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也曾激情燃烧——左派印尼华侨经历的火红年代

印尼万隆北区。金布鲁威那片坡度舒缓的山峦地带，林木茂盛，历来是本地高级住宅区。

山坡之上，是大片清静幽雅的平地，有一座占地约七千平米的花园别墅，隐身于一条小路旁边森林之中。这座豪宅，原本是荷兰殖民时代西爪哇总督的公馆，后来变成一位印尼贵族的私宅（见下图）。

1990年代，印尼贵族的家庭不知发生了何种变故，豪宅再度易手。一位名叫林财兴的纺织巨头将其买下，斥资装修一新。这位年事已高的林老板，从此就带着两个印尼男仆隐居在此。

林氏别墅花园的彩色步道。

他的太太已经过世，儿女各住别处，老人家坐在轮椅上，每天守着这古木森森的深宅大院，冷清而寂寞。

林财兴是印尼华商大亨中极为典型的草莽英雄，家境贫寒，白手起家。发达成名之后，从不讳言自己的草根身世。

作为出生于西爪哇小城芝玛墟的第二代华裔（祖籍福建福清），林财兴早年丧父，读了三年华校便被迫辍学，去做提篮小买的小生意，其孤儿寡母，辛苦挣扎可想而知。不过他虽然穷苦出身，却天生仪表堂堂，气度不凡，且聪明异常，少年一过就有财运， 20来岁即开始发财，呼朋唤友，出人头地。

中年时代的林财兴。

一般人生长在小户人家，大多会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林财兴则完全不同，做企业从来不怕花钱，不耐烦搞低成本运作。他信奉的经营模式是：用最高昂的投入做出优质产品，花最大的力气占领高端市场。与此同时，个人生活也极其奢华，追求品质，也爱炫富，一辈子喜欢玩名车，养赛马。

老人家请我为他写了一本传记，主要记述其创业历程与对社团公益事业的贡献。但到排版时他却再三叮嘱，不仅要把他的豪宅别墅、以及另外的休闲庄园拍照编入书中，而且要把他收藏的十多辆名车全部拍照放进去。后来看到印好的样书，发现少放了两辆汽车图片（美编考虑版面太过重复，减掉了一个页码），老先生又固执地让人加印了那两部车的页码，非要另外粘贴在传记图书里面才分发出去，弄到大家哭笑不得。

老人家与太太感情并不好，晚年离婚分居，可是太太去世，他又燃起了夫妻之情，专门从美国进口了一副昂贵的西洋式金棺，将其厚葬于豪华墓园。

有意思的是，这位一生挥金如土、呼仆唤奴的大财主，向笔者讲述往事最喜欢回忆的，却是五六十年前，他作为左派华社的积极分子，在那个火红年代曾经有过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小城侨社的文艺骨干

1953年5月4日。

万隆旁边的小城芝马墟，中华学校礼堂。

一场由当地侨社——中华总会举办的“庆祝五四青年节联欢晚会”正在演出。

“下一个节目：中国舞——《美丽的姑娘》，请大家欣赏。”

女司仪走到台前，笑盈盈地大声宣布。

大幕徐徐拉开，音乐声中，两个扎着长辫子的姑娘轻快地旋转起来。她们穿着彩色花裙，头戴鲜花编成的小花帽，上身是雪白的衬衣，衬衣外面，一个套着红色紧身的小马夹，另一个是碧绿色的，脸上都涂了桃红的油彩。

动人的歌声开始在观众的耳边回响：“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独有你最可爱。你像冲出朝霞的太阳，无比地新鲜姑娘呀！”

台下的人紧盯着台上，渐渐感觉到有点不对劲的地方：

“哎呀，这两个跳舞的女孩子，怎么这样高大啊？”

“嗨！你看你看，左边穿绿马夹的那个，看她脖子上面的喉节好像男的一样啊！”

有个小学生突然小声而兴奋地叫道“哇哈！我认出来了，这两个姑娘都是男人扮演的，那个穿绿上衣的就是哥财兴”。（作者注：印尼华人称呼某某哥或某某姐，习惯于把哥、姐两字放在前面）观众们都看出了秘密，台上男扮女装的林财兴和他的同伴也忍不住笑了，他眯起眼睛，调皮地做了个鬼脸，刚才还很熟练的舞蹈动作也一下子变得笨拙了，惹得下面一片欢笑，接着便响起开心热烈的掌声。

