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在709位开国少将中排名279的他，只因一个生前约定死后尽享哀荣
写在前面的话：
昨天是八一建军节，很多微友在朋友圈发布了向解放军致敬的文图，我也被触动了，不禁想起自己写过的一个人物。
此人从一介书生到抗日英雄，久经沙场，战功卓著。
他在1955年9月第一批受衔的798名开国少将中居第279位，并不显山露水。
他是新中国研发生产“杀手锏”导弹武器的“开拓者”与领军人物之一；曾长期与钱学森、王秉璋等人搭档共事，但其本身知名度却长期偏低。
他后来又成为八十年代河北“封疆大吏”中任期最短的省长。
他三十岁那年，时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十分区司令，因为一位下属的牺牲，引发他和三十一岁的政治委员（旷伏兆，开国中将）立下一个约定。
正是这个约定，使他在去世之后尽享哀荣，被礼葬和敬拜的待遇，远超同时代许多声名显赫的将领。
他一生的风云际会，惊险与传奇，功勋及荣耀，情怀和梦想，光芒与尘埃，都已成为解读那个时代的珍贵的标本。
他叫刘秉彦。
2015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笔者所著的刘秉彦传记，这也是我长期漂泊海外从事传记写作的经历中，唯一在国内写的一个人物。
为纪念刚刚过去的八一建军节，我将分上下两篇讲几段主人公内战时期的故事，并概述一下这位老人的生平，以此表达对那一代革命前辈的敬意。
刘秉彦少将（1905—1998）
将军一诺千金重
“和平已经死了”之后
1946年10月，国共和谈破裂，两党再度翻脸，全面爆发的内战已呈不可逆转之势，愈演愈烈。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能与国共高层说上话的社会贤达奔走斡旋，不愿放弃和平的梦想，企图挽狂澜于既倒，抑或希望死马当活马医。
10月10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到上海去见周恩来，力劝其回南京继续和谈，周恩来似有所动。梁先生心满意足，连夜乘车返回南京，不料次日早晨一下火车，便看到报纸上的大字标题《国军已攻占张家口》，梁漱溟不禁对身边的记者惊叹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他的这句话，立刻被各家报刊广泛引用，成为当时报道的焦点，并作为名言一直流传到现在。
就在梁漱溟发出上述感叹的时候，在华北平原靠近北平（京）、天津和保定之间——原本属于中共冀中十分区控制的三角地带，国民党军队早已大兵压境，气势汹汹，挤压、追赶着对方人马大打出手。
在此之前，中共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占领东北的问题上了，忙着抽调人马入关抢夺地盘，因此对华北地区的战略经营有所放松。晋察冀军区领导人对国民党铁心要打内战的形势也估计不足，曾于1946年3月大规模地发动战士们复员回家，全军区复员转业约10万人，和平建国的气氛一时间弥漫了整个解放区。晋察冀野战军由9个野战纵队26个旅81个团，缩编为4个纵队9个旅24个团，指战员由原来的20余万人缩减至5.1万人，大大影响了其后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力。
而国民党方面却是集结重兵，磨刀霍霍，紧锣密鼓地开赴各个战场。
赵绍昌老人当时任冀中十分区所属七十五团政委（建国后任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他在1987年撰写的一篇文章里，这样记述了1946年下半年十分区周围的敌情：
平津地区有空运来的国民党九十四军、九十二军，从陆上来的十六军，这三个正规的美式机械化军，以及由华北地区伪军摇身变成的所谓先遣军。还有作恶多端、为害甚大的两个叛徒，西边是王凤岗，东边是朱占魁。在蒋介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形势下，大清河北进入了一个困难而重要的时期。
