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I 纽约病人
■ 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 詹涓
纽约市已经成为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最严峻的地区。截至周五早上，确诊病例数达到近45000人，死亡人数超过500。自从“9/11”恐怖袭击以来，纽约市第一次设立了临时停尸房。
许多纽约市民病了，很多人仍在焦急地等待着自己和亲人的检查结果；很多人开始经历生离死别。纽约华人资讯网试图讲述他们的故事：2号病人律师、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局长、第一位死于新冠肺炎的护士、曾连续工作17天的警察局清洁工、年仅36岁的中学校长......他们中有人幸运康复，也有人孤独地去世。
从这些故事中，或许能看到纽约对疫情的处理仍存在很多不足与缺憾，而这也造成了许多家庭永远的痛楚。
纽约2号病人：病情出现转机
这位50岁的律师呼吸困难。2月27日，邻居把他送到了纽约长老会劳伦斯医院。他似乎只是得了肺炎。医生把他安置在五楼一间普通的病房里。
直到4天以后，才有人弄清楚他的真正病因：Covid-19。3月2日，这位名叫劳伦斯·加尔布茨(Lawrence Garbuz)的病人得以确诊，成为纽约州第二名被确诊的患者，而第一位是个有出国史的卫生保健工作者。
劳伦斯·加尔布茨
加尔布茨近期并没有去过世界上已知的疫情传播中心，只是在2月份去过一趟迈阿密。他住在纽约州新罗谢尔，在曼哈顿工作，州和市卫生调查人员没法确定他的感染源，所以有确诊他的那一刻起，人们就知道，纽约终于开始出现社区传播了。
但在那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病人。
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起初他能独立行走。但是随着他呼吸越来越困难，他告诉医院工作人员他走不动路了。于是，他得到了一部轮椅。
2月29日的那个周末，大约有12名访客去医院探访加尔布茨。但就在那个周末，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他又被转移到了三楼的重症监护病房。X光片显示他的肺部状况不佳，看起来“满是蜘蛛网”。但医院的几名工作人员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就算为加尔布茨治疗的医生考虑到了Covid-19的可能性，他们似乎也没有采取行动。
到了3月1日，加尔布茨接受了插管，并戴上了呼吸机以帮助呼吸。但即使接受了治疗，病情也没有改善。在没有采取任何特别预防措施的情况下，他被装上了一辆救护车，转到了位于曼哈顿的纽约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
两天后，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M. Cuomo)宣布了纽约州第二例病例的消息。纽约市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进而在其推特上透露了这名患者的详细身份，包括他的年龄、工作地点、居住社区名和两个子女就读的学校名称。
他的妻子阿迪娜·刘易斯·加尔布茨(Adina Lewis Garbuz)3月6日在Facebook上表示，在得知丈夫的确诊消息后，由于他当时已经插管，病情危殆，她和家人们当晚主动配合市和州的多个卫生部门，提供了他们所有出行信息和联系人消息，一直忙碌到凌晨。正是归功于这家人的配合，纽约州方面迅速隔离了上千人。直至3月中旬，流行病学家已经确定加尔布茨直接或间接感染了50多人，包括阿迪娜、他们的两名子女和开车送他去医院的邻居。
她知道媒体和公众将会对一家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干扰。“当我第一次听说劳伦斯的结果后，我立刻意识到我们周围将会一片混乱，除了尽我所能阻止病情进一步蔓延，我和我的家人只关心我的丈夫/他们的父亲会好起来。我们关上了窗户，关掉了互联网，一起保持坚强和愉快的心情，”她在Facebook上说。
尽管如此，此后一直在家中自我隔离的一家人还是遭遇到了歧视。她透露，“我还有两个子女先前住在国外，疾控中心也已经说他们没事了，但洗衣店不愿意为他们洗衣服，还有护士在他们走过的时候马上贴到墙边，因为她听说他们和我丈夫有关系。”但她也补充说，大多数人“认识到这不是任何一个人造成的”。