林财兴（左）与小伙伴男扮女装演出新疆舞的合影。

联欢晚会的节目相当丰富，而且大多具有鲜明的、红色的、爱国主义的政治色彩。那是1950年代印尼左派华社文化活动的特点之一。

林财兴是整台晚会的主力队员，除了反串角色演出美丽的姑娘之外，他还和伙伴们演出了另一个舞蹈《歌颂毛主席》（见下图）。

接下来是一幕号召大家热爱祖国的活报剧《团结在五星红旗下》，这些华侨青年们分别装扮成当时中国社会各条战线的成员——工人、农民、解放军、国家干部等等，大家手挽手，肩并肩，斗志昂扬表达满腔的爱国热情。由于林财兴那时候已经是个有钱的小老板，所以伙伴们就让他穿一身米黄色的西装，打扮成一个资本家的模样，剧中的情节是：资本家接受了政治教育后，也主动进入到拥护新中国的工、农、商、学、兵行列中来。

翻阅这些当年留下的剧照，听着老人们津津乐道的回忆，我仿佛看到了时空转幻的历史场景。半个世纪以前印尼华社举办的这些活动，都如同在红色新中国进行的一模一样。

事实上，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六十年代，论在中国还是印尼,乃至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时代。

这一时期,全球性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思潮高涨，印尼民族主义也随之情绪高涨，在开国总统苏加诺狂热的革命理想影响下，整个国家形势明显地“向左转”。

1950年代毕业于雅加达的巴中校友陈友茂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对上述历史作过以下描述：

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左派华社经常用平和、欢愉的方式，抒发民族情绪、爱国情怀和革命激情。印尼华侨也成为当时世界各国华侨中，最爱国(爱新中国)的华侨群体之一，以至于当时在国内，“印尼爱国华侨”几乎就是“海外爱国华侨”的同义词。

新中国成立后，印尼爱国华侨即年年庆祝‘十一国庆’。规模逐年扩大，气氛也逐年升温，到五十年代末达到高峰。1958年10月，雅加达华侨社团和华侨学校，总动员组织空前盛大的庆祝活动。大会发言、歌舞表演、舞龙舞狮、锣鼓喧天，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伟大的领袖；《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解放区的天》、《社会主义好》等爱国革命歌曲响彻云霄；在华人聚居区，许多住户都在窗口悬挂五星红旗。到访雅加达华人商业区的外国游客，眼见满街的中文招牌以及飘扬的中国国旗，耳闻在空中回响的中文歌曲，误以为身居中国城市，戏言雅加达华人区是“国中之国”。

印尼中文报老记者沈慧争先生，也曾在印尼当时的左派《火炬报》这样报道过中国前线歌舞团来雅加达演出的情形：

“观众以万分敬佩、无比兴奋的心情欣赏了他们精湛的艺术，轰动四百万人口的雅加达。”“在朋加诺体育馆，老华侨找了四个钟头见到正在搭台的中国亲人，激动的心都要跳出来了，中国艺术家眼眶都湿润了。”“在快乐世界演出时，观众在场外聆听场内传出来的音乐声，看着毛主席派来的人，也就甘愿了，大家情不自禁地高呼‘祖国万岁！’。”

据印尼华人文化学者孙爱玲回忆：

“五六十年代印尼华人电影院放映中国电影之前，往往以纪录片为序。当那布满“雨点”的银幕上出现招着手的毛主席和周总理时，坐在满是臭虫的藤椅上的华侨观众便喝彩、鼓掌、吹口哨、欢跳，情绪激昂地高喊‘万岁！’把银幕上的领袖当成真人看待。“

上述大背景下，本书主人公林财兴先生当时所在芝马墟华社也是如此。每逢“五一”、“十一”、印尼“八一七独立纪念日”等重要节日，当地中华总会一定会组织举办各种庆祝活动，发动华侨和学生踊跃参加。除了文艺演出，也有舞龙舞狮、踩街游行、篮球比赛，以及放映中国电影等等，有声有色，煞是热闹。

林财兴活泼好动，只要有时间都会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忙得不亦乐乎。1950年代初，林财兴的小学同学都在芝马墟中华学校读中学，或许是为了弥补自己只上过三年学的遗憾，财兴业余时间仍然很喜欢去学校玩，与大家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课外活动，就像是一名不上课的编外学生。

青年林财兴。

同学们也都喜欢和财兴打交道，希望成为他的朋友。之所以如此，除了前面说的他性格豪爽，比较有人缘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当时林财兴已经是个有钱人了。他当了总经理，管理那家织布厂，属于小镇上的高级白领，待遇不低，老板甚至给他一点股份，年终可以分红。

