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研究集刊】张文生:台湾“时代力量”党的政治主张与发展趋势
原载于《台湾研究集刊》2017年第6期
摘要:“时代力量”党在台湾社会“反中反统”的政治氛围中产生,是“台独”色彩鲜明的激进“台独”政党。从短期看,“时代力量”党仍处于上升的态势;从长期来看,“时代力量”党的政治主张极端,其最终难脱泡沫化的命运。
在2016年1月16日的“立委”选举中,台湾新兴政党“时代力量”获得了6.1%的政党票,赢得了5席“立委”席次,成为台湾“立法院”的第三大党。“时代力量”的成立和崛起,时间不长,但是反映了台湾社会部分民意对传统政治格局的不满,也是近年来台湾青年受到“台独”势力“去中国化”毒害的反映。从长远来看,极“独”色彩浓厚的“时代力量”难逃泡沫化的政治命运;但从短期来看,“时代力量”仍然有可能在绿营执政的背景下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由于“时代力量”是一个危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势力,两岸人民应当警惕其发展,关注其政治动向。
一、台湾“时代力量”党的成立背景
“时代力量”党是台湾社会民粹主义极端发展的政治产物,是长期以来“独派”政治势力推波助澜的结果,是台湾青年受“去中国化”毒害生出的恶之花。
(一)“时代力量”党是台湾社会民粹主义极端发展的政治产物
上世纪90年代台湾政治转型以来,个人主义在台湾社会盛行,每个人都可以极端申张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尤其是政治人物,为了个人政治利益,不择手段,煽动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民粹主义的发展,展开以“民主”为名的政治斗争。2008年马英九当政后,以民进党为代表的绿营政治势力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进台湾社会民粹主义的发展,鼓动社会各个阶层走上街头,以体制外的抗争打破体制内的力量结构。从“野草莓运动”“反旺中事件”,至所谓的“太阳花学运”,抗争不断升级,矛头指向国民党及其施政路线。
2014年3月,台湾发生了以“反服贸”为号召的所谓“太阳花学运”,许多青年学生被卷入其中,导致了两岸关系和台湾政局的重大转折,使得两岸两会协议在台湾“立法院”面临新的牵制,也导致国民党在2014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以及2016年初的“总统”“立委”选举的惨败。在“太阳花学运”过程中,某些政治势力以社运组织的名义插手其中,成为影响甚至操纵学运的幕后黑手,其中就包括原台湾“中研院”副研究员黄国昌,以及林义雄操纵的社运组织“公民组合”。学运之后,社运组织和其中的活跃分子纷纷转入政治和选举活动,试图借着学运引发的风潮,取得政治上的利益。
(二)“时代力量”党是长期以来“独派”政治势力推波助澜的结果
早在“太阳花学运”发生之前,林义雄等人主导的“公民组合”就试图筹组以社运装扮、以“公平、正义、民主”粉饰、极“独”色彩的新政党。“太阳花学运”之后,“独”派各路人马发现有利可图,极力争夺新政党的主导权。2015年,原“公民组合”的成员分化为两个小党参政,一是“时代力量”,二是“社会民主党”。“时代力量”党以林峯正、林世煜等人为主导,在筹备成立过程中邀请到了林义雄、李远哲等助讲,同时绿营学者徐永明、“社运”导师黄国昌加盟,“时代力量”声势上涨,原本计划筹组“台独行动党”的金恒炜、陈师孟等人,也决定暂不组党,宣布支持“时代力量”。2015年9月13日,“时代力量”正式成立,由党员通过网络直选产生黄国昌、徐永明、黄秀祯、林峯正、林昶佐、林世煜、冯光远7人组成主席团,并选举黄国昌为第一任党主席。“社会民主党”则以“社运活跃人士”范云为召集人,主张“政治是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在理念上相对务实一些。2015年8月17日,“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布共组参政联盟“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以下简称“绿社盟”),投入“立委”选举,以“淘汰中国国民党、制衡民主进步党”为目标,力促两党不过半,改变向财团倾斜、不顾弱势和少数的旧政治。
“时代力量”和“绿社盟”均提名候选人参加了2016年“立委”选举。“时代力量”提名了5席区域“立委”候选人和6席不分区“立委”候选人。5席区域“立委”候选人是:新北市第12选区的黄国昌、台中市第3选区的洪慈庸、台北市第5选区的林昶佐(即闪灵乐团主唱Freddy)、新竹市的邱显智、台北市第4选区的林少驰。6席不分区“立委”候选人是:“原住民”代表高潞‧以用、政治学者徐永明、前台大经济系主任郑秀玲、环保人权律师柯劭臻、社福代表林依莹、反核导演柯一正。
