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孤城中重新寻找我的位置|郭晶的武汉封城日记|27—29日
仍然在武汉街头工作的环卫工（图片由郭晶提供）
这是我的朋友郭晶的日记。
记录了封城期间在武汉独居的外地女性的真实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
这些文字见证了郭晶如何从适应突发危机到重建日常生活，再到尝试帮助他人的过程。
23日—26日的日记发出后，很多读者在后台留言希望可以看到后续的内容。我和郭晶商量之后决定每三天集中搬运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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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有郭晶的个人微信二维码，也可以申请添加。她每天会在朋友圈更新。
（但请不要找郭晶私聊，以免增加她的负担。）
尽管我在试图每天走得更远，可是如果我不和这里的人发生联系，我能走得再远又有什么意义？
阳光下的武汉景色（图片由郭晶提供）
1月27日
昨天写完日记后我在床上瘫了两三个小时。没想到写日记是如此耗费心力的事情。这场封锁让时间和空间静止了下来，而我们的情感和情绪却被放大。我从未如此关注过自己，很多细小的思绪在此刻很难转瞬即逝。
我们平常有很多渠道调整、发泄甚至逃避自己的负面情绪。而在封锁中这变得异常困难。以往我们可以通过聚会、玩游戏、发展兴趣爱好等很多方式自我调节，如今都难以做到。有个巨大的阴霾占据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无法忽略。
我有个爱玩游戏的朋友最近在失业中，她说她焦虑得都不想玩游戏了。打游戏是她日常逃避生活的一个方式，而当找工作紧要到她无法逃避的时候，打游戏就失去了意义。
躺在床上刷手机的时候突然听到邻居的谈笑，觉得异常珍贵。这几天在外面看到的都是紧张和焦虑。网上看到一些心酸而搞笑的事情，有人打开窗户大喊“对面有木有人，出来吵个架呀”，有人说和对象一起困在家里，没事干做爱做到厌烦。
1月26日的晚餐
（图片由郭晶提供）
昨天的晚餐是面条。我依旧和朋友视频聊天了3个多小时。有个最近打了耳洞的朋友耳钉掉了，现在不敢出门买，就用茶叶梗当耳钉。有个在洛阳的朋友说她爸爸特别淡定，可能因为他经历过很多事情。灾难似乎是人类无法逃避的一部分，比如2003年，我们经历了非典；2008年，我们经历了汶川地震。
有人说明年春节会不会有变化，没有那么多聚会，不用和很多并不熟悉的亲戚尬聊。大家纷纷表示肯定不会，还有人说可能会报复性地聚餐和逼婚，今年因为肺炎没能安排上的相亲，明年可能会加倍。
晚上梦到我和几个朋友外出旅游，梦里也还有肺炎。我们打算出去吃饭，也确实有店还开门。我极力反对在店里吃，建议我们打包走，因为在店里吃要摘下口罩。结果，不知怎么地，我们还是在店里吃了饭。昨晚聊天的时候，有个朋友说解封了之后要请我吃饭，我说要吃火锅。
两只流浪猫（图片由郭晶提供）
今天武汉天气明朗了一些，尽管依然是阴天。出门没走几步看到废墟上的两只猫，我们互相对视。这个场景的末日感太强烈了，我们对视的时候好像这个世界只剩下我和这两只猫了。可惜我没有带任何吃的。我再出门可以带点吃的喂一些流浪猫和流浪狗。
腰花面店还在做外卖。昨天在花圈店门口的两个花圈今天不见了。前两天在巷口的老人家今天也不在。超市的蔬菜、米架、面架依旧处于稀缺状态，卖盐的架子也空了。今天排队称重的人更多了，可能有人要补充存货，可能有人只是想出来逛逛就顺便买点东西。
今天超市有84，我就买了两瓶84。不再继续购买食物，让我觉得自己一定程度上战胜了匮乏感。其实我前两天就在担心我是不是存太多东西，但又忍不住。这大概跟贫穷有关。我会在打折店和甩卖点门口走不动路，总是想在打折的时候买最划算，就会买一些可能最终并不会用到的东西，本来是为了节约，最后反而造成了浪费。
药店依旧没有口罩和酒精。花店还是处于“外出送花”的状态。菜市场没有开门，但有两三个人在摆地摊卖蔬菜。
超市里排队的人（图片由郭晶提供）
我今天走到了昙华林。巷子口也有人卖一些蔬菜。进入昙华林，一个美味小吃店传来了香味，店门口站着一个人。我惊喜地以为这个店开着门，就问了一句。店家说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开门。昙华林是一条网红文艺街，有很多咖啡店、饮品店、饰品店等。人们本可以在这里度过闲暇时光，现在整条街反而处于闲暇中。
