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他乡
文丨于若彤
从上海回来已经三年了，这三年间，总想再回去看看，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多次提笔想要写点什么，转念一想却又觉得没什么可写的。近来看见上海的故友们在圈子里晒雪，才蓦地发现上次上海下雪还在2012，我踏足于那片土地的第一年。接着零散的碎片般的记忆就随思绪飘来。罢了，我离别许久的那片土地，我总该写点什么了。
上海，我总是直呼其名，或是说“那片土地”，就好像是记忆中极其疏远的一片地。然而现实中的我是对它抱有万般的亲切，只是在提笔时却总要思索万分。若说是“故乡”，那未免有些勉强，毕竟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只是童年时随家人迁居的记忆让我有幸与这座城市邂逅。若说是“他乡”，却又是过于随意了，毕竟我还不想把那与它的千思万缕的记忆斩断在祖国的那一端。
2012年。离开北京前，我请求家长带我去一次故宫，看一次天安门升旗，理由很简单：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故宫我却一次都没有去过。我只记得那是北京最热的一年，在烈日下不到半天我就将故宫走完，讲解员的声音我是一声也没听到，橱窗里的展品我也一样都不记得了，只把那次游览当作一个仪式。随后的第二天，我就坐上了高铁，第三天就坐在了课桌前。对上海的记忆很浅，那张折几番才能装进口袋的上海地图起初对我来说只有家到学校的那一条弯弯曲曲的线。
既然只是上学，那么同北京就没有什么区别。老师在课上很是关心我这个新来的外地学生，学校的伙食很好，除了早中晚三餐还有上午的水果与下午的点心。在生活和学习上我已逐渐适应，唯一让我感到些许生疏的就是老师在课上讲到入情处，总会情不自禁地由普通话转到上海话，直到从话题中脱离出来，方才察觉到二排中央有一双好奇又不解的眼睛正呆呆地看着她，于是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接着又和气耐心地用普通话将方才的内容慢慢的叙述一遍。
那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开学第一天，便听同学们说她是一个对学生要求极其严苛的人，但处久了，便越发觉得她性格和蔼可亲，也很是体贴人，与她那胖胖的身材极为相符，只是到了情急处，才会涨红了脸，可在事后回想，这种事总会发生在触犯了她的底线时。这就是我对上海人的第一印象，也是我第一次发现近人情与理智是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同时她又是一个极为细致的人，做事十分周全，在布置各项任务与通知时，总是将事做得井井有条，话说得很是到位，虽说周全，但从没有见到她啰嗦过；为人细致，却从不刁钻。
刚从北京来时，我的英语是极差的。虽说之前在班里也是领先，但学的终究只是小学课本。我的新学校是一个外语学校，不止招牌打的是外语，平日用语也是英文。若是迟到了要进班门，须先敲两声门，再说一句“may I come in?”。若是在走廊里迎面碰上了老师，认识的，便说一声“hello”，再在后面加上对老师的称呼（Ms.或Mr再加上姓氏），不认识的，只说一句“hello”便可以了。这种规则到了早上便把所有的“hello”改成“morning”，其余均不变。
由此便可想象我第一天到学校的情形：早上在走廊里就听到很多同学讲英文，正诧异在这里听到的第一句话竟不是上海话，却听到上课铃响了。赶忙用带着浓浓的北京腔的普通话（后来听我的同学说我说话的”北京腔”很浓，有一次我上学校的英文广播竟然直接就被我的同学们听出来了，理由就是我说英文都带着北京腔，然而我现在都不知道这英文里的北京腔是什么样的）问走廊上的同学五年级一班在哪里，随后又加紧脚步来到教室门前。还没来得及平息急喘着的呼吸声，就赶忙用力敲门，边敲边大声地喊着“报告！”。教室里是英语老师，她早已笑得合不拢嘴，快步走来给我打开了门，便又回到讲台上。
英语老师是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没有语文老师那般严谨细致，她待学生更为随和，从没有发过脾气。她对自己要求很是严格，每节课都安排得很好，光是备课本就厚厚的一沓，更别说那漂亮的板书，可以说，她是最受大家欢迎的老师。记忆中最清楚的是，刚入学，我们就要按英语水平分组，在放学后按组进行不同层次的辅导。一共有五组，分别是ABCDE，A组程度最好，E组最差。我入学时便知自己水平不如班内的好学生，但却没料到，这一分，就分到了D组。
五年级前，我一直是班上的好学生，年级里排名，也总是很靠前的，可这一次分组，就使我自信心大挫，落差很大，可第一个急起来的，还是我的英语老师。犹记那个下午，在她的办公室里，“我看了你的试卷，错的都是语法。语法最好补，多做点题就可以了！”说着便开始问我有没有参加过各种英语考试，什么三星口语，什么听力，我一个都没有听说过，（后来才知道班上的同学几乎都通过了这些考试）可老师还是像平常一样，温柔和蔼的跟我说：“不要急，老师帮你补。”于是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三本厚厚的复印的练习册，分别是针对听力和语法的，第三天，我就被允许去C班听课了。随后的整个学期，我完成作业到睡前的两个小时都用来练习英语，很快，我的英语水平就上去了，学期末再考试的时候，我已排到班级前三。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天早上老师开心地将我叫进办公室：“你知道你现在的英语水平是什么样的吗？”我先是一惊，然后就开始了思考，这一学期，我总该有些进步了，但若只是C班，老师不会如此兴奋，难道是B班！！我仿佛在一条直路上前行忽陷泥沼的蚂蚁，却在此时看到了希望。当我坚信自己能进B班时，老师轻轻在我耳边说道：“A班。”
