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之初，吃苦受累会是捷径吗？看这位华商那个年代怎样起步
书接上回，我们继续讲述《回首前尘来时路，尽是泪眼朦胧的过往｜华商大咖吴二哥的故事》。
妈妈依靠的助手
吴永健少年时代，与其他的普通的孩子没有两样。爸爸去世的时候，他正在万隆一间普通的华侨学校——培华学校读小学二年级。
早期万隆的华校一共只有四所小学 ：隆华、中平、侨平、侨公。后又创办了同益、济贫两校，可惜未办多久就停办了。1930 年代，福清人的玉融公会创办的清华学校后来居上，成为当地华校中的佼佼者。1946 年火烧万隆事件发生以后，华侨又创办了一所南化学校，也很有名。
到 1950 年代中期，万隆的华校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发展到十三家，吴永健就读的培华小学是其中一所不大出名的华校。
这间普通平常的学校，就是吴永健当年上小学时就读的万隆培华学校，其校园教室原本属于当地华侨社团创办购置的资产，1965年之后被当局强行接管，变成了政府所属的国民小学。
吴永健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班里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再加上他的个头也小，属于同学们眼中默默无闻的“小不点儿”，后来上了侨中也是这样。
在同班同学王朝关的印象里，吴永健当时并未显示出过人的资质。“他的头脑不笨，但也不是很聪明，学习成绩不坏，但也没考过前几名。”
王朝关先生如今是一名文化学者，他哈哈笑道 ：“我自己那时中文不好，基本上属于比较差的学生，不得不留级再读，所以才会和年纪比我小的吴永健同一个班。他学习比我好一些，总之也是平平常常，想不到他毕业以后，却是我们这个班最早考上印尼国立大学的同学。直到二十年过去，他一边做大生意，还一边坚持读书深造，一直给他拿到博士学位。倒是他的哥哥吴永嘉读书比较聪明，永嘉后来考入万隆清华中学，毕业了也考上了印尼的医学院，但未毕业就退学了。”
父亲去世之后有七八年时间，母亲一直在全力以赴操持丈夫留下的榨油作坊。
吴家小小的车间里雇了两个本地师傅，吴永健和哥哥、姐姐也要帮忙挑拣花生里面的沙石杂质，同时把坏的、发霉的花生挑出来。
那些年，吴家的亲戚朋友和主客，一走近万隆巴西加里基街的那座外表是黄色的房子，便会闻到一股花生香味扑鼻而来。在吴家后院 ，有一口直径约 1.2 米的大锅总是在翻炒花生。炒锅旁放着一袋袋剥好壳的花生米。
原料都是妈妈去外面土产店里收购的。她很厉害，熟知印尼收成花生的季节，对爪哇岛每个产地的行情了如指掌，亲自跑到日惹、梭罗、泗水，都是和华人做生意，这样她收购的花生又好又便宜。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入中年的吴妈妈仍然不失风韵，但为了心爱的孩子，她终生没有再嫁。2014年8月，吴妈妈以97岁高龄去世。
吴永健津津有味地回忆说 ：
我家里榨花生油的方法，是父亲从福建老家南安带来的：挑干净的花生倒进 炒锅里生炒，一般炒到六分半至七分熟为宜。炒好的花生放入榨油机的漏斗，就变成花生油流出来了。100 公斤花生米，可榨出 41 公斤油。新榨的油还有一点脏，我们发明了一个办法，用纱布给他过滤一下，经过几道过滤程序，倒进玻璃瓶里变得清洁好看，称为上等花生油，所以来买油的客人很多。那时候我们家里有 7 台榨油机，最多一天可以榨完 1 吨花生，当然大家也很累！
事实上，在爸爸去世不久，永健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帮忙家里卖花生油了。
每天下午放学回来，我在后面房间里做作业，如果听到有主客来店里要买花生油，妈妈一个人又忙不过来，我就要上前接过客人的瓶子，拿到油桶边上把花生油装入瓶中。结果搞得自己手上沾了油，写作业又会把本子弄脏，我就只好用肥皂水洗干净了，再写作业，可是往往刚写了几个字，又有买油的主客进来，妈妈就叫我再去打油，然后又要再去把手洗干净，一次又一次……我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也在心里发牢骚，哎呀，为什么这样麻烦！
