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之后到七七事变： 一位开国少将的真实经历
写在前面的话：
每年七八九三个月，都有几个能够让人触摸到中日之间历史炎症的纪念日。
1937年7月7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这比欧洲战场要早两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至少1400万中国人丧生，多达1亿中国人流离失所。
而87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沈阳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则是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虽然历史的车轮已经驶过漫漫岁月，但那悲痛与反抗交织的条条伤痕，却始终烙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
刚才我在网上，又看到以下感性的文字：
现在的中国，经历了百年沧桑巨变，早已如一只雄鸡，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时光流转，几十万平方公里国土被日军铁蹄践踏的痛楚并未就此终结；岁月如梭，亿万同胞沦为亡国奴的屈辱的缘由我们仍时时诘问。战火硝烟也许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战争的苦难创伤，却横亘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中久久激荡。
于是，我想起自己写过的一位开国将军的传记，还有一段主人公九一八之后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间的往事，记载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从救亡到流亡，再到投身抗日的所见所闻和心路历程。现整理发表在此，
A:1936年的北平
北京，五朝古都。千年兴衰，说不尽的风云往事。
有人发现了一个规律：从1900年开始，每隔12年，也就是每逢农历子年，在北京，就会发生一系列轰动全国乃至影响世界的大事，令国人悲喜交加，嗟叹不已。
2008年，一位名叫陈虎的学者总结说：“1900年(庚子年)闹洋鬼子；1912年(壬子年)兴共和；1924年(甲子年)闹兵变；1936年(丙子年)闹小鬼子；1948年(戊子年)迎解放；而解放后的几个子年，热闹事就更多了，直到2008年（戊子年），中国举办了奥运会，才算是真正的举国狂欢，普天同庆。”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1936年的北京，以及那个年代在这个城市与本书主人公刘秉彦有关的故事。
那时的北京叫做北平，而此时的北平已不再是一国的首都。自1928年6月，国民政府北伐胜利之后，北京城失去了中国首都的地位，更名为北平。大批的政府机构，也随之裁撤或被迁往长江之滨的国都南京。
电视片《子年北京》里这样解说道：“告别了政客们的喧嚣，北平城安静下来，成为北方乃至全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这里大学云集，大学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这里拥有全国藏书最多的图书馆——北平图书馆，每天开馆时间长达八小时以上，读者可以在此阅读珍贵的典藏古籍和新出版的书刊报纸。1936年全国出版日晚报共375种，在北平编辑出版的就有48种，高居全国首位，北平的文化气氛可见一斑。”
那时的北平，还是一个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的城市，物价低廉，谋生容易。
1936年，北平繁华兴旺的西单商业街。图片来源：《国家地理1936年北平》
