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校外培训班：越严打，越疯狂
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联合几个家长，承包了一栋别墅。又找来老师，给孩子进行暑假培训。
每天一千多，一个暑假培训两期，每期十天，算下来要两万多。
听得我是目瞪口呆，想起了自己那永远长不大不会自己还钱的花呗。
他也有些肉疼，但又说，他们这个投入算是很少的了。有些家庭给孩子请暑假的私教，动辄几万起。
培训班，大有往高端奢侈品方向发展的趋势。
不是大家有钱，而是国内成规模的培训班都停了。于是，家长和一些老师们，打起了游击战，或者走起了私人订制的奢侈路线。
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中央“双减”新规正式发布，校外培训班遭到集体整顿。
一时间，不止家长焦虑，培训机构也很慌。校外教培类股票应声大跌，《俞敏洪哭了》之类的标题再次在朋友圈出现。
与之相伴的，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广告”：“暑期邮轮公海集训”，45天超长时间封闭化集训，邮轮将“航行至公海，至公海前全部自习”；“全程高强度集训，穿插各种考试，二十年名师授课经验积累……”
“邮轮集训班”在中国也许还只是个段子，但在韩国，却是真人真事。
我们今天经历的大震动、大讨论，韩国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经历过了，而且还不止一次。
只是，同样作为培训大国，韩国人最终把培训班的问题，解决了吗？
为了抓补习，出动“镇压团”
2012年3月9日晚上，在首尔江南区大峙洞教辅机构学习的学生们，遭到了“深夜教学镇压团”的袭击。
“晚上10点，在大峙洞大型补习班密集的地区，成百上千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生们如涨潮般涌出，乘上父母的车和校车，又像退潮般瞬间消失。”
《韩民族日报》写道。“在D学院，’镇压小队’的第一站，3楼至5楼教室的灯全部熄灭，学生们都回家了。”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
但真正的“管制战争”现在才刚刚开始。当时钟指向晚10时20分时，“镇压小队”，也就是首尔教育厅的公务员们忙碌起来。
在S补习班，一名男高中生正在教室里解习题集。去年10月和11月，这家补习机构因为在晚上10点之后仍在授课，已经被罚了两次，共计30分。
现在，他们被罚31分了。补习班的罗院长面如土色。
“绝对不是在上课。（学生们）有不懂的要留下来学习，所以（他们）才不会有不满。”院长解释道。
“这里不允许夜间自修。”公务员说。
“你们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只有一个人（在学习），而且我也没收钱。”院长说。
“你知道自学也是被禁止的，因为它可以变成一对一的辅导。”“镇压小队”回答。
争执持续了20多分钟，还没有结束。
韩国很出名的一个数学老师车吉勇。
图源：华盛顿邮报
10点以后进行授课或组织学生自习的辅导班，第一次发现会被扣10分，第二次扣20分。加上其他扣分事项，扣分31-35分将被停业7天，36-40分停业14天，以此类推，直至超过66分被吊销执照。S补习班这次被勒令停业45天。
接下来是C补习班。
3名学生在最靠角落的教室里开着灯，忙着填答题纸。见到执法人员，他们像提前演习过一样，抗辩说：“本来要写到10点，只是还没写完而已。”
讲师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解释说：“孩子们本来要回家，只是先稍微坐一下。”
随后也出现了类似的争执。补习机构被罚20分。
接着，M补习班的学生也被抓了出来。《韩民族日报》的记者在两个小时里跟随执法队探访了7家补习班，其中3家违了规。
为了“驯服”补习班，韩国政府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
当局一次次地整顿培训班，直接下发禁令，还改变了学校的考试方式和大学的录取政策，在“堵”和“疏”上都绞尽了脑汁。
《韩民族日报》报道的这次“镇压行动”，就是时任总统李明博的政令——晚上10点钟之后不得上补习班。
这位总统在2008年就任时曾表示：“不能接受由政府主导的一刀切的统一课程，和只局限于高考的教育体系。”
但在填鸭式学习根深蒂固的韩国，这些努力全部收效甚微。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2010年，74%的韩国学生参加了某种形式的课外辅导，比例全球最高。
