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切莫让“同一辆卡车撞倒两次”

来源：凤凰网财经国子策综合

8月14日，《新华日报》刊发了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张晔联合撰写的文章《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引发热议。文章中提到，要设立生育基金制度，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补贴，但如果公民没有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需等到退休时才能取出。

对此，凤凰网财经国子策专访了多位专家，携程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中国量化金融论坛理事长孙建波、量子金融学院首席导师陈光磊分别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大家普遍对刊文理解过激，应鼓励不同声音出现

舆论普遍对《新华日报》刊文表达不满，甚至有专家直接开骂，直呼有关教授为畜生。孙建波先生却持有不同观点，他向凤凰网财经表示，原文作者说的生育基金是类似公积金的个人免税安排制度，还有政府配套，说白了就是政府送钱，而不是大家所理解的要收钱。但是，孙建波也表示，对于生育基金这个政策建议，他个人也是不赞成的，主要是针对不生育的人，形成了强制储蓄。生育基金不是税，只是一种强制储蓄。

孙建波还对鼓励生育提出了三点个人建议。一是要拨乱反正，从更多的社会政策来看，取消户籍制度，消除人口流动壁垒，消除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的壁垒；二是要尊重女性，建议给生孩子的女性免除个人所得税，补贴社保和公积金，建议生一个孩子，个人所得税免除3年，补贴社保和公积金补贴3年；三是教育公平，国家要向每一个基层教育单位拨付足额的资金，公平地发展教育。并批评有的人原文都不看，挟网络暴力这样乱喷，完全不顾文章绝大部分的正面建议，“以后谁还敢来为社会呼吁？”

中国人口转型的过程比较特殊，经济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

关于人口政策引起很大争议，回顾一下过去的计划生育的得失，再结合有关专家的论据，为调整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可能又带来了新的结构问题，陈光磊生动形容这一新的生育政策提议：就好比被同一辆卡车撞倒了两次。

中国经历了压缩型的人口转型。中国和许多国家不一样，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很快从过去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高、低、高”的模式过渡到目前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低、低、低”的模式。大多数发达国家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但它们的转变是缓慢的、渐进的，都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中国人口转型的过程有两个特点：

一是较强的调控性。

中国政府从1980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计划生育政策，把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予以贯彻和落实。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了一份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在这个公开信里中号召只生一个孩子。1982年又把计划生育政策列入宪法。

二是人口转型的时间更短。

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高、低、高”到“低、低、低”模式的转变，而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在50年以上，甚至近百年的时间才实现了这个转变。出生率从30‰左右下降到20‰左右，完成生育率转变的法国用了78年，瑞士和瑞典用了44年，比利时用了38年，美国、荷兰及英国分别用了32年、29年和27年。生育率转变非常快的日本也用了17年。

中国的生育率从1972年的29.77‰降至1976年的19.91‰，仅用了短短4年时间。1990年代以来，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为1.8（主流认识的生育率为1.8，一说为1.6甚至更低），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2.1。

生育率水平短时期内的急速下降，使中国在近30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属于典型的转变快、持续短的“压缩型”模式。而一般来说，生育率水平下降越快，短期内人口红利越明显或劳动力比例越高。

人口红利是一国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渡的时间内会出现一个人口增速高峰，由于人口转变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而社会抚养负担相对又较低，由这种“上无老、下无小”局面推动的社会发展。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中的未成年人比重大幅度下降、劳动力比重显著上升）所带来的利益，包括储蓄率上升，人均消费提高等。

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人口结构也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

一是少儿人口下降。

中国少儿人口首先出现了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趋势，已经出现“少子化”现象，明显低于正常2.1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在1995年前后中国0-14岁少儿人口绝对数达到了最高峰，大约为3.34亿人，而后便持续下降。

二是人口加快老龄化。

过去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只设定了人口总量峰值上限，但却从没确定过人口老龄化的峰值上限，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2010年后中国老年人口加速上升，老龄化加速将持续到2030年左右。2010-203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66%，2030-2050年年均增长速度下降到1.26%。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23.4%，205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31.1%，大大高于届时世界21.9%的平均水平。

生育基金在理论上很多站不住脚

关于新的生育政策干预的主要论据是，“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旦国民生育意愿下降的趋势形成，尤其是生育水平跌到1.5以下就很难逆转，即所谓“低生育率陷阱”；而生育率跌到1.3以下而实现逆转的国家，几乎没有先例。” 因此，“提高生育率，应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任务。”