表1 “立委”政党席次
政党 | 区域当选名额 | 不分区当选名额 | 当选名额 | 比率% |
民主进步党 | 50 | 18 | 68 | 60.18 |
中国国民党 | 24 | 11 | 35 | 30.97 |
“时代力量” | 3 | 2 | 5 | 4.42 |
亲民党 | 0 | 3 | 3 | 2.65 |
无党团结联盟 | 1 | 0 | 1 | 0.88 |
无 | 1 | 0 | 1 | 0.88 |
(三)“时代力量”党是台湾青年受“去中国化”毒害生出的恶之花
“时代力量”的产生与青年选民的支持密切相关。这一代台湾青年成长于台湾政治转型期,深受李登辉及陈水扁当政时期的“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政策的毒害,“台独”认同与排他性的“台湾人”认同的比例明显上升,甚至于被蔡英文称为“天然独”。再加上近年来台湾经济衰颓,台湾青年成为高房价、高物价、高失业的最大受害者,对现状的不满和失望突出,因此,这一代青年也成为“独”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与利用的对象。“时代力量”的主要领导者从2012年起就开始插手台湾的学生运动,公开或幕后操纵台湾学生运动,尤其是“太阳花学运”的过程中,黄国昌被列入核心的“五人决策小组”,成为台湾舆论所谓的“学运导师”,选后黄国昌利用学运积累的资本投入政坛。2016年11月“台湾智库”发布的民调甚至显示,“时代力量支持者明显以20-29岁与30-39岁的年轻高学历族群为主,教育程度大学及以上中,约莫三成的人支持时代力量,为各政党中最高”。民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台湾青年成为“时代力量”党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支持力量。
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下,“时代力量”在2016年1月16日的“立委”选举中当选3席区域“立委”,即黄国昌、洪慈庸、林昶佐。在政党票中,有18个政党参与竞争,只有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时代力量”的得票率超过了5%的政党门槛。“时代力量”的政党得票率为6.11%,排名第4,获得2席不分区“立委”,即由高潞‧以用、徐永明当选。“时代力量”在“立法院”获得总共5席“立委”,成为“立法院”的第三大党,暂时在台湾政坛站住了脚。
表2 政党得票
号次 | 政党 | 得票数 | 得票率% |
01 | 民主进步党 | 5,370,953 | 44.0598 |
02 | 亲民党 | 794,838 | 6.5203 |
03 | “自由台湾党” | 47,988 | 0.3937 |
04 | 和平鸽联盟党 | 30,617 | 0.2512 |
05 | 军公教联盟党 | 87,213 | 0.7154 |
06 | “民国党” | 197,627 | 1.6212 |
07 | 信心希望联盟 | 206,629 | 1.6951 |
08 | 中华统一促进党 | 56,347 | 0.4622 |
09 | 中国国民党 | 3,280,949 | 26.9148 |
10 | “台湾团结联盟” | 305,675 | 2.5076 |
11 | “时代力量” | 744,315 | 6.1059 |
12 | “大爱宪改联盟” | 15,442 | 0.1267 |
13 | 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 | 308,106 | 2.5275 |
14 | “台湾独立党” | 27,496 | 0.2256 |
15 | 无党团结联盟 | 77,672 | 0.6372 |
16 | 新党 | 510,074 | 4.1843 |
17 | 健保免费联机 | 51,024 | 0.4186 |
18 | 树党 | 77,174 | 0.6331 |
二、“时代力量”党的政治主张
“时代力量”在台湾社会“反中反统”的政治氛围中产生,是“台独”色彩鲜明的激进“台独”政党。虽然有时它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号,但其核心政治主张是所谓的“推动台湾的国家地位正常化”,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的阻碍力量。虽然“时代力量”党的政治主张与民进党有很多相同之处,如都主张司法改革、绿色环保、转型正义,但是跟民进党比起来,“时代力量”党更加激进,更加无法妥协,更加赤裸裸地推行深绿阵营的政治主张,民进党有时还羞羞答答地挂着“维持现状”的遮羞布,“时代力量”党则直接提出了“终结一中架构”的“台独”主张;在劳工政策上,民进党仍然要兼顾劳方与资方的利益诉求,“时代力量”党则直接站在了劳工一边,以劳工的代言人自居;在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上,民进党不得不兼顾主观与客观的社会现实,“时代力量”党则毫不掩饰地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主张。
