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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影“开挂”的秘密

四味小小编 四味毒叔 2020-09-28


■ 本期特邀毒妹 

■马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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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味毒叔》。今天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的热门话题,韩国电影为什么能够征服奥斯卡?本世纪20年代的奥斯卡给了大家一个划时代的意外,在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韩国电影《寄生虫》打破了非英语国家影片最多只能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常规。


不仅仅拿下了最佳国际影片,还顺手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等几项大奖一并收入囊中,要知道奥斯卡不是金棕榈,虽然之前也有将最佳影片奖授予《末代皇帝》这样非美国制造影片的先例,但那都是英语影片,非英语影片,这是头一回。 


看完之后,我觉得作为本届奥斯卡的最大赢家,《寄生虫》当然是优秀的,但是否就优秀到了惊天地泣鬼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也不一定,我觉得奉俊昊的镜头、运动、场面、调度和剪辑都是顶级的。 


电影在视听语言和文本符号的构建上完全可以打满分,但是具体的剧作故事并非无懈可击。一些情节点要么仓促带过,要么流于俗套,缺乏戏剧逻辑的铺陈,但是剧作结构和节奏是相当精彩的。


有人说《寄生虫》是一部完全好莱坞化的作品,我完全同意。《寄生虫》作为一部由东方人主创的影片,叙事非常直白,指向非常明确,不存在任何晦涩难懂的意象。


对欧美观众而言,这是一部除了字幕外几乎零门槛的影片,非常容易理解和进入。所以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能够征服奥斯卡,完成一次成功的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原因。


作为曾经的香港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的“学生”,《寄生虫》为什么能获得类型片大本营奥斯卡的青睐?上世纪90年代以前,韩国电影,曾经走过一段盲目抄袭欧美,山寨欧美的创作弯路,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为什么韩国电影能够强势崛起,屡屡开挂?我想,这是中国电影人在本届奥斯卡后需要思考的。


关于1990年代后韩国电影如何从本土走向国际,从颓废走向振兴,其实很多中国电影学者都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工作。我个人总结起来,韩国电影的快速发展,大致得益于以下几点:


第一点,宽松的电影政策和分级制度保证了创作题材和类型的多样化成为可能。


准确地来讲,韩国电影真正的上升拐点出现在1998年-2000年之间。1998年-1999年期间,韩国政府正式确立了“文化立国”的战略,并专门成立了文化振兴产业机构。


电影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韩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是1984年废止的,1998年,韩国开始实行并且推行电影分级制度。2000年的《韩国电影振兴法》第二次修订时,彻底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了电影分级制度的实施。


电影分级制度实施后,韩国电影人的创作范围大大地拓宽了。比如著名导演姜帝圭的《银杏床》,涉及到了人鬼恋。这个剧本的完成是在1998年之前,如果不是因为电影分级制度的实施,根本不可能被拍摄及上映;再比如说金基德导演的《漂流浴室》,也是因为电影分级制度的实施,才有了面世的机会。


电影分级制度之前,韩国电影的创作套路大多是以好莱坞化的情节模式,传达传统的儒家思想;电影分级制度实施后,韩国电影人终于可以直面生活和人性,大胆借鉴香港电影和好莱坞电影,讲述鲜活的韩国故事。


事实上,电影分级制度实施后,一直到现在,韩国电影人最热衷和擅长讲述的,就是那些曾经“被禁止”的故事。这些故事包括那些曾经只能躺在秘密档案里的国家历史,也包括“上不了台面”的情色和暴力。


1999年,姜帝圭导演的《生死谍变》全面碾压了同时期上映的《泰坦尼克号》,创下了韩国电影票房纪录,一举开创了韩国电影的“大片时代”。《生死谍变》的成功,与它本身的题材息息相关:这是一个关于韩国与朝鲜之间的间谍战的故事。同样的例子,还包括姜帝奎本人的《太极旗飘扬》,康佑硕的《实尾岛》,以及朴赞郁的《共同警备区》等等。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分级制度的实施,韩国电影会出现《釜山行》《昆池岩》《素媛》《辩护人》《熔炉》等这样的影片……


第二点,必须要提到韩国电影人的风骨。


韩国电影在21世纪的崛起,当然和韩国电影人过硬的业务能力是分不开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掀起过一阵留学热潮,很多在当时的文艺环境中迟迟找不到机会的人纷纷选择了出国留学。


