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印尼军队秘闻及华人将军熊德怡的故事：中华文化的守望者和大功臣

他是苏哈托当权时期唯一的华裔将军；

他是印尼华人全国百家姓协会的首任主席；

他为推动印尼政府将春节定为国家法定假日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发起创建了“印尼华人文化公园”，义务当园长，不领薪水天天上班坚守岗位15年；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千岛之国展现中华文化的“华族之窗”。

他叫熊德怡（Tedy Jusuf 泰迪·尤素夫）——堪称印尼当代客家人的典范。

本文今天讲熊德怡退役准将的故事，先从他的童年时代说起。

 “当兵就是为了让父亲不受欺负！”

66年前的1954年某日。

印尼，西爪哇小城茂物（Bogor 音译博果尔）的一条街巷里。

一个10岁的华人男孩在上学路上，被一群小流氓拦住。领头的家伙十六七岁，拿着一把生锈的切菜刀在男孩面前比划，然后搜走他身上仅有的几毛钱。

“这种事情已经不止一次，可是我身体瘦弱，不敢反抗，因为那时打不过他们，又能怎样！”小男孩因为害怕而绝望。

放学回家看到的一幕，更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刺激。

两个当地治安民防队（Hansip）的印尼人，正在爸爸开的皮箱店敲诈勒索。爸爸低着头坐在桌子前，对那两个人说“今天没钱，或者下次吧”。民防队的人不高兴了，抬腿踢了爸爸一脚，说，“这不是我们想听的解释！”接着又踢倒一把空椅子，才气呼呼地离开。

男孩的父亲仰起脸来，他戴着老花镜，泪水无声地在镜片后面流淌。小男孩跑过去抱住父亲的肩旁，忍不住哭出声来。他发誓一般告诉父亲：“爸爸，我将来一定要去当兵，没有人敢这样对待你！”

1955年，11岁的熊德怡。

这个瘦弱的小男孩，正是本文主人公熊德怡。

12年后，华人男孩熊德怡从印尼陆军军官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东爪哇西多尔乔（Sidoarjo）野战部队第519营，当上了一名中尉连长。他穿着军装，腰挂手枪，第一次休假回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教训欺负他和父亲的那些坏蛋。

我还记得那个上学路上抢我钱的家伙。我问姐姐，那个人在哪里？姐姐说他现在街上修补自行车轮胎。我和姐姐满怀信心地去了那里。我命令那家伙蹲下，用脚踢他面前水桶，问他：“喂！你还认识我吗？”他不敢看，他认出了我姐姐，什么也不敢说。我很想狠狠踢他一脚，但是看到他那副可怜相，又不忍心了，于是便放过了他。

回到家里，我又打电话到民防队，找到12年前踢我父亲勒索钱财那两个败类。我说我是皮箱店老板的儿子，现在是印尼国军连长，如果你们再敢打扰我父亲，我就开枪打碎你们的脑袋。那两个家伙连声道歉：“是，是。对不起！先生，我们绝对不敢了。”

2015年，年逾七旬的熊德怡老人，在雅加达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华人世界”栏目组采访时说：“我小时候好几次看过，我爸爸被印尼人欺负，欺负到他很伤心。那么我看见爸爸这样伤心，心里面就决定，长大一定要当兵，能够保护我的家人。”

当上印尼军官，熊德怡不仅仅保护他的家人，但凡看到有歹徒欺负华人，他都该出手时就出手。

他早年在东爪哇丹迪姆当连长，有报道称当地有几个暴徒勒索华人学生，抢了他们的钱，鞋子甚至书包。

熊德怡立即命令手下一个叫巴宾萨的大块头士兵冲上去，把那几个家伙扔进一条肮脏的河里。他回忆说：“显然，这伙歹徒向驻军司令部告了黑状。于是宪兵逮捕了巴宾萨。我马上去找驻军参谋长，一个准将级军官。我说巴宾萨是我的部下，要求释放他。但我的请求被参谋长拒绝了。我又说，那我找司令说理去。我向准将敬礼并离开了房间。很快他就给我回了电话，说不需要去找司令，现在就把巴宾萨放了。这样，我才放心地回家。”

