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咸宁干校

沈从文 张兆和在咸宁干校

        沈从文被发配到了湖北咸宁，连户口也被迁出了北京，这意思是不让他回来了。

        沈从文描述过他在咸宁的居住情况，潮湿的屋子发霉，如同霉窖；夏季一来，太阳暴晒，又如蒸笼，房间里气温会高达四十度。

         沈从文此时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肾病等，估计怕自己不行了，他写信给妻子张兆和——也下放咸宁，但不在一起——说：“不论如何，务必来看看我。不宜迟疑。”此时，他可能感觉来日无多了。

        这屋子还怕下雨，下雨时“房中如落倾盆大雨，一切全湿了，………地下简直成了河。倒了近廿盆水还不抵事……。”在一则日记中，他写道：“九月十八日，阴雨袭人，房中反潮，行动如在泥泞中。时有蟋蟀青蛙窜入，各不相妨，七十岁得此奇学习机会，亦人生难得乐事。”

        博物馆第二批下放到咸宁的人告诉他，他已经被划为博物馆的“编余”人员。

         1970年6月18日，他在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说到：“我即或已成编余人员，总不免还妄想近廿年学的种种，还有机会应用得上”。“还对馆中有用，对改陈（改进陈列）有用，对文化史的编写，工艺史和其他几种专史教材通通有用”。

         他把带来的文稿取出来重新整理，希望留给后人。

         中国总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没想过自己的荣辱，或者就算知道这是对自己的不公，也想着怎么把自己所学传承下来。

        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不是因为历代帝皇的保护，而正是这样的一代代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传承着悠久的文化。

        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薪火传人，他们也往往承受着最大的磨难。

        有矢志不渝的传承者，同样也有着肆无忌惮的破坏者。

        沈从文这个一心传承文化的学者，此时是反革命，是被专政的对象，连一个正常的生存环境都无法保障。

        我们这个民族总会出现几个极端的和文明为敌、和知识为敌的反文明时期。

        沈从文不幸刚好遇到这样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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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在想着怎么整他的时候，他在想着怎么能把文化传承下去。

        1970年7月，已经成了编余的沈从文给历史博物馆革委会委员王镜如和另一委员高岚写信，信中他写道：“我要求极小，只是让我回到那个两丈见方原住处，把约六七十万字材料亲手重抄出来，配上应有的图像，上交国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

        我们听到过许多的豪言壮语，沈从文的这要求，没有政治高度，只是不想让自己的文化就此断了。

        对于革委会，文化不是他们要考虑的，实际上他们就是来革文化的命的。

        所以，沈从文认为极为宝贵的资料，革委会的领导是这样看待的，“你的那几份资料，希望你自己能一分为二来看待，那是‘还没有经过批判的’，不能把它们全看成是‘方法全新的’‘唯物的’。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沈从文到71年的时候，因身体各方面的问题，健康状况极差。为此，他希望能回北京治病。他在给干校领导写的信里附上了县医院诊断书、住院单据，但是几次要求都石沉大海。

        这是在标榜革命人道主义的年代，一代学者就这样被革命人道所忽略，而他自己想着的还是有机会能工作。

        在他的信里，沈从文请求道：“允许我暂时回北京治疗”，“我虽已迫近风烛残年，如能使病情稍有好转，尚希望到另一时，还可能将近二十年所学文物点滴零碎常识，对于本馆今后改陈工作，能稍尽绵薄贡献………”。

        这确实是个挺荒谬的时代，一方始终认为这是反革命，要搞破坏，一方始终想着怎么能把文化传承下来。

        我们无法理解非要和文化为敌的深层原因，但我们知道这个原因值得后人深入研究。否则，同样的荒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次出现。

        这年，沈从文已经七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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