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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思考】孙斌栋 | 从新冠肺炎事件反思规划理论体系变革

孙斌栋 健康城市实验室WLANLab 2021-09-20


导读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严峻,我们需要共度时艰,一起努力控制疫情;也需要科学理性思考本次疫情的多个方面,反思和展望。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健康城市专业委员会和健康城市实验室启动系列推送,促进跨学科合作交流,推动多个学科共同探讨,从健康行为到健康环境,规划建设健康城市。



作者 | 孙斌栋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健康城市专业委员会委员


今年的新冠肺炎事件带给我们各行业的教训是深刻的。尽管公共卫生和应急管理是主战场,但病毒的产生、传播和防疫都与空间密切相关,因而,合理的空间规划有助于对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理工作打下良好基础。相关规划工作者已经从方方面面提出了大量的真知灼见。这里仅从规划理论类型出发,反思未来规划体系的变革。规划理论可以按照两分法分为规划的理论和规划中的理论,并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决策理论(decision theory)和功能理论(function theory)三种类型。


1、从规范理论角度来看,规划应该考虑全方位的价值取向


规范理论涉及规划价值取向,一般认为规划应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综合最大化。但在实践中,往往很难统筹。上个世纪规划主要为经济发展服务多一些;近年来,对环境和生态效益关注在规划中得到了空前重视。相比较而言,社会效益落实较少。除了理论界呼吁较多的空间正义外,安全、健康、幸福这些广义的社会价值观被关注的程度远远不够。现代城市规划产生的思想启蒙之一就是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鼠疫和疾病蔓延推进了城市基础设施改善,也催生了花园城市和卫星城等一些规划思想的诞生,但这些教训被逐渐忘却了。规划要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其中,安全、健康和幸福或者是基本前提或者是最终目标。因而,理性的规范理论体系应该对人类核心价值观有全面的考量,经济和生态之外的价值观容易被忽视,但规划却始终不应忘记,更不能厚此薄彼,专业人员应该始终坚持自身的道德操守,秉承冷静思考,而不应跟风,受外部形势影响。

图片来源John Snow - 伦敦霍乱地图 

2、从程序理论角度出发,规划编制应纳入更多的专题规划


程序理论关注规划编制的程序、方法和内容,在这方面规划工作者已经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包括增加有关公共卫生和防疫安全方面的专项规划编制,规范健康安全方面的设计标准,增加项目健康安全影响评价,加强大数据等多元数据的综合运用,等等。这些建议对于当前正在构建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来说正当其时。本文不多赘述,这里只想强调规划影响评价的重要性。很多规划存在一个逻辑上缺陷,就是前面规划目标和后面方案及举措缺乏因果逻辑关系,不能强有力的说服方案和措施能够实现目标,结果就是目标管目标,方案管方案,措施管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做各种影响评价就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了,要评估规划对各种价值观目标的实现程度。


3、从功能理论视角分析,规划理论的科学性亟待提高


功能理论是关于空间优化的原理,是空间设计方案所要遵守的依据,也是规划科学性的主要体现。相比较而言,这方面规划理论还十分欠缺,科学性有很大提升空间,对规划科学性的质疑也主要是针对这一领域。


首先是城市规模、密度和基本空间结构问题,这是规划应该回答的首要问题。疫情再次引发了对城市发展方针的讨论。单从疫情防治需要出发,规模大和高密度的城市进行疫情防治的难度显然更大,因而有学者借此提出应该发展中小城市;也有学者从不同价值观权衡角度出发,认为大城市仍然是经济效率首选,疫情防治更应从公共卫生和应急管理角度出发。类似大小城市之争在规划界讨论很多年了。当年伦敦大城市病爆发后,历史上相继出现了花园城市、卫星城、新城、有机疏散等规划概念,但主要还是出自规划师的美好理想,其科学性论证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以至于到今天还没有统一思想。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是从空间结构的集聚与分散中寻找答案,例如兼顾大城市和小城市优点的多中心结构,类似于都市区概念,空间上有所分离,降低集聚不经济,同时又高度临近,可以实现集聚经济效应。但这方面科学论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田园城市理论

其次是空间布局和设施配置问题,这是规划基本任务。已有规划工作者提出很多好的建议,包括源头上控制具有活禽交易的市场分布,预留更多弹性空间包括绿地来满足非常时期所需,提倡街坊制以便于应急管理,在社区层面考虑健康生活圈打造,等等。这里只是想特别强调,城市中尤其是一线城市中,医疗卫生资源和运动休闲空间欠账太多。具体表现在,平时就医得不到床位的情况比比皆是,更不用说碰到防疫这种紧急时期了;居住区附近运动空间奇缺,少年儿童放学后无处活动情况十分严峻,但却迟迟得不到解决,这跟健康中国战略、教育强国战略和人力资本是第一资本的战略要求背道而驰。希望通过这次事件后的总结能够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也是最迫切的,要切实提高规划科学性。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能给实践提供有用的知识,有用与否取决于是否符合客观规律,而科学规律的获取离不开规范的科学研究。在这方面,国内不少学科距离科学研究范式差的太远,不在少数的科研人员并不理解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创造新知识,这其实是我国科技创新最大的阻力。从国内规划领域来看,有价值的功能理论发展不尽如人意,健康城市、安全城市领域更是缺少成熟理论。主要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态度和范式都还存在诸多不足。一是理想色彩浓,理念多,扎实的实证研究少;应该怎样做谈的多,为什么这么做涉及的少。规划不仅仅是理想,更是科学。高大上的道理人人都懂,不需要把过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这上面,更关键的是提供科学依据。二是浅尝辄止多,深入的科学研究少。经常是一个命题提出后,大家蜂拥而上,赶热点,凑人气,后续就没有动静了。三是科学研究往往被认为是理念宣传,或者局限在简单现象描述和案例分析,不知道科学研究最核心的工作是探寻因果关系规律,实践的复杂性在很多时候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直觉认知。


世界强国有一个共同特点,在一个健康的科学界里,学者应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自己偏好和优势,长期跟踪研究某一个相对固定的方向,持之以恒,积累知识,成为这个方向真正的专家,国家和社会需要时可以随时出力。每个学科都有自己价值,都会有机会为国家发展贡献自己一份力量,但不会总是热点。学者要甘于坐冷板凳,积累真知灼见,不要被热点牵着鼻子走。政府和科学界都应该提倡这种风气,我们需要的不是无所不知的大家,而是具有深刻洞见的专家。否则,劣币驱逐良币,贻害无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17ZDA068)




『创建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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