(一)“时代力量”是带有强烈“台独”色彩的政党
“时代力量”是在“反服贸”的“太阳花学运”之后崛起的政党,其党主席黄国昌通过2012年投入“反媒体垄断运动”开始打响名号,可见,“时代力量”是在台湾社会“反中反统”的社会思潮背景下产生的新兴政党。可以说,“时代力量”从成立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反中反统”的“台独”色彩。
“时代力量”公开主张“推动台湾的国家地位正常化”,以建立“做为一个国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因此,它主张制定“一部保障台湾的正常国家地位”的“新宪法”,“废除错乱国家地位之相关规章”。“时代力量”在其党章第二条中宣称它的宗旨及任务是:“我们追求每个人都应享有——‘生而为人的基本尊严,追求梦想、保护幸福的平等地位,做为一个国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参与政治、自主决定的权利’——的台湾。”
“时代力量”是一个打着所谓“公民”“民主”旗号的主张“制定新宪法”的“台独政党”。“时代力量”宣称“要落实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政治”,“哪里有不公不义,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时代力量将永远站在改革的最前线,为最需要帮助的人们奋斗”。而“时代力量”的言行呈现的事实是,以黄国昌为代表的“时代力量”是站在“反中反统”最前沿的政党。他们在“时代力量”成立以前就站在“反一中、反统一、反服贸、反台商”的最前沿,发表了所谓“终结一中架构、共创正常国家记者会声明”,痴人说梦地提出“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时代力量”成立以后,更是把“反中反统”当做核心宗旨和主要任务。“时代力量”在“立法院”成立党团以后,提出了所谓“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协议处理条例草案”,把两岸关系定位为“国与国关系”。黄国昌公然宣称:“时代力量在国家定位的立场,认为台湾跟中国,是国与国的关系,要让台湾国家地位正常化,跟中国有正常的外交关系。”
2016年9月,“时代力量”组团访问了欧洲、美国等地,举行记者会,呼吁“美国政府能够思考‘终结一个中国政策’的可能性,同时支持台湾创造正常国家,一同务实地面对两岸关系”。林昶佐还专门窜访了印度达兰萨拉,访问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同时也会见了达赖喇嘛,返台后公开宣布筹组跨党派的“台湾国会西藏联机”。林昶佐还邀请达赖喇嘛访台,希望达赖能到“立法院”发表演说。
“时代力量”也积极与“港独”势力勾联,企图搞乱香港。2017年1月,其邀请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朱凯迪、姚松炎,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访台,在台湾举办所谓“时代众志自决力量”的对话论坛。2017年6月,黄国昌等人在“立法院”发起成立“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联机”,有18位“时代力量”和民进党“立委”参加。
(二)“时代力量”反映了部分台湾民众要求变革的声音
“时代力量”成立时间不长,却能够迅速崛起,反映了台湾社会部分民众对传统政治格局的不满,反映了部分台湾民众要求变革的声音。部分台湾民众对于传统的蓝绿对抗的政治格局已经无法忍受,对于国民党、民进党这两个“烂苹果”已经厌恶,对于传统政治势力垄断政治参与表示不满,他们希望有新的政治力量能够引领新的风潮。“时代力量”借助于“太阳花学运”的东风顺应了部分台湾民众的心愿,因此,能够吸引部分台湾民众的支持,成为台湾社会的第三大党。