除此之外，国民党方面还组织了形形色色的自卫队、保安团和地主还乡团窜犯各地，明火执仗，大肆捕杀中共基层干部，蓄意制造了一系列血债累累的惨案。
时任冀中十分区涿良宛县长的马迅老人，1982年在其回忆录里披露：
1946年秋，仅涿（州）、宛（平）、良（乡）三区就有一百一十人惨遭反动地主杀害。中堡村的七个村干部被敌人用铡刀铡死。冯元庄有一家老少三代被地主杀的只剩下一个老头。浑河两岸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面对如此情形，相对弱势的共产党武装也不含糊，一方面集结主力，当面锣、对面鼓地跟国军打了几场保卫战，打完了就撤，抵挡一阵是一阵子；另一方面就是在各县成立复仇大队，小股出击，偷袭骚扰，背后开花，打冷枪、扒铁轨、搞爆炸，又把抗战期间对付鬼子的那套看家本领使出来了。
那么，国民党方面是怎样评述该地区这个时期的形势呢？
按照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河北大队长、绥靖总队长陈恭澍（著名军统特务，抗战期间曾任军统北平、天津站长，有“军统第一杀手”之称）的说法是：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日军投降，共党认为机会来了，聂（荣臻）率所部窜扰于平绥路东段、平汉路北段、津浦路此段，渗入察哈尔，突击张家口，出没于平、津、保近郊，故意阻挠政府接收部队北上。其行径可恶之至。更有甚者，至三十五年（1946年），中共已不再掩饰其叛乱行为，乃明目张胆的将其所属部队番号改为“人民解放军”。也就是把政府颁发的“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弃而不用，自立门户了。
由此看来，曾几何时人们耳熟能详的“亲不亲，阶级分”这句话，确有其深刻道理。甭管什么人，只要在政治立场上尿不到一个壶，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就截然不同。
一场鲜为人知的战斗
也是在梁漱溟惊叹“和平已经死了”的10月中旬的一天，想必是个月黑风高的深夜，八路军冀中十分区（两个月前已改名为解放军冀中军区，但官兵们和老百姓还是习惯上叫八路军）平南支队参谋长任子木，带领一伙人马，悄悄来到北宁铁路（现在的京沈铁路）廊坊附近的一个区间。他们顶着沉沉夜幕，无声无息地埋伏在路基下面几十米开外的一个壕沟里。
任子木对这里的地形并不陌生。
他是河北霸州人，此地紧挨着家乡。早在1940年8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时，为切断北宁铁路，配合大规模展开的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破击战，时年23岁的任子木，作为晋察冀军区十分区司令部的一名参谋，奉命侦察敌情，他便沿着北宁线——从廊坊到天津这一段来回摸了个一清二楚。
他们埋伏的这条壕沟，正是任子木所在部队当年发动永清县根据地的老百姓开挖的。
今晚，他们要在这里埋雷炸翻一列军车，再次破坏这条华北通往东北关外的大动脉。
与国内战争史上无数个或惊险传奇，或惨痛壮烈的精彩故事相比，任子木他们在1946年10月中旬实施的这场小规模战斗，没有任何知名度，平淡得几乎无人关注。笔者查遍了可以找到的所有资料，只在原中共廊坊地委党史办公室1988年6月编印的《冀中十分区解放战争时期大事记》里（此书于1992年5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笔者注），看到过以下短短一行字：
十月（1946年），平南支队在北宁路平津段炸火车，参谋长任子木牺牲。
笔者之所以要在本书一开始，便尽可能地详细讲述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是因为这场战斗的结果，引发了两位开国将军慷慨豪迈的生死之约，并在半个世纪之后实现了他们生前的约定。