说起半个世纪以前的点点往事，吴永健也感觉有趣。性格原本活泼的他，又露出可爱的笑容。
他喜欢和笔者聊天时不紧不慢地叙述，多少细节历历在目，一切都变成了亲切的回忆 ：
岁月在好像战斗一样的生活中流淌，青春也和理想一同悄然生长着。
少年英俊的吴永健，眉宇间蕴藏着坚毅聪慧的抱负。
面对广阔的天空，年轻的吴永健犹如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他渴望冲上蓝天。但是，他也需要在考验体力和耐心的无数次飞行中，才能锻炼出坚强的翅膀。
国家局势的“分水岭”
研究印尼当代华商历史，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 ：那些有一定知名度的成功企业家，不管他们年纪相差多少，行业各不相同，但绝大部分都是在 1970 年前后开始创业的，然后至 1980 年代发展崛起，又在 90 年代亚洲金融风暴之前形成了规模。
这些年，笔者在印尼采访接触的数十位知名华商，包括本文主人公吴永健，几乎无一例外，皆是如此。
为什么他们发达显贵，都在这同一个时代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因为印尼整个的国民经济，也恰恰是在第二任苏哈托上台执政的这个时期开始进入快车道的。
从1945年宣布独立到1960 年代中期，这 20 年间，印尼在其魅力超凡的开国总统苏加诺领导下，虽然一度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出风头，但是其经济建设却乏善可陈，千疮百孔，以至到了崩溃的边缘。
苏加诺时代，华人工商业者多是小规模经营，很少冒出重量级的大企业家。
1965 年爆发发的“9·30”事件，成为印尼政局与社会经济及意识形态的分水岭。“国父”苏加诺的政治生命因此黯然终结，而在这次军事政变中反击得手的苏哈托将军，却迅速攀上了权力的顶峰。
作为铁腕强人，苏哈托深谙权力之道。他坚信只有强势的集权，才能让他的国家免受土崩瓦解的威胁。他坚信贫穷是国家动荡不安的根源，经济的繁荣才能确保权力的稳固。这种政治逻辑决定了苏哈托一生的是非功过。
从 1966 年至 1968 年间，印尼军人政府经过三年的过渡，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渐渐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增加，虽然人们对 1965 年的血腥屠杀仍心有余悸，但经济上的好转却给人们增添了慰藉。
1969 年开始，苏哈托总统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计划，他网罗了大批专业经济人才担任政府要职。对于数百万有经商传统的华人华侨，苏哈托在政治文化方面实行高压禁锢，紧紧关上了一扇大门，在经济上却放松管制，鼓励华人投资兴业，各显其能，为他们发家致富打开了一扇相对自由的窗户。
到 1970 年代，印尼经济已开始初显繁荣迹象。短短十几年，这个国家便奇迹般地走出贫困，城市里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苏哈托也被称为“印尼建设之父”。
“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都是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的。”这是大陆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其实海外的华人何尝不是如此！