为了满足台湾民众求新求变的要求,“时代力量”高唱“改革、新政治、开放”等名词,倡导“建立真正由人民作主的新型政治架构”,主要诉求包括人民有权改正违反民意的决策;人民有权扫除背弃民意的政客;人民有权决定“不分区立委”顺序;人人有权揭弊,政府立法力挺等。“时代力量”主张修订“公民投票法”及“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除了选举权,“罢免权”及“公民投票权”需要更进一步推展,主张透过落实直接民权,改革代议政治的缺失。“时代力量”主张,应结合网络科技,与时俱进,让人民行使权利更为便利,让民主更扎实。“时代力量”提出“时代力量党做为一个向全民开放的平台,让各种进步的社会力量与改革理念能够汇集,成为推动台湾新政治的火车头”;要“让政治成为人人皆可实质参与的公共场域”。这些蛊惑人心的语言说起来动听,但落实起来却几乎不可能。
(三)“时代力量”主张司法改革
针对目前台湾司法的弊病,“时代力量”提出落实司法民主、引进陪审团制度;保障人民诉讼权益、强化被害人诉讼地位;终结“奶嘴法官”、淘汰“恐龙法官”;审检彻底分立、强化人权保障;当局违法滥权、人民监督究责等。作为司法改革的第一步,“时代力量”主张建构人民参与审判制度,制定“人民参与审判条例”,确立人民参与审判的权利;刑事重罪被告有权决定是否由陪审团认定有罪与否;人民有权追究“国家”责任,有权请求由陪审团认定政府是否存在违法滥权,是否应作为而不作为。
“时代力量”主张配套修正“刑事诉讼法”、修正“法官法”、制定“检察署法”与“检察官法”。配合引进陪审制度,全面修正“刑事诉讼法”;贯彻审检分立原则,将检察组织与检察官之规范,与法院及法官分离;法官全由检察官、律师与学者选任,不再经由考试拔擢;改革检察官人事制度,依“办案表现”而非“上级关系”决定升迁;改革法官、检察官评鉴制度,强化不适任法官、检察官淘汰机制,等等。
(四)“时代力量”主张建立永续的绿能环境
面对台湾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的态势,“时代力量”主张强化环境保护和贯彻土地正义。强调加强自然生态保育并提升环境永续发展,在保护维持城市树木的同时,加强对空气、水资源、土壤污染的管制。“时代力量”主张修正“环境影响评估法”“空气污染防治法”,制定“树木与野生动物保护法”;主张扩大公民参与环境影响评估,实践听证程序;机关与环评委员应落实利益回避原则;主张针对污染集中区域实施方圆十公里区域总量管制;监测资料、污染源、毒性化学物质等空气污染资讯,均应于网站公开;主张立法规范受保护树木与野生动物保护之范围,建立最低保护标准及罚则;就树木与野生动物之保护,课予地方政府建立有效执行之义务;成立树木与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建立树木修剪与移植规范等。“时代力量”主张修定“土地征收条例与平均地权条例”,主张土地征收应明定公益性及必要性判断标准;落实协议价购及完全市价补偿原则;中低收入房地征收应有政府负责安置;废除区段征收与市地重复划;保护优良农田、守护古迹水圳;健全公民参与、践行全区听证程序。
(五)“时代力量”主张推动转型正义
“时代力量”强调应究明过去威权体制下之不义责任,确定人性尊严、实践“宪政”价值。与此同时,匡正过去不义体制所扭曲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重塑民主政治健全运作之准则,确立具有民主正当性的政治运作体制,建构“合宪民主”的政党竞争环境。
“时代力量”主张推动“白色恐怖受害者事件责任调查与追究特别条例立法”。确立“真相调查”与“和解修复”之规范目的;成立“白色恐怖受害者事件真相和解委员会”,针对白色恐怖受害者事件之事实与相关责任,进行调查;强化相关档案之调阅机制,建立民众参与、协力或公开审阅档案之机制,促进真相调查;增修“个人资料保护法”特别条款,经“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或“戒严时期不正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确定赔偿之案件,得排除适用“个资法”;建立相关责任者主动陈明、揭露相关事件责任,并对承认责任予以和解而免予追究个人责任之机制。
“时代力量”积极推动“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立法。“时代力量”主张依照“实质法治国”原则,就政党及其随附组织之财产,除党费、政治献金及竞选补助金及其孳息外,均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应全数返还人民;成立“不当党产追讨委员会”追讨不当党产;针对党产之调查,引进“吹哨者保护”机制,对于揭露不当党产隐匿者,建立保护与奖励机制。蔡英文上台执政后,“时代力量”和民进党在“立法院”相互合作,2016年7月25日三读通过“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并于8月12日正式生效,民进党当局正式开启了清算国民党党产的程序。
