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都在编者按里说，只有史家记录那些挥舞旌旗的王者是不够的。那些属于个人的，渺小的历史需要郑重其事地被记录。《疫情中的口述实录》因此而来。我们找到了一直专注于个人口述史写作的作家林世钰。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一篇，我们进行了特别的尝试 ：请这位作家自己采访自己。曾有网络段子说，“新冠疫情阻击战，中国打上半场，外国打下半场，海外华人打全场。”作家本人真的经历了这个“打全场”的全过程，现在，这个仗还在继续。NewYorker@ChineseInNY.com
已经是四月了，回想自己在过去两个多月经历的一切，感觉生活和我开了一场玩笑——我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回去了，又在美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回来了。像我这样打遍全场，更确切地说，全场被打的人，估计不是多数吧。1月15日，我回国探望生病的母亲，不成想赶上疫情爆发，在国内滞留了两个多月；3月底，我牵挂尚留在美国的先生和女儿，又冒险逆行回美。在这一往一返之中，我感受到了个人在环境变化夹缝里的无奈，以及命运之手强大的力量。但是，即便生如蝼蚁，微小如尘，我们依然要记录个人在这场疫情中的经历。这是有意义的，至少，它显明每个人在某个历史阶段的生命轨迹，以及时代从个人身上碾压过去的印记。未来世界的人们循着它，可以看到过往岁月清晰的纤毫。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分享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开始，一次呼唤。未来我将记录更多疫情中个体的故事。高山低谷，激流镜湖，每个人都是一个江湖。欢迎关注。
第一章 一月，整个世界黯淡了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但是还要经历多少地狱和炼狱啊。
—— 茨威格
| 回国探母，一脚踏进“泥沼”
1月15日，当我收拾回国的行囊时，不知道自己即将一脚踩进疫区，在国内生生滞留了两个多月！
2020年1月3日，弟弟突然告诉我：妈妈确诊了，肠癌中晚期。我顿时觉得整个世界黯淡了下来，头顶湛蓝的天空，一下子发出裂帛的声音。
从那天起，我知道，漫长的青春期结束了，我与死亡之间的挡板渐渐被撤掉了，生活露出了它狰狞的真面目。
1月7日，母亲做了癌细胞切除手术。我看到弟弟发来的视频，往日身体强壮的她如今脸色惨白，笑容苍白，说话气若游丝，心碎了一地。
没有多想，1月15日，我匆匆收拾行囊回国了。飞机上，一个坐我旁边的大姐全程戴口罩，我还挺纳闷的，觉得她多此一举。
1月17日夜里十点，我赶到了母亲所在的福州医院。
当我推开病房的门，看到瘦弱的她睡觉都蹙着眉头，眼泪忍不住掉下来了。借着卫生间透出来的朦胧灯光，我发现母亲瘦了许多，头发支棱着，像一只受惊的刺猬。我摸了一下她绵软无力的手，心一酸。
接下来三天，我和父亲白天黑夜轮流陪妈妈。
那个时候，医院已经有人开始带口罩了，但我并不放在心上，每天都在裸奔。下楼买饭，扶母亲在走廊散步，找医生，陪床……彼时，我不知道，发端于2019年12月的新冠病毒那时已经摩拳擦掌，像洪水猛兽一样朝人类猛扑过来，寻找可栖息的宿主。而母亲所在的住院楼里，已经住了几个新冠病人！
当时也知道武汉出现了几起肺炎，最早透露消息的8个医务人员，以“传播谣言”被处理。但我和父亲的眼里只有一件事——清洗母亲腹腔的导流管保持畅通。每天夜里，不管是我还是父亲陪床，都要爬起来观察好几次，如果不畅通，就要打着手电筒，蹲在地上拼命捣腾。整个世界在我眼里，只剩下了那根细细的导流管。
当时，一个在武汉当过医生的朋友紧张地告诉我，武汉肺炎比我们想象的严重，你和妈妈在医院一定要小心防护！我漫不经心地答应着，并不在意。
1月21日，医生不耐烦地吩咐了几句，匆匆让母亲出院了。