就饱经风霜的印尼华侨来说，40 多年前侨居国发生的江山易主，风云突变，一片白色恐怖，虽然使他们备受惊扰，悲愤满腔，但却使他们在危机中获得了经营发展的机会，同时也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振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在华侨们满腔热爱、一心向往的祖国，亿万大陆同胞所遭遇的痛苦，比他们在印尼受到的磨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令无数人在气壮山河的口号声中变得狂热无比，任何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企图赚钱改变生活的念头都被打得灵魂出窍！全国人民在缺衣少食的贫困中煎熬度日。中国经济从此被东南亚各国甩开，一下落后了 20 年之久，直到 1980 年代邓小平重新上台，厉行改革开放，奋起直追，才使老百姓温饱有余，国家繁荣昌盛变成了现实。
翻看历史，正所谓世事难料，复杂难言。
是耶？非耶？真不是一时半时就能说清楚的。
针织衬衫铺开起飞的跑道
1966 年 3 月万隆华侨中学被军政府强制封校时，吴永健正在该校读高三下学期，眼看还差几个月就要毕业了，他却被迫失学，没有拿到那张高中毕业证书。大部分和他面临同样遭遇的华人孩子，或者因此愤恨难平，或者心灰意冷，他们宁愿无精打采地呆在家里，也不愿意——或者不敢再去就读印尼人的学校。
谈起自己当时的打算和经历，他饶有兴趣地回忆说 ：
我还想上学，可是没有拿到高中文凭也不能报考大学。我就想办法插班进了一所印尼人学校的高中三年级，再去读一年。
我们在华侨学校是以中文为主，印尼文也有学，不过程度不大好，所以我到了印尼人学校就比较吃力，有很多单词不熟悉。我只有拼命学，还好可以及格，让我拿到了印尼学校的高中毕业证，然后就参加了高考。我报考了印尼的大学，结果很幸运，居然被万隆的好几所大学同时录取了，一个是国立巴查查兰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第二是万隆工学院电子专业，还有一个是万隆纺织学院。我上大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学到衣食住行中能够应用的本领，将来可以赚钱养家。所以我最初打算去巴查查兰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想到如果学会盖房子，找饭吃会比较容易。但是去了之后发现，这个专业大概太过热门了，居然是 200 名学生挤在一个课堂上课，我认为太多人在一起，恐怕会影响学习质量。而纺织学院呢？200 多人报考，只录取了 50 人，而这 50 名学生一个课堂，就相对宽松，也比较安静，我就决定再转去学纺织专业，因为不论什么时候，人们总要穿衣，学这个专业应该是不错的。
纺织学院比较注重实践，学校里有一种手搖针织机，教我们用来练习织布——就是织那种羊毛衣，我很有兴趣，学会以后就在家里买了一部机器做手工业，也是贷款买的，很快又买了第二部，第三部，四部、五部，一直到十几部机器，全都放到家里，变成一个小型工厂。我又买了很多纱，做原料嘛！本钱不够，我也向很多人借钱，比如向一个客家人借钱，他叫李金兆，老先生现在还健在。还有一个陈建树，我也向他借钱，还有一个是我的好朋友陈治平的哥哥陈健民，也是我侨中的同学，我也向他借钱。当然借这些钱都是要还利息的，不过他们肯借给我，使我能够开办这个小型成衣工厂，我还是很感恩他们。我们从乡下招了二十几名女工，当时技术工人的日工资是 75 盾，我们付不起那么多，就包她们吃住，每天给 20 盾工钱。虽然不多，但是比一般工人的待遇还是会好一些，乡下女孩子在我家里吃住有保障，她们也愿意做，每天三班倒，24 小时机器不停，很快就把所有的贷款还清了。
我读的纺织学院，学制原本是 4 年，三年半读书，半年实习，成绩合格就可以毕业。但是因为我一边上学一边忙着开工厂做生意，就没有时间做功课，考试的时候有很多科目不及格，就不能毕业。还好纺织学院允许我休学挂科，然后再补考，一直考到全部及格为止，所以我这个大学最终读了八年才毕业。