陈光远认为，发达国家跟中国的经验截然不同，中国刚刚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低生育率有之前政策影响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生育权也是一种选择权，是个人选择行为的结果，由个人的经济状况，生活压力和抚养成本等所理性权衡的结果。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说法并没有理论依据。

关于新的生育政策干预的实施方案理由是，发达国家“财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生育成本，因此各国的生育率水平与财税支持力度大体正相关。”

前面所说生育权是个人选择权，财税政策与生育率水平的正相关的说法值得怀疑。

文中称，“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生育减税政策实施成本高、难度大。”， 应当“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为了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建议设立具有强制性和保障性的生育基金制度，鼓励家庭生育。”

陈光远说生育基金制度其实是个转移支付的政策，这种生育基金会可能造成生育权的不平等问题，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由于生活压力、尤其是经济压力的加大，年轻人推迟结婚、推迟生养小孩非常普遍。而农村同龄人早早地已享受天伦之乐。为调整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可能又带来了新的结构问题。

如果紧紧盯住生育率这个目标，为提高生育率的政策改变了激励，会使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在分析任何一种政策时，不能仅仅只考虑它的直接影响，而且应该考虑政策通过激励产生的各种间接影响，可能会适得其反，这种教训已经太多了。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历史长期积累的问题，人口发展的长期规律难以用短期政策来将其调整。人口结构调整过程至少需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市场经济下，增加个人的选择权，提高人口质量，才会有一个良性的人口结构。

任何强制手段都是强制性计划生育思维的延续，是不能接受的

梁建章表示，无论是“公民工资按比例缴纳生育基金”还是对丁克征收“社会抚养税”，都是强制性计划生育思维的延续，这是不能接受的。

梁建章称，人们有多生的权利，也有不生的权利。现在应该通过奖而不是罚来解决严峻的低生育率问题。奖和罚的区别在于减负还是加负。现在的中国经济急需减负，因为总体税负（包括社保和医保等）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而且总体税负占GDP收入比还在快速上升。所以这种征收生育基金的加重整体税负的方式是非常不合适，也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批评。

鼓励生育窗口期已出现很久了，国家应给予真金白银的资金投入

与陈光远看法不同，梁建章认为，中国社会早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人口红利已经转变为人口负债；随着老年人口加速增加和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部分省份的养老金已经收不抵支。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则远低于预期；随着育龄女性数量的快速萎缩和年轻人生育意愿节节走低，出生人口更是面临雪崩。

长期低生育率会导致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会不断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

所以，鼓励生育的窗口期，不是已经到来，而是已经出现很久了。

梁建章表示，如果仔细比较与中国拥有相似文化的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就会发现：无论有怎样的政策干预，中国的生育率都将变得非常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生育率，都在1.1～1.4，是全世界最低的。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其生育率将继续下降。今天中国的生育率会只有1.2，类似于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事实上，即使公布了二孩政策，中国的城市生育率仍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其他国家的模式非常多，比如欧洲的一些国家，德国的孩子可以直接从国家领取补助一直到18岁，有很长的产假，父母可以得到不菲的月收入补贴；法国的父母享受最长可达3年的育儿假，生育越多，国家给予的补贴越多；韩国和日本，也都是有相应的奖金奖励以及假期保障的。方式很多，方法也很灵活，但是前提是国家肯给予这方面真金白银的资金投入。

鼓励生育是奖励多生而非惩罚少生，可给养育家庭实施育儿免税

梁建章提到，鼓励生育的具体方式，可以是对养育家庭发放一次性现金奖励，也可以是给养育家庭实施育儿免税。要通过减税增收来降低育儿成本，是要奖励多生而不是惩罚少生。

税收减免或发放现金补贴，实质是把从所有纳税人那里收集的税款，转移支付给有孩子的家庭。这样的转移公平吗？现代社会，养老和教育都一定程度的社会化，也就是用所有纳税人的钱去抚养老人和小孩。而一般来说，抚养老人的支出要远远大于教育支出。养老社会化就意味着用所有年轻人的钱养所有老人，包括那些没有小孩的老人。现在多生一个小孩，是为未来的养老基金贡献税源，所以现在让社会承担一部分抚养小孩的费用是公平的。