好消息是，加尔布茨虽然一度病情危殆，医生们为此通过药物诱导他进入深度昏迷状态，但在3月18日他已经苏醒，妻子阿迪娜在他确诊后第一次通过FaceTime与他通话，“在拔管几个小时后，他醒了过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非常非常爱你!’——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甜蜜的时刻。”她在脸书上写道。
阿迪娜说，她的丈夫现在知道了自己的诊断结果，也知道了疫情令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他得知了诊断结果，最担心的是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第二担心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家人。他意识到疫情在广泛传播 ，正在试图理解一个没有人出门，没有社交聚会，没有宗教仪式，没有普林节的世界！”她写道。
阿迪娜承诺，全家人愿意参与任何关于治疗或预防这种疾病的研究，她写道：
“互相帮助的心愿是我们、也是处在困境中的整个世界的一线希望。现在，作为一个家庭，我们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我的家人，甚至包括我的孩子们都愿意为医学研究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东西，看看是否能帮助治愈或阻止这种病毒带来的破坏力。”
纽约首位名人感染者：连婚姻都经受住了考验
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局长里克·科顿(Rick Cotton)本周四说，他不仅战胜了冠状病毒，他的婚姻也经受住了考验。
“我最近的测试结果已经转阴了。我完全康复了，”75岁的科顿在该机构3月的董事会会议结束时在电话会议上说。
3月8日，科顿成为第一位在Covid-19检测中呈阳性的纽约知名人士。同样确诊的还有他的妻子、中央公园保护区总裁伊丽莎白·史密斯(Elizabeth Smith)。两人的状况都不错，科顿几乎没有症状——他自己都觉得这是个谜，史密斯的病情略微严重点。他们的医生认为他们可能对病毒有一定的免疫力。
他说：“这可能是我们结婚后共处时间最久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乎一直没走出过屋子。但我们的婚姻很牢固，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感觉很好。”
他们仍然不知道是怎么得这种病的。在确诊前几天，夫妻俩与几个人共进晚餐，但没有一个人生病。在检出阳性之前，科顿与32个人会过面，他们也都没有生病。
“我们已经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我们的日程表，我们的活动没有任何异常……不过在两个星期前，我们确实去了佛罗里达州，”科顿说。
在那之后的两个半星期里，夫妻俩在他们位于上东区的家中进行了自我隔离。在生病期间他的“日程安排仍然很满”，因为该机构有大量前线工作人员感染。
科顿表示，截至周四上午，港务局的另外22名员工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另有13人在等待检测结果。港务局共有8000多名员工。
科顿介绍说，与去年同期相比，本周的机场客运量下降了85%，而通过该机构桥梁和隧道的私人汽车客运量则下降了55%。为了弥补收入下降，该港口已经寻求19亿美元的联邦援助。
不过，正如科顿神奇般地痊愈一样，他也看到了港务局未来复苏的迹象。
港务局最大的资产之一是其集装箱港口，本月由于取消了13艘通常从中国运送货物的船只，货运量下降了30%，这是港务局预计，由于中国工厂重新开工，4月份只有5个订单被取消。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港口将引领港务局的复苏，”科顿说。“我认为，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尽管面临危机的挑战，但供应链几乎完好无损。”
科顿和加尔布茨家庭很幸运，但有些人则不是如此。
护士凯利：“不要告诉爸爸妈妈”
3月18日，曼哈顿西奈山西区医院(Mount Sinai West)的护士经理基乌斯·凯利(Kious Kelly)给妹妹发了一条令人震惊的短信：他的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住在重症监护病房，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他告诉她，他可以发短信，但不能说话。
护士基乌斯·凯利
“我很好。不要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会担心的，”他在给妹妹玛丽亚·帕特里斯·谢隆(Marya Patrice Sherron)的短信中写道。
