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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的美国女人莎朗·斯特恩（Sharon Stern）自杀死了。
她的死亡，与日本的一种舞蹈形式有关：舞踏。因为学习这种舞蹈，以及受其舞蹈老师影响，她最终精神崩溃。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全球观众都认识了这种舞蹈。日本舞者森山未来穿着白色长袍，表情痛苦，时而蜷缩在地上，时而突然跳起，再加上低沉幽暗的音乐，不少网友直呼这段舞蹈简直来自“阴间”。
据官方介绍，之所以设计这个节目，是为了“哀悼死于新冠疫情的亡魂”。
这段舞蹈几乎成为了开幕式上的最热节目，日本、国内、西方媒体一致认为这就是舞踏
虽然观众对开幕式上这段舞蹈的吐槽与批评，源自文化上的差异和对这种艺术形式缺乏了解，但人们所感受到的压抑和黑暗，确实是舞踏的风格之一。
一定程度上，莎朗就是让黑暗吞噬了自己，使得她最终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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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踏，始于抛弃自己"
1979年，莎朗·斯特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出生，她的父母来自以色列，靠着经营一家钻石公司，在美国打拼出了富裕的生活。像不少“富家女”一样，莎朗从小就自信、大方，也许是继承了以色列人的那股“聪明劲”，成绩也经常在班级名列前茅。在父亲蒂伯·斯特恩（Tibor Stern）眼中，莎朗是个完美且顺从的女儿，“总把家庭放在首位”。在母亲哈娜·科比（Hana Kobi）的手机里，还存着不少女儿模仿各种口音的搞笑视频。回想起莎朗，高中戏剧老师称其为“学校里的小红人”，因为极具自信和幽默感，她总是能成为人群中最受瞩目的焦点。高中毕业后，喜爱艺术的她选择了“当代表演艺术”专业，大学毕业后在迈阿密一家剧场当了几年演员。28岁那年，莎朗嫁给一位来自纽约犹太家族的软件工程师，爱情事业双丰收，最终活成了“别人家的孩子”。虽然拥有让人艳羡的生活，但追求完美的莎朗对自己却越来越不满意——工作上没有长远规划，性格上也有不少缺陷。她在日记中经常用这些字眼形容自己：“容易亢奋”“作品俗气”“缺乏领导力”“总被旁人左右”……为此，新婚不久的她决定重返校园，进入了成立于1979年、美国第一家以佛教为灵感创立的纳罗帕大学。在纳罗帕大学的日子里，莎朗每天早上都要反思自己，渐渐地，她感悟到之前20多年的人生是多么的肤浅和枯燥。从小作为尖子生，莎朗在高中经常取得全“A”的好成绩，偶尔有科目没得“A”时，父亲就会揶揄，拿她开玩笑。显然，在纳罗帕，莎朗也拿出了那股拼劲，虽然这有时候会略显讽刺，比如全力以赴学习佛教中的“顺其自然”。莎朗在纳罗帕大学的同学本杰明·斯塔伯（Bnejamin Stuber）告诉《纽约客》杂志，作为典型的‘学霸’，他和莎朗都没想到竟然会被佛教深深打动。“这是一个介于后现代艺术和佛教之间的硕士课程，倡导我们忘记过去的二元论世界，比如光明与黑暗，好与坏，肮脏与纯洁。它教我们接受事物本来的模样。”2007年，在纳罗帕大学的第一个学期，莎朗报名了舞踏课程，讲师是从日本京都来的桂勘。师从舞踏创始人之一的土方巽，桂勘在圈中颇有名气，虽然来到纳罗帕那年已经59岁，但看起来还十分健壮，有活力。爱上舞踏这种小众艺术形式的同时，莎朗也渐渐对这位来自东方，举止礼貌，英语说得并不流畅的大师产生好感。她深深记住了桂勘的教诲：“舞踏，始于抛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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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虚无的路"
