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完《香港基本法》里的“无罪推定”条款，就豁然开朗了
《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的宪法性文件，是对“一国两制”精神的全面体现，因而是理解香港问题的一把最为重要的钥匙。
而在“一国两制”的若干个含义里，“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是最为重要的一个。
今天，就来谈“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个具体制度：无罪推定。
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司法的基石，是国际刑事司法公认的基本原则，也是衡量一个地方刑事司法文明的标志性要求。
在不幸地被英国统治之后，香港就被纳入普通法系之中，“资本主义化”了，“无罪推定”原则理所当然地在它身上落地生根，与其他法治原则一起，将香港构筑成令世人仰望的“法治高地”。
体现一国两制精神的《香港基本法》，在第87条中对“无罪推定”作了如下规定：任何人在被合法逮捕后就有尽快接受司法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为无罪。
这一条款，本身就是“无罪推定”的定义，但无罪推定的内涵，却远不是这一两句话就说得清的，它牵涉诸多方面。
首先一个，是沉默权。
沉默权与无罪推定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无罪推定要求控方负证明责任，即控方在没有被告人配合时也应独立完成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人则不承担证明责任，这就隐含着“沉默权”的要求。
英美影视剧里挂在警察嘴边的那段口头禅“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就是对沉默权最通俗的演绎。
沉默权植根于西方个人权利本位主义的传统价值观，是英美对抗式诉讼的产物，其本质是“任何人都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体现了保护弱者的精神，是对人权的捍卫，因而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凡是有沉默权的地方，都是法治水平很高的地方。
其次，是保释权利化。
既然是“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为无罪”，那么公民即使是被追诉，也应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对此的体现，就是“保释是一种权利”，即除极少数情形之外，任何人均有权申请保释，在被定罪之前，不被采取强制措施。
别小看这项权利。没有这项权利，一旦被追诉就必须进看守所，与监禁无异，家人往往还无从得知行踪，只能以“失联”称之。
如果最后是无罪释放，蹲看守所已经是接受了惩罚，就会出现医生被当成畜生的悲剧；如果是有罪，也因为与世隔绝而无法充分进行辩护，遭受不公正对待。
在“超期羁押”成为常态的情形下，后果更是严重。
第三，是律师的辩护。
赋予被告人充分的辩护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由于拥有无法比拟的专业优势，律师在刑事辩护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所有真正落实无罪推定原则的地方，律师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就介入诉讼，为当事人提供辩护，被告人因而得以与追诉机关保持一种平衡关系，这对于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来说，意义非凡。
凡是律师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就一定是法治程度高的地方，反之则反之。
只有理解了这些没有在《基本法》上出现的内容，才能完整地理解香港的“无罪推定”原则，才能明白香港的制度，与其他地方究竟有什么不同。
假如香港当初没有被“资本主义化”，没有了那个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在大清国祚犹存的时候，香港人会是什么遭遇？
那就是发句牢骚就被当成妄议，然后被差爷扣上铁链投入牢房；被拖到公堂接受审问时，扑通跪下后，先被一通杀威棒打得皮开肉绽，只能连连高呼“大人饶命，小人该死”；为自己辩解几句，就被“大胆刁民”的断喝阻止，走过场完成“审判”后，或笞或杖或徒或流或死。
大清倒台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香港人的待遇会好一些，铁链换成手铐，当众暴打的杀威棒换成密室虐待的老虎凳，一“犯事”就“失联”，家人无从探视，律师不得会见，再露面已经是一年半载、二年三年后的“认罪忏悔”。
因此，香港被资本主义化是香港人的不幸，但就被“无罪推定”而言，却是他们的大幸。
体现出“一国两制”精神的《基本法》，当然不会抛弃这一“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令香港变得与其他地方一样，“泯然众人矣”，于是就有了第87条。
学习完了，是不是在纷纷扰扰人声鼎沸之中，就豁然开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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