邓云乡先生在《旧京散记》一书里，这样回忆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市民生活：“如果一个人没有沾上嫖赌抽的毛病，愿意找一个事做，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地卖力气，哪怕是去拉人力车，或是给人当老妈子，也能挣够一家人的饭钱，过上个安稳的日子。同学的哥哥在红庙北师大附小当级任老师，月薪七八十元，家里太太做饭，带小孩，还养着读初一的弟弟。一家四口，住在四间西式红砖北屋，一间东房的小独院中，安安静静，优优雅雅地过日子。”
这是1936年的北平，貌似祥和平静，却因为濒临日本侵略者的虎口狼牙边上，实际上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人拍摄的北平前门正阳楼彩色照片。图片来源：《国家地理1936年北平》
保定学子刘秉彦，就是在这一年的四月来到北平城的。
他已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在此之前，刘秉彦害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那是1935年10月到12月间，先是在保定西关的司罗医院住了半个月，出了院回校上课，病情复发，又住进南关的法国医院。稍好一些，便被一位远房叔公——刘冸水先生的老伴接到保定后街的家里疗养。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六七千名大学生涌上街头请愿游行，冲破军警阻拦，汇集新华门前，要求政府对日作战，武装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中共党史称：这是中共地下党领导发动的抗日救亡运动，目的在于迫使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之后，这场运动继续发酵，声势浩大，并迅速漫延至全国多个城市。
正在保定亲戚家养病的刘秉彦，从每天的报纸上了解和关注此事。“草木凋零，寒风凛冽，一个民族在垂泪，冻住了的国民的心。”“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报纸上这些充满感性的语言，使刘秉彦内心受到强烈震动，“我躺不住了，时常回学校打听消息。但是育德中学很沉静，直到北京学生南下保定，我跟着看了他们的街道宣传，还有在保定市府门前的集会，才决定先回家去，然后再想办法去北平。”
刘秉彦在蠡县潘营村和全家老少一起过了春节。
此时，这个大家庭的掌门人仍是业已年迈的祖父。
那时候人们普遍结婚早，农村人家更是这样，刘秉彦虽然在保定读书，但在两年前他刚满18岁时，也由长辈做主为其包办了一门亲事。
女方大他一岁，识文断字，家境殷实，娘家在博野县东曲村，距离潘营村二十多华里，是当地一位乡村医生的女儿。这位医生在清末中过秀才，因科举废除便改行行医，受封建文化与陈旧习俗的影响，曾经逼着女儿缠过小脚，后来又放了足，但足部已变得畸形，行走很不利索。
刘秉彦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对这种包办婚姻并不满意，然而他又是刘家的长孙，不能不顺从于某些传统的束缚，况且他当时正在上学，尚未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但是这种顺从抑或妥协，毕竟难以给婚姻带来真正的幸福和长治久安。十几年后，一位漂亮的八路军女文工团员成为解放军师长刘秉彦的新伴侣，已经在革命阵营里百炼成钢的男主人公，终于为前面那段姻缘划上了句号，毅然决然，不再回头。守在家乡的女主人——其后半生亦为此忍受了难以言说的痛苦。这既是那个时代许多旧式婚姻的悲剧模式，也是建国初期那批功臣将领和进城干部，处理家庭及个人感情问题的一个缩影。
这是后话。
再说刘秉彦1936年初在家乡度过的那段日子，小两口的生活相对平静，但是他和家中长辈的关系依然不睦。在外念书的时候，他有时也会思念家乡，惦记家里的亲人，想念这平原的景物。但是一回到家，看到长辈们过着那种叫人腌心的生活，他就按捺不住离开的冲动，渴望远走高飞。
母亲早逝，空有一肚子学问的父亲因抽大烟而自暴自弃，虽然被祖父逼着从县政府辞职回了家，却还是游手好闲，无法顶门立户。他本人也为此常常自嘲感叹：“打从元朝，蒙古跶子就把读书人列为‘十儒九丐’，到现在什么朝代咧？还不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吗！”