这两位将军，一位名叫旷伏兆——当年冀中第十军分区的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另一位就是本书主人公——当年十分区的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刘秉彦。
1954年，任防空军副参谋长兼战斗训练部部长的刘秉彦（后排左四）与战友们的合影。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采访考证而还原的历史，再把目光拉回到当年炸火车的那一幕。
那天晚上出发前，任子木向战士们传达了十分区首长的命令，并且操着霸州土话做了一番战斗动员：“国民党不是正在庆祝刚从共产党手里拿下了张家口吗？那咱们冀中的八路军也不是善茬子！这个月5号，十分区刘司令、旷政委亲自指挥七十五团打下了容城县城，不是也照样吃掉他国民党一个团吗！今天咱们平南支队也要在北宁线上闹他一家伙！给王八揍的们上点眼药。”
话虽说得硬气，然而这位才从军分区下来领兵的参谋长，对此番扛在肩上的任务也不是没有顾虑。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十分区所辖人马大多是新组编的地方武装，部队军事素质不高，作战能力不强，一旦与敌人正规军正面交火，打几枪就跑的游击习气即显现出来，战术比较被动，很难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而任子木所在的平南支队，正是今年6月才由两个县大队合并而成的。
任子木当过分区司令部的参谋和作战股长，首长身边的人，当然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十分区原来的七十六团和七十八团——这两个老牌主力团所辖的大部人马，已于去年（1945年）11月被抽调整编为一个精锐团，编入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冀中纵队，开往热河一带。这两千人在冀中抗战最残酷的敌后三角地跟鬼子血战了八年，都炼成了烈火金刚，虎狼之师。可能是上面担心别的部队将领一时镇不住，晋察冀主帅聂荣臻便指示，由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亲自带着这个团过来，并任命他为该纵队参谋长兼二旅旅长，同时把十分区司令员的位子继续给他留着，以防形势有变，可两头兼顾。
半年之后，内战告急，冀中辖区内的京、津、保三角战略要地，兵家必争，一将难求，刘秉彦遂于1946年6月再次回到十分区司令的岗位上。
保定和廊坊一带的老人们说，上级让刘司令员回来还有一个原因，王凤岗和朱占魁这两个从八路军投敌过去的凶猛悍将，各具传奇经历，都在十分区，此时都已成了气候，王凤岗手上有两个保安旅的兵力，朱占魁1946年9月叛变投奔国民党，被委任当上了冀中五县联防司令兼安次县县长。因为王、朱及其手下不少人当过八路军，了解我方的战术，非常狡猾，让咱们吃了不少亏。而刘秉彦也很了解这两个人，所以只有他回来才能对付得了他们。
果然，后来王、朱二人与刘几度交手均被痛打，到1948年终于在两场决战中被刘秉彦指挥的部队分别歼灭。
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现在，刘秉彦这位十分区的军事主将刚一回来，也不得不再次面对敌强我弱，需要重新打造部队战斗力的困境。
据赵绍昌老人回忆：“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年底，这段时间，十分区只有七十五团和各县县大队及民兵坚持武装斗争。”
眼下，国民党步步紧逼，十分区机关亦被迫且战且退，东奔西跑，以保存实力。
正因为如此，任子木在军分区机关工作时，就打心眼里敬佩的刘司令和旷政委，才会叮嘱平南支队，把炸火车的任务交给他。
于是，任子木这个经验丰富的团职干部，便亲自上阵参加了这次战斗。