1970年代，担任印尼陆军连长的熊德怡。

1969年9月，熊德怡调任东爪哇波隆市（Porong）驻军第509步兵营连长。

一个炎热的下午，他正走在军营外的公路上，突然听到来自泗水方向的小巴司机大喊：“有中国人的商店被烧毁了！” 熊德怡向车上的乘客询问泗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说有骚乱发生，暴徒抢劫并烧毁了一些商店以及华人的汽车。

熊德怡判断，这场骚乱可能会蔓延到部队驻扎的波隆市，于是马上回到连队打电话到营部，请示上级要求做出必要的部署。但是电话线中断，没有打通。他便下令集合全连士兵，要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我和几位排长谈话，说波隆市受到暴乱的威胁，我们该怎么办？所有人都同意阻止，大家说，如果波隆市被骚乱摧毁，我们的脸放在哪里？我于是下令，为防止破坏和抢劫，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如果发现有人抢劫，可以开枪镇压。随后，我把部队迅速扩散到波隆市的公路上，

几分钟后，几辆满载暴徒的卡车连续从路上驶过，但是看到我们的部队已经部署完毕，卡车不敢在波隆市区停下，他们向南开去，几小时后收到消息称，另外一个名为South Porong的城市发生骚乱，被洗劫一空。而我部所在城市得以幸存。我为此感到欣慰，但同时也很内疚。我想我应该阻止那些卡车上的暴徒，并命令他们返回各自家中，以保全南部的城市。但是我那年只有年25岁，还缺乏对付骚乱的经验。

对这一事件，我得到了旅指挥官的直接称赞。而我的上级——第509步兵营指挥官却被旅长斥责，因为营所在地的西多阿尔霍地区被骚乱破坏了。

为了表示感谢，波隆市区的华人送给我一套橱柜和一张床供我结婚。我去当地小吃摊吃东西，或到店铺购买日用品，那些小商贩都不肯收钱，这让我只好波隆以外的地方购物。而闲暇时我和当地人一起看电影时，他们会热情地搬一把椅子过来让我坐。

平生嫉恶如仇的熊德怡，是海外客家人的后代。

1944年5月，出生于印尼西爪哇山城茂物。

他的中国祖籍地，在广东梅县三角镇泮坑村。父亲熊如厚是位制作皮革的手艺人，上世纪二十年代十几岁时从家乡梅县来到印尼，后成家立业，在茂物开了一间皮箱店。

熊德怡的母亲印尼名叫玛里安·布鲁格曼（Maritje Brugman），是一名中国人与荷兰人混血的侨生——其华人祖母嫁给了一位印尼的荷兰人监狱长罗伯特·布鲁格曼。

熊德怡的父亲熊如厚和母亲玛里安·布鲁格曼1955年留影。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熊德怡的母亲有着明显的中国人与荷兰人混合体的模样。

虽然熊德怡身上也有四分之一的荷兰血统，但是他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印尼华族一分子。“中国人来印尼已经有四五百年历史，许多人已经是第八代了，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我们与整个印度尼西亚民族融为一体。”

熊德怡共有九个兄弟姐妹，他排中间，上有几个姐姐，下有弟弟妹妹。

熊德怡的妈妈能讲荷兰话。他出生时，印尼还处在后荷兰统治时代，五岁那年被送去上了一所荷兰语学校。父母当时认为，如果孩子们想当医生，公务员或杰出人物，应该学会讲荷兰语。

读到四年级，因为不会唱歌，而被老师责备，在全班同学面前罚站，他于是从荷兰学校转到当地华侨办的新华学校，高中时去雅加达八华学校就读商科，直至毕业。“我能说国语普通话，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语言，我为此很感激华校老师，毕竟汉语普通话作为联合国的通用语言之一，现已成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使用人数已达到17亿以上。”

1960年代初，熊德怡（前排左二）与同学在雅加达八华中学的合影。

戎马生涯的考验

熊德怡18岁投身军旅，到1999年以准将军衔退役，他在印尼军队的戎马生涯整整持续了37年。

尽管入伍初期，他因华裔身份遭受过很多歧视，但熊德怡还是凭着忠毅英勇逐渐崛起。先后担任过步兵副营长、印尼国军驻东帝汶第16团作战司令、雅加达西区0503部队指挥官、陆军情报部高级参谋、北苏拉威西省131军区司令等重要军职。1994年晋升为准将，1996年代表武装部队，获选担任印尼众议院（国会）议员 。