眼看着名牌大学毕业的长子变成了这样，一生未曾见过大世面的祖父痛心疾首之余，便认定这是在大城市洋学堂书读太高给害的。所以，当长孙刘秉彦在保定育德中学读到高二时，老人就不让家里再出学费了。
我上学家里反对，更激发了我继续深造的决心，到北平念大学，然后找个好职业，是我那时主要的想法。因此又在育德中学下功夫死读书一年。一方面我是受过十三年资产阶级教育的旧知识分子，也在追逐个人前途；另一方面我也在革命时代大潮裹挟下，参加了‘左联’和‘反帝同盟’等群众性的革命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旧社会、旧家庭、旧制度的不满情绪，所以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的改造。
这是几十年后的文革期间，身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刘秉彦蒙冤入狱之后，所写的《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检查交待》，其中的一段文字。相信是他当年虔诚地向党交心的真实思想，并多少带有某些自虐式反省的意味。至今读来，不免令人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慨。
现在，刘秉彦要去北平上大学，祖父坚决不同意，并冷冷地撂下话来：“高中都毕了业咧，还要怎么着啊！你要上大学，家里绝不会再供你了，你非要去，那就自个儿想办法找职业挣钱吧。”
就这样在家拖延了三个多月，直到过了清明节，平原上的绿油油的小麦开始孕穗了，刘秉彦才匆匆走进这春天的北平。
B:当上了北大学生
这个地方叫棉花胡同，位置很好，在交道口南大街边上，旁边紧挨着南锣鼓巷、北兵马司，而且和宽街、地安门、什刹海、烟袋斜街、荷花市场等——老北京大大有名的地方相距不远。自明清以降，这一带街巷里就盘踞着不少王府豪宅，有许多达官显贵在此出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棉花胡同乙六号的四合院里，住着一户姓齐的人家。男主人是北平中法大学的教授，名叫齐凝之。
齐先生是蠡县大曲堤人，早年赴法国留学，认识在那里勤工俭学的周恩来。但齐凝之对政治不感兴趣，没有跟着周恩来从事共产党活动，而是一门心思做学问，攻读海洋植物学专业，回国后便在北平的大学当了教授。
1936年春天，从蠡县来北京求职兼求学的刘秉彦，住进了棉花胡同齐凝之先生的家。
为什么会投奔到这儿呢？原来齐家与刘家有亲戚关系，“他是我父亲的舅父的第四个儿子，他们是表兄弟，从小来往得比较密切，经过我父亲介绍，叫我住他家，并请他帮我找职业。”
齐凝之四十出头，家里有太太和三个上中小学的儿子。此外，还有一位名叫候恩矩的年轻人，与刘秉彦一起寄宿在齐家。
“候恩矩是齐凝之姐姐的儿子，即齐的外甥，辅仁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也是我在育德中学的同学。这个人在旧社会是个遵法守道的学生，不参加政治活动。我在齐家住的时候和他住在东厢房。”
在刘秉彦印象里，候恩矩的家境似乎比较富裕，生活条件优越，喜欢穿酱色的皮鞋，每天打扮的都很整齐。两人虽然同住一屋，但兴趣爱好却不同，彼此闲聊的话题，也只限于各自面临的功课及生活琐事。
刘秉彦在表叔齐凝之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找工作和上大学的事儿还没有着落，表婶齐太太脸上便显出了冷淡的表情。刘秉彦看在眼里，闷在心里，却做声不得。他只好白天跑出去，尽量不在齐家院子里出现，晚上才回到东厢房睡觉。
由于祖父断然拒绝再供他读书，刘秉彦此次出来的费用，是外祖父一家人资助的，所以花钱必须节省一些，而不能大手大脚。白天没事时，他会去北平图书馆看书，中午随便买点吃的，下午再接着看。他偶尔也去看场电影，或到天桥听几段相声，但从未进过戏园子，因为当时对他来说，看戏就属于高消费了。
住在一起的育德同学候恩矩，如果哪天没有课，也会带着刘秉彦到其就读的辅仁大学参观一番。这是一所教会办的大学，刘秉彦虽不喜欢教会学校，但是他感觉到了“辅仁大学的房子修得很漂亮，学生也有点洋气。”
就在刘秉彦为求职和上大学都不顺利而焦虑时，与他萍水相逢的一个陌生朋友，却和他一见如故，帮他跨进了北京大学的大门。