有个老人家打开窗户，从楼上看着外面的世界。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的院子里传来葫芦丝的声音，进入院子只有那些新春装饰品还在。一些店门口挂着玻璃风铃，随风吟出清脆的歌曲。风铃上挂着人们对于工作、学业、爱情、身体的愿望。平常我会觉得这些很矫情，此刻我的脑海中浮现很多人认真写下自己愿望的画面。
昙华林的春节饰品（图片由郭晶提供）
走出昙华林，我看到了一个盒X鲜生，就走了进去。门口有人在检测体温。这个超市更大一些，但蔬菜架也是空荡荡的。超市里播放着春节歌单。
没有买东西的压力，我只是随便逛逛，走到自煮小火锅的架子前，想着今晚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也可以偷个懒，就狠心花了65.7买了一盒自煮火锅和螺蛳粉。在等结账的时候，我还随着音乐摇晃了起来。
我喜欢广场舞，广场舞的节奏都很强，也比较欢快，跳广场舞的人也都很有劲头，让人看着就很开心。走出超市的时候我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了起来，还哼起了歌。
走到武昌区人民政府的门口，看到一个中年女人骑着小黄车在门口喊话，她喊的武汉话，我大概只听懂“请领导接待”“二十多年”。她一遍遍地重复喊。陆续有几辆车进入，保安也在，没有人理她。她就像是透明的一样。
在这样的时候，她都坚持在政府门口喊话，这应该不是第一天，可能也不是最后一天。我的心情一下子又变得沉重起来。走出100多米后，我身后依然传来“请领导接待”的声音。
要求领导接待的妇女（图片由郭晶提供）
走到一个警务综合服务站，门口挂着一个喇叭，一个播音员在激情昂扬地念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防控站已经打响……我们守望相助，众志成城，一定能打赢这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战”。这个的口号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重复播放着，充满了讽刺。
回到小区门口，有一个人在大声喊：出来聊天呀，要长毛了。几个人在旁边嬉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没法用一种统一的心情来写整篇日记。世界如此荒诞，我只能一一记录下这些荒诞。
1月28日
封锁带来了恐慌，而恐慌在加深人们之间的隔离。很多城市开始要求必须在公共场合戴口罩。这看上去是为了肺炎的防控，实际上带来的是权力的滥用。
昨天广州有未带口罩的市民被拖下地铁、被喷辣椒水。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戴口罩，也许因为没有买到，也许他们并没有看到必须戴口罩的通知。可是不管怎样，他们出门的权利都不应该被剥夺。政府还有很多方式可以鼓励市民少出门，在公共场合戴口罩，比如确保每个市民有口罩，给不出门的市民发放奖励金。
网上还有视频是一群人封了在家自我隔离的人的家门。湖北人在外地被驱赶，无处可去。这很可怕，应对肺炎的方式不应该是人防人。与此同时，有人在努力打破隔阂，他们主动为在外地的湖北人提供住处。
在封锁中建立信任和联结并非易事。昨天有个记者问我会不会考虑去跟别人交流，我回答说不知道。整个城市都被沉重的氛围笼罩着，身处其中，我不自觉地小心翼翼起来，不敢随意去和人沟通。封锁让人们的生活进入原子化的状态，失去和他人的联系。
然而人们并不甘于现状。昨晚八点左右，窗外响起呼喊声，大家一起开窗喊“武汉加油”。这个集体的呐喊是一种自我赋权，人们从中寻找联结，从中获取力量。
人们在家里大喊“武汉加油”视频截图
昨天的晚餐是自助小火锅。晚餐后，我照常和朋友们聊天。每天聊天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很快会变得无话可说。于是，我们决定大家要轮流分享秘密。北京Bcome小组创作了《阴道之道》（中国版的阴道独白），里面有句台词是：“我们不说的东西会成为秘密，这些秘密将产生羞耻、恐惧和神话。”
我们说到一些独特的生活习惯，比如有人说自己不喜欢洗澡，有人讲到自己和家人的关系，家族的秘密等等。我们还聊到自己都交过哪些智商税，买过的神奇物品，有人买过辣椒膏，声称可以减肥的东西，抹在身上会发热。当然，我们无可避免地聊到了肺炎，大家分享了自己看到的一些信息，说到一些在维持城市运转却被忽略的群体。我决定去了解这些人的需要。