他性格随和，又慷慨大方，能赚钱也会花钱。别人如果有求于他，不管是借钱还是帮忙什么事情，最常听到林财兴说的一句口头弹就是：“哎呀，随便啦！——没有什么的啦！”

他的好朋友吴义德回忆说：

那时候小汽车在小地方还是挺稀罕的，好像宝贝一样。一般的华侨中产家庭即使有汽车，也不一定舍得给别人用。林财兴就不一样，他有汽车，给朋友随便开来开去也不在乎。同学们有时候想到首都玩一趟，雅加达距离万隆200公里，那么远的路，财兴如果有事不能驾车带大家去，就让我们开着他的车出去，玩了一两天才回来。（见下图：左一系林财兴）

林财兴虽然很好说话，极少对朋友发脾气，但是在他看来不合理的事情，即使是华社那些有名望的侨领前辈做的，他也会拒理力争，甚至搞一出恶作剧捉弄他们。

有一次，为祝贺中国“十一”国庆节，芝马墟中华总会组织开展群众活动，林财兴等一帮年轻人被安排在街头表演舞龙。他们提前排练了好几天，表演那天上午又顶着火辣辣的日头，甩开膀子非常卖力，个个舞得满身大汗，博得观众一片喝彩。可是到了中午散场时，林财兴他们舞龙队这帮小伙子，每个人只领到一瓶汽水和两块面包，而中华总会的那些侨领却去了一家高级菜馆摆了两桌酒席。舞龙队的伙伴们都感到很委屈，林财兴更觉得不公平。有人问他：“哥财兴，你看怎么办？”林财兴低头想了一下说：“我去和他们理论！”

他涨红了脸，急匆匆来到那间菜馆，当面质问中华总会那几位主席和理监事：“你们天天给我们年轻人说，中国解放了，新中国讲人人平等。可是我们舞龙队多么辛苦，只有两个面包，你们却在这里大吃大喝。这难道平等吗！”侨领们被林财兴这一通指责，弄得又尴尬又气恼，只见那位负责人脸色一沉，拿出长辈的口吻说：“你们后生仔为社会出一点力还要讲价钱吗！你竟然这样和我们说话，简直是没有礼貌。”

林财兴原本理直气壮，可是反过来又被他们教训了一顿。他想不通，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去了。

过了不久，林财兴找到一个机会，小小地报复了一下那位“华总”负责人。一天晚上，“华总”有事要召集芝马墟的青年人在礼堂开会，财兴提前来到会场，并和几个“铁杆”朋友耳语了一番。当那位负责人从舞台幕后走到话筒前面正要开口讲话时，林财兴他们几个人一摆手，听众们全都呼啦啦向门外跑，准备训话的侨领还没有反应过来，台下已经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了。

“哈哈！我那时年轻，也调皮，心里不服气，就把他们搞得下不了台。——唉！”回忆起当年的趣事，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忍不住呵呵笑了，又轻叹一声摇了摇头。

1953年8月29日，印尼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在雅加达隆重开幕，新中国也派团参展，并在博览会广场搭建了三座十分气派的中国展览馆。展览期间，观众如云，好评如潮，华侨同胞更是为之兴奋自豪。林财兴开着自己的汽车，与吴义德等几位好友兴冲冲地赶去参观。他们拍了很多照片，熟悉纺织行业的林财兴还仔细观看了中国展出的纺织机械，每一座展馆都使他们留连忘返。

这次参观，对几位芝马墟来的华侨青年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华学校就一直追求进步，满怀革命理想的吴义德看了展览，更加坚定了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不久，吴义德便毅然告别了芝马墟的亲友，登上了开往广州的轮船。他回到国内，在湖南一个城市工作生活了几十年，退休之后定居在广州，并于九十年代去印尼探亲，再次和老友林财兴重逢。

而林财兴当年虽然也为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感到喜悦和振奋，但是早年度过的艰辛岁月，以及长大后在工商界打拼的经历，都使他比身边那些被红色激情燃烧的同龄人更加务实。林财兴没有产生回国的念头，他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自己和家人在印尼发展更有前途。

他决心扎根在此，希望将来也能拥有一家纺织企业。林财兴说：“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有朝一日，我要把全世界最先进的纺织技术和设备带到印尼来，好好干出一番事业。”