这个人名叫魏河。
正是刘秉彦在文革蒙难写检查交待时，曾经生动描述过几位早期朋友的相貌与性格特点的其中之一。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也曾摘录过，此处不再重复。
在有关材料里，刘秉彦详细回忆过他与魏河相识交往的经历：
一天，我到中法大学去，是为着看看学校里哪些工作我可以干，然后，再请齐凝之帮忙向学校提出安排我的意见，比如在实验室刷实验管之类的活。为此，我比齐凝之早出发，齐是坐黄包车去的。
我进了中法大学，齐也到了。这时，魏河正跟一位教授谈话，齐与那位教授见面，双方简要介绍了我和魏河，并要我俩做伴到校内去转转，齐凝之和那位教授就走开了。
我是第二次来中法大学，魏河却是第一次。我们看了实验室和里面的图书，法文的东西很多，觉得连这点活我也干不了。魏河要去看教室，我带他看了一两间就攀谈起来。魏河说他从天津来，是南开的学生，暑假时要来北平考大学。他今天是跟那位教授随便来看看学校的，很快就要回天津了。我向他讲述了找职业的心情，先找个吃饭的路子，再设法进大学进修，并冒昧地向他提出可否介绍个关系帮忙安排。魏河说，他在北京没有安排职业的关系，要上大学，比如插班一类的，可助一臂之力。就是这样的回答，对我也是鼓励，也是支持。
我觉得这位同学很热心，而且熟悉北平，他的关系一定不少，对他产生了幻想。我邀他到齐凝之家去玩，他邀我到北河沿公寓，并说他暂时住在那里。又转了一圈我们就分手了，他没等那位教授，我也不等齐凝之了。出门后，就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晚上我就到了北河沿公寓，去找魏河。这里有名字，但没有门牌号码，是北大学生住的地方，比东西斋的房子似乎好一些。我还记得，家在北京但离得比较远的同学也住在里边。在这里我认识了李之，她也是来找魏河玩的。另外还的两个人，经常进进出出，没有坐下来谈话。
这次谈论的话题很宽，主要围绕着北京学生各式各样的学习方法。例如：插班、旁听，或者由其他学生带进教室听主课，还有进修。穷学生还有夜间拉洋车的，也可用肄业证考插班，有各式各样职业的人可以做校外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办法。魏河说我是保定名校育德中学的学生，功课好，插班上北大没问题，有关手续在北大二院、三院都可以办。我请他帮忙办一个，他答应了。
隔了一天，魏河告诉我到西斋去谈插班读北大的专业及手续问题，是立即办，还是暑假后再办注册。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姓张的同学，高个子，很粗壮，像个运动员，他是河北保定附近的，在北大数学系念书。张同学谈到了数学系教授张松和系主任冯祖昫的一些情形，并说，如果和两位教授谈谈，他们通过了就可以办手续插班。另一个同学对我说，学这个数学专业毕业后只能当较员，是个“冷门”专业，当场有人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数学系并非“冷门”。我说，我就要干这个“冷门”，非要攻克数学这一关不可。魏河又介绍一位忘了名字的同学带我到北大二院和三院参观。那天就确定了这个专业，并决定尽可能提前注册。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中法大学校门。
在魏河热心奔走，穿针引线的联络下，刘秉彦找到北大数学系教授张松和系主任冯祖昫先生，经过面试，就插班读书一事取得了他们的同意。魏河要回天津了，刘秉彦为了表达对他的感激，便邀请魏河到故宫游览，魏河带来了女同学李之，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和刘秉彦在故宫玩了一天。其间，这群年轻学子们畅谈了几个月前北平发生的“一二九”运动，还说起了一个叫“民先”的组织，这是一支由华北进步青年组成的团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是“一二九”运动运动的产物，也是“一二九”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刘秉彦这才知道，李之和另一位男同学都参加了“民先”，都在积极宣传抗日救亡。那位男同学对刘秉彦说，魏河也是天津“民先”的，魏河笑而不答。