虽然贵为当代三大舞蹈新流派之一，但在公众眼中，了解舞踏的人并不多，很多国人都是通过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表演才对这种舞蹈有所认识。与表现浪漫、欢乐、力量的其他舞蹈不同，舞踏所传递的是恐惧、扭曲和痛苦，加上总是阴森森的背景音乐，也难怪一些网友看过东京奥运开幕式上的表演后，纷纷表示感到不适，说它来自“阴间”。舞踏起源于二战之后的日本，那时，日本人民生活在战争留下的创伤中。这种创伤不仅来自炮火，还体现在文化层面：一方面，战败后，日本天皇宣布“自己是普通人而非神”，使社会失去了某种精神寄托；另一方面，明治维新后不断涌入的西方文化，也让日本人反思自己的民族认同感。有观点认为，舞踏是反叛精神的产物。舞者用极端的身体扭曲来展现区别于西方推崇的黄金身体比例，尽量将身体缩小，认为只有将躯干保持在一块榻榻米的空间内，才能罩住灵魂。舞踏也有回归的意味。这种舞蹈最初的动作大多来自农耕文化，比如在田埂间行走、播种、拍蚊子。形体上的内八字、罗圈腿和身体内缩同样是取自农民生活。此外，舞者表演时将全身抹白，也是一种对歌舞伎的“致敬”。桂勘的师傅、舞踏创始人之一的土方巽曾讲过，现代舞追求光明，但舞踏追求黑暗，因为想真正追求光明，就要先了解黑暗。舞踏舞者是祭祀品，通过表演把痛苦、绝望转移到自己身上，让观众得到解脱。在土方巽的第一部公演作品《禁色》中，他直观地展现了暴力、色情、同性恋等内容，甚至当场在舞台上杀死一只鸡，吓跑了一半观众。为帮助这些在西方长大的学生“抛弃自我”任凭黑暗吞噬，一次课上，桂勘让大家想象无数只蚂蚁顺着四肢爬到大腿、后背、耳朵，最终遍布全身的感觉。这次训练彻底击溃了莎朗的心理防备，课后，她独自蜷缩在地上失声痛哭。“从那时起，莎朗好像找到了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里能给她舒适，那里总是晴空万里。”她的同学说道。受到舞踏启发，莎朗决定将毕业论文主题定为“走向虚无的路”，以鼓励自己走进内心更黑暗的角落，放弃对“完美”和“过往”的执念。 因为想更好地完成项目，她特意找到桂勘，请教一些佛教看待年龄、疾病和死亡的视角。“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这些问题。”她对桂勘说道。 “我一点都不惊讶于莎朗会对桂勘产生好感，因为我也有些喜欢他。”莎朗的同学本杰明告诉《纽约客》杂志，他被莎朗对待全新体验的开放程度折服，“这让我想到纳罗帕大学创始人的教诲，‘最强壮的武士不是穿着最多的铠甲，而是那个放下枪和盾，将内心完全打开的人’。”![]()
奴隶般唯命是从的态度
2009年从纳罗帕大学毕业后，莎朗协助桂勘筹办了一场名为《熠熠生辉的空虚》的演出，由于过于投入，她给“前任老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我希望您能占据我的所有时间”。于是，桂勘邀请莎朗加入了自己的舞蹈公司，做编舞助理。在舞蹈公司，莎朗会把桂勘编排的舞蹈教授给其他舞者，2011年初，桂勘更是直接邀请莎朗做自己的舞伴，在美国及南美洲巡演中一同演出。当他们在西雅图上演一段双人舞后，当地报纸写道“两位表演者就像在进行一场旅行”。莎朗也和她的朋友讲过“我和桂勘合拍得就像手和手套一样紧密”。巡演过程中，二人住在一个房间，尽管桂勘说他们的关系与性无关，但莎朗和舞团里最要好的朋友透露，他们俩（都是已婚）最终还是发生了性行为。