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复杂的

         赵俪生年轻的时候倾向革命，从一二九运动开始，他参加过五次游行。赵俪生的进步思想和积极投入运动，引起了清华地下党组织的注意。

         蒋南翔有次找他谈话：“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雄，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赵俪生明白蒋南翔的暗示，所以他回答说，“容我考虑考虑”。

        几天以后，赵俪生去找蒋南翔，他说：“我读列宁的《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来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地批判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契卡‘已经把马尔托夫列入被肃的黑名单里了，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赶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啊。我读过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我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39页）

         正是有着这种思想，赵俪生和夫人去过延安，又从延安离开了。

        赵俪生回忆说：“我是一个先天地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平生最不喜欢开会、听报告、服从组织分配，等等。像我这样的人，在延安待下去，会有什么好下场呢？”

        由于不习惯延安纪律性太强的生活，赵俪生离开了延安。

        作为一个向往自由的知识分子，赵俪生看不惯极左就能够理解。为此，解放后，他既得罪了郭沫若，也得罪了成仿吾。1958年，划右派都接近尾声了，他还被划成了右派。

        赵俪生因为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对问题有着独立的看法，解放后历尽坎坷。

        赵俪生之所以不容于当时，就因为在别人眼里他的思想右倾，对当时极左的主流做法不认同。

       1987年，赵俪生有机会参加一次中美两国的学术交流，这也是改开后较早的对外学术交流。

        如果，以前别人看赵俪生是右倾的话，这次的赵俪生出访美国，完全是带着马克思主义的眼光去审视美国。

        那个时候，赵俪生要是留在美国，一定成了一个美国左派。

        同一个人在不同体制下的感受，让我们感觉到人性的复杂和思想的反复。

        每个人，都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纯粹。

       赵俪生出访美国，留下了他的访美日记。日记是1998年追记的，这既可能有记忆不准的地方，也体现出，就算到了1998年，赵俪生对美国认知的局限。

        赵俪生的这次出访，感觉非常不堪，按他自己的说法都想提前回来了。当然具体原因很多，我只摘录一些美国给他的观感，让我们了解一个历经磨难，力图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赵俪生的想法。

         赵俪生第一次接触美国，感觉到他的物价贵，住的房间日租金35美元，人民币约280元。两国物价的差异只能在相同收入的前提下才能比较，这个道理，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可以理解，作为资深学者，也通过直观判断，就不对了。美国的高物价一直让赵俪生对此次出访耿耿于怀。

        对美国的电影，赵俪生认为都是亲吻、斗殴、凶杀、黑人………，明显看出赵俪生并不认可。

        在纽约州立大学亨特学院，赵俪生遇到了一个中文名叫张格物的美国学者，张格物突然问他：“I heard you had been Communist agents,is it ?”(我听说你曾经是共产党特务，是吗？）赵俪生写道：“这一下，我似乎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几乎要拂袖而去了。美国人的绅士风度，原来如此。”

        张格物的这个问题，虽然有点唐突，但毕竟还是有前因的。赵俪生本来就思想革命，去过延安，在美国遇到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问这样的问题，怎么也扯不到侮辱。但这让赵俪生很生气，要拂袖而去，并由此把美国的绅士风度都否了。

        赵俪生到哈佛后，由于接待的问题，别人提议他可以求助杨联陞。杨联陞是赵俪生大学高一级的同学，此时已经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

        赵俪生和杨联陞的这次通话，成了学术史上一段不大不小的公案。

        据赵俪生的日记是这样写的：“电话接通了，他们用英语说了一阵，然后把听筒给我，说杨要和我说几句话。杨用中国话说：‘我听说你来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第一我不能到旅馆看望你，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里吃饭，因为美国史学年会就要开了，我的若干弟子都要到波士顿来，都要来看我，我老了，接待不动，所以一律挡驾。我挡了他们的驾，怎么好单独应酬你呢？”

        赵俪生解释说，不需要他来旅馆，也不需要请他吃饭，只是希望他协调和哈佛交流的事。为此，赵俪生解释自己，“又不习惯吃西餐，又不习惯打美国电话”。

        杨联陞在电话里说：“至于你，又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话，我要问：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到美国的，只能给中国人丢人。”

        按赵俪生的说法，听到杨联陞的这个话，他感觉五雷轰顶，他给杨的回话是这样说的：

“杨联陞同学，‘丢人’二字，是您先出了口的，那么底下，就得容我来说了。记得卢沟桥枪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二人在清华六院（新斋）门口碰见还说过几句话。你说，这一来就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就到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日本鬼子，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可是您哪，您却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两人谁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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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赵俪生躺在床上想，“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气粗？我的解释是，这些人在大学里受的殖民主义者的教育，先入为主的就是崇拜西方……”

        赵俪生对杨联陞的说法，和他床上的想法，确实带着政治正确的味道，和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有所不同。

        这段公案因谢泳的一篇文章引起后面学人的关注。为此，杨联陞的朋友周一良，还特地让杨联陞的孙子抄来了杨联陞当时的日记，以还原历史的真实。

         周一良的《<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质疑》一文中说，杨自一九八五年起，就患上精神病——抑郁症，此后几乎每一两年都要病一次，少则三五个月，长则经年。据杨的儿子所抄的留言簿看，一九八七年一至四月全是空的，可见是在病中，不能待客。二○○四年四月，杨的孙子杨华岳赴美探亲，周一良让他到祖母那儿抄下杨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的日记。日记是这样记的：

        不知所云的某君（赵俪生）由旅馆来电（七十一岁，可能认识蒋浮萃），不能吃外国饭，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应来三个月，已去（华岳注：英文，猜可能是地名），想退款回去，想去（华岳注：英文，可能也是地名）。认识山东大学某公（华岳注：有半句看不清），乞一女士照应不力。

       日记一侧有“爱莫能助”四字，字体、墨迹与当日所记不同，显然是过后加上去的。

        这内容和赵俪生所说不符。

        赵俪生文中所说的杨联陞跑美国做侵华美军军师的事，更是有着故意误导的主观动机。

         事实是杨在“二战”期间（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按照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计划，协助赵元任先生在哈佛大学开办陆军特别训练班教中文。这怎么能说是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

        赵俪生之所以要特别记下他和杨联陞的通话，并附上一段他躺在床上的随想，只能说，他想通过这一段来表明他的爱国。

        从中不难看出，一个学者要做到认识的统一，都非常困难，那些急于想获得个人利益的人，就更无法保证他的真实客观了。

        人性是复杂的，不管对他人还是对自己，都需要有足够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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