凌晨四点，正值五更时分，华北平原沁凉的秋夜，愈发显得是孤寂，荒野里没有一点灯火。埋伏的人们熬过一阵诡异的寂静，就听任参谋长压低嗓子喊了一句：“时间到了，爆破组，跟我上铁路！其余人保持警戒，注意掩护。”说罢，便带着几个战士轻轻跃出壕沟，猫腰快跑，一阵风似地扑上了路基。
大约两袋烟的功夫，几枚地雷和两个炸药包已在铁轨下面和枕木之间埋设完毕。又过了一会儿，一列火车隆隆驶来，蒸汽机车亮着雪白的大灯，喘着粗气，拉着十来个车皮的军用物资，“呼哧、呼哧”地奔跑着。最后是两节敞开车门的闷罐车箱，各有二十多名负责押送的国民党兵，机关枪架在门口，士兵们眼皮沉沉，端着子弹上膛的美式卡宾枪，或站或坐，在车门两侧面无表情地向外张望。
忽然间，铁道下面闪出几团火光，随之传出几声巨响——刚才埋设的地雷和炸药包准时起爆了。车头与车箱之间的钢轨被炸断了两处，机车闷吼着紧急刹车，中间的几节车皮脱轨后，歪斜地横在了路肩上，发出令人惊恐的撞击声。闷罐车里的国民党士兵叫骂着，很快便跳下车来，手中的卡宾枪和机枪先后开火，对着旷野里一群跑动的身影倾泻着密集的弹雨——那是平南支队参谋长任子木和他的战士们在迅速撤退。
这是深秋时节的平原，曾经茂密的、无边无际的青纱帐已经收割了，田野里残留的高粱秸和一堆堆枯枝败叶，被慌乱的脚步踩得“唰啦啦”直响。任子木跑着、跑着，不时回过身来向后扫上两眼，看看有无战士掉队落下。就在这时，他的身子一震，突然觉得肚子火辣辣地一热，心里不由暗暗叫道：啊呀！我被打中了！
牺牲在司令员、政委的炕头
腹部中弹的任子木，当天傍晚先是被担架抬到了固安县的牛驼镇，十分区司令部当时驻扎此地。
牛驼镇在固安县南端，位于廊坊偏西南方向，距离平南支队此次在北宁铁路炸火车的地点大约有60公里。固安那时候与周边的新城、雄县、霸县和琢州的部分乡镇，合并为中共冀中十分区下属的第二联合县，简称“二联县”。牛驼镇群众基础不错，老百姓都一心向着八路军，所以抗战和内战期间与敌周旋的十分区机关及司令部，曾多次设在这里。
暮色四合，镇子里升起缕缕炊烟。在一户流亡地主家破旧的院子外面，站岗的哨兵发现了抬担架的一行人匆匆走近，忙低声喝问：“什么人？”
“平南支队的。我们任参谋长受伤了。是旷政委让送回来的。”对方答道。
哨兵说：“你们辛苦啦！快进去吧。首长们都在屋里等着呢！”
当时，为应付国军围剿，军分区机关各单位经常被迫分散，各自为战，分区卫生处下设医疗所，但在撤退过程中一时也无法找到。而整天左冲右杀，东跑西颠的平南支队更是居无定所，异常艰苦，缺医少药。部队仅有的几个卫生员都是半路出家的庄稼汉，同志们杀敌挂花，最穷的时候，甚至只能拿盐水在伤口上抹抹，弄条绷带一扎就算完事。
据冀中军区的老八路刘路明老人回忆说：“那时大家都怕受重伤，宁愿敌人打到自己的“十环”（胸口）上当场牺牲，也不愿意打伤遭那个罪！”
在平南支队“二把刀”医术的卫生员看来，任参谋长此次腹部中弹，伤势有些奇怪，子弹在他肚子上只留下一个直径不到一厘米的小口，血流得不多，他也不感觉疼，只是觉得腹内沉甸甸的有些麻木。
任子木也安慰大家说：“这点小伤没事儿，我能挺住喽。”
他们或许不知道，弹头进入身体一瞬间形成的冲击力，往往会震伤内脏，而内脏器官对于疼痛的知觉远不如表层肌肉那么敏感，所以有时候人受了很重的枪伤反而不感到痛苦。
任子木毕竟是团一级的支队领导干部，又是分区首长欣赏和器重的老部下，所以当他负伤的消息通过电台传到分区机关，政委旷伏兆马上指示平南支队立刻派人把他送回司令部养伤。
于是，下面便挑选了五六个身强力壮的战士，全副武装，轮流抬着担架，从拂晓到黄昏，百十来里走了一整天，到达司令部时已是疲惫之极。
听到门外的动静，从小院的正房里走出两个人来。
一个三十来岁，中等身材，面色黑红，貌不惊人，典型的南方山里人模样，看上去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一些，但是眼神里时常迸发出热情的光芒，朴素的笑容让人感到又诚恳又亲切。
此人便是冀中十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旷伏兆，他是一位老红军出身的江西老俵。
