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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制度上的“大落差”,是从墨西哥涌来的“逃美潮”的根源

陀飞轮1984 陀废论4 2019-06-09

 

对于特朗普的动不动就挥起关税大棒,世人已习以为常。

 

但这一次他忽然宣布对墨西哥加征关税,还是让人诧异:美加墨新的贸易协定刚刚签订,之前对墨西哥加收的关税也刚刚取消,何以又忽然翻脸?

 

况且,这一次的理由,居然是与经济无关的“非法移民”议题。

 

特朗普说:墨西哥在阻止非法移民涌入美国上无所作为,所以加收关税以示惩罚,直至它解决这个问题。

 

完全的不按常理出牌。

 

但如果不带偏见,就会发现这个“不按常理”合情合理:比之于对另一个平等的主权国家空对空地搞“加强管理”的喊话,实实在在的经济手段才是有效的。

 

据报道,美国这一次在德州边境逮捕了一组大规模的非法移民,人数高达1036名。

 

他们并非都是墨西哥人,当中包括了515个危地马拉人,135个洪都拉斯人和76个萨尔瓦多人。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墨西哥的边境管理基本陷于瘫痪,拉美地区的民众都把它当成涌入美国的“最佳管道”。

 

所以墨西哥政府难辞其咎,特朗普的发飙并非毫无来由,与什么“弃约精神”无关。

 

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由来已久,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地区的“逃美潮”,向来汹涌。

 

何以如此?一般人都想得到的理由是“美国富有,拉美贫穷”;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哪里好就奔哪里是基本道理。

 

但问题是,“美国富有,拉美贫穷”的根源又是什么?

 

按照左派人士的标准答案,这个问题也不深奥:正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长期对拉美的掠夺和剥削,导致了拉美的贫穷,同时造就了西方的富有。

 

从历史上看,这个指控是有依据的,因为西方对拉美的殖民和剥夺,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但是,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是全球性的,受害的并不止是拉美地区,而是包括了整个非西方世界。

 

在其他地方,比如东亚,早已出现了若干个发达国家,而拉美地区至今仍处于普遍发展滞后的状态,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智利算是最接近的一个,但也只是“接近”。

 

所以,仅仅把欠发达的责任,推给美国,推给西方,是无法找出真相的。

 

2009年,在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当时还在叱咤风云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就慷慨激昂地把拉美独立以来二百年的种种问题都归咎于美国,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与他唱反调的,是拉美地区发展水平数一数二的哥斯达黎加的总统阿里亚斯。

 

他开宗明义地说:每次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领导人与美国总统会面时,我们总是把我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遇到的问题归咎于美国。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

 

他冷静地指出:在1750年以前,整个美洲大陆是一样贫穷的;当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后,美国、加拿大都登上了这列火车,而拉美甚至都没注意到它;50年前,墨西哥比葡萄牙富有,60年前,洪都拉斯的人均收入高于新加坡,1950年,巴西的人均收入比韩国高,而今天一切都发生了逆转。

 

他总结说:“我们拉美人一定做错了什么”,“这些错误不是人家的错误,而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阿里亚斯后来又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化因素:拉丁美洲发展的真正障碍》的文章,指出了四个阻碍拉美发展的障碍:

 

第一是抵制改革,“拉美人对自己的过去如此引以为豪,对现状如此知足常乐,以致他们不想变革”;

 

第二是缺乏信任,“拉美人是世界上最不信任其他人的人”;

 

第三是民主准则脆弱,“拉美的民主取得了胜利,但这一胜利是不完整的”,专制主义可能会“死灰复燃”;

 

第四是崇尚军事实力,“拉美信奉的‘军事主义’是一种倒退的、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应该被‘和平文化’取而代之”。

 

阿里亚斯这一前一后的二个发言,振聋发聩;他身为拉美地区一个领导人,却能够主张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能够深入到“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剖析,这种反省精神与反省能力无比珍贵,与查韦斯之流只会一面反美一面把自己的国家变成粪坑,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树立的,是对“如何看待自身和西方世界”这个问题的回答的榜样。

 

自15、16世纪西方世界兴起之后,非西方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爱恨情仇”就成为国际秩序的主线之一,“如何看待自身和西方世界”则成为非西方世界在国家转型中的最重大课题。

 

由于西方世界在其全球扩张中有着“掠夺者”与“教导者”的双重身份,前者又长期压倒了后者,非西方世界对西方世界的敌视并过度自我高估,是普遍现象。

 