五年级，正赶上上海的小升初，虽没有传说中北京小升初的“鱼龙混杂”，却也是颇为壮观之景。当时各个学校都在面试，所谓面试，还不是“看脸”，而是将平日用纸笔在试卷上写的题目直接搬到你眼前，让你张口说出来。这种考试方式实在是新奇。正是这新奇的考法，让我毫无紧张感，于是这传说中比高考竞争还猛烈的小升初，就这样的过去了。
暑假，同住一个小区的同学约我在小区里玩，在小河边见面。正闲着无事可做，我应邀便过去了。我到时，她正坐在小河边，身旁放着一个大大的桶，我便知她是在钓鱼。于是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却发现桶里是几只又大又肥的龙虾。我惊叹之余，她一挥杆，又一只龙虾被吊起。只见那吊钩上拴着瓶盖大小的一块生肉，那龙虾整个身体蜷成一团，所有的脚都勾住那块肉死死地不放，直到被生生摔到桶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活龙虾（不在吃小龙虾的店里），也是我第一次体验这种乐趣，很是兴奋。我那同学随后便从身后抽出另一根鱼竿递给我，告诉我石头缝里会有龙虾，我便如拿了珍宝般开心地去找龙虾了。
上海的夏天是很热的（记得当时妈妈的单位伙食很好，尤其是到了夏天日最高气温39度以上时，便会有冰绿豆汤喝。而那个夏天，连续三四周，每天都有绿豆汤的日子就没有间断过。这段故事后来也成为我们全家聊上海天气时的一个笑柄。）再加上天气潮湿，那感觉就像是在一个蒸笼里，由内而外，将整个人都蒸透才罢。可我正玩在兴头上，哪顾得上热，直到钓了整整一桶龙虾上来，才与同学分别，告别时才发现晚霞已染红了半片天。
同年九月，我那同学再一次约我在小区玩。有了上次钓龙虾的经历，我连想都没想，便愉快地答应了。见面地点还是在小河边，我这次是十足的兴致，还没等她到，就小跑着赶到了。还没到河边，便闻到一缕隐隐的花香。不似玫瑰般含蓄淡雅，也不似丁香般沁人心脾。像是掰开花瓣后的玫瑰，晒干了装在匣子里的丁香。“那是桂花。”正疑惑，她已站在我的身后，用手指向河边的那棵树。那树的枝叶繁茂，定睛细看，方可从叶尖分辨出绿豆大的黄花，那便是桂花了。于是我们便到那桂花树下，捡拾拿掉落的花。在阳台上晒上一周，花便干了，接着又把它们装进纱做的小袋里，待那凛冽的寒风吹来，还能留下一丝清秋的痕迹。
得知我们举家要迁回北京时，我的心情很是复杂。想着我要告别那些人，那些事，眼泪便不知不觉地掉了下来。“我想去一次WFC。”和那次去故宫一样，WFC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但这两年间我一次都没去过。“还想去外滩。”于是第二天，我就走在了外滩上。现在想起来，对那天的事真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记得走在外滩上时海风吹在脸上，湿湿的；WFC很高，真的很高，只是傍晚的雾气弥漫，什么都看不到。恍惚间又下了楼，很快便又坐车穿行在繁华的街头。南京路的路牌从眼前闪过，紧接着又是北京路，我心头一紧，仿佛下一站就是北京。恍惚间从这噩梦中醒来却想笑话自己：两年，你就把这他乡当作了故乡。
记忆还停留在那班从上海回北京的高铁，却发现我已坐在了另一班回“家”的火车上。这次回的是老家。
故乡，总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情怀的元素之一。而这种文化情怀也早就流淌在我们祖先的血液中。正赶上春运，电视上播的种种各地中国人回乡的视频，也实是感人。可这个词，对我们这些00后来讲，实在是不合适，我们所谓的故乡，或是老家，不过是父母的成长之地，是他们的故乡。我们所熟悉的也不过是那些亲朋好友，与户口本第一页“籍贯”那两个大字。前些日子还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我们同龄人写的文章，内容尽是他对老家的各种情感，还被打上了“深度好文”的标签。可现在想来真是无病呻吟。
之前有同学问我，我老家有什么好玩的，我说的竟然和百度上的“知名景点”一模一样。但倘若有上海的同学问我北京有什么好玩的，我绝不会第一个就说故宫；若有北京的同学问我上海有什么好玩的，我也绝不会说外滩。我会把我童年的记忆深处的故事讲给他们，带着他们去钓龙虾，采桂花。
可你并不是上海人啊……
是啊。
可我也不是北京人啊。
那次学校组织去天安门看升旗，和我离开北京前一样，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到了天安门后，我留心听那些陌生人说话。一路上，除了学生，大多听到的都是外地口音。“啊，这里外地人好多啊！”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但转念我又想到，我也不是北京人啊。
是啊，那我的故乡在哪里呢？
北京的雪不来，上海的雪不候。
也罢，只当此心安处是吾乡。
后记：对于故乡和他乡，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当高速涌动的人流不断刷新我们对故乡的定义的时候，透过00后的笔触，我们依稀能够感觉到她们对于这个时代迥然不同的思考。也许，故乡与他乡的界限日益模糊，也许成长与成熟的脚步逐渐逼近，但是真实的情感总会有直击心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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