1月23日，当我知道武汉封城时，惊呆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飞机上那么多人戴口罩，为什么医生匆匆让母亲出院，为什么在武汉当过医生的朋友那么郑重吩咐我。原来，在平静的背后，暴风眼冷峻地盯着我，病毒像蝴蝶一样，已经在人群里扑棱着翅膀，寻找可以栖息的宿主，而我竟浑然不觉。
我出了一身冷汗 —— 无论是刚动过手术、身体虚弱的母亲，还是尚在倒时差的疲惫的我，都是病毒青睐的对象啊！
就这样，我被无常的命运撞了一下腰，在国内滞留了两个多月。事后我和朋友开玩笑：我好无辜啊，出门打个酱油，就被抓壮丁了，然后就是大江大海2020。
距离春节只有一两天了，但是全家人都无心置办年货，只是一天天捱着。腊月二十八，我和嫂子上街买了两副春联回来。侄子把春联贴上，虽然红得有点惨淡，但家里总算有了一点年味。弟弟终日坐在楼下的火炉边烤火，眉头紧锁，为他不知何日开业的公司忧心忡忡。哥哥和嫂子负责做饭，每餐变着花样给大家端出一桌饭菜。餐桌上，每个人都心事重重，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再好的食物，吃到嘴里都味同嚼蜡。只有7岁的小侄子，目光炯炯地盯着红烧肉，眼里充满渴望。吃饭的整个画面，犹如梵高的画《吃土豆的人们》那般沉重：昏暗的灯光下，一群衣衫破旧的男人和女人在默默吃土豆。他们的每根皱纹，每个表情，都隐藏着生活的艰辛以及对苦难的隐忍。父亲几乎全程不说话，匆匆扒完一碗饭后，就站在窗前，凝视着窗下流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今年是爸爸70大寿，弟弟本来计划带爸妈去东南亚过春节，但疫情生生把我们的家庭计划一掌打翻了。一个乡下亲戚送来了一个硕大的猪蹄，在屋顶悬挂了若干天后，被哥哥悄悄送了别人。母亲身体虚弱、几无食欲，每天被我们哄着坐到桌前，挣扎着吃了几口饭菜，然后索然无味地下去了。偶尔看到她吃半碗米饭，我们都高兴半天。闲暇时刻，我喜欢一个人爬到五楼的屋顶洗衣裳。干净的衣裳在阳光下迎风招展，似乎在宣告生活的某种希望，让人安慰许多。眺望被高楼挤压得扁扁的远山，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闺女和先生，恍如隔世——就在两周前，我还在美国的家后院修剪迎春花的枝子，参加邻镇的反家暴义工培训，每周五去图书馆上英语课，生活井然有序。如今却与先生和女儿隔着浩瀚的太平洋，生生被困在家乡这座小城，归期未卜。除夕夜到了，哥哥端出了一桌饭菜，我们居然忘了买酒，大家面面相觑。哥哥从楼上翻出一瓶开过的红酒，大家往杯里倒了一点，开始碰杯。酒杯碰撞的声音，似乎比往常沉闷许多。![]()
Vincent Van Gogh - 吃土豆的人（1885年4月）
饭后，我们和爸爸聊了一会，就各自回房睡觉了。往年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会围炉夜话，聊过去一年的经历和收获，以及未来一年的人生计划。母亲在厨房忙前忙后，不停给我们端出好吃的东西。大家说说笑笑，直到春晚结束，父亲和哥哥去楼下放鞭炮，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回房睡觉。可是，这个春节太特殊了——于小家而言，母亲动了个大手术；于大家而言，人人困于疫情，万径人踪灭，实在没有庆祝的心情。我七年没有在国内过春节了，难得回来竟遭遇家庭和国家的双重困境。躺在床上，我暗自垂泪，有点伤感地睡过去了。半夜，我被窗外零星的炮竹声惊醒了。呵，一年又过去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如果以2020年作为分水岭的话，人类已经失去太多，无边落木萧萧下，但不知道会收获什么。昨日世界的美好已经飘零在风中，而“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还要经历多少地狱和炼狱啊。”（茨威格）早上6点，我被楼下高亢的鸡鸣唤醒了，换上新衣裳，推开窗户，鼠年第一缕阳光重重砸到了我的头上。每天刷着不断上涨的确诊数字，我的心也一寸寸地悬起来。1月23日，疫情的重灾区—武汉宣布封城。我的心悬到了嗓子眼——除了离开（我不喜欢用“逃离”这个词）的500万人，这座中部大城市还留下900万人啊。