2009年，韩国人在课外辅导方面投入了190亿美元（相较之下，美国的投入在50至70亿美元之间），超过了该国公共教育支出的一半，私人教师的数量比学校教师还多。
中国香港《亚洲时报》报道称，平均每个韩国学生每月要花700到1000美元去补习和辅导，远远超过大多数经合组织（OECD）国家。
韩国智库现代研究所2007年的一份报告称，韩国家庭平均将其收入的近20%用于课外辅导。
韩国学生。
图源：GETTY IMAGES
2008年，韩国有7万多所教辅机构，其中47%是针对高中招生的。
最好的补习班也不是想上就能上的：每逢补习班报名季，有意向的家庭常常要通宵排队抢号。
拿到号之后，孩子还要参加入班考试，考试通过后再根据成绩被分去对应等级的补习班。
一些教辅名师甚至会面试家长，了解家庭情况，甚至像拍卖一样，由几家出价，然后再决定自己将为哪家的孩子进行上门辅导。
首尔久负盛名的“高考复读班”——大成学院的录取率只有14％，甚至比很多大学都低。
有幸入读的孩子一天要学习14个小时，大约70%的学生可以进入韩国的“天空（Sky）三大”——首尔大学（S）、高丽大学（K）和延世大学（Y）。
大量的教辅机构云集寸土寸金的首尔江南区。
2010年，在首尔市教育厅注册的补习班超过2.5万家，其中近6000家位于江南区，仅大峙洞一条街上就有上千家。
扎堆的补习班甚至抬高了当地的房价，据称该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已经上升到首尔同类地区的300%。
2003年，政府曾计划开发一个新的教辅班中心以缓解江南区的压力，但在遭到严厉批评后，计划不到几周就取消了，因为它只是转嫁、而不是解决了问题。
白天睡觉，晚上补习
课外补习烈火烹油，原因显然出在课内。
“大多数韩国人承认，公共教育不足以让他们的孩子在学业上取得成功。”《亚洲时报》写道。
韩国公立教育问题很多：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OECD国家中，韩国的教室是最拥挤的，中学平均每个班级有37.1名学生，而OECD的平均水平是23.7名。
公立学校的弊端，为私教市场的繁荣昌盛提供了沃土。
“当我参观一些学校时，我看到教室里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睡觉，而老师却若无其事地继续讲课。”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表示。“商店里出售一种特殊的枕头，可以套在你的前臂上，让在桌面上小睡更舒服。很明显，逻辑是这样的：你就该在课堂上休息，然后熬夜学习。”
一位韩国老师说：这基本就是我学生的样子。
图源：博客quarterlifecrisistime
不仅是学生，很多老师也是如此：2008年，韩国政府下令禁止公立学校教师为补习班出试题。因为人们发现，一些教师向补习班泄露考试范围和试题，使在这些地方上课的学生们能在学校的考试中获得好处。
多年来，韩国人一直在哀叹教育体系的畸形，政府曾多次尝试规范校外教培，20世纪80年代的独裁统治时期，甚至完全禁止了补习班——只不过，每一次尝试后，补习班都变得更强大。
1980年，成功夺权的“小将”（少将）全斗焕为了赢得正当性和民众支持，喊出了“实现正义社会”的口号。
1980年7月30日，“第五共和国”尚未正式成立，全斗焕所带领权力过渡机构“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简称“国保委”）就发布了“7·30 教育改革”措施，全面禁止了一切形式的课外辅导和补习班。
次年，新修订的韩国《学院法》第九条明确规定禁止课外辅导，开设补习班也需要官方教育当局认可，违反者将处以罚款、甚至有期徒刑1年等处罚。
“全小将”将课外补习变成了校内补课和通过教育电视进行的补习，韩国教育电视台EBS应运而生。
当局派出了“课外辅导打压队”，四处查处补课行为。
但补习班和家长们的智慧是无穷的：让老师在深夜（晚上11点至凌晨1点）到学生家里提供辅导、把辅导老师伪装成亲戚或家政阿姨、躲到郊外别墅进行辅导（就像我那位朋友现在做的那样）、甚至在轿车或汽车上进行辅导等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而因为要避免补课风险，辅导价格上也为老师添加了“风险成本”，辅导市场的价码一路飙升。
打压队忙到不眠不休也抓不过来，地方当局也热情不高，所以“禁令”大多情况就是不了了之。
时间久了，“五共”自己也逐渐松懈：1988年12月19日《京乡新闻》报道称，在江南区就读的高中二、三年级学生中， 有70%以上接受着秘密课外辅导。