这几天我的生存焦虑已经慢慢消除。尽管我在试图每天走得更远，可是如果我不和这里的人发生联系，我能走得再远又有什么意义？社会参与是人的重要需求。人们需要在社会中有自己的社会角色，可以发挥自己的社会价值，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
我要在这座孤城中重新寻找我的位置。尽管我在这个城市没有很多资源和人脉，也没有车，行动空间会受限。不过昨天我看到有人骑共享单车，想到我也可以骑单车出门。
1月27日的晚餐
（图片由郭晶提供）
今天武汉的天气终于放晴有了阳光，犹如我的心情。出小区看到的人多了一些，有两三个社区工作人员，他们似乎在做排查，说是要检查外来人员。我问一个大姐她们是否有发口罩，她说没有，另外一个男的赶快过来说有的。
接着我访问了8个环卫工，六个女性，两个男性。他们大概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工资约两千三四，税后不到两千块。
我问到肺炎期间他们的工资是否会有变化，有人说春节有3天是双倍工资，有人根本不了解。
他们现在每天能领到84消毒液、重复使用的劳保手套，没有一次性手套，普遍缺口罩。情况好的可以一次发20个口罩，用完再领；最差的自封城以来只发了2个口罩。
他们都很善良，有的人没有一次性医用口罩，用围巾把嘴包起来。我把出门备用的三个一次性医用口罩送了出去。他们中有人说话有口音，我听起来会费劲，有个大姐忍不住要摘下口罩，又很快戴回去。有人自己备口罩，说“为了家人，为大家，为国家”。
我问到他们的家人是否会担心，有个大姐说肯定担心，她已经和儿子媳妇分开住，他们不出门，她会买东西送到门口，自己心里也慌，心理压力大。
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没有基本的防护保障，却还在坚持工作。我们真的值得他们的坚持吗？
环卫工人的手套（图片由郭晶提供）
我还问了3个外卖员，都是男性。外卖员的工作时间不定，基本都会有配备口罩，至少一天两个，每天会对外卖箱进行消毒。X团外卖的还会发洗手液。
我问到会不会增加工资，他们说外卖分类比较复杂，根据供应商、货物重量等会有不同。X团外卖的专送一单会比平常多3.5元；一个X了吗的外卖员说他一单比平常多4元，另一个则说没有变化。
我还去了一个便利店，早上5点开门，晚上11点关门，1天发一个N95口罩，比较缺酒精，现在主要是接X了么订单。
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联结点。所以我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发出来，欢迎大家加我。如果你在武汉，也想为打破封锁出一份力，我们可以一起为那些被忽视的群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如果你在外地，想捐一些口罩等必需的物资，可以寄给我，我可以出去派发给需要的人。让我们一起形成一个网络。
超市一角（图片由郭晶提供）
1月29日
2017年底，我发起成立了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为在职场遭遇性别歧视的女性提供法律支持。昨天下午，我接到一个怀孕歧视的电话咨询。打来电话的是一名男士，他的妻子潘女士是一个国企的行政职员。潘女士19年7月份入职，现在怀孕3个月。
潘女士的妊娠反应比较大，呕吐得比较厉害，医生建议休息。因为多次请假，公司开始说她不适合这个工作，暗示让她离职。潘女士的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公司还未直接说让潘女士离职，我只能建议潘女士继续工作，并搜集被区别对待的证据。特别巧的是，潘女士夫妻现在也在武汉，他们储存了一些食物。希望解封后，我们有机会见面。
工作现在是很多人的担忧。春节假期现在延长到了2月2日，可是如果疫情还在继续发展，人们怎么可能安心地返工。大公司可能有足够的财力维持运营，延长假期给一些小企业和个体户带来的损失更严重，他们的盈利可能并不多，会有房租的压力，给员工发工资的压力，就可能会裁员。在裁员中，女性经常是首先被裁掉的员工。
对于个人，大家会在考虑要不要冒着一定风险去上班，他们中可能有人面临房贷的压力，有人要照顾家庭。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国家要负担起这些责任，为企业减税，为个人发放基本的生活补贴。