迫迁枪声响

1960年7月3日清晨。

一阵刺耳的枪声划破芝马墟小镇宁静的天空，令人震惊的西爪哇军警枪杀华侨妇女杨木妹和叶金娘的“芝马墟惨案”就此发生。

为了还原那场惨案的真实情况，52年后，笔者找到中国新华社1960年7月13日发表的有关报道，现摘录如下：

 7月3日拂晓，西爪哇军事当局派遣武装军警数十人来到芝马墟，强迫当地华侨迁移。在迫迁中，印尼军警竟然用手提机枪对手无寸铁的华侨妇孺开枪射击。华侨林敦华的妻子、怀孕4个月的杨木妹中弹当即死亡。华侨林玉的妻子叶金娘身中7弹，卧地呼救，军警不仅不准救护，反而威吓说如有人上前救护就开枪。后经华侨请求，叶金娘才在半小时后被运往医院，但因伤势过重，在途中死去。此外还有两名华侨受伤，数名华侨被逮捕。当日下午，西爪哇军事当局又派三辆坦克，满载武装人员在芝马墟巡逻，制造恐怖气氛，对华侨进行威吓，并且声称，多打死几个华侨也是一样。惨案发生后，正在万隆休假的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毛欣禹，立即向西爪哇军事当局提出共同到现场进行调查的要求，但是，这一合理的要求却遭到无理的拒绝。对于印尼西爪哇军事当局这种杀害无辜华侨的暴行，中国政府向印尼政府提出强硬的抗议。

最近以来，在印度尼西亚，反华排华的活动更加加紧。继印尼有关当局武力劫持“大宝康”轮和武力软禁中国驻马辰领事江燕的事件之后，西爪哇军事当局从1960年5下旬开始，又对华侨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武力逼迁。在逼迁过程中，印尼军警对华侨采取了逮捕、传讯、殴打、切断住宅水电供应、标封房屋和财产等种种蛮横手段。芝马墟军事当局甚至公然威胁说，为了强迫华侨迁移，不惜制造流血事件。这次发生的杀害华侨的惨案，显然是敌视中国和印尼友好的势力蓄意制造的。

印尼政府出动军人强行驱赶小城镇华人。

这场惨案，给许多人留下了长久的悲愤的记忆。那么，1960前后印尼发生的大规模排华事件，究竟有着怎样的背景和原因呢？

笔者根据这些年查阅的有关文献，并结合本人在印尼采访的见闻，试图作一些理性的分析，也使读者对此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如果从历史角度看，还要从印尼华侨的国籍问题说起：

印尼虽然在1945年8月17日就宣布独立了，但直到1949年12月27日，经由联合国出面调解，签订“圆桌会议协议”，荷兰殖民政府才把政权正式移交给印尼共和国政府。其第一任总统苏加诺，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领袖，他反对殖民主义的统治，主张建立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

同样在1949年，中国大陆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共产党以撗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将国民党政权赶到了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0月1日宣告成立。

1950年初，中国和印尼建立外交关系，当时两国都在除旧迎新，都还来不及讨论有关印尼华侨的国籍问题。

在印尼政府看来，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有那么多外侨以及不合法的双重国籍者长期生活在本国，确实有些麻烦并感到相当不爽。

因此，印尼政府于1950年根据与荷兰签订的有关华人国籍问题的协议，开始实行一种简便的方法：即凡在印尼出生的华裔人士，年满18岁以上，持有本人在印尼出生的字据，如果不向当地法院表态拒绝印尼籍者，即自动成为印尼籍民。否则就保留一个中国国籍。结果，大多数成年的华人都向当地法院表态拒绝加入印尼国籍。

主要原因是：当时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举国一派欣欣向荣，国际地位也大大提高，印尼华人群体便以保留中国籍为荣。尽管印尼政府鼓励华侨加入印尼籍，但大多数华人对此却无动于衷。尤其是一些老华侨认为如果加入印尼籍就是数典忘祖，对不起祖国。

在那个年代，印尼华侨的国家认同观念有这种倾向也是很自然的。

到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来万隆出席的亚非会议期间，与印尼政府签订条约，两国均不承认双重国籍，并规定5年后——即1960年该条约生效时，凡在华人出生的华裔都可根据自愿原则选择印尼籍或中国籍。

以周恩来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他不可能没有预见到，大多数华人将来还是要选择印尼国籍，这是他们在印尼长期生存的必由之路。但是面对广大华侨当时那一片真挚的爱国热情，他不便明说这是一个必然规律，不想让侨胞误认为祖国不要自己的海外儿女了。所以，到了1960年中印两国双重国籍条约生效时，中国驻印尼使领馆也只能在宣传上提出一个“三好”意见：选择印尼籍很好！保留中国籍也好！回到中国同样好！