这种敌视与高估所导致的,是长期落后,长期落后又激发了敌视与高估,进入了恶性循环。

 

要走出这个恶性循环,就必须“正确认识自己”。

 

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正确认识自己”永远是最为困难的,因为人终究是情绪和偏见的动物;在群体之中,又往往有人在利益驱动下绑架大众,阉割和篡改群体的自我认识,更是恶化了这个问题,查韦斯和霍梅尼之流就是典型。

 

所以,要像阿里亚斯那样自我反省,很不容易;要像他那样把矛头对准自己的文化,更不容易。

 

通常,人们会坦然地承认自己经济落后,但要让他们承认自己制度落后、文化落后,则是要了他们的老命,因为承认文化和制度落后就是“丧失自信”,丧失自信,合法性就会崩塌。

 

这样一种对制度和文化的落后讳疾忌医的态度,不管有多振振有词的辩护,也经不住推敲:一个地方落后,必定是文化和制度双双落后——假若制度和文化都先进,还有什么落后可言?要是文化先进而制度落后,为什么先进的文化却没有孕育出先进的制度?

 

所以拉美的落后,是文化和制度同时落后。

 

作为世界八大或七大文明之一,拉美文明是印第安土著文明与伊比利亚天主教文明混合的产物,并以后者为核心。

 

这个文明,在诞生时就存在严重缺陷。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征服拉美地区的时候,印第安土著文明普遍处于渔猎采集的原始公社阶段,假若以现代文明为参照物,其文明中的巫术成份仍然很高。

 

而作为征服者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它们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在欧洲的宗教改革中心区之外,中世纪体制仍然顽固,就文明程度而言它们是西方世界中的落后者。

 

中世纪遇上巫术,这就是拉美文明诞生的故事;马尔克斯的魔幻小说里频频出现的巫术与望远镜的联袂出场情节,就是对此的最好隐喻。

 

指出拉美文明的重大缺陷,与“文明歧视”无关,因为这是如实剖析,不是捏造中伤,正如通过分析产业结构中农业经济占比过高来证明“经济落后”不是捏造中伤一样。

 

更重要的是,指出某个文明的缺陷,并非主张它天生就该被其他文明欺凌;不管高低优劣,不同文明都拥有平等的权利。


指出某个文明的缺陷,也不是诅咒它永远无法摆脱缺陷,相反,指出缺陷,正是为了摆脱缺陷。


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拉美文明中的巫术和中世纪成分,决定了拉美地区发展的低起点并制约其发展。


这个“低起点”,是从文化、文明的角度而非从经济指标的角度而言;阿里亚斯一面指出拉美在经济起点上与北美相近,一面指出“抵制改革”等四大阻碍拉美发展的问题,就是这个意思。

 

横行于整个拉美地区的考迪罗制度,同样是巫术和中世纪杂交的怪胎。


集军阀、大地主和教会权力于一身的考迪罗制度,普遍地、长期地主宰着拉美社会,导致了市场经济与宪政政治迟迟难以落地生根。

 

北美文明与拉美文明截然不同。

 

北美是移民式殖民,乘坐五月花号漂洋过海而来的白人清教徒,携带的是宗教改革后的英国文化;在新世界里,他们用自治精神建立起了新制度。

 

这个新世界,在后来的发展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与欧洲共同构成了西方文明并超越其母体,成为新的文明灯塔。

 

北美与拉美的区别,就是走出中世纪与中世纪的区别;一切非西方世界的“社会转型”,本质上就是走出中世纪。

 

今日从墨西哥涌来的“逃美潮”的根源,就来自于走出中世纪与中世纪之间的“大落差”。

 

如果对此还不认同,可以回顾下历史。德克萨斯原是墨西哥的领土,后来独立并加入了美国;加利福尼亚等地,则是在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后,割让给美国的。

 

当年墨西哥人对这些领土的沦陷大为痛心疾首,然而今天的墨西哥人的“墨西哥梦”,却是想尽一切办法进入这些浸淫在美式文化和制度的地方。

 

不同的文化和制度,造就了不同的社会;“逃美潮”的运动方向,清晰地显示出哪里是先进哪里是落后,也标识出阿里亚斯与查韦斯之间,谁是良知谁是粪坑。

 

对此,其实我们一点都不陌生;逃美潮这种用脚投票的故事,哪里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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