他是苏哈托时代唯一获得将军头衔的印尼华人，并从不讳言自己的华裔身份。

退役之后的熊德怡，积极投身于华社的创建及运作，发起创办了印尼第一个全国性的华人社团——印华百家姓协会。在其担任总主席期间，该协会广泛发动参与慈善救灾，平息排华纷争，在促进社会安定与族群和谐方面功不可没。

在他带头奔走呼吁下，印尼结束了华人春节不能放假的历史，并由第四任总统瓦希德批准颁布，将这个中华传统最重要的节日确定为印尼国家的法定假日。

熊德怡晚年倾尽全力，主持了印尼华人文化公园的筹建和管理。自2005年至今，他义务当园长15年，天天来此上班，时常用自己微薄的退休金补贴工人，默默守望着这个代表印尼华族的“中华文化之窗”，历经磨难，矢志不移。

鉴于华人在印尼从军者少之又少，因而这个国家的军事领域对华裔而言鲜为人知，对普通的中国读者来说就更显得神秘。所以让我们再从熊德怡将军的下列人生片段中，解读其军旅生涯，并了解一点印尼军队的趣闻和“内幕”。

军事学院的“魔鬼式训练”

1962年，18岁的熊德怡华校高中毕业，决定按照童年愿望参军入伍。他报考了位于中爪哇马格朗的印尼军事学院，并被顺利录取。

这是开国总统苏加诺时代，印尼和中国关系比较友好，还没有翻脸为仇，类似熊德怡这样拥有印尼国籍的华人青年，尚有机会成为军人或政府工作人员。如果是后来排华严重的苏哈托时代，华人在政治文化方面统统被打入另册，完全不可以参军、当公务员，而只能经商做生意。

尽管如此，熊德怡报考军事学院的年代，也很少有华人子女愿意当兵。除了训练艰苦，工资收入低，还有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素——印尼是回教国家，军人几乎百分百是穆斯林，与华人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惯差别很大，到了军队也很难适应。

家传信奉基督教的熊德怡，当然也遇到这些难题，但是他仍然不顾母亲流泪反对（父亲对儿子的选择给予支持），跃跃欲试，要为自己的梦想奋斗一把。

1963年，印尼军校二年级学员熊德怡。

多年以后，熊德怡在其出版的印尼文自传中，记述了有关军队生活的种种细节。笔者借助谷歌翻译，花两天时间通读了一遍，现摘录如下：

马格朗军事学院的开学典礼，在蒂达尔山足球场举行。那天早上，我们所有人都拿了包裹，包括绿色衣服，帽子，钢盔，靴子，内衣，背包，毛巾，蚊帐，饮料杯，碗，勺子等。作为准战士候选人举行。我们的衣服通常都是超大的，上面有一条红丝带，并使用重型钢盔。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入学典礼还没结束，恐怖的考验就开始了。操场外突然响起接连不断的猛烈爆炸声，以及机关枪连续射击的声音。所有的新学员被命令就地卧倒，并寻求庇护。一二三年级学长过来用黑布遮盖了我们的眼睛，然后用棍子击打我们的头盔，肩膀和腰部，声音震耳欲聋引起了恐慌。我们蒙着双眼，被指示要爬过草地，芦苇，石头，排水沟，柏油马路，然后钻进一个大铁桶里，缩成一团。好容易头晕目眩地从铁桶里爬出来，还必须爬过带刺的铁丝网，再跑动、跳跃，再跑动，等等，然后跳进河流和池塘。我由于肘部和膝盖受伤，感到疼痛难忍，当时又特别口渴，就不由自主灌了几口池塘里的水。

训练持续到午夜，我们才回到宿舍吃晚饭，食物是用拳头大的一点盖饭，说不清什么颜色，有半个鸡蛋，汤里加几个红豆，还有白菜和一个香蕉。我们坐在餐桌上必须直立，不能向后倾斜，只有十厘米的椅子可以坐，在打铃的祈祷信号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始吃饭。但仅仅吃了2汤匙，外面又爆炸了，枪声再次响起，我们都被告知要躲在桌子上趴下。

过了一会儿，宣布平安无事，我们恢复饮食。

到了晚上，身体感到疲倦和压迫，来不及脱下湿衣服，顾不上手肘和膝盖疼痛，就一下子睡着了。

接下来的日常训练更加残酷，我们被要求泡在漂满牛粪的河里，在墓地里睡觉，吃腐烂的鸡蛋等等。有一次，我失去了知觉。过了一会儿，发现自己躺在宿舍地板上，口渴的要命，却无法站立。我朝浴室爬去找水，但水龙头没有水，被迫从马桶里喝水！

