是不是大学和本科毕业，因为确实那会儿是我们，我当领导负责，我觉得是可以放开，因为平时大家在一块儿聊创作、聊艺术，有志同道合之感，是吧，又能够愿意担当，而且我们每一个人起来，都是一帮人在帮你一个，比如说尤小刚的《凯旋在子夜》，那剧本我和李晓明，一直在帮他，然后他在东北拍的时候，李牧去。

李星文：李牧当时是主任。

郑晓龙：主任。尤小刚他在云南拍的我去，在旁边算是保驾护航，最后拍出来。《编辑部故事》你知道吧，赵宝刚导演的，金焱导演，那他搞剧本的时候，这一大帮人在拍的时候，这些人给出主意出谋划策，冯小刚在那块儿帮着做美工，出主意、划策，这个片子出来了，这导演也就出来了。《渴望》也是如此，一大帮人在努力的帮着一个，鲁晓威也就跟着成《渴望》的导演，就出来了。所以说当时不像现在，我给人出主意，或者说，唉呦，这主意不能出，出来就没了，给自己留着，没这种自私，没这种私心，有什么就说什么，觉得好就好，觉得不好就不好，真的是艺术民主。

李星文：按通常的这个成长规律来说，比如说可能，提拔三个，三个里头成一个，或者甚至这个概率还更低，说十个里头能成一个就不错了，但是在中心这儿，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这真的是，成活率是很高的似乎，是吧，你们是不是也提拔了有一些没成的，应该也有一个概率在的？

郑晓龙：也有一些，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成，但也不错，也很好的。像现在你比如说安战军，比如说李晓龙，比如说陈燕民。

李星文：都有一号啊。

郑晓龙：都有一号，都是我们中心的导演，对不对，都现在在外面独当一面，而且很有成就，你说安战军的那个看自行车的人。

李星文：《看车人的七月》。

郑晓龙：《看车人的七月》，蒙特利尔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国际大的电影节导演，所以说这都是优秀的人才。在我们那大家互相帮着。

李星文：陈燕民导演的京味儿剧。

郑晓龙：京味儿剧，也是很有名，燕民拍的这些片子也非常好，李晓龙拍的那个什么。

李星文：《野火春风斗古城》

郑晓龙：《野火春风斗古城》，后来拍的那个《城南城北》，那些片子也都拍得非常好，晓明就是全国著名的

李星文：编剧教父，现在是。

郑晓龙：对，教父，他是编剧教父。

李星文：是啊。

郑晓龙：合着我们中心出两教父，我曾是导演教父。

李星文：您是导演教父。

郑晓龙：这别人瞎说，我不觉得那什么，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这些人在中心那么一个氛围，一个艺术民主的这么一个氛围里，我觉得那会儿在这里面，我们中心的李牧主任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北京人

与纽约客

李星文：然后就是《北京人在纽约》的重拍也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了，那么差不多20多年过去了，这次是要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感受？

郑晓龙：我们把名儿改了，原来叫《北京人在纽约》，现在改名叫《北京人与纽约客》。我们把《北京人在纽约》前面的故事呢，进行了编缩。

李星文：缩写。

郑晓龙：而且重新加了一条线，然后故事内容又做了很大的改动，然后把后面的故事加重、加强。我们主要想讲一个改革开放30年。

李星文：40年。

郑晓龙：40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故事。当年我们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我仔细想想我们自己的心态，对美国还是一个仰视的心态，对吧，现在变成一个比较平视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都是我们当初没有想到的。这时候我觉得《北京人在纽约》是想，通过这个讲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物质上的极大变化，人们思想上的极大变化，包括在国际上的这个变化，实际上这个是逐步，一步步的这种变化，特别是近五年来，这个变化然后，包括我们所说的中国梦，就王起明走之前，我们加强了走之前的戏，那会儿为了出国，这些人不惜代价，你知道。

李星文：是。

郑晓龙：谁都知道，完了临出国之前，他在那个胡同口，他就跟在送他的那些胡同的居民们就说，你们等着我。

李星文：发达了回来。

郑晓龙：发财了回来，我一定把这胡同给拆了，把这房子我改修成大马路，我要把这个破房子，咱们住的这个给他改成大楼，结果几十年过去了，他到这个胡同，大马路是有，这胡同给改造成特别现代的那种，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看着感叹，理想已经实现，但不是他的胡同，跟他没关系。

李星文：对。

郑晓龙：我当年去那边选择那干嘛。

李星文：在这待着不挺好吗？

郑晓龙：对，我待着待着，我那房子留着，现在我在这里挣钱，但是买不起这儿的一套房子。

李星文：这还真是，后面跟当初那个原作是不一样的。

郑晓龙：很大。

李星文：重大的变化。

郑晓龙：而且那些外国人到中国来的感受，他实际上爱上中国文化了，他开始在胡同里边跟大爷大妈们光着膀子吃面条，下象棋。这就是我们讲这个叫《北京人与纽约客》这个理念。

真正网剧的出路

在于互动

李星文：故事续写了，观念也变化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作为电视剧行业的一个领军人物，我想对于这个行业呢，可能有一些宏观的观察，这两年发生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说，电视剧和网剧其实已经是，共同组成了剧集的一个总体的格局，二者分流，而且网剧上的也比较快。就想听听您谈一谈这个电视剧、网剧，各自有什么认识？