当年印尼华侨青年的回国证件及在船上的合影。

印尼归侨学者陈友茂先生，在他写的那篇《二十世纪中叶印尼华侨青年 “回国潮”与“出国潮”》一文中披露说：

对于拒绝加入印尼籍的华侨，印尼政府实施惩罚措施。从50年代初开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外侨的管理条例和法令。这些主要针对华侨的条例和法令，限制和打击华侨企业、华侨学校和华侨社团；征收高额外侨人头税，加重华侨生活负担；恐吓申请回中国的青年学生永远不得返回印尼，力图阻止年轻的人力资源外流；严查套汇活动，堵塞宝贵的外汇走私流失；等等。但多数华侨仍然态度淡然、无动于衷。
印尼政府于是再颁布《1959年第十号总统条例》，禁止外侨在县以下乡镇地区从事零售商业活动，颁令散布乡村地区为数达84,000家左右的华侨“亚弄店”必须于1960年内结束营业，受到这个法令影响的华侨大约50万人，约占华侨华人总人数10%左右。

如果说1960年前后印尼发生的排华事件，与华人当时不愿加入印尼籍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讲，印尼政府一些当权者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长期以来看不到华人对印尼的历史贡献，也不愿意正视原住民欠缺勤劳创业精神的弱点，一味妒嫉华人的经济成就，从而一有机会就出台政策刁难他们，也使得很多华人无法对印尼产生归属感。

笔者的一位华人朋友廖展远女士告诉我，她曾经对一位指责华人只爱中国不爱印尼的情报局官员说过：

“我已经是第六代华裔了，早就把印尼看作是一个母亲。母亲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原住民，一个是华裔，我认为都是妈妈亲生的。但是你们为何只爱前一个孩子，而不爱后面这个，经常打骂虐待，又叫我怎样去爱这个妈妈呢！”

曾几何时，事实也确实如此。早在苏加诺总统时期，就有一条法令规定，只有原住民商人才有权力获得政府给予的官价外汇，用来做输入进口生意，那怕这个原住民只有一个空皮包，也可以充当头盘进口商。反过来对于华裔人士，即使你入了印尼籍，渠道很多，资金雄厚，商场经验再丰富，你也无权获得政府配给的官价外汇，只能充当二盘商。这一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市场上很快出现了当时被人戏称为“亚里峇峇”的模式。意思是在一间二层楼的店屋里，楼下坐着原住民商人“亚里”（印尼原住民男性的名字有很多叫“亚里”——ALI）；而楼上坐着真正操盘的华裔商人“峇峇”（印尼话通常称呼男性华裔家长为BABA——峇峇）。究其原因，那些原住民商人一无资金，二无关系，三无经验，他们只好将拿到的政府官价外汇再转卖给华人从中牟利，或者干脆挂个名在楼下做做样子，一切生意上的运作还是由楼上的华人老板料理。

万隆福清同乡会秘书长陈清章，对此也有同感。在他看来，因为宗教文化、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很多原住民尚未培养出勤俭节约、刻苦耐劳的习惯。

“比如说，政府也曾多次扶持他们，发给他们低息或无息贷款，鼓励他们从事工商业，与华人竞争。但是每次都有不少人一拿到钱就游手好闲，不做事了，有的甚至买汽车讨小老婆享受。钱花完了，贷款有去无回，政府也无可奈何。”

我们把话题再回到1960年发生的芝马墟血案，看看本书主人公林财兴先生在当时做了一件怎样的事情。

冒险接送中国领事

7月3日，印尼军方向芝马墟华人射出的子弹，片刻间夺走了两尸三命（死者之一的杨木妹女士被枪杀时已怀有四个月的胎儿）。事件发生后，中国大使馆接到报告，即刻指派驻雅加达总领事毛欣禹赶往现场调查，为难侨同胞讨个公道。但是印尼军部极力掩盖真相，对外宣称这一不幸事件是华侨在反抗中夺枪走火所至。他们不但封锁消息，而且派士兵在万隆附近山谷的一个路口（此路口系椰城到芝马墟的必经之地）设置关卡，阻拦中国领事的汽车。