不过，毕业的时候别人都去找工作，而我已经是个有一点实力老板了。
大学毕业照。
当他事业有成，又去攻读了工商管理硕士 ；后来再去钻研法律，并拿到了印尼一所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这使得自幼成绩优良，却未曾拥有大学文凭的哥哥不免感到有些妒嫉 ：“ 天晓得他这些学位是怎么来的！”
永健本人哈哈大笑：“你说我这个法学博士是野鸡文凭也好，我也不在意，因为我不靠这个专业吃饭，顶多想多学一点知识罢了。”
再回到吴永健开始创业的年代，似乎可以这样描述他那时的感受 ：
创业之后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没有那样简单。就算是一个小小生意，人情世故和市场竞争也有那么多！一点也不轻松，要起得很早，要忙到很晚，然而吃苦受累会是一条捷径吗？是的，只能如此——你既缺少资本，又缺少经验和过人的技术，除了更加勤奋努力之外，别无他途！
我写过的另一位华商大佬——已故白德明先生也曾总结过：“小富靠勤，中富靠智，大富靠运。如果你刚好三样都有，离大富大贵不远矣！”
再说当年的吴二哥，创业打拼也让这个22 岁的青年，在半读半工中懂得了勤俭。他在小食摊上享用最便宜的饭团里，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在发奋学习的课堂上吸取了知识。在推销产品的旅途中忍受日晒雨淋和闷热拥挤，但是学会了坚强和经营的技巧。总之，是那些充满热情而又忙碌的岁月，使吴永健明白了生活和创业的真谛。
正是在大学读书期间创办的这间小型成衣厂，练就了吴永健日后成为万隆“制衣大王”的十八般武艺。也可以说，他是凭借当初的十几、二十台手摇针织机，还有那四处推销的产品针织衬衫，成功铺设了事业起飞的跑道。
从1969 年吴永健开始试制第一件衬衫，短短两三年时间，他的小型成衣厂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产品也在爪哇市场上打开了销路。然而，到了1973 年，正当他在万隆干得顺风顺水，兴致勃勃，却因为哥哥永嘉遇到的一桩麻烦，而不得不遵循母亲的指令，要离开万隆去雅加达陪伴兄长了。
吴永健只好依依不舍地停下自己手上的生意，关闭了自己心爱的工厂，收拾行李，来到雅京这个印尼的首都。
那么，哥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大哥有难 兄弟相依
比吴永健大三岁的哥哥吴永嘉，是1965年前往雅加达学做生意的。那一年永嘉也是22岁，他是一个聪明而性格内向的青年，长得眉清目秀，个头比弟弟永健略高一些，但没有弟弟壮实。永嘉自尊心很强，不大喜欢说话，小时候读书成绩一直不错，因此有些孤傲和敏感。
父亲的早逝，使身为长兄的吴永嘉，比其他孩子更多体会到了家庭的困境。每天看着一群少不更事、嗷嗷待哺的弟弟妹妹，还有母亲疲惫忙碌的身影，永嘉感到心酸无奈而又郁闷。他心气很高，觉得在家里帮忙，靠吃苦耐劳榨一桶油、赚一瓶油钱的小生意没有出息。他渴望早日逃离这个家外出赚钱。
1960年尚未高中毕业，永嘉刚刚17岁，就打算辍学离开万隆，去大都市雅加达寻找财路。
吴永健回忆说：“那时我已经14岁了，我还记得，哥哥常常闹着要离乡背井远走高飞。母亲对此又生气又伤心，她很宠爱哥哥，当然不同意老大这么做，但是老大也很倔强，总想一走了之。母亲大怒，威胁说：既然这样，我也想出去外面找钱，不如我先离家出走，就由你在家里负责照顾弟弟妹妹吧！
这一下子，哥哥害怕了，他怕母亲真的说到做到，而他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家里那一大摊事情。于是，老大只好暂时打消了去雅加达谋生的念头，继续埋头读到高中毕业。”
可能是身体相对较弱的缘故，吴永嘉自幼对医学、尤其是药理学比较感兴趣。中学毕业后，永嘉先是考取了万隆的一所医科大学——穆斯波多学院，准备将来当个医生或者药剂师。可惜，或许是心理不过关，无法忍受遗体解剖课程，便产生了厌学情绪，结果只读了不到两年就退学了。之后，他又尝试转到一所商科学校攻读银行贸易专业，但是因为印尼文不是很好，上课也感觉枯燥乏味，没过多久，又半途而废。