此时，刘秉彦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左联”身份。他想，这些日子自己在家乡和北平，一心想着出来找工作和求学的事情，与进步的学生运动离得远了，和救亡运动也离得远了。“我感到内疚和痛苦，暗下决心，要尽快和北大的“左联”组织联系上，投入到他们的活动中。”
魏河走后，又寄明信片给刘秉彦，告诉他到一个朋友家去拿入学手续。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刘秉彦拿了插班上课手续和课程进度表及一些讲义，就兴冲冲赶回棉花胡同表叔齐凝之家，叫上表弟和他一块儿看了场电影，以示庆贺。星期一早上，他便赶去北大二院听了一场大课，他被编入数学系三五年班。
刘秉彦在北平中法大学偶然结识的朋友魏河，为人真是肝胆，对刘秉彦尤其是非同一般的仗义。他俩在北平一共相处了一周时间，萍水相逢，可是这个看上去瘦弱病态的小伙子，却给了他如此重要的帮助。
他俩后来又通过几封信，最后一封信是魏河于1938年从天津用挂号寄给他的。魏河在信中难过地告诉刘秉彦，他的女朋友李之，就是在北平和他们一起谈话，一起逛故宫的那位女同学，已经死于抗战。
再后来，他们即中断了联系，再也没有魏河的音信，但刘秉彦几十年后也忘不了他，忘不了与魏河短暂交住的许多的细节。
刘秉彦插班进了北大之后，就告别了齐凝之一家人，从棉花胡同搬了出去，他后来住在西城皮库胡同的复兴公寓，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才离开。
这里说一下表叔齐凝之先生和那位候恩矩同学后来的情况。
北平沦陷后，齐凝之便举家南迁到云南昆明，他又到西南联大当了教授。齐凝之1947年出版了一本专著《养鸡之学理与实际》，当时畅销，流传至今，旧书市场仍可见到。
候恩矩从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北京做了很多年的中学老师。建国后五十年代刘秉彦和他见过面，七十年代在北京师范学院当教授直到退休。
C:救亡与流亡之路
正当刘秉彦坐在北大数学系的教室里，弃文从理，发奋攻读，并且对那些艰涩抽象的数学公式，开始产生兴趣的时候，北平最后的平静日子到头了。
有资料说：“此时的北平城，虽然仍由二十九路军守卫着城门，但是城外已是无险可守了。当时的北平，北面有在热河省集结的关东军虎视眈眈；西有日本人操控下的伪蒙古军四万人荷枪实弹；东则有日本的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拥兵自立。唯有西南方向的丰台、宛平一带，还在中国军队的手中。为争夺这条北平城最后的生命通道，日本驻军和宋哲元的29军冲突不断。
北平，已经是一座四面楚歌的危城。”
这种形势下，爱国学生的救亡热情再度高涨，中共领导的北平“民先”与“学联”加紧进行各种宣传活动。
1936年下半年，保定“左联”负责人候建民▲⑴，即向已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刘秉彦和郝品芬（刘秉彦的育德中学同学，此时也考入北大）等盟员发出指示，要他们就地参加“学联”和“民先”组织，积极推动学生救亡运动，候建民告诉他们，这也是中共党的决定。因此，刘秉彦和郝品芬在北京大学都是以“民先”与“学联”面目出现，参加各项活动的。
这些“民先”和“学联”爱国学生们，当年宣传抗日救亡时，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和情形呢？
杨沫在她的小说《青春之歌》里，描写了这样的情景：
屋里十来个青年沸腾似的议论起来了。只有林道静仍坐在角落里不声也不响。她细心地听着他们的谈话。这些话，不知怎的，好像甘雨落在干枯的禾苗上，她空虚的、窒息的心田立刻把它们吸收了。她心里开始激荡起一种从未有过的热情。她渴望和这些人融合在一起，她想参加到人群里面谈一谈。
“卢兄，”许宁冲着卢嘉川突然又喊了起来，“卢兄，你说我们怎么办啊？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一屋子的青年——包括林道静，听了许宁这句话，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卢嘉川——好像他们的出路都在他身上似的。
一个个的脸上都显出不可抑制的苦闷和焦灼。