一旦停摆，他们生活何以为继？对于江城武汉，我有别样的深情。1992年至1996年，我在武昌南湖畔度过了四年大学时光。毕业后，我的很多同学留在江城工作。问了一个留在母校工作的室友，她说学校后勤部门服务得挺好，蔬菜水果基本需求都能满足。想给她寄点东西，问了快递公司，工作人员说武汉封城，无法通邮了。朋友圈里，不断看到湖北人在外地被歧视的消息。被酒店拒绝入住，在高速路上漂流二十多天；所住房子被人焊门；挂鄂牌的车被人推倒。我所住的小城，也对湖北（特别是武汉）回来的人们充满警惕。同学微信群里，一份在武汉定居的本地人的名单公然流传，上面有名字、电话、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让人触目惊心。一天，弟弟脸色铁青，说自己的湖北朋友一家在路上漂流了一个多月，无处栖身。最后漂泊到了广东，用了丈母娘的身份证才偷偷租了一个房子，总算暂时安身了。“这是一个操蛋的世界！”弟弟愤愤地踢了一下暖气片。还好，在灾难面前，也有人性的光辉熠熠发光。比如武汉的基督徒冒着危险在街头分发口罩和食物，比如我母校的老师把配发的蔬菜让给了老弱病残，比如几个海南的高中生众筹购买蔬菜捐给武汉人民……武汉封城不久，全国很多地方陆续步入后尘。正月十三，我所在的小城也开始封城了。当天晚上，12辆警车全城巡回广播：广大居民请注意，请居家隔离，无特殊情况不要外出。高速路和省级路的入口已经关闭，出口立着一个牌子：出城回来必须强制隔离14天，请三思而行。紧接着，政府给每个家庭派发了通行证，每户每两天一张，仅允许一个家庭成员上街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第一天，我想出门拍点照片，顺便买菜。到了十字路口，两个带红袖章的志愿者过来拦住我，要求出示出门证。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他们认真地在上面写下日期和时间。街上空空荡荡，像一张刚发下来的新卷子，每个应试的人似乎都没有把握。除了超市和药店，其它商铺都关门了。往日热闹的小城一派死寂，似乎刚刚结束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个药店门口，都立着同样的牌子：口罩断货。此后几天，这些牌子一直懒洋洋地立着，保持相同的姿势和内容。有那么几天，我们全家出现口罩荒，一个口罩都没有。于是只能在家猫着，无法出门。晚上，我在朋友圈里写“小城记事”时，提到此事。接下来几天，各路爱心口罩如潮水般涌来。这些美好的事情，都在我心里存放着，让我对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依然心怀爱意。其中一个美国朋友跑了好几家店，凑够了108个N95口罩寄到中国。这批口罩太珍贵了，我一个都舍不得用，后来又如数背回美国，捐给镇上医院。2月7日，县政府发出通知，说小城发现了4起疑似病例。顿时，一片乌云堆积在小城上空。次日起床，看到有人在朋友圈转发了民众在超市抢米的视频。一个老人家趴在三袋大米上，用家乡话急切地说：这是我的！不要动！父亲甩掉手里的烟，果断地说：走，我们也去买几袋！我和弟弟面面相觑：至于吗？如果一个社会连米都买不到，说明马上要崩溃了。我们独自存活也没啥意义啊。父亲不悦：你们没经历过大饥荒，啥也不懂。中国老百姓很多时候只能靠自己，别的靠不住。他毅然朝门外走去，哥哥只好跟在后面，发动了车。半个小时后，父亲和哥哥搬回了五袋大米，堆在一楼大厅的角落里。“大米真的涨价了，还好我们抢了几袋。” 父亲拍拍手里的灰尘，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的“战利品”。这五袋大米吃了两月有余，直到我回美国时仍然没有吃完。屋漏偏逢连夜雨，确实如此。2月 日早上，同城居住的大姑姐突然来电话，说他的爸爸（我的公公）不行了，让我马上过去。我没来得及咽下最后一口面包，就冲出门去。到了公公那里，发现家人都到场了。公公蜷在床上，双眼紧闭，鼻息微弱。大姑姐说，他从昨晚起不吃不喝，怎么也叫不醒。公公自从1月摔了一跤后，有点小中风，终日卧床不起，两条腿硬得跟石头似的。“这回可能过不去了。我们去乡下把寿衣拿回来吧。”