“时代力量”还积极推动“政党法”立法。确立政党之组成、运作必须符合民主法制之原则,并应符合人性尊严与基本权利维护之“宪政”基本价值;基于“利益回避”之必要,原则上禁止政党经营事业或持有事业股份;政党之财产来源应予限制,以党费、受法律规范取得之政治献金及选举补助金为原则。
三、“时代力量”党的发展趋势
“时代力量”的政治目标是取代国民党、“边缘化国民党”。目前,“时代力量”仍是小党,在2016年3月的党内选举中,只有2,094名有投票权的党员,其中只有920人参加了投票;在2017年9月台湾民意基金会发布的民调中,“时代力量”的支持率只有6.4%,远低于国民党18.9%的支持率。从短期看,“时代力量”仍处于上升的态势,有较大可能在2018年的县市议会选举中扩大政党地盘,取得一部分基层政治势力。“时代力量”利用绿营当政的有利形势积极拓展政党势力,在台湾南部成立地方党部,积极布局2018年台湾地方选举,采取“一区提一席”的策略,把双北列为重兵区,和民进党地方党部合作协调,以抢夺国民党席次为最大目标。从长期来看,“时代力量”的政治主张极端,政治市场狭隘,没有能力改变台湾社会的蓝绿结构,也不可能取代国民党,其最终命运难脱泡沫化的趋势。
(一)“时代力量”难以避免泡沫化的发展趋势
“时代力量”是时代的产物,与民进党在野时期利用台湾社会运动冲锋陷阵打击国民党的施政有关。由于民进党不愿直接出面领导社会运动以扩大社运基础,被“时代力量”抓住了时机趁势崛起。随着民进党的上台当政,社会运动的利用价值丧失,成为民进党必须摆脱的牵制力量,“时代力量”与民进党之间的利益矛盾必然增长,民进党必然打压“时代力量”的发展空间。同时,“时代力量”投入政坛以后,对社会运动的操作与领导能力也下降,社运人士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升,“时代力量”与社会运动也将渐行渐远。“时代力量”脱胎于“公民组合”,这一有强烈时代特征的社运型政党多由偶像型政治素人组成,其象征意义远胜于其施政能力。“时代力量”当选的“立委”能否获得选民肯定值得怀疑。此外,“时代力量”在组织和财力支持上相当程度仰赖民进党,当选后组成的“时代力量”党团因为“腰杆不硬”难以成为监督与制衡民进党的力量,常常沦为民进党的“跟班”和“小弟”。如果无法维持政党理念的持续吸引力,无法展现“国会”提案执行力,无法巩固组织架构“战斗力”,“时代力量”很可能在民进党的执政过程中被逐步边缘化,抑或是在小党争斗和打击国民党中疲于奔命,最终失去活力,无法经受政治考验,难以避免泡沫化的政治命运。
(二)“时代力量”产生与发展依赖台湾青年选民的支持,然而青年选民的成熟与流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时代力量”产生与发展依赖台湾青年选民的支持,“时代力量”的某些主张也迎合了台湾青年的政治诉求,比如“时代力量”强调“公平正义”,主张政府施政应以贯彻“公平正义”为目标,所有资源及经济发展成果,应由全民共享,解决“分配不正义”与“世代不正义”的问题。这样的诉求一定程度上打动了承受较大经济压力的青年世代。同时,台湾青年世代大都成长于台湾政治转型和“去中国化”教育的时代,具有较为强烈的独立、自主的政治诉求。“时代力量”主张“推动台湾的国家地位正常化,国民皆享有作为一国之民的基本尊严与权益”;“时代力量”注重争取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在涉及“对外关系”上强调台湾主体性。这些在客观上都迎合了台湾青年的政治诉求。
当然,随着台湾青年走上社会,面对现实生活,在政治诉求上会变得更加理性化和务实化。“时代力量”的极端化主张不利于两岸关系,不利于台湾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台湾青年分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随着台湾青年政治上的成熟,对极端“台独 59 41420 59 24775 0 0 7468 0 0:00:05 0:00:03 0:00:02 7469主张的认同会越来越减弱。拒绝承认“九二共识”的民进党当政的结果也会从反面教育台湾青年认识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性,随着台湾社会氛围的改变,“时代力量”的青年选票流失的趋势不可避免,也将成为最终推动“时代力量”泡沫化的重要原因。
(三)“时代力量”与民进党、“台联党”既有政治上的合作,也有选举利益上的冲突
