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与绍兴

        我很少看国产的电视剧，偶然关注过的两部，一部是《过把瘾》，好像是取材于王朔的几部小说，一部就是黄蜀芹导演的《围城》。

       《围城》主要是写一群海归留学生的故事，回国后回绕的主要生活地是上海及三闾大学。

         知识分子的缺点，实际上读书人自己最清楚。早前有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后面有钱钟书的《围城》。

       钱钟书的《围城》刚出来，就引起了读书人的兴趣。好在1947年的中国，还没有打压知识分子一说。某种程度上，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成了国共两党争相取悦的对象，自我感觉是从未有过的好。

        能自我讽刺，都需要有个前提，那就是自身的强大和自信。吴敬梓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潦倒，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很高，要不就没有范进中举那样的疯魔。那个时候，至少不用担心自己是知识分子，而是担心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不被认可。钱钟书的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高光的时刻。

       中国知识分子敢于做在野党的导师，又敢于批评甚至责骂执政党的时代，就在这几年中。这几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子过得是最爽的，尽管物质上也许没那么多满足。

       不过，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只要衣食无忧，他们渴望的就是可以不受约束的胡说八道。可惜的是这样的时代太短，感觉比昙花开放的时间还短。

        钱钟书《围城》刚出来的时候，就受到左右两派的批评。右派势力强大，以追捧为主；左派势单力薄，以挖苦为主。左派的立场是一贯的，即站在阶级的立场，钱钟书的《围城》被说成是“香粉铺”。

三观一致加好友，注明“少爷”

       当时的社会有一点好，右派虽然属于社会主流，但国民党当局从来也没有用文艺批评的方式代替政治斗争，所以钱钟书的《围城》也没给他自己捞政治好处（他自己也没想过）。左派虽然批得很激烈，从政治上指出它的不正确，但左派当时没权，实际也影响不了《围城》的发行和对读者的影响。

        钱钟书给自己的定位就想做个读书人，远离政治是检验一个人是不是真正读书人最好的方法。

       中国的传统读书人，基本上都是政治动物，不管自我标榜得多么清高，做帝师都是他们的终极梦想。

       我承认，想做官或等着官府认可的读书人其实都不是真正的读书人。

       钱钟书解放后的经历，大多数人都知道，就是低调夹着尾巴做人，铺张扬厉本和他的性格不合，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自然就把自己裹得很紧。

        80年代以后，社会进入开放的时期。许多人想到了他的《围城》。那时至少有北京、湖南、辽宁、广州、中央等多家电视台要把它搬上屏幕，钱钟书都拒绝了。

        别人或许只关注这部小说的价值，钱钟书也许会想到那个“香粉铺”的批评。那个批评后来才知道出于年轻的地下党王元化之手，虽然王后来也被整得九死一生，可他的政治正确毕竟在新时代得到了验证。

       让钱钟书答应拍摄《围城》的，还是因为朋友的面子。中国作为一个人情社会，在《围城》的拍摄上体现了出来。

       上海电视台也决意拍摄《围城》，但钱钟书依然不同意，黄蜀芹最后找到了柯灵帮忙。

       黄蜀芹是黄佐临的女儿，黄佐临是柯灵的好友。柯灵在四十年代的上海与钱钟书杨绛夫妇很熟。

       黄蜀芹给了柯灵一个文学顾问的头衔，柯灵于公于私也不能不帮这个忙了。他给黄蜀芹写了封介绍信给钱钟书，钱钟书夫妇抹不开这个面子，答应了《围城》电视剧的改编和拍摄。

         一个绍兴人柯灵，让《围城》有了上电视的机会。

        只是这《围城》到底写了什么主题大家还是摸不准，杨绛为此写了几句话给黄蜀芹，让她按这几句话去理解这本小说的主题：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本来《围城》中的三闾大学应该是在湖南，那个让钱钟书花了一年时间的师范学院。可拍摄的外景地居然选择了绍兴的春晖中学，我不知道这个点子是不是柯灵出的。至少春晖的那栋教学楼确实有着浓浓的民国风，电视剧播出以后成了网红地。

      《围城》和绍兴的因缘还不止于此，演主角方鸿渐的演员陈道明也是绍兴人。

    陈道明饰的方鸿渐  

       我以前一直觉得中国的演员中最有文人气的是孙道临，看了陈道明的演出，觉得这文人气也是在骨子里的。不过，只要知道他是绍兴人，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哪个绍兴人骨子里没点文人气呢？

       我对演员基本是无感的，喜欢陈道明的原因一是他是绍兴人，一是他有个夫人叫杜宪。

        喜欢杜宪没有理由，不管她是哪里人。

        这和《围城》已经没有了关系，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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