洪尚秀、金基德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由于韩国对外开放较早,很多韩国导演都有着比较丰富的国际合作拍摄经验,比如说奉俊昊就曾在《雪国列车》和《玉子》中与国际制片班底,国际知名演员合作。这种经验使得他们能够用一种更为国际化的眼光,更为开放的视野审视本民族的文化,也能够对自己的创作方向进行更为精准的判断和把握。


在本届奥斯卡上,奉俊昊关于“字幕墙”的宣言引起了全场的赞叹。他说:“当你一旦克服了那一公分大小的障碍——【字幕】,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多优秀的电影。” 


这句话的底气,是足够丰富的跨文化交流经验。


然而,业务能力之外,韩国导演更令人佩服的,是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勇于抗争的刚烈精神。相信大家都听说过1998年韩国电影人的“光头运动”。当年,面临美方施加的压力,韩国政府准备缩短长达146天的韩国特色“银幕配额制”,为了保证韩国电影的生存权,包括老导演林权泽,“第一导演”姜帝奎在内的韩国电影人不分男女,全部剃光头,在光华门等地静坐以示抗议,并且要求当时的文化观光部部长辞职。在国际上,韩国电影人也将“银幕配额制”上升到了“韩国民族文化存亡”的高度,在国际影展上积极争取国际电影人的关注和支持。2000年,“光头运动”在韩国又爆发了一次。


正是在韩国电影人的坚决捍卫下,韩国政府获得了与美国谈判的筹码,电影问题在美韩贸易的谈判中一再延后,一直到2006年,韩国的“银幕配额”才缩减到了73天,为韩国本土电影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


我记得当年采访林权泽导演时,老导演曾经明确表示,“银幕配额制”对于韩国本土电影的保护,是韩国电影崛起的秘密之一。


正是因为韩国当年有着长达146天的本土电影放映保护期,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三星、大宇等财团才纷纷将资金移向电影业以避险,这也促成了韩国电影业的繁荣。


也正是由于韩国电影人的坚决态度,韩国政府在“银幕配额制”削减后,不得不额外提供4000亿韩元的政府补贴来赞助本土电影业,并且承诺在国内建设不少于100家的艺术影院,以保证本土电影创作的多元化。


事实上,自电影分级制实行以来,韩国电影人逐渐形成了两大共识:第一,文化不能向经济和权威低头;第二,没有开放和自由的创作,就没有韩国电影的今天。这两条可以说是韩国电影人的基本底线。


第三点,就是韩国民众对本土电影的支持。


当年的“光头运动”在韩国国内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全面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2005年左右,我采访姜帝圭时,他提到,1998年之前,绝大多数的韩国人对本土电影已经是一种非常厌烦的态度。但是电影分级制度实行之后,电影人用实际行动让韩国观众看到了韩国电影的潜力;而电影人的“光头运动“也赢得了韩国观众的尊敬。1999年的《生死谍变》上映时,很多韩国观众反复进电影院二刷、三刷甚至四五六刷。最终《生死谍变》的观众人次高达650万,完胜同时期上映的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这样的盛况,在姜帝圭的《太极旗飘扬》上映时,也曾再次出现。


韩国缩减“银幕配额制”后,进口片逐年增多,目前的年度进口片引进多达600余部,在此情况下之下,韩国本土电影依然能够拿下市场总额的60%。2015年,《星球大战7》在全球其他地区疯狂收割票房的时候,在韩国却吃了闭门羹,反而是与它同天上映的《喜马拉雅》拿到了同期的票房冠军。这与韩国人对本土电影的支持和热爱,是分不开的。


当然,韩国电影人也足够爱惜羽毛,对得起观众的这份支持。大多数的韩国导演的创作频率并不高,通常4-5年才出一部作品。韩国演员也很务实, 600万人民币的片酬对于一线韩星而言已经是天价,这样,在整部电影的制作费用中,演员的片酬不会占比过高,保证了钱都能够花在电影制作上。


回到电影《寄生虫》,在精湛的视听语言,近乎完美的剧作结构和叙事节奏之外,《寄生虫》最亮眼的,还是创作者对于当下韩国社会贫富悬殊问题的无情抨击和犀利讽刺,对于社会底层的怜悯与关注,对于人性的思索和拷问。


电影《熔炉》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一路奋斗,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让世界不改变我们。” 电影《辩护人》中还有这样的台词:“说出真相,那才是真正的爱国。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的《熔炉》《辩护人》和《寄生虫》,在国产电影中,听到这样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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