“时代力量”与民进党、“台联党”在意识形态上相近,它们之间有合作但也有激烈的竞争。在“总统”选举的过程中,蔡英文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票源,争取第三势力的支持,不仅支持和声援第三势力介入社会运动并成立政党,甚至还在“立委”选举中有意识地在13个选区不提名,礼让第三势力,其中就包括“时代力量”5名区域候选人中的黄国昌、洪慈庸、林昶佐。但是随着选情的发展,民进党人发现“时代力量”的声势在上涨,甚至威胁到民进党的政党票,可能导致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当选席次的大幅下跌,造成民进党不能单独过半的结果。因此,选战最后阶段,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紧急召开记者会,要求支持者集中选票支持民进党,蔡英文也不断呼吁支持者集中选票。加上“时代力量”候选人邱显智在新竹市直接影响了柯建铭的票源,引起了民进党的不满。这些充分暴露了民进党与“时代力量”在选举利益上的冲突。民进党上台后,“时代力量”主张推动“白色恐怖受害者事件责任调查与追究特别条例立法”,积极推动“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政党法”立法,目的是协助民进党清算国民党,企图取代国民党成为第二大党。但是在劳工政策、前瞻计划等方面,“时代力量”又与国民党等一起批判民进党,试图突显其政党的主体性。
“时代力量”的崛起也直接压缩了“台联党”的选票空间。选前,民进党的民调就已经显示,高举深绿旗帜的“时代力量”严重挤压“台联党”的空间,导致“台联党”民调仅剩不到2%,其“立委”席次很可能再度归零,政治角色被“时代力量”取代。为此,“台联党”极力与“时代力量”竞争政党票。作为康乃尔校友的黄国昌试图争取李登辉的支持与辅选,但是“台联党”不断从中阻挠,防范“李登辉牌”的流失。选举结果证明“时代力量”的崛起给了“台联党”致命一击的事实。“台联党”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然坚壁清野,与“时代力量”展开竞争。政治是现实的利益计算,“时代力量”为了胜选,与民进党相互合作,打压其他小党,引起其他小党的不满,认为“时代力量”“拥抱旧时代政治”,“这种眼里只有选票的垃圾政党总有一天会被看清的”!泛绿阵营和第三势力内部恶性竞争的结果将会进一步强化各个小党集体泡沫化的趋势。
(四)“时代力量”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黄国昌的个人光环
“时代力量”成立之初,与社会民主党一样,名不见经传,但得到黄国昌的加持之后,声势大涨。当然,这反映了黄国昌个人的影响力与政治手段确有过人之处。但是这也使得“时代力量”从成立开始,就严重依赖个人声望,被打上了深深的黄记烙印。“时代力量”必将沦为黄国昌个人在政坛的政治工具,黄国昌与党内其他人之间的矛盾也将不断显现。2017年1月,“时代力量”主席团成员、知名作家冯光远宣布退出“时代力量”,他指责“时代力量”已经变质成“国运昌隆党”,暗讽黄国昌只会收割别人的功劳。
作为“时代力量”的主要领导人,黄国昌的个人形象却是有争议的。从学术到社运,从社运到政治,黄国昌可谓目标明确,也反映了“太阳花学运”幕后领导层的强烈的个人主义与投机主义思维,即为了个人的权力地位,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踩在成千上万参加学生运动的青年身上,目的是成就个人的政治光环。从黄国昌的身上,可以看到他的混乱的价值观,他可以“反中反共”,但是不反对从大陆捞取好处;他可以指导学生、教育学生,也可以利用学生,甚至玩弄学生;他可以反政府、反体制,但是也可以享受体制内的好处。难怪媒体说他是“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的“双面人”。台湾民间的“安定力量”联盟发起了罢免黄国昌的联署,使黄国昌的“立委”职位岌岌可危。黄国昌的个人形象既是“时代力量”的资产但也可能成为“时代力量”的负债,黄国昌的个人政治命运难免连带拖累“时代力量”的命运。
四、结 语
“时代力量”依靠极“独”主张发展成长,依赖青年选票成长壮大。一方面,随着台湾青年的成长,思想日趋成熟,对“时代力量”的虚妄的“台独”本质会日益疏远;另一方面,台湾青少年一代的“去中国化”教育环境没有改变,仍为“时代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支持力量。为了从根本上削弱乃至消除极端“台独”主张的社会基础,有必要继续推动并加强两岸青少年交流,使台湾青少年一代能够远离极端“台独”主张,而这也是对“时代力量”釜底抽薪的根本办法。只有从根本上消除极端“台独”主张的社会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时代力量”的政治影响力,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扫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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