从商科学校退学后，吴永嘉再也不愿意呆在万隆的家里了。妈妈不再反对儿子远走高飞，她有一个娘家哥哥在椰城开商行，做布匹等洋货输入（进口）买卖，永嘉就投奔舅舅，去他那里打工当伙计了。
一晃五六年过去，吴永嘉在雅加达舅父的店里已经成长起来，从跟随舅父学徒，变成了独当一面的经理。他渐渐熟悉了经商的门路，结识了不少商界的朋友。1971年，一位在雅加达从事进口贸易行当的香港商人庄景鸿，成为了吴永嘉的合作伙伴。他们当时看准了塑胶原料原子米在印尼的市场前景，便一同合作，开始经营从国外向印尼输入原子米的生意。庄景鸿负责从国外采购办货，装船运至雅加达丹戎不碌海港，吴永嘉则在当地负责办理政府颁发的输入准字，还要跑海关领货，再销售给爪哇岛的各个塑胶工厂。他们的客户有雅加达的，还有一些在中爪哇三宝垄。除了进口原子米，他们也做土产出口，收购印尼的咖啡豆、椰干、虾饼等等卖到国外。
做这种国际贸易需要大笔资金，永嘉与庄景鸿以及舅父陈名谦合作，所占的股份是25巴仙（25％），但是他的本钱不够，而舅舅也没有借钱给他做本。弟弟永健那时在万隆已是一位成衣厂的小老板，资金拆借和周转都比较灵活，他听说了永嘉的难处，便自告奋勇助哥哥一臂之力。
永健的胆子很大，为了支持哥哥事业成功，不惜以高达3.6％（3.6巴仙）的利息，从陈景树和陈国瑞两位朋友那里借款，用来帮忙永嘉，每个月要先还利息，才可以再借。永健与李金兆先生平时有棉纱交易，经常向其兑换支票，他也向阿金借了一笔钱，从而解决了哥哥永嘉与他人合作的股本问题。
吴永健与哥哥永嘉（右）。
可是好景不长，到1973年，永嘉因为交友不慎中了圈套，在生意场上遭受了一次严重打击——他被人骗了一大笔钱。。
欺骗吴永嘉的，是一个叫阿永的棉兰华人。此人看上去非常沉稳，言谈举止皆给人豪爽仗义的印象。吴永嘉十分欣赏阿永的为人，和他做过几单生意，均顺利成交，两个人便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正当永嘉已经完全信赖阿永，从而代表公司与其合伙做一个比较大的投资项目时，这个阿永却拿着永嘉给他的60吊钱（印尼盾6000万，吴永嘉生前说过，这些钱在当时可以买几十辆奔驰汽车）一去不复返了。
一般来说，从前东南亚一带华商合伙做生意，往往看重的是情投相投，重视口头承诺，信奉所谓的一诺千金，不大在乎一纸公文，不像西方人那样讲究法律程序和契约关系。印尼尤其这样，国家原本法律不严，有钱什么事情都能搞定，大家都是靠朋友介绍，相互建立商业关系，其好处是直截了当，一拍即合，如果运气好对路子，发财很容易。一旦遇人不淑，难免被无赖之徒钻了空子，被人把钱吃掉，弄到叫苦不迭，气血两亏。
可以说，在印尼做生意的，但是几乎没有不被别人吃钱的。这似乎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规律，或者是每个人在商战中必付的代价。
吴永嘉被阿永吃掉的60吊钱，在1970年代是一笔很大的数目。那时候在印尼1公斤的黄金，只需花2吊（200万盾）多一点就可买回来，这60吊差不多等值于30公斤黄金。而永嘉与人合伙的股本都是弟弟永健帮忙筹措的，他却被阿永害得人财两空，血本无归，怎能不痛心疾首，寝食难安！
更令他崩溃的是，与他合作的香港老板对他产生了怀疑，认为是永嘉在其中故意“做局”，又以给人欺骗为借口，吃了公司的钱。二人几次见面，都是不欢而散，任凭永嘉怎样解释，合伙人的疑虑也没有打消。这当然使自尊心很强的吴永嘉很委屈、很受伤。想想自己已三十出头，还没有成家，事业上又跌了那么大的跟头，真是欲哭无泪，万念俱灰，他当时最强烈的念头：一是把阿永干掉，二是自我了结，一死了之。
可是吃了大钱的阿永已消失到无影无踪了，吴永嘉整天魂不守舍，就像那首闽南歌中所唱：“一时失志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那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