大姑姐淌着泪，和我一起出门。我驾照都忘了带，就借了一辆车一路狂奔到乡下老家，扒拉出落满灰尘的寿衣，又一路狂奔回来。再看公公，依然双目紧闭，气息越来越弱了。赶紧和远在美国的先生视频，告知此事。他急得眼泪快下来了——疫情期间，他即便回国，也要被强制隔离14天，无法为父亲送行。除了切切祷告，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好在傍晚时分，公公慢慢醒过来了，可以吃一点东西了，我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遗憾的是，公公最终还是在我回美后几天走了。我和先生耽于疫情，无法回去送他最后一程，只能在大姑姐拍的视频里目送他入土为安，实为人生一大憾事！想想那些在疫情中生离死别的人们，我的心似乎被人揉成一团，痛到不行。至暗时刻，好在神的话语安慰了我。“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27）街上空空荡荡，像一张刚发下来的新卷子，每个应试的人似乎都没有把握。每天穿着睡衣在家里晃悠，饿了吃，困了睡。日子没有段落，不知今夕何夕，但李文亮的去世之夜似乎成了唯一的分野。那个夜晚深沉的忧伤，至今想起仍忍不住想落泪。清楚记得那是2月6日深夜，我依然在等方方日记，突然看到朋友圈发出李文亮染上新冠不幸去世的消息。不敢相信，一个34岁的阳光小伙，怎么可能！于是到各个群转了一圈，发现是真的！泪水瞬间就下来了，绷了许久的愤怒和悲伤无法自抑。八人闭嘴，万家闭户。每个人的生活都被疫情击打得七零八落。这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不—明—白！几乎是哭着和好友通话，也听到他同样哽咽的声音。另一个朋友说，他当晚知道这个消息后，心揪成一团，心脏病快犯了。那晚的朋友圈，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在心里为这个年轻的医生立了丰碑，也把一些人钉到了耻辱柱上。2月9日，一场纪念李文亮的活动在纽约中央公园举行。“二月。用墨水哭泣！在悲声中，为二月寻找词语”。（帕斯捷尔纳克）从美国朋友发来的照片中，我读到了很多华人的留言。老一代的吹哨人、92岁的GYJ老人写了一首《祭李文亮医师》：狂风无情地吹，暴雨倾盆如飞/你的人生道路，坎坷，短暂而又劳累/天苍苍！你为众生喊出疫情/遭受非礼，谁之罪！/夜茫茫！世间不平折磨了你/令人心伤悲/你的义举，向掩盖者施威/李文亮医师安息吧/历史永远记下你的行为。2020年，距GYJ揭开中国艾滋病真相整整24年了，可是历史依然在重演，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思之岂不令人心痛！让我感动的是，李文亮去世后，仍有很多双耳朵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音。他的微博下，每天都有人留言。有人告诉他武大的樱花开了，有人送来了他最爱吃的鸡腿，有人告诉他“我会做一个心里有坟墓的人”……向来对强权和苦难隐忍的国人，这次终于良心集体涌现。李文亮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这个国家留下了善意的火种，也为众多卑微的生命留下了一个可以诉说的树洞。这让我想起了《圣经》里的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心里感觉好受多了。3月27日，是武汉人领亲属骨灰盒的日子。很多人在社区和单位领导的“陪同”下，安静地领走自己亲人的骨灰盒，现场不许拍照。所有的悲伤，都被摁进了这个小小的盒子里，动弹不得。我看到了财新记者丁刚拍的一张照片：在一面写着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巨大幕墙下，大家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等着领骨灰盒。他们颓然卑微的影子，嵌在锃亮冰冷的大理石地板里。这张照片精准地捕捉到了中国的现状——小人物的悲欢总是被嵌在国家的宏大叙事里面，微不足道。