我不住地祈祷，让我有力量继续接受这种教育。

这期间，许多同学因为表现不佳而被开除，能够通过的，才能进入下一阶段学习。

从熊德怡的上述回忆中，笔者惊奇地发现，原来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尼军事学院就已经开始实施“魔鬼式训练”的特种兵科目了。下面这张照片，则是熊德怡在马格朗军事学院参加伞兵训练时的留影。

由此可见，印尼军事院校的训练强度及教学水准还是蛮先进的，至少超出了笔者以前的想象。

熊德怡度过了三年的学员时光，1965年毕业时获得陆军中尉军衔。他先是留校做了教官，后来下部队当了排长、连长。

与喜欢打人的顶头上司发生对峙

1974年，熊德怡在东爪哇一座兵营担任副营长时，和营长发生冲突，差一点被开除军籍。

我的营长是一个性情高傲，容易生气并经常殴打他手下的人，所有排长，连长平均都被打过耳光。只是我这个副营长还没被打过。我开始小心翼翼。并预想到如果遭到营长殴打，我该怎么办。

他喜欢每天晚上出去，有时一直在外面厮混到天亮。我不愿意每天晚上陪他，除了浪费时间和对我的家人不好外，还能有什么好呢？这也是他不喜欢我的原因之一。

有一次，在全营军官会议上，这个营长当着所有连长和排长的面，指责我永远都是中国人，不可能变成印尼人。实际上，他宣扬这类种族主义言论无任何意义。

终于，关键的时刻到了。有一天早上，我穿着空手道服装，正在为军官组训练空手道，训练才持续了几分钟，就被营长叫停。

不知道他为什么很生气，想过来打我。我立即摆好架势，准备还击。营长说，你想挑战我吗？我说，不。但是如果我被你打了，我会打架。

我确定我没有记错，他去取拿起挂在墙上的礼仪剑。我也立即靠近，以便他在拔剑，或将枪在桌子上时能迅速采取行动。显然他知道我也很生气。所以没敢动手，但是命令我坐下。然后就去司令部把旅长请来，要求立即将我从副营长的职位上解雇。

我回到家里，没有再去部队办公室。我告诉妻子，也许我该退役了，不再成为军人。几天后，我被传唤要移交该职位，并被送往Singosari的旅部。

旅长在办公室去等我，我向他致敬并报告后，他命令我坐下。旅长什么也没说，只是像镰刀一样摸索着他的长胡须，我也保持沉默，气氛很安静。最后旅长说：“部队将很快前往东帝汶，你守卫着这所房子，照顾好留守在后方的部队家属。

我回答说，是。长官，我准备好了。

他点点头并命令我出去。

实际上，此时我已经做好被开除的准备，因为很明显，我在与上级对抗，在军事上被称为不服从。也许旅指挥官知道属下真正的问题，并没有把我的错误算在内。

过了不久，我听说那位喜欢打人的营长辞去了军职，具体原因也不清楚。

手握指挥刀，在印尼军营操场练兵的基层军官熊德怡。

中尉薪水不够吃饭，当连长就配公务吉普车

值得一提的是，熊德怡在其回忆录里，谈到了印尼军人的待遇和装备问题。两者反差很大，令人不得其解。

比如，1960年代中期，他本人获得中尉军衔之后，在军营吃食堂需要交伙食费，但是薪水低到居然不够在食堂吃饭的。而印尼部队基层官兵的饮食可谓十分简单，并且份量也少。

熊德怡这样写道："作为一名刚毕业的中尉，我虽然那时还是单身汉，但薪水不足以满足部队厨房提供的午餐和晚餐的日常需要。我们每天的食谱是——早餐：米粥和薄脆饼干；午餐：油炸豆酵饼和蔬菜；晚餐：每人只有半个煮鸡蛋及蔬菜汤。"