卢嘉川看看对他流露着无限期望的一屋子青年，也向林道静那儿望了一眼，就用低沉的声音轻轻地说：“你们想找出路么？对，咱们大家都在找出路——整个中国也都在找出路。那么，出路在哪儿？我想出路就在反抗，出路就在斗争，出路也就在把咱们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知识分子能有什么出路？今天，我们首先就要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然后才有我们个人的出路和解放……”
《青春之歌》是中国大陆1959年上映的一部电影，由女作家杨沫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图为谢芳主演的林道静在北平一二九运动中发表抗战演说。
杨沫是湖南人，性格里就带着叛逆的因子，所以她的人生也是幸运且与众不同。作为一名红色女作家，她的作品也大多是源自于自己的生活。也许正因为这样，她的作品真实，受到人们的喜爱。
杨沫所写的上述场景，正是作家本人在北平亲历“一二九”运动无法忘却的青春记忆；也是本文主人公刘秉彦等爱国学生及革命知识分子宣扬救亡图存的真实写照。而几年后，刘秉彦又成为杨沫的战友和上级领导，一位是八路军冀中十分区司令员，另一位则是十分区所属《黎明报》的编辑。他们彼此熟悉，结下战斗的友谊，并在晚年共同作证呼吁，一起努力，为一位沉冤已久的抗日堡垒户平反昭雪，留下一段叫人唏嘘感动的故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杨沫与丈夫——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建民的合影。他们夫妇抗战时期都曾经是八路军冀中十分区的中共干部。
而1936年秋天的北大学生刘秉彦，还只是一个为“学联”和“民先”跑腿送信的交通员。他担负了从北京大学（沙滩）到清华大学送文件的任务。在刘秉彦记忆中：“那些宣传品都是在雍和宫外院的西厢房里油印的，其中包括北大办的进步刊物《浪花》，由我和一位同学徐明分别在每个周末骑自行车跑一趟，交给清华大学一个叫小王的年轻人，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这年12月12日，北平学联又组织了“一二·一二”示威游行，声援绥远抗战。北平当局劝阻未成，决定于景山和学生对话。国民党29军军长宋哲元答应到场。学联指示刘秉彦、杨雨民等人多带一些学生提前做好准备，要面对面，逼宋哲元做出抗日承诺。当天上午，宋哲元将军乘车抵达景山街路口时，立即被守候在这里的300多名学生团团围住。
刘秉彦和同学们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宋哲元下车向学生要传单。学生围在他身旁，向他说明示威目的。双方进行了诚挚的对话。宋将军听了学生的申诉，面带笑容乘车离去。后来，这位国民党将军率29军同日军激战，虽兵败撤离平津，但却彰显了他作为抗日将领的最后决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2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率部下将领通电全国，请缨杀敌，写下“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之壮语。
下午，宋哲元因故未能再到景山。
北平市长秦德纯与学生见面。学生们一再高呼：
“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拥护秦市长领导救亡运动！”
秦德纯在讲话中对大家说：“诸位是爱国的，29军也是爱国的，我秦某人的爱国心也是不让于诸位的……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是民众的力量。”
多年以后刘秉彦回忆说：“当时在场约三百四十多名学生，其中有杨雨民、陈来崇和我，还有一向不热衷政治的铺仁大学学生候恩矩，也被我拉来了。这是学联和左联有计划组织的一次行动。”
第二天一早，西安传来消息，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把他扣押了。刘秉彦说过自己当时的心态：“我认为时局会变，也有些茫然，但是很痛快。”
转眼到了1937年夏天，北平酷暑难耐。
