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坚持法治等于放弃抗疫论”何以荒谬？

防走失，请加微博：陀飞轮时光，陀飞轮第二

今天刷到一篇奇文，标题很直白，就叫《在法治轨道上抗疫，无异于放弃抗疫》。根据经验，猜想又是哪位专家院士憋不住跳出来实话实说，结果查了一下，作者只是一个无名之辈，算是为专家院士们松了一口气。

根据另一条经验，无名之辈的谬论雷语，其实话实说程度、其广泛代表性，往往同样惊人，比如平度那位小小芝麻官的“100种办法刑死你”，就胜过无数锅情专家的鸿篇巨著。

“坚持法治等于放弃抗疫”是如何实话实说的，就不聊了，直接来讲为什么它很荒谬。

新冠病毒是新病毒，是人类的新威胁。对付新威胁，自然需要“随机应变”才能取得成效。

但法治的精神，恰恰与“随机应变”针锋相对。它要求遵守固有行为准则，政府必须在权力清单之内运行，不能因为任何“新威胁”而把“法无授权即不可为”的封条从政府身上撕掉。

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法治等于放弃抗疫”还真没说错。

但如此看待法治，属于对人类智慧的无知之下的机械理解。

人类智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传承和延续知识与经验。新冠病毒是新病毒，但它制造的情况却不是新情况。当今世界，凡是稍为有点“现代化”影子的地方，都会有传染病防治的法律，在将传染病分门别类的基础上规定相应的应对措施，这就是对积累下来的知识与经验的应用。

这些应对措施，诚然不可能具体化到哪个地方该消毒、检测的频率需要多少次的程度，但提供了作为指引的行动框架，在这个框架内“随机应变”，足以对付各种病毒。

不理解这一点，是对人类智慧缺乏正确认知，是自认退化到了树上。

“法治”不但是抗疫的有力武器，还是在抗疫中保障公民权利、平衡不同人群利益的唯一准绳。

由于病毒有着隐蔽性和传染性的特点，它会不断地提出对公民进行强制的要求，于是什么样的强制是允许的、什么样的强制又是禁止的，对遭受病毒影响程度不同的人群又该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就成为必须予以解答的问题。

比如，为了切断病毒传播，能不能封路，能不能堵门，能不能扣车？全都必须用法律、也只能用法律来解答。

又比如，数据显示，面对新冠病毒，老年群体是最为脆弱的群体，他们本身就有多种基础疾病，抵抗力低下，重症与死亡的风险最大，那么该不该为了保护他们而压缩正常的医疗资源？如果压缩了正常的医疗资源，那些患病的壮年、少年、儿童的利益，又如何得到保障？同样也只能用法律来解答。

这些问题，本质就是“公民权利”或曰“人权”问题，是大是大非；在这些问题上企图用道德说教取代法律，那就是对正义的背弃，就会酿成种种离奇的人为闹剧和悲剧。

疫情以来，西方国家由于坚持法治原则，在相当长时间里确诊与死亡人数高企，这是悲剧，其中有政府犯错的成分，但在总体上仍属于自然灾害的范畴。

而且拉长时间看，由于人类对病毒的免疫能够通过时间逐步建立，疫苗与治疗用药也在不断出现，长期坚持对它打掐灭战又犹如唐吉诃德大战风车，在法治轨道内尽可能地恢复常态生活，是迟早得走的路。

再放宽视野，人类面临的突发威胁、非常时期，并非只有病毒，战争、海啸、地震都会带来同样的冲击，因此一个社会必须具备足够的弹性和韧性，才能有惊无险地渡过这些考验。

社会的弹性与韧性从何而来？靠无处不在、花样百出、任意而为的强制吗？当然不是，这样的强制，得到的绝不是弹性和韧性，而是硬性和刚性，通向的可能就是脆断。

能为社会来弹性和韧性的，无他，唯法治耳。

西方的民众，为什么疫情当前仍然坚守用“法治”抗疫？因为他们明白，如果今天可以为了病毒而放弃法治，那么明天可能就会为了其他而放弃法治，为了一时的安全，出卖的可能是世代的幸福。

而且他们还明白，所谓“一时的安全”，根本就是靠不住的，因为人性本恶，抛弃法治，就相当于把千万执法者从笼里释放出来，他们未必能击退病毒，却一定可以滥用权力。

这个炮制了谬论雷语的“无名之辈”，自然理解不了这些；要让他理解，除非哪天他被“法办”——那时他才会明白不出“法治”之轨的好。

此前文章：一场战争，两个世界：文明与野蛮

欢迎关注备用号

陀废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