对此，熊德怡在玛格朗军事学院的学弟——后来当上印尼第六任总统的苏西洛退役上将，也有同样的体会。我看过一篇有关苏西洛早期军旅生活的报道：

“苏西洛和阿妮夫人结婚后，没有过上奢侈的生活，他们非常简单地生活在家里。当时作为下级军官的营长，苏西洛给妻子的薪水不够开销，妻子不得不在军队之外寻找一些外快补贴家用。据说在生活比较困难的时期，苏营长舍不得吃军队每天发给他的一罐绿豆粥，总是带回家给孩子们享用。“

1969年，熊德怡婚后的日子也是这样窘迫。

他花了6万印尼盾，在部队宿舍区，从一位寡妇手里买下了一所狭窄的H型房屋的使用权。双人床是一位朋友送来的；另一位少校营长苏塔尔莫为他提供了煤油炉；第10步兵旅长官希达亚特上校赠送了塑料椅，桌子是从宿舍借来，还有一台破旧的二手冰箱，插上电源，声音轰隆隆好像摩托车。

小夫妻的感情很甜蜜，但是熊德怡薪水只能维持半个月的日常开销，接下来的半个月，必须搞点副业才能过活。妻子向Koprasi出售鞋油，向商店出售Alizan品牌的衬衫，等等，做些小生意赚点外快。

1969年，印尼国军连长熊德怡与太太的结婚照。

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太太有时会收集喝完牛奶和甜茶的瓶子，拿去卖掉补贴家用，也经常向亲戚朋友借钱度日。熊德怡回忆说：“有一次去泗水参加朋友的婚礼。朋友知道我的经济状况，不可思议地问我，为什么要当兵？那么小的薪水！我当时无言以对，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家，颇为感慨。

“我想说的是，在印尼并非所有的华人都对经商感兴趣，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也希望能为保卫祖国的安全建功立业，贡献一份力量。只是政府所给的机会太少，而薪酬太低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熊德怡在军队拿着这份低水平工资，一直持续到退休为止。他作为服役近40年的准将军衔（类似于中国正师级大校衔的将领），2015年的退休工资只有400多万印尼盾，才相当于人民币2000多元。

有关印尼退休将领的工资问题，笔者也曾经从一位印尼人将军那里得到过印证。

10多年前，笔者和一位同行合伙采写华商大佬——“寒天”（一种海藻提炼的保健品）大王钟延筹先生的传记时，有一天在钟先生公司见到一个退休将军。钟先生介绍说，此人原是印尼高等军事法院院长，少将军衔，退役后被聘请到他的公司做法律顾问。钟先生说，这个堂堂少将退休金才两条印尼币（当时合人民币一千多块），如果在位时没有贪污，拼命捞钱，现在就很难过日子。请他来公司帮忙，也是为了让他多拿些补贴。那位退役少将通过钟先生问我：“中国像他这样级别的将军，退休后能拿多少钱？”我说具体不大清楚，应该有一万多人民币吧。退役少将听罢，伸出大拇指羡慕地说：“哇嘟！巴尼亚斯嘎里（啊！很多呀）”。

本文主人公熊德怡先生在其回忆录里写道：“诚然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当时的陆军中将优素福将军意识到，战士无法空腹作战，他的妻子和子女在家中缺少食物。因此决定把士兵薪水提高了10倍，使他们有了一点积蓄，但持续时间不长，又回到了通货膨胀之前的水平。”

后来当了高级军官的熊德怡，因此注意到薪资太低，给军纪造成的危害。

“当我们在野外观察时，发现有许多士兵到处漫游，寻找机会搞钱。故意找借口刁难街头艺人、三轮车夫或其他小商小贩，要他们给自己行贿，违反纪律和法律事情时有发生，这对军人的职业素养都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一些在执行任务中表现勇敢的军人，有时也会在社区中造成不良印象。这种现象也在各级军官中司空见惯生。这实在是那个年代印尼军队的一大顽疾！”

与官兵只能领到少的可怜的薪资形成明显反差的是，数十年前印尼部队的装备水准却令人羡慕。至少在使用机动车辆方面，远高于同时期的中国军队。

比如本文所说的熊德怡先生，他于1969年当步兵连长时，就配有一辆越野吉普作为其公务用车。

他把这辆车的图片收录在其传记图书，并配发相关说明：“该GAZ型公务车是俄罗斯制造的，用于连长级车辆，同时也可用于连队战地救护车，或者为士兵运送大米和有关设备。”