7月7日深夜，卢沟桥畔的枪声敲碎了宁静的夜晚——“七七事变”爆发了。7月8日晨5时，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还击，英勇作战。
国民政府第29军37师机枪手在卢沟桥与日军对峙。
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情的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以各种方式慰劳前线将士；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
刘秉彦也加入到募捐和远途慰问29军官兵的行列中。他是这样回忆的：
情况紧急以后，听说北京大学组织了临时伤兵医院，我第一次到三院去看，东西斋的人很杂，有不少校外的人到这里来，学生早已回家的有一大部分，到北京考学的人混到里面去住。生人很多。
北平市各界联合救国会的一位姓彭的同学，正在那里动员人们去募捐，主要是“一大枚运动”（旨在号召人们至少捐一枚铜钱），也募集麻袋、背心、毛巾等。因为工商系统有专人做，我们划分小组串住家，我在莲子庵一带干过这些宣传，收集到的东西送到后门募捐站。在这一带工作的负责人是王克勤。我曾动员陆克去，记得他去过。中午，我跑到陈云航家动员他，但他是不跟我去的。
远途慰问队，是不少学校的学生和职员联合组织的。在这以前慰劳的物品都转送二十九军的机关，救国会同军队的机关打交道。后来学生提议直接送前线，那时的前线就是南苑和卢沟桥，要自备洋车（自行车）参加，我们这一队是以北大、平大和一部分职员为主组织的到卢沟桥慰劳。我报了名，并借了一位同学的自行车，第二天一早出发，到宛平县城北的森林，那里是沙包，是第一次卢沟桥主要作战的地方。宛平县城内住的是第三营，那营长姓张，接见了我们。
29军大刀队战士。
北平城外的战火点燃之后，虽经29军官兵浴血奋战，北平市民同仇敌忾，但终因中日双方实力悬殊，守军战略决策亦有失误，顽强阻击20天后，日军援兵抵达，向北平发起总攻，旋即占领市区，29日古都沦陷。人们纷纷开始逃离自己的家，踏上流亡之路。
1937年8月，平津铁路恢复通车。日伪当局把城门和交通线控制得很严，在北平郊区的各主要路口都设了关卡，对学生和有军人嫌疑的人检查特别仔细。虽然出城要冒极大的风险，但仍有很多不甘心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的青年学生和军人离开北平南下。有人如实地记叙了这一段难捱的经历：“一登上火车，旅客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讲话，奇怪的是连小孩子们都不哭不闹，好像他们都已经懂事，知道自己的长辈处于什么境地。火车开动了，日军开始检查，有两个日本兵持枪站在两个车厢门口，监视着旅客们的行动。另两个着手检查。检查的重点，一是学生，二是军人，学生宣传抗日，第二十九军打过他们，日军对这两种人恨之入骨。……每检查到一位旅客，全车的旅客都为之担心，尽管默默不语，但从表情上都能看出来。我们车厢里被抓走三人，后来放回一人。每抓走一人，大家忧心如焚，放回一人，都为之高兴。旅客们虽素不相识，但在残暴的敌人面前，共同的民族感情，把全车的旅客紧紧联在一起。”
日本画报里卢沟桥事变后铁蹄占领北平的日军。
被战乱中扼死了大学梦的刘秉彦和同学们，此时也要离开北平南下，在流亡中寻找生存和救亡的途径。
他在有关自述中写道：
守军和日军第二次打起来主要是三个地方，开始是通县和南苑大红门，两天后就到了北苑和西苑，敌人很快又占领了南口一带。每天看号外，都是好消息，突然大街上拆除麻袋工事。汉奸杜毓桂出了布告。我到北大去探消息，有组织的活动都没有了，大家纷纷研究出城。我回到复兴公寓，同学们也很沉闷紧张，这样的空气连续了十几天，天津至北京的火车通了，并有几批绕天津走了。天津的来人传说这条路是安全的。如何走法？同学中有争议。我主张徒步走西路回保定。这条路也有人去过了。我又去北大乱营中去听消息。遇到参加过募捐的两个男女同学，愿和我走西路去试试，清华大学有他们的熟人。我回来告诉陆克，同他们一起出了城，第一天到清华，找到大罗，联合了两个同学，后来又有燕京的两位同学愿意走西路的。
我的东西一部分进了当铺，一部分存在杨树芬同学家里。