这是他最后的留言。谢隆后来给他发的短信没有得到回复。不到一个星期后，他去世了。
现年48岁的凯利是可能是纽约市第一位死于新冠肺炎的护士。
他妹妹说他有哮喘，但其他方面都很好。“他的死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很生气。他原本是个健康的人，”谢隆周三在Facebook上说。
医院的同事们也很生气。一些人在社交媒体上抱怨，他们没有足够的防护服或口罩。就在3月为西奈山西区医院病人提供替代性阿依吠陀治疗的外部咨询师吉阿·丽莎·克拉内(Gia Lisa Krahne)说，她最后一次见到凯利是在3月9日那一周的工作中，当时他没有戴口罩，也没有戴任何防护装备。
与凯利一起工作的一名护士说，凯利不在一线岗位，不会与感染患者直接接触，所以他没有防护设备，但在实际工作中，作为助理经理，他也常常帮助团队中的护士进行防护服穿脱。
就在凯利工作的这家医院里，还有一张摄于3月17日的照片在媒体上流传，照片中的医院工作人员套着垃圾袋，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护士对《纽约邮报》表示，她们穿的是透水材料制成的一次性刷手衣，所以护士们在外面又套了层塑料垃圾袋。
西奈山西区医院发言人露西亚·李(Lucia Lee)在电子邮件中驳斥了医院没有向员工提供防护设备的说法。她在声明中说：“这场危机导致纽约地区所有医院的资源紧张，但我们确实有足够的保护设备供我们的工作人员使用。”
凯利住的地方离医院只有几个街区远，同事们说他是一位敬业、幽默的同事。他也真心关怀着病人们。
“他藏着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巧克力和糖果，所以可以随时照顾那些又累又饿的护士和医生，”护士乔安娜·卢(Joanne Loo)周三在Facebook上写道。
但护理并不是他最初的职业方向。凯利的妹妹说，他是密歇根州兰辛人，20多年前搬到纽约从事舞蹈事业。然后他去了护理学校，在西奈山做了一名护士，之后被提升为助理经理。
他的家人现在正试图将他的遗体运回密歇根，他的同事在Gofundme上筹集资金，帮助他叶落归根。妹妹说，一家人原本已经有了计划，之前父母正在他们拥有的土地上为子女盖一幢小屋。
警察局清洁工：他曾连续工作17天
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德莫特·谢伊(Dermot Shea )于周四晚宣布，一名兢兢业业的员工死于冠状病毒并发症，这是纽约市警察队伍中因该病去世的第一人。
这位员工叫丹尼斯·迪克森(Dennis Dickson)，殁年62岁，此前一直在警察广场1号(1 Police Plaza)担任清洁工，他在周四去世。
右二是丹尼斯·迪克森
据知情人士透露，迪克森已婚，育有子女，有心脏疾病。最近一次上班是在上周。
“今天我们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谢伊在推特上发布的视频信息中说。“当飓风桑迪来袭时，他连续工作了17天，自从冠状病毒袭击这座城市以来，他一直保护着纽约警察局的安全。今天他死于冠状病毒并发症。我们失去了纽约警察局的一名成员，我们为他的家人祈祷。”
截至周四，已有350多名纽约警察局的工作人员被证实感染了该病毒。这个数字较周二时的211人有明显上升。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纽约警察局反恐部门负责人、副局长约翰·米勒(John Miller)在勒诺克斯山医院(Lenox Hill Hospital)住院，病情严重。纽约警察局交通局长埃德·德拉托尔(Ed Delatorre)也被证实在冠状病毒检测中呈阳性。
许多警官表示，该部门没有遵循有关病假和个人防护装备(PPE)的建议方案，因此将他们的健康置于严重的风险之中。
一位匿名警员称，在德拉托尔确诊之前，他去了他的指挥部，把病毒传染给了其他几个人。“他们没有呆在家里休息，也没法请病假，而是被告知继续工作，直到发烧，有一名中士在巡逻时咳出了血，”这名警员说。“现在纽约警察局得到确认，这几个人的检测结果都为阳性。”
周日，纽约警察士官协会(Sergeants Benevolent Association)发布的一份备忘录指出，警员“将被要求密切接触可能具有传染性的情况”，包括执行隔离措施、介入家庭纠纷，以及处理受感染的人或尸体。在这些情况下，警官“有权得到个人保护：N95口罩、乳胶手套、一次性长袍或围裙、护目镜”，然而，几乎没有足够的设备来保护医务工作者，更不用说警察了。一名警官告诉《名利场》(Vanity Fair)，警察“被扔进了狼群里，我们没有合适的防护装备。”
一名纽约警察局的巡警表示，两周前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双蓝色手套和一个一次性口罩。这些口罩一直用到了今天。“我们要倒霉了，”警官说。“大家伙儿都生病了。他们没有给我们提供真正的清洁用品，而是给我们手工做了一瓶醋溶液，大家一起共用。” （纽约警察局在一条推文中表示，为了应对病毒，他们已经聘请了更多的清洁人员对设施进行消毒。）