此外，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尤其是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在这方面，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大量的幼托中心，并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

建议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并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权益

梁建章就鼓励生育政策提出了具体措施：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敢于生、乐于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

具体的做法可以包括：

（1）全面放开生育，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取消生育审批制度。

（2）对养育家庭给予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数量抵税，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也可按孩子实行累进制，鼓励家庭生育更多孩子。

对养育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接受免费的公立义务教育，相当于家庭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补贴，但孩子长大后缴纳的用于支持社会养老的社保等税金，则相当于这个家庭未来对社会养老体系的补偿。综合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情况来看，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占GDP的5%，而养老支出占15%。因此，相对于个人收入，养育一个孩子意味着从政府获得了5%的教育补贴，但未来则贡献了15%来支持社会养老体系。从公平角度来看，政府对每个小孩应该补贴人均收入的10%（=15%-5%）才足以补偿养育家庭对社会的付出。所以，从公平角度看，应该补偿多孩家庭。

（3）把学前看护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让常住当地的家长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将孩子送入。

大量年轻人不敢多生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特别是在很多大城市中。

实际上，城市完全有能力为此提供足够的看护和教育孩子的资源。此外，对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项高回报的投资。中国很多行业投资过度、产能过剩，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严重不足。我们建议，看护和教育资源应按维持常住人口更替水平的孩子数量来规划和配置。

（4）在法律和法规上取消对非婚生育的歧视，充分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权益。

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职业发展的提升，很多职业女性不愿或者未能婚配，导致各国的结婚率在逐年降低。日本近几年的结婚率已降低到70%，而中国的一些城市似乎也在步其后尘。这些趋势也会严重影响未来生育率。假设女性不婚的比例达到30%，而且不婚女性都不生孩子，即使70%的已婚妇女平均生育两个孩子，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4。

（5）取消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充分发挥大城市的引领作用。

大城市的优势体现为集聚效应，更多的高素质人口聚集在一起，就会有更旺盛的创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并提升效率。大城市是创新和创业的热土，吸引了大量新的企业。大城市有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所以能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此外，梁建章也呼吁整个社会更加关注女性赋能和平权，政府和企业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帮助女性平衡家庭与事业，让女性更愿意生育，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女性赋能和平权的措施，就包括了“缩短学制”、“代孕合法化”、“取消单亲家庭歧视性政策”、“企业支持灵活工作时间地点”以及“转变社会观念”等。

对于企业而言，也要加大对女性职场权益的保护。例如女员工占比较高的携程，平衡女性的职业发展与家庭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议题。

公司积极提供辅助生育福利，以此来解决育龄女员工的后顾之忧，帮助她们在事业的黄金期能够充分享受投入工作的过程，同时，也不耽误她们对下一代的培育。携程推出了冻卵福利，最高可以享受200万的金额保障，为孕期女员工提供3000元的额外生育津贴和上下班打车费用报销。仅孕期女员工打车报销这一项费用，携程每年就支出超过300万元人民币。

中国至少要花2万亿来鼓励生育，相比其他国家非常合理

梁建章提出，如果只是放开生育而不鼓励生育的话，并不能有效扭转生育率的降低。在中国，至少要用GDP的2%到5%来奖励生育，才能够将生育率提高到一个相对较好的水平。

如上图所示，横坐标是每个国家用于补贴有孩子的家庭的财政补贴占GDP的比例，纵坐标是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可以看出这是个正相关的关系，所以更多的补贴能够提高生育率，图中的各个国家都给了GDP的1%到5%，奖励生育真正比较成功的北欧国家，给了GDP的5%。中国的生育形势比他们更严重，所以中国很有可能至少要用GDP的2%到5%来奖励生育，才能够提升生育率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水平。

由于房价、教育、女性就业等因素，中国养育小孩的相对成本是全球最高的。即使全面放开生育，自然生育意愿以及实际生育率也将进入全球最低之列。

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将GDP的2%到5%用于鼓励生育。照此标准，中国至少要花2万亿来鼓励生育。乍一看，这似乎是个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但分摊到中国2亿多儿童，每人每年也才1万元左右。我们认为，比起当年4万亿基建刺激，这2万亿的鼓励生育刺激是非常值得和有必要的。除了发挥减轻家庭负担和刺激相关消费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播下希望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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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运营编辑 吴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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