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名存实亡的教育禁令被废除，并最终于2000年被宪法法院裁定违宪，理由是“过度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表达性格的权利和选择职业的自由等基本权利”。韩国的私教市场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全小将”尚且无能为力的事情，“第六共和国”的政客们显然也难以指望。
2008年初，首尔市允许补习班“自行设定补习时间”（也就是通宵），结果遭到了山呼海啸般的批评，连李明博总统也表示反对，这才悻悻撤回。
青瓦台下令限制补习班的收费金额，补习班必须向政府披露其学费数额，如果学校试图提高学费，人们可以投诉；
被发现做虚假广告的补习班的执照将被吊销。
2009年7月，为了抓到违反这些新规定的人，政府开设了举报网站，并为举报者提供现金奖励。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一些家长求助于私人家教，一些补习学校把课统统排到了周末，以弥补工作日课时的不足；另一些则直接无视了这些规定。
“许多教辅机构认为政府的打击充其量只是昙花一现。他们说，有许多逃避处罚的伎俩，从技术上讲，以有限的人力，不可能对所有这些伎俩进行监控。”《韩国时报》写道。
“新规定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会对我们构成严重威胁……学费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起作用，因为家长和学生都知道哪个补习班更好，他们愿意为更好的项目支付更多的钱。”大峙洞一所英语补习班的校长说。
如果执照被吊销，那就以家人的名义重新开办一所新的补习班就好了，反正家长和学生都是跟着老师走的。
许多从业者对政府的监督嗤之以鼻。
“据我所知，首尔江南区（教育厅）只有3名公务员，而仅该地区就有5000多家补习班。”一家小型补习学校的经营者表示，“这3个人怎么能同时监控他们呢？”
韩国人在家教上的花费占该国GDP的2%，这么一个庞大的行业自然不会束手就擒。
大大小小的教辅机构不断向法院挑战政府的决定，指控“政府侵犯了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的自由”，也时常取得胜利。
李明博的“补习班宵禁令”就被宪法法院顶了回来，结果出了首尔和釜山，韩国其他地区无一实施。
有时候，教辅机构还会得到家长的支持。大多数韩国家长何尝不为天价的补习支出痛心，但他们更痛心的是，政府一味的“堵”只会进一步抬高这些支出。
甚至连学生们自己都支持补课。
“要做的功课堆积如山，只一味管制就够了吗?”在2012年的“镇压行动”中，C补习班的一名学生对着公务员追问道。“在学校自学也要扣分吗？”
杨庆哲是首尔南部工业城市龟尾的一名工厂经理，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供大女儿上了6年的深夜补习班，但她没能进入精英大学。“这是在浪费钱。”他对《华盛顿邮报》说。
他的小女儿现在不上补习班了，主要靠自学。她希望韩国正在进行的大学招生制度改革，能让她更容易与那些花大钱聘了顶级家教的同学们竞争。
“我希望有一天，公共教育能足够。”杨庆哲说。
一个很美好的愿望。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我了解完韩国政府和培训班的斗智斗勇后，最大的感慨是：
像，真的是太像了。
他们经历的事情，我们正在经历。甚至，他们要远比我们还要疯狂。
不过，疯狂的培训制度下，更关键的还是公立教育的不足，以及以分数为指挥棒的教育制度。
如果这个制度没有发生改变，就像韩国正在发生的，到最后，只是会让培训制度走向地下，甚至，成本也越来越高。
这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越有钱的家庭，越能够通过价格高昂的培训班，享受更好的教育现实。
就像我那位朋友经历的。
希望韩国的疯狂情况，千万不要不要在我们这里发生。
我们的教育，还是应该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平。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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