第二天到了黑龙潭山包上的小学校，原打算去找一位姓刁的教员，这位教员是育徳中学师范班毕业的，是李绍华的朋友，我也见过面。结果，不但没找到人，而且听看守学校的人说，西路土匪很严重，走这条路的人，被搜光劫空的不少，并说敌人往南口一带已经向南走了。我们七个没有任何经验的学生，没一个敢走这条路了。下午又返回清华大学，决定再进城，走天津这条路，
他们坐火车到了天津，然后去塘沽港买了船票，登上一艘外国轮船。在港口有很多乘客被日本兵盘问搜身，或者用闪着寒光的刺刀抵在人们的胸膛，其粗暴举止令人提心吊胆。
船行到海上，只见浪花翻滚，地平线渐渐消失在水天相连的远处，大家总算松了口气。虽然离了危险，但是一路过来目睹日本兵的野蛮行径，刘秉彦和同学们的心里像是被石头压着，沉重而又痛楚。他们见证了日本人的残暴，感受到被虐待和羞辱的滋味，永远忘不了侵略者邪恶的嘴脸。
这个时候，不要说刘秉彦他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只要是个男人，还有一点血性和爱国心，相信都会萌发出杀敌报国的冲动。
船到山东，刘秉彦他们在青岛码头上了岸。
他也记述过此后的一段经历：
我们一同到了朝阳小学校。青岛市已经有前几批学生到这里，人已经越来越多。我和陆克他们在一起休息，稍作安排后，我找过大罗他们，另外还有一个比大罗更负责一些的同学，去接待站联系，就在这一天打起的“京津流亡同学会”的旗帜。决定同济南联络，要求青岛市向山东省教育厅发电报，要求山东教育厅为流亡学生设法安排车辆和救济。
青岛街上也有小分队作抗战宣传，此时青岛情况也是一日几变。听说防守青岛的国民党军队是水警总团。我到街上做过宣传，在码头接过一次流亡学生，然后又坐火车经由济南去郑州。
在前往郑州的车上，沿途有很多站，但都不换车，我们坐的是闷罐车皮。我和陆克坐在一起，车厢内大部是东北流亡同学，沿途淌着眼泪唱“东北流亡曲”，大罗曾到过我们的车厢，是哭着出去的，这一点我印象最深。
在郑州东站：同学们有三个方向：一是到武汉（当时还是后方）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二是到太原或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转去延安参加抗日；三是沿途分别返回家乡。
我在郑州车站和大罗他们下了火车。一路上谈论东北义勇军，各自回家搞义勇军的声浪很高，惜别时都是用这种话相互鼓励。
接下来，刘秉彦是和那位叫陆克的同学一起回到冀中平原的。
此前，家在河北的同学大多从郑州坐火车到了石家庄。但当时石家庄已遭日军飞机轰炸。保定已经失守，火车还可以开到定县和望都，但不能通到保定。刘秉彦和陆克商量后，决定随车尽量向北开，到不能前进时再下火车徒步回家。他记得，当时有不少同学因为火车不能到保定，便临时决定到太原去了。
陆克是定州人，在定州车站，刘秉彦与陆克握别分手，依依不舍。从定州下车后，刘秉彦到安国，经博野步行回家。走在路上，遇见了正在从河间县一带向南撤退溃败的东北军。山河破碎，眼看家乡父老就要遭受煎熬，刘秉彦不禁暗暗吟诵着自己两个月前作的一首诗：
《七绝·投笔歌》
泪眸投笔卢沟桥，秋水长天磨战刀。
烽火平南何所惧，劈波荷淀浪滔滔。
这是7月24日那天，他在北平和同学们在宛平县慰问前线守军时写下的。那时还在盛夏，转瞬已到秋天，这两个多月，不管是救亡运动中的奔走呼号，还是流亡途中的颠沛流离，都成为刘秉彦从书生转变成战士的必然选择。
▼注释1：侯建民，又名侯卓夫，白洋淀抗日武装雁翎队的命名者。高阳县人，生于1914年，15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著名的高蠡暴动准备工作，失败后出走北平，直到1934年回到育德中学复学。在此期间，侯卓夫领导了“文学研究会”等进步社团和声援北平1935年发生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侯卓夫到安新白洋淀一带组织领导抗日救亡活动，面对白洋淀美景，侯卓夫写了一首歌曲，让人谱曲四处传唱：“远望着碧水苍苍，柳岸村舍，苍翠的苇塘，渔船在微波里荡漾。月光下，一丛一簇灯火，抗日歌声高唱，幸福的家乡，敌人来烧抢，只有抗战胜利才能得安康。”
1938年8月调任冀中九地委巡视员，并任新安县委书记。1942年农历9月，侯卓夫在安新北六村检查工作时，因投敌分子出卖被敌伪军包围，侯卓夫与敌枪战，用最后一颗子弹英勇自尽，年仅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