另一个也是三十挂零，一米七五的中高个，身长面白，长圆脸，五官俊秀。他的眼睛很大，柔和而明亮。此人风度沉稳，有一种儒雅的气质，穿着灰布军装，腰束皮带，绑腿打得笔直，站在那里便显得英姿挺拔。
这个人，就是抗战时期在冀中平原打出了威名的十分区司令刘秉彦。
任子木躺在担架上，一看见自己想念而又敬重的两位首长，顿时觉得精神为之一振。他还是按在司令部工作时的习惯，高兴得叫着司令员和政委的代号：“01——02！——我受点小伤，让你们惦记了。”
说着，任子木用一只手捂住腹部的绷带，直起身来，双脚一探便下了地。
“哎——我的同志哥哟！可不要乱动哩！当心咕个（江西永新方言：这个的意思）伤口。你感觉怎么样啊？”说话总带着江西口音，喜欢带个“哩”字的旷伏兆，此时一脸焦急，他快步上前，轻轻拍了一下任子木的肩膀，亲热地询问他的伤情。
刘秉彦也同时站在了任子木的面前，眼睛里充满了关切，他握住老部下的手，低声说了一句：“子木，我已派人去找医疗队了，先坚持一宿，明天再找个地方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
正说话间，一名侦察参谋匆匆赶来报告：“牛驼镇南边发现敌情，有王凤岗匪军的两个营正朝这里集结。”
当时，十分区所属主力都在外线作战，司令部只有一个警卫连和一些机关干部。为避敌锋芒，刘司令和旷政委商量了一下，马上下令机关撤出牛驼，立即向西北方向转移。
刘秉彦曾亲笔记述过当时的情景：“任子木坐担架回司令部住地牛驼镇之后，此时发现敌情，狂风大作，我们便立刻转移，于夜间到达渠沟镇东庄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村子里休息。”
刘、旷这两位军政主官，以及受伤的支队参谋长任子木，被安排住进一户人家的堂屋里，屋子里只有一盘土炕。
刘秉彦对任子木说：“今晚你和我，还有旷政委，咱们仨就睡一个炕上。明早天亮前，还要赶路。”
“蛮好的！咱们三个挤一挤，夜里有什么情况，我们两个照顾你哩也方便。”旷伏兆在一旁热情地补充道。
任子木感激地点点头，便被搀扶着躺下了。
刘秉彦和旷伏兆又各自忙了一会儿，眼看天不早了，鞋也不脱就倒在炕上，合衣而卧。临睡前，他们还特意看看睡在一旁的任子木，看到他双眼紧闭，微微皱着眉头，似乎是睡着了，呼吸也平稳，刘秉彦给任子木掖掖被子，便躺在他身边。连日征战，寝食难安，人们疲劳的骨头都是乏的，躺下不一会儿，即沉沉睡去。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夜，竟然在睡梦中发生了战友之间的生离死别。
多年以后，刘秉彦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
任子木在我的右边，伏兆在我的左边。夜蒙蒙亮，我叫任子木起床，连叫了几声，不见他答应，便伸手去摸他的手。一摸，我吓了一跳，任子木同志的手和全身已经冰凉了，看样子他是夜里死的，已经牺牲两三个小时了。因为白天战情紧急，大家立即起床，将任子木同志的遗体简单收拾了一下，就葬在村外的荒野里。
战争年代打仗的人，都是从血火里杀出来的，死人的事天天发生，可谓司空见惯。可是，任子木就这样静静地走了，却使大家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
任子木下葬时，小村人家没有现成的棺材，他们只好找来一快门板把烈士的遗体放在上面，铲土掩埋的时候，司令员和政委与战友们肃立在墓穴边，低着头脱帽致哀，泪水无声地滑过他们的脸颊，一颗一颗滴落在土里。
那一天又是急行军，刘秉彦、旷伏兆有时骑在马上，有时也下马和大家一起走，却始终面色凝重，很少说话。
到达宿营地，一静下来，任子木从前那精干强壮的身影，聪明愉快的笑脸；昨天见面时挣扎着从担架上下来，并努力装着轻松的样子向他们敬礼的神情，以及今天早晨躺在炕上那具冰凉的躯体，还有黄裱纸一般眉头紧锁的遗容，总是来回交错、盘旋着，浮现在他们的眼前。
身为分区主要领导，白天当着干部战士的面，他们也不能过多释放悲伤负面的情绪，只能把揪心的痛楚压抑在胸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