1月28日的晚餐
（图片由郭晶提供）
昨天我收到一个多年没联系的高中好友的信息，她现在是一名护士。她说：“你的每一篇日记，我都在看，我想不到更多的词汇去给你慰藉，心里满是沉重，我只想跟你说，我今天向单位提交了申请到一线的请战书，如果有可能，我愿意到那里和你并肩作战，你不孤单，国家文明的脚步越来越近，可能还有些地方未能完善，但是请你不忘爱与希望。我脑子里你还是那个瘦弱中倔强的你，相信你一定能在这场疫情中平安归来。”
看完后，我留下了感动的泪水。（PS：我现在不瘦啦。）
昨天的晚餐是煮成了米饭的粥加芹菜炒鸡胸肉。晚上，我继续和朋友视频聊天。那个不爱洗澡的朋友已经一周多没洗澡，她决定第二天洗澡。广州的芹菜十多块一斤，北京的朋友买了5个土豆，有大有小，花了十几块。有朋友开始听侦探故事，让自己和肺炎的信息有个短暂的隔离，调整一下状态。
我们讨论可以为环卫工做些什么，有人提议发放如何戴口罩的指南，考虑到环卫工的状况，可能有人不识字。我有个打印机，可偏偏这个时候坏了。有两个网友捐了钱给我，让我转给环卫工。我就跟大家讨论要不要为环卫工募捐。
我只是一个个人，很难保证透明化和公信力，不具备管理捐款资质。我会把已经收的钱捐出去，不再接受给环卫工的捐款。而且，这未必是他们当下的需要。对于我们来说，某种程度上捐款比较容易，而真正关心他们的生活更难。
超市一角（图片由郭晶提供）
今天天气依然晴朗。我早上七点多醒了一次，太困了就又睡了。结果昏昏沉沉地睡到快十点。起床后，我照旧先做了运动。昨晚有个朋友发了武汉物流协会志愿团队的联系方式给我。吃完早饭，我联系了他们，想看看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我想今天能跟环卫工多聊聊。出门碰到的第一个环卫工是昨天那个要给儿子和儿媳送东西的大姐。一开始，她有一些防备，她问我是做什么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我只是志愿者，想要了解和记录环卫工的生活。她还是不解，让我不要拍照和录音，也不愿透露名字。她是老武汉人，说话有口音，有一些我没有完全听懂，能记录下的也有限。
大姐很健谈，她做环卫工一年多的时间，以前在一个厂里做核算员，45岁就退休了。现在的单位不再为她交社保。我说那生病了怎么办，她说她身体还好。她一周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工作以来她从未请过假，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她都在街上打扫卫生。一天99%的时间都要站着。一天站下来，晚上腿都是酸的。有时候回到家都不想洗衣做饭。
她负责的区域是大概500米的街道。大姐说除了打扫的时间，环卫工会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观察着自己管辖的范围，哪里脏了就马上过去清扫，如果不是在打扫人们一般都不会看到他们。
她丈夫去世多年，她还有一个儿子。儿子得了心脏病，前年在广州的医院做了手术，现在还要吃药，一个月千把来块医药费。儿子身体状态不好，能够选择的工作也受限，就开始租车开滴滴，有时候开几天要休息几天，收入也不稳定。大姐的工资除了保障自己的生活，有时候还要贴补儿子。
仍然在武汉街头工作的环卫工（图片由郭晶提供）
每个环卫工都有自己的管辖区域，休息的时候不能跟临近区域的同事聊天。大姐经常一天都不说话。她经常会遇到问路的人，很多人并不客气。有一些开车的人远远的招手让她过去。有一个问路的人在问完大姐后，又问了别人，大姐说自己明明指的路是对的，那个人却又回来指责她，还说“你就只能做环卫工”。所以她有时候都不想回应问路的人，她说自己并没有义务给别人指路，她只是好心，而那些路人把这些当作理所当然。她说孤独和不被尊重很伤元气。
武汉封城后，为了生存她还是要继续工作。她每天11点上班，6点下班。家附近的超市10点才开门。她说她不能买了菜拿着菜上班，只能下班了后买菜，有些菜涨价，能买到的菜就很少。幸好附近有个酒店把一些菜便宜卖，她买了一些土豆和花菜。她花198买了100个口罩，却在休息的时候被人偷了。
临走的时候，我留了几个口罩给大姐。她跟我说谢谢，我可以在那条路上找到她。可是，我觉得自己还配不上她的谢谢。
在我看来，她的讲述是一个控诉，控诉社会的不公，控诉人们的歧视和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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