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旁人都开始发觉莎朗的健康状况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恶化，行为也越来越怪异。2011年3月，舞蹈团来到以色列演出，桂勘顺便陪莎朗拜访了在当地生活的小姨。见面后，小姨给莎朗的母亲哈娜打电话表达担忧，认为外甥女对师傅的尊重过了头，甚至展现出了奴隶般唯命是从的态度。小姨告诉哈娜，她的女儿为桂勘行程中的所有花销买了单，尽管看起来十分虚弱，还是帮师傅提着大包小包。每次舞团表演结束后，桂勘会让莎朗给全组人准备晚饭，尽管累到“头差点砸在盘子里”，但她还是拒绝吃饭，说“食物是为桂勘准备的”。见面过程中，小姨曾暗示桂勘“一个已婚女人在世界各地转来转去不太好”，但桂勘却反驳说，“莎朗的丈夫也在世界各地旅游”。由于谈话气氛不佳，桂勘提前离开了。十分钟后，莎朗着魔般地说道，“我在脑海里听到了桂勘的声音，他想让我去找他。”那次以色列之行的当地负责人，同时也是莎朗在纳罗帕大学的同学L告诉以色列《国土报》，那时他们两人的关系既亲密又紧张，“莎朗曾告诉我，她和桂勘不可能确立关系，但是她爱他。”在L看来，舞踏为莎朗创造出了一种在过去人生中未曾拥有过的人格，在这个人格中，她不需要保持完美或听从家人的看法，从而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之前，莎朗总爱管自己叫‘小可爱’，遇到舞踏后，她发觉自己可以表现出更多的深度和复杂性。在莎朗看来，桂勘发现了这种深度，外加后者在舞踏界中的地位和对她的肯定，这很容易让一个野心很强的人迷失。虽然我不认为桂勘想夺取莎朗的生命，但他肯定很享受这种顺从。”L分析道。![]()
献出生命
在莎朗的身上，怪异行为越来越多，它们一点点堆积起来，冲破了精神防线。2011年8月，莎朗和桂勘前往哥本哈根演出。演出期间，她的哥哥罗恩接到桂勘电话，说妹妹失踪了。得知消息后，莎朗的父母和丈夫（后来离婚了）心急如焚，立马订下飞往丹麦的机票，好在登机前就得知人找到了。原来，莎朗趁大家不注意跑进了一座教堂，并在那里着魔般地大声喊叫。因为谁也控制不住，教堂工作人员报了警，最终将她送进了当地精神病院。在医院里，莎朗的父亲蒂伯以绑架罪名要求警方传唤桂勘。蒂伯向《国土报》回忆，这位舞踏大师当时告诉警方“女儿不是唯一与他陷入爱河的女子，有什么不同呢”？回到加州后，桂勘给已经开始接受精神治疗的莎朗发邮件，“我的爱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在舞台上分享我们的创作”。此外，他还警告其不要模仿自己的生活风格，“这对你来说意味着太多了，我向你道歉，因为你有自己的文化、世界和家庭。”由于药物吃得断断续续，莎朗的精神状态并没有明显好转。她在美国的黑人朋友安·佩娜（Ann Pena）告诉《纽约客》杂志，那时的莎朗似乎要把全世界的悲伤都吸到自己身上。当他们谈论埃及警察暴行时，她的肢体表现出明显的痛苦，在向她讲述身为黑人遭遇过的种族歧视时，佩娜的丈夫要不断安慰她，“嘿，你没有必要为别人的行为感到内疚。”莎朗不断显露出对日本舞者的嫉妒，认为他们距离舞踏的本质更近。为此，她不仅节食以达到东亚人小巧的体形，还开始学习日语。据其朋友透露，那时的莎朗连英语都说得结结巴巴，好像真变成了日本人。她还给桂勘发送过很多首诗歌，甚至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莎朗十分抱歉，不能再帮助勘了/我十分不完美，又肥，又丑，又胖……我想我必须摆脱对勘的依恋/勘有妻子和孩子/莎朗有垃圾，到处都是垃圾……”虽然字里行间可以读出莎朗想与桂勘切断联系的决心，但实际上并不成功。接受治疗后的2011年9月，她独自一人飞往泰国见桂勘。2012年2月，在未被邀请的情况下，又去到洛杉矶见在那里演出的“师傅”。2012年4月，莎朗继续追随桂勘至巴西东北部的福塔雷萨，在那里，她问桂勘，“舞踏是对身体和野心的解构，但是解构之后会发生什么呢？”争执一番后，莎朗回到了佛罗里达，一周后的4月24日便在租住的公寓里自杀了。莎朗的父亲和母亲