郑晓龙：我好多年也提到过这个事儿，就关于网剧的问题，其实什么叫电视剧，什么叫网剧，电视播的叫电视剧，网上播的就叫网剧，这其实是一模一样，你说网上播这个，在电视上播有什么区别，电视上播和网上播有什么区别？由于在网上播就叫网剧，电视上播的就叫电视剧，这种分类方式，我首先表示不敢苟同。前几年还可以说，网剧审查尺度宽，它区别于电视剧，你看它是自审自播，它可以。现在以后审查尺度要变成一样了，自审自播也没有，那它的内容也都变成一样，但网剧有什么区别，网剧是年轻人多点儿，比如上网，但是随着技术发展，年轻人在成长，原来是80后在网上，现在90后在网上，那再以后，80后90后是不是还在网上？一样啊。所以说年轻人的题材也不能说为是证明它，因为它不可能长远，它并没有发挥出网络的优势，它搞的就是电视剧，顶多是电视剧的尺度宽，是电视剧的年轻点，这再过个若干年，最终没有，你还把它叫网剧和电视剧吗？

李星文：今年倒是体现出了一点点，就说电视剧和网剧的差别吧，有点相对清晰了。今年从夏天到秋天，网剧就是纯粹在网上播的有三个剧比较火，《河神》、《无证之罪》，还有《白夜追凶》，然后电视剧今年上半年也有一些话题比较火，那现在可能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这种传统电视剧，似乎话题剧是它的一个特点，而这个网络剧，在这个刑侦题材，青春题材，悬疑题材，似乎更容易火一些。

郑晓龙：刑侦题材原来是在电视台不让播的，所以说在网络上，它就可以有比较高收视率，悬疑按道理说在电视台如果能播，也照样可以高收视率，我并没有觉得它是这个里面，题材就变成了网剧，它不应该，其实应该是什么样？我觉得网剧它比电视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可以搞互动，电视是我给你什么看什么，但是网络是可以选择的，因此互动题材可以做互动的剧目，就是网络剧的优势，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这种剧。我下回要做网剧一定做这样的，比如我说刑侦剧，它就是一个形式，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讲一个刑侦的故事，它可以讲A方案的故事设定，B的、AB的，或者是C的，我选A也可以，我选B也可以，我选C也可以，这才是网络剧的优势。网络剧如果要这么拍，电视台就没办法（竞争）。

李星文：线性播出。

郑晓龙：你只能是这个123，网络,我选它，选这个选那个，我选A角选B角选C角，这都是网络的，要发挥这样的想象，去做网络剧，这才叫网剧，那个是电视剧。

李星文：您是怎么看待它的？

郑晓龙：我是这样看的，因为你是技术上的，这是只有网络可以做的。

李星文：VR技术的成熟，你这个可能就更容易实施了。

郑晓龙：VR技术也可以，不用VR技术，你的设定，故事的设定方式，讲故事的方式，是网络的，是网络独有的，你才叫网剧，不叫电视剧，你那个电视剧都能做，你凭什么叫网剧，那叫电视剧，我说的是这么一个逻辑，是这么一个道理，可是这样做，是要费点劲儿的，是要有头脑风暴的，是要大家一块共同努力的，没人做过这事儿。

李星文：目前还没有吃这个螃蟹的人。

郑晓龙：对，我就准备吃这种螃蟹。

李星文：好。

郑晓龙：而且你做完了以后，你可以把它剪成一个线性的，先在电视上播，挣广告收入，如果在网上播就是多线头，而且网上你不是收费嘛，我看了A，我想看B，啪，停了，交钱，对不对，看完B以后，那看C，那交更多的钱，你网剧的收费模式也不一样了。你收费的的模式不一样，就是你的商业模式也不一样，否则你永远跟电视台在那块儿争什么，争广告，争收视。你自己的那个突出特点，是电视台没有的，是做不到的，你牛逼，否则你就是把电视台的那些剧扔到你这儿来，然后尺度大点儿，电视台不让弄的，你可以弄，对不对，原来你可以说，年轻人看的，我搞得更年轻一点，不算本事。

李星文：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一定要让三大视频网站的这个三巨头都看见，这是给他们思路上的一个重大的建议。

郑晓龙：对，没错。

<请看最完整版视频 >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m05053xdxcu&width=500&height=375&auto=0

 ▼戳左下角 【阅读原文】，有惊喜！

《四味毒叔》是由策划人谭飞、剧评人李星文、编剧汪海林、宋方金四位毒叔发起的影视娱乐圈第一垂直独立视频表达平台。欢迎有个性、有观点的导演、制片人、编剧、演员、经纪人、评论人、出品人等前来发声，或脱口秀，或对话，观点不需一致，但求发自内心。“说”责自负，拳拳真诚在心。

《四味毒叔》第220次发声

微信ID：siweidushu

长按图片    识别二维码    关注我们   

内容推荐  新媒体商务合作  可发邮件至：[e-mail]                

《四味毒叔》出品人、总编辑谭飞

执行总编辑曹思东

已涵盖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新浪、腾讯、搜狐、微博、 一点资讯、豆瓣、知乎、   猫眼、格瓦拉等11大媒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