在丁叔叔这代人记忆中，咱解放军的陆军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有团级单位和领导才有资格配一辆北京212帆布篷的越野吉普，可是人家印尼陆军的连长，早在六十年代就已经拥有吉普车座驾了。如此差别甚大，当然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强弱。在咱心目中，我军打从抗美援朝时期，就具备了世界一流的作战能力，这是历次血火征战证明了的，在此无须多言。

担任东帝汶驻军战斗团指挥官

1976年底，葡萄牙殖民势力撤出东帝汶，印尼政府挥军进入，将其兼并，成立第27个省——东帝汶省。当时的东帝汶人民大会也通过决议，正式并入印尼（后于1999年举行公投宣布独立）。

熊德怡当年担任泗水军区第507野战部队副指挥官，他所在的第二旅被整建制调到东帝汶，对这一地区实施占领。

不知什么原因，熊德怡最初被留下来负责后方事务，管理该旅在泗水的基地。他为此感到难过和羞愧，“作为一名军人，我当然想经历一场真正的战斗，而不想在家舒舒服服睡大觉。”

几个月后，在其请求下，他被批准奔赴东帝汶，任命他为第16战斗团团长。

第16战斗团从泗水乘船出发，在海上航行了几天，到达东帝汶和印尼东部边界的一个小港口。与另一支印尼部队换防，后者返回东爪哇玛琅。

东帝汶的地形崎岖不平，当地抵抗运动组织与印尼军队展开游击战，双方都有人员伤亡。

熊德怡写道：“在东帝汶，我多次指挥部队参加战斗。战争确实给当地人民和我们的官兵带来了灾难，很多战友牺牲在这里，一些下属永远留在了这个地区，能够返回印尼的只是他们的名字。我们在东帝汶执行任务整整一年，当时没有手机，与家人通信需要花一个月时间。我们终于在1978年安全地返回家中，赞美上帝，我的整个家庭也都处于良好状态。”

东帝汶的战斗经历，使熊德怡获得了两枚荣誉奖章。

从军就是效忠国家，而不是为了赚钱

接着，他受命担任西雅加达军区的指挥官。之后，再被调到陆军情报部任高级参谋。在此期间，熊德怡也曾有一些靠帮忙亲属从事企业活动赚钱的机会。

他开诚布公地回忆说：

我的姐姐Taufik Hidayat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开发商。她邀请我去吃晚饭。当时，我在陆军高层机关的职位，有很多人脉资源可以利用。姐姐请我帮助其房地产项目，处理场地、道路的平整工作。作为她的分包商，我很容易就能完成这些项目，并获得了足够的资金。

有了资金，我购买了挖掘机和5辆自卸车，邀请了军队退休的工程师来帮助领导和监督工程，在当时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许多人对购买土地或房屋感兴趣，姐姐的开发公司以建造店屋的方式获利，每500平米建筑面积，能赚两万美元。我也从中分到了利润。

1991年，我接到命令，被调至北苏拉威西首府万鸦老担任军区司令。离开这个非常有前途的项目，我也感到可惜，但是与妻子交谈后，得出结论，我之所以参军入伍，是效忠国家，实现尽可能崇高的职业目标，而不是为了赚钱。因此，我们决定将该项目让给我的兄弟，然后就坚定地离开雅加达，赴万鸦老上任。

光荣退役

在遥远的边疆城市万鸦老（现名为美娜多），熊德怡担任军区司令8年时间。

1994年，他在这个岗位上晋升为陆军准将。

1999年，时年54岁的熊德怡达到印尼准将退休年限。

在国军总部为其举行的退休仪式上，熊德怡在夫人陪同下，从总参谋长手中领取了国家宪章和参谋长法令信，还有一把”荣誉之剑“（下图）。

当年在军事学院与熊德怡同届毕业的同学共有450多人，获得三星中将的有13人，获一星准将50人，他是其中唯一获得将军军衔的华人。在他退役的时候，不少的下属已晋级中将，尽管如此，熊德怡仍为自己能有机会为保卫国家服务感到自豪。

为彰显华人文化倾尽心力

1999年8月，结束军旅生涯的熊德怡将军，征尘未洗，便义不容辞投入到维护印尼华人权益，提高华人社会地位的重大使命当中。

他和汤锡霖、陈宏才、李祥胜、杨秀珍、林恒丰、蔡福强、彭观炎、赖水贵、赖多、黄柏、陈昌业、黄德新等一批华族有识之士，于当年发起成立了印尼第一个全国性的华人社团——印华百家姓协会。