此时，对中国使领馆来说，最要紧的就是查明真相，向全世界公开揭露印尼军方的罪行，使军方迫于舆论的压力而有所收敛，才能保护我们的同胞。

路口被封锁，汽车不让过，毛欣禹领事接到这一情报，不由心急如焚。他知道印尼天气炎热，如果不能尽快到芝马墟为死者验尸，尸体腐烂被迫下葬，最有力的证据就难以搜集了。于是，毛总领事打电话给万隆中华总会主席洪载德先生，让他通知芝马墟中华总会，要求当地华社想方设法协助他到达现场。

洪主席和芝马墟侨社领导商量了一番，决定派人提前赶往距离万隆20公里之外的一个地方，把中国总领事接送过来。经过慎重考虑，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本书主人公林财兴先生。

林财兴当时28岁，事业已小有成就。几位总会领导找到他，关切地问：“财兴呀！总领事的安全就要靠你啦！能够吗？”

林财兴听罢，并没有当场拍胸脯打保票。

半个世纪之后，林财兴先生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用缓慢的语调，轻声向笔者说起这件事，仍令人感到一种难言的沉重。

“那个时候去接中国领事，如果给印尼军队知道是很危险的。可是被枪杀的两位妇女都是福清人，是我的同乡，住在芝马墟街上也是我的邻居。中国领事要来为华侨伸张正义，不管怎样我都要帮忙。”

这位年轻的华商一向胆大心细，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但是他不怕冒险却不会蛮干，总要想一个出奇制胜的办法。

“我当时告诉他们，接送总领事来芝马墟没有问题。不过，我不必驾驶汽车去接，而是开摩托车去接他。印尼兵只懂得在路口查堵大使馆的汽车，绝对想不到中国总领事会坐我的摩托车过关。只是要给总领事打一个招呼，他不会觉得委屈才好。”

当地中华总会和中国大使馆都认为这个方案可行。

于是，7月5日一大早，林财兴便开着他的摩托车翻山越岭到达指定地点，接到毛欣禹总领事之后，一路顺利地驶向万隆。

7月5日下午，毛欣禹总领事终于带领有关人员来到芝马墟。当地陆军司令部一看阻挠不成，只得派了十多名军官陪同毛领事勘查现场，并由双方医生对死者遗体进行检验。

中国领事前往现场之后，雅加达中文《生活报》社长黄周规先生马上向领事了解情况，并口述事件发生经过，由外勤记录成文，以特大字号做标题，在《生活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芝马墟惨案”的长篇报道，派报员拿到各国记者云集的外交部附近叫卖，独家新闻迅即轰动了各国。当时的有关报道这样写道：

在调查时，见证人伤心地哭诉了杨木妹和叶金娘被野蛮地枪杀的详细经过。

见证人说，七月三日上午，当数十名军人到芝马墟用武力强迫那里的华侨迁离时，在场的华侨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还不 到十人，而且是赤手空拳的。见证人的这个证词拆穿了陆军当局所谓当时有六十人用木棍、石头、瓶子等围攻军人的彻头彻尾的谎话。

见证人说，杨木妹是被军人踢倒在地后又被开枪打死的。叶金娘是在杨木妹惨遭毒手后想走上前去救护杨木妹时被开枪打倒的。见 证人陈炳和当时离杨木妹所在地点最近。他说，他目睹一名军人对准杨木妹开枪，她立即死在离他一米左右的地方，他身上还染有杨木妹头部喷出的血迹。他也亲眼看到叶金娘在他附近中弹倒地的。

这些证词，雄辩地揭穿了印尼陆军当局所谓死者是由于“夺枪走火”而被打死的说法是无耻捏造。

这一事件被报道后持续发酵，一切有正义感的人士无不义愤填膺。中国政府照会印尼政府表示强烈抗议；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派代表团到总统府向苏加诺总统递交了请愿书；千岛各地华社纷纷组织侨胞游行示威；万隆、芝马墟华人工商界罢工罢市声援受害同胞；在叶金娘、杨木妹的中国老家——福清渔溪镇也举行了1800多人的群众大会，愤怒抗议印尼军事当局的野蛮行径。

1960年的印尼排华活动，以“芝马墟事件”达到沸点。之后，在中国政府的多方交涉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此次排华浪潮逐渐平息。

似水流年，小城芝马墟早已物是人非。历史文献记录了那场惨案，而林财兴先生当年冒险接送中国领事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这只是他青春岁月的一个片断。尽管他后来变成一个印尼纺织业大老板（他自己当年在侨社演节目时呼喊着要打倒的资本家），但那个火红年代给他留下的激情燃烧的记忆，却成为至今萦绕在他脑海的，最喜欢向别人讲述的往事。

2007年的林财兴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