他得了抑郁症，既无心做事，也不愿回到万隆的家里休养。长时间的郁闷，让他神思恍惚，日见削瘦。
妈妈知道了这件事，心疼的叹息流泪，她不停地祷告，祈求仁慈万能的神帮忙施加影响，使大儿子重新振作起来。同时也做出决策，要求次子永健马上赶往雅加达去陪伴哥哥，一直到他康复为止。至于永健正在万隆经营的针织服装厂，先关掉再说，虽然工厂已经做得比较成功了，但是再怎么样也比不上陪伴和拯救兄长更重要！
吴永健听从母亲的安排，解散了工人，急匆匆赶到哥哥身边。
弟弟的到来，使消沉中的永嘉感到了些许安慰。这对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自然是相互关爱的，有弟弟陪伴，永嘉的生活减少了孤独，他那时虽然沉默寡言，表面上显得有些冷漠，但内心深处对手足之情还是充满依恋。
他们同住一个房间，永嘉经常整个晚上睡不着觉，三更半夜一会儿开灯，一会儿关灯，有时候刚刚躺下几分钟，便突然像从噩梦中醒来那样，惊叫一声，忽地一下坐起来，满头大汗，喃喃自语。永健那时才20多岁，正是好睡觉的年纪，但是被哥哥不停弄出的响声，吵得整夜无法安眠，他也从不抱怨，非常耐心，每次都是好言相劝，说一些宽心的话安慰永嘉。
四十年多前的雅加达，已经因为国家经济起飞而显得活力四射了。许多地方正大兴土木，宽畅气派的谭林大街和苏迪曼大街已初具规模，众多外国银行和商业机构的大厦开始拔地而起，伫立在这条大道的两旁。与凉爽安静的花都万隆相比，喧嚣而炎热的雅京，堪称是一座繁华夺目的万象之都。
1970年的雅加达谭林大街。
为了让哥哥尽快从忧郁中摆脱出来，吴永健深知，必须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使他不要一个人独处而胡思乱想，从而淡忘上当受骗的愤懑。
于是他每天央求哥哥陪同自己出去游玩，放松心情。他们或乘“的士”出租车，或者步行，先后游览了哥达（Kota）火车站附近的老城区市中心，逛遍了班芝兰的唐人街、大南门、小南门、三间土库，以及荷兰时代的总督府和渔港码头；又去芒加伯刹路边的罗戈沙丽（快乐世界）看电影，品尝各种小吃。他还拉着哥哥特意前往总统府附近的莫那斯独立广场，参观了耸立在广场中间的独立纪念塔。这座当年由苏加诺总统下令建造的纪念塔，高达132米，为整个城市的制高点。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华侨青年一样，永健和永嘉从小就是苏加诺的崇拜者，现如今仰头观望这座巨大的建筑，物是人非，不禁感慨丛生。他们买票走进塔内，随着人流乘坐电梯来到塔顶，放眼望去，高楼大厦、宽阔街道、潮水般的汽车和满城的绿树花草，尽收眼底。
吴永健心潮澎湃，眼花缭乱，首都毕竟不一样啊！心情原本郁闷的哥哥吴永嘉，此时登高望远，精神也不由得为之一振。
事实上，永嘉虽然因为被骗，使与人合伙的公司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是他所面临的境遇其实并没有那么坏。在舅父等人的调停下，公司的业务还在运转，永嘉在公司所占的股份，只是由最初的25巴仙，相应缩减到10巴仙，以此承担了他对自己失误应负的责任。
吴永健在雅加达陪伴哥哥大约两年时间，永嘉渐渐康复变得正常了，他与香港友人的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1978年，才最终解体分手。而弟弟永健在来椰城后不久，便敏锐地发现了另一个生意的门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哥哥，永嘉也表示赞同。于是，兄弟俩在创业路上第一次开始了肩并肩的紧密合作。
这是1975年。按照中国人比实际年龄虚长一岁的计算方式，吴永健正当三十而立，哥哥永嘉33岁。但此时的兄弟两人都还没有结婚成家，仍在为事业拼搏奋斗，未来的阳光和风雨，正在前进的旅途召唤着他们。
不好意思，又写太长。各位看的辛苦，本人码字更累！能坚持看完，都是“铁粉”知音，那就随手点个赞或 在看 吧！咱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