这位巡警还说，周一他和一名同事接到报警，得知一幢公寓楼里有一名老年男子死亡。他俩正打算前往三楼检查尸体，幸好大楼管理员警告说，这名男子极有可能死于Covid-19并发症。他们因此离开大楼，调度专业人员前来处理。“我们很幸运。通常我们得检查尸体。我们甚至得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心肺复苏术。如果管理员不告诉我们，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被暴露。”
据谢伊说，目前警察请病假的人数是正常比例的三倍，截至周四晚上，超过3674名警察请病假，已经超过警局人数的10%。一旦这个比例达到16%以上，警员将执行两班倒，每班时长12小时。
谢伊还介绍说，到了这个周末，纽约警察局将成立一个由约600名警察组成的行动小组，其主要职能是替换生病的警察。
他说：“情况会逐日变化，但当务之急是回填巡逻人力。”
中学校长：“她是我们许多人的英雄”
校长德兹-安·罗曼(Dez-Ann Romain)总是把自己的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用鲜花将房间妆点得焕然一新，还在学校里张贴各种鼓舞人心的格言。
“她是我共事过的最具创新精神的学校领导之一，她的学生都很喜欢她，”纽约市教育局公平与机会办公室(Office of Equity and Access)的高级战略和政策顾问考特尼·温克菲尔德(Courtney Winkfield)说。
罗曼星期一死于冠状病毒引起的并发症，年仅36岁。这是纽约市公立学校第一例已知的Covid-19死亡病例。
校长德兹-安·罗曼
学校官员表示，她最后一次到学校报到是在3月12日，之后开始感觉不舒服，3月18日因肺炎住院。
罗曼所服务的学校名为布鲁克林民主学院(Brooklyn Democracy Academy)，这是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的一所转学学校，专门招收16岁以上或学分不足但正在努力获得高中文凭的学生，旨在帮助他们获得高等教育或进入就业市场。
罗曼接触的是纽约城中一批无法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孩子，但她希望改变他们的命运。
“她把每个孩子都视为自己的个人使命，”温克菲尔德说。“她知道每个孩子的背景，他们的家庭成员，他们的情况，以及如何激励他们。”
布鲁克林区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在《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布朗斯维尔是我们区服务最匮乏的社区之一。但在其他人看到问题的地方，她看到了希望和潜力。”
罗曼以前的学生柯蒂斯·普洛基-伦塔斯(Curtis Turney-Rentas)告诉BuzzFeed新闻，她不仅仅是美术老师和校长。“她教我们成长为负责任的人，”他说。
在他从高中毕业后，她仍然是他的朋友，在他和他的同龄人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予以坚定的支持。
普洛基-伦塔斯还记得他组织过一次社区活动，向贫困家庭分发书包和食物，罗曼和其他高中老师都专程去那里帮忙。
“她不是老师，也不是校长，”他说。“她是我们的姐妹、朋友，最重要的是，她是我们许多人的英雄。”
德兹-安·罗曼本人也来自弱势家庭。她于1983年7月6日出生在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沿海小镇。朋友说她十几岁时移民纽约。
其中一位朋友穆罕默德·阿明(Mohamed Q. Amin)在Facebook上写道：“我们同为加勒比移民，由低收入父母在贫民窟中抚养长大的，因此当时我们被认为是'高危’年轻人。”
罗曼以优异的成绩从皇后区Far Rockaway高中毕业，2015年在另一所学校教残障学生，2017年接任布鲁克林民主学院校长一职。
去年，教育局对学院的教师进行了调查，以了解罗曼的工作状况。100％的老师回答说，她设置了高标准、传达了清晰的愿景、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不断追踪他们的进步。
■ 作者为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詹涓，曾任《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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