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掉的《从帮忙到扯淡》​

         鲁迅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从帮忙到扯淡》，文章是针对文人的。确实自古到今，能帮忙到扯淡的，除了文人，也找不到别人了。

        帮忙也好，扯淡也罢，都不是没有目的的。中国的文人最大的买主自然是皇帝。所以文人的帮忙，当然是帮皇帝的忙，文人的扯淡也是替皇帝扯淡。

        《诗经》算是最正统的经典了。

        在古代，被奉为经的，其地位是不能怀疑和亵渎的。可正如鲁迅在文章内所说，“其中的有几篇就用之于侑酒”。这意思是说，就算到了经的地步，其中的有些诗篇也不过是起了一个喝酒时助兴的作用。屈原是爱国主义的榜样了，可在鲁迅看来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这话听起来刻薄，仔细想想，还就是这个理，“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

        幸亏鲁迅那时没有保护古人名誉权的法，否则就凭这句对屈原的话，就有了污蔑的嫌疑。

        在鲁迅看来，文人的帮忙和帮闲是不同的两类人。帮忙的大多属于张良、诸葛亮之类；帮闲的大多是司马相如、宋濂之属。前者在皇帝面前是重臣，后者在皇帝面前是弄臣。

        前者的作用是帮助皇帝排解难题，后者的作用是让皇帝心情愉悦。这两类文人的角色也不是固化的，特别是帮闲的总想变成帮忙的，帮忙的总想变成帮凶的。文人只有做到帮凶的程度，才能和皇帝的关系难舍难分。

        文人和皇帝的关系到了这样的程度，就到了天花板，也算实现了中国文人最大的梦想。不过此时，才是文人人生最危险的开始，要不就没有伴君如伴虎的感慨了。

        帮忙和帮闲，如果皇帝不需要了就都变成了扯淡，被杀头是分分钟的事。

        当然，文人在没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是永远不会明白的。

        比如司马相如，一直觉得自己是可以帮忙的，对于武帝把他视为帮闲常常心怀不满，鲁迅写道：“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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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相如没想到，自己至死都没找到可以帮忙的机会。但极大多数帮闲的文人都是随时做好帮忙的准备的，类似封禅的文章，就算没有成文，也已经烂熟于心的腹稿，就等着有面见皇帝的机会。

        按照鲁迅的划分，文人能帮忙的时代，大多是开国，帮闲的时代，属于中兴，等到只能扯淡了，就到了末世。

       “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

        不过，考据于历史事实，鲁迅这个说法不够全面。只能说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重点，而不是三个阶段各有不同。

       鲁迅的这篇文章是他的杂文中很有思想性很有代表性的一篇。可惜生不逢时，发表这文章的时候是1934年，正遇到国民党反动派搞法西斯文化政策，开始对报刊书籍实行严厉审查的时候，他的这篇文章当时就被查禁了。

         鲁迅在他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写道“被全篇禁止的有两篇：一篇是《什么是讽刺》，为文学社的《文学百题》而作，印出来时，变了一个“缺”字；一篇是《从帮忙到扯淡》，为《文学论坛》而作，至今无踪无影，连“缺”字也没有了。”

        可见，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禁森严。

　　文禁还真的有效果，让鲁迅写起文章来就不敢放开：“我在这一年中，日报上并没有投稿。凡是发表的，自然是含胡的居多。这是带着枷锁的跳舞，当然只足发笑的。”

        国民党的文禁之恶，让鲁迅本来可以留给后世的思想被锁住了。

        好在，社会总是在向前发展，鲁迅的这篇文章还是重见了天日，让我们有机会了解文禁的反动和鲁迅思想的深邃。

附鲁迅的《从帮忙到扯淡》原文。

“帮闲文学”曾经算是一个恶毒的贬辞，——但其实是误解的。

《诗经》是后来的一部经，但春秋时代，其中的有几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现有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例。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然而虽然并未实际上参与封禅的大典，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也还是很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庸主时，“帮忙”和“帮闲”的可就混起来了，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我们在南朝的几个末代时，可以找出这实例。然而主虽然“庸”，却不“陋”，所以那些帮闲者，文采却究竟还有的，他们的作品，有些也至今不灭。

谁说“帮闲文学”是一个恶毒的贬辞呢?

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

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

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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