图源：《国土报》
莎朗的母亲哈娜回忆，女儿自杀的夜里，她忽然惊醒，之后翻来覆去怎么都无法入眠，到了白天，就听到了莎朗的死讯。![]()
痛苦、死亡、煎熬
其一是给桂勘定罪。在法庭的指控中，蒂伯认为桂勘是导致女儿死亡的直接原因，他系利用导师的身份优势，以保证莎朗能成为舞踏艺术家为借口，纵容女儿堕落并对其进行剥削。2019年3月，在蒂伯提出“简易判决”请求后，布劳沃德县巡回法庭宣判，认为“桂勘对其学生的自杀行为负有责任”。但由于案件本身是民事案件，且该地区法庭对境外的日本公民并无约束力，所以并未对桂勘造成实质影响。其二是反对“邪教”。蒂伯和哈娜创建了一个名为“反对邪教家庭联盟”（FACT）的网站，意在对有相关困扰的人士提供经济及法律支持。蒂伯一家，因女儿死亡而对舞踏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和厌恶。以至于，在蒂伯眼中，舞踏这种正常的艺术形式变成了邪教，“是一种痛苦、死亡、煎熬的舞蹈，其目的就是剥夺一个人的人格。”由于FACT的大力宣传，桂勘在美国的事业基本告终，但蒂伯要将指控播散到世界各地。2018年，蒂伯给一家京都的表演中心写道：“这位‘老师’会利用自己的地位满足私欲。”当桂勘即将前往芬兰表演时，FACT给主办方发信，“我们建议贵公司立即与桂勘解约。”2017年，当一家墨西哥艺术机构没有理会他们时，FACT追加道，“如果得不到回复，我们将与相关政府机构和机关取得联系。”在调查这一案件的《纽约客》杂志记者蕾切尔·阿维夫（Rachel Aviv）看来，莎朗的毁灭虽然肯定有桂勘的原因，但莎朗自身的性格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尽管在莎朗家人和童年朋友的记忆中，她十分完美，没有表现出任何抑郁的迹象，但莎朗在舞踏公司的同事却表示，她经常和大家讲述与抑郁斗争的经历。也许在接触舞踏前，抑郁就已经隐藏在了完美的表象下，莎朗的悲剧，也或许只是一个个案，并非舞踏之罪。就像定义“自杀”这一名词的社会学泰斗埃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所说，“野心得不到抑制，带来了永恒的不满足感。无法熄灭的欲望不断更新着折磨。”心理学家、《疯狂与现代主义》一书的作者路易斯·萨斯（Louis Sass）认为，像舞踏这种具有强烈自我反思意识的行为，很容易触发一个人内心潜伏着的抑郁因子。当一个人开始否定自己的过去，不仅意味着同以前的文化产生分离，还意味着和指导自己行为判断的价值体系脱了钩。这样很容易导致认知障碍。而当一个人本来就有很强的“欲望”时，在对既有价值观产生怀疑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通常要更大。还有学者认为，比起讲究集体主义的东亚文化，更加注重个人主义的西方人会更难接受“解构自我和野心”这一过程。莎朗的同事甚至认为，就算莎朗当初跳了别的舞蹈，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下场，就像电影《黑天鹅》那样（女主是一名芭蕾舞演员，因为从小被母亲寄予厚望，和追求完美，最终选择自杀）。莎朗曾在自杀前的几天给桂勘写了封邮件，“谢谢你曾经教给我的东西，哪怕它们有些是错误的。我其实一直在逃跑，也许在另一个世界，我会找到一些美丽的事物。”事后，桂勘才意识到那其实就是莎朗的告别，“这是我唯一后悔的事情，没有注意到她内里的孤独。” 添加小助手vistashijiepai进入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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