熊德怡被推举担任了该会首任总主席。

自此之后，熊德怡为在印尼传扬中华传统文化、提高华人的地位作出的最大贡献，一是给当时的总统瓦希德写信，努力争取到了为华人春节实施政府法定假的权利。二是去找前总统苏哈托，为华人争取到了在印尼美丽缩影公园建立华人文化公园的立项。

有关春节假期的的问题，熊德怡告诉瓦希德总统：“这是我们共同争取的人权的一部分”。

熊德怡（右一）带领华社同仁为下台后的瓦希德总统（右二）颁发纪念徽章。

经瓦希德总统批示，国务秘书部长召集11个政府相关机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建议，并邀请熊德怡等华社领袖到会接受咨询。

会议主席拉贾古格问我，你们的愿望是什么？我解释说，在印尼社会贯彻华人传统文化和宗教是我们共同争取的人权，我们要求有庆祝春节的机会。出席会议的政府官员多数人回应，支持这个要求。会后不久，总统召见了我们，原则同意春节放假的议案。

会后不久，瓦希德总统召见我们，原则同意春节放假的议案，并下令宗教部长研究此事，宗教部长成立了由印尼宗教部研究与发展机构两位教授领导的工作组进行研究。

后来又经过我们反复要求，继任总统梅加瓦蒂也对此事给予支持。政府终于在2003年春节前正式宣布：从今往后，华人农历正月初一为全国公共假日，解除了过去三十多年来的禁令，印尼华人总算可以名正言顺的欢庆农历新年了。

印尼美丽缩影公园，是由前总统苏哈托夫人基金会1975年在雅加达倡建的，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著名游览胜地；主要用来展示印尼30多个省的多民族的多元文化，可是人口列第三的华人20多年来一直未有一席之地。

熊德怡当选印华百家姓协会总主席后，为改变这一状况，经过与前统苏哈托诚恳沟通，终于获划拨一块45000平方米的园内土地，用于兴建印尼华人文化公园。“

熊德怡等华社领导人与前总统苏哈托在一起。

“那个时候他做总统的时候，出台了很多对华人不利的条例。大概是他现在想要改一下。”

2015年，熊德怡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华人世界”节目记者采访时，缓缓说到：“本来他（苏哈托）给的只有两万（平方米），那两万平米的地皮，上面多半是水。我就跟他讲，在那边还有两万平米的地方比较高，能不能换比较高的地方。那么他说不必了，你要高的地方就一起给你好了。所以就争取到45000平方米的土地，比较大一些。但是那个时候啊！这里是一个小小的乡村，那么就要一个一个买下来。要十年啊！我在这里花了十年的时间。”

明明当初是苏哈托夫人基金会免费将地皮交给熊德怡管理，但后来却要支付给当地人1平米10多万印尼币，合计近千万人民币。

熊德怡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四处化缘，多方筹资，感动了很多华商大佬积极捐款。日积月累，先后在园内建起中华牌楼、唐人街、西游记群体雕塑，十二生肖园及瓦希德总统纪念馆，并利用低洼地修花园、挖水池、建筑拱桥和凉亭，为展示传扬华人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窗口。

2014年，由由印尼客属联谊总会筹资，李世镰等一批华社精英负责筹建的一座雄伟壮观的三层客家土楼式建筑——印尼客家博物馆又在印华文化公园内顺利落成，这个印尼“中华之窗”更增添了丰富亮丽的景观。

如今，由熊德怡负责管理这的个公园，筹款维持运转仍然压在他身上的一个艰巨的负担。参观公园是免费的，而园内一共有20多个员工，每月需要至少4000多万印尼盾的工资（相当于2万多人民币）。都要熊德怡想办法发薪水，没有收入就更加困难，有时候不得不自掏腰包，把微薄的退休金分给大家。

76岁的老人，还是每天坚持来公园上班，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满怀感情。“池塘里的鸭子都认识我呢！因为我每天给它们吃啊。”

面对电视记者采访的镜头，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将军喃喃地说：“每天我到这里，差不多十几年了。每天来，没有薪水。但是没关系，我有退休金，退休金。没关系的。”

说着，老人的眼里似乎闪动着晶莹的泪光。

哎呀……我写不下去了。

熊老将军，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