那一天，我听了任素汐演唱的《那年的呱呱坠地啊》，咿咿呀呀的女声在风里摇曳成丝线，凄凄惨惨戚戚，似乎在为亡灵招魂。那年的万人空巷啊/那年的小心喘息/那年的铁栏罩住傲慢人/那年的生灵哭晚清……2月22日，母亲做了第一次化疗，反应强烈，身体极度虚弱。有一天，她独自下楼拿酒时晕倒在地，头上磕出一个大包。我和哥哥、父亲赶紧把她送进医院拍CT。还好，脑子没有受损。晚上，父亲用茶油抹母亲头上的包，末了把我拉到一旁，轻轻地说：你妈现在很怕你回美国。按原计划，我是2月19日回美国的。1月31日，美国颁布对中国的旅行禁令，很多国际航班停航。当时，美国的国门尚留一条缝，回去还不迟。我看了一眼躺在床上、像棉花一样瘦弱的母亲，默默地把机票退了。女儿知道后，着急地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悠悠回了一句：君问归期未有期。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不想回美国的事了，踏踏实实地陪母亲。我想，这可能是神赐给我的难得陪伴母亲的机会吧，既然如此，何不悦纳他的美意？小城的四起疑似病例很快被排除了，小城成了无疫区，大家欢欣鼓舞，放心出门了。天气好时，我会带母亲去菜园。我负责摘菜，她坐在石头上，给我讲乡村陈年旧事。春风拂过她的发梢，她的脸色看起来红润了一些。我渐渐不想回美的事了，想等4月份再说。直到有一天，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今天看到你闺女了，我问她想不想你，她说很想，眼里含着泪。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被击中了，当晚，就订好了3月中旬回美的机票。3月4日，新泽西出现了第一起病例。接下来几天，数字不断攀升，15个，32个，48个……几天后就破千了！而以川普为首的联邦政府不以为然，觉得这不过是大号感冒。我知道这种大意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心开始慌了！赶紧联系女儿，她说还在学校上课。想到她学校食堂1000多号人同时就餐的盛况，我的心悬到嗓子眼。好在女儿的学校很快开网课，先生也在家上班。我这才感觉稍稍好点。临行前一天，突然接到一条短信，告知航班临时取消了，只好再次改签。改签成功，这回真的要走了。回美前夕，母亲正在福州医院做第二次化疗。爸爸从医院食堂买了饭上来，我们草草吃完，就在病房里匆匆告别。母亲打了几天的营养针，似乎状态好了一些，靠在床头冲我微笑：你这次回来这么久，我已经很满足了，放心走吧。悲伤扼住了我的喉咙，我啥也说不出来。拎着箱子正准备去酒店，母亲突然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走到我跟前，往我手里塞了一个桔子。“拿去吧，路上吃。” 第三章 这个春天注定艰难
| 美国，我回来了
戴上帽子、口罩、手套、墨镜，武装到牙齿，我像外星人一样滑进了福州长乐机场。因为很多飞机停航，机场空旷得像刚收割完麦子的麦田。从福州到纽约的航班，仅有十个乘客，个个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大家一脸凝重，沉默不语。
填了出入境人员健康申报表和中国海关申报表。测了体温，过了安检，朝登机口走去。我想买点吃的，发现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只有一个小超市开着，里面有矿泉水、面包等简单食物。再看周围的登机口，去新加坡的空无一人，去纽约的十个乘客散落在不同的角落。
上了飞机，只见空姐也是全副武装，厚厚的口罩下，唯见峨眉淡扫，不见面容姣好。每个乘客都默默盘踞在不同的角落，各怀心事。哎，我也算沾了新冠的光，花经济舱的钱，享受商务舱的待遇。我怀着几分占便宜的歉疚，开始看电影《地久天长》，当我看到咏梅扮演的妻子幽幽地说，我们的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大恸。
是的，山川河流还是旧模样，可是经此一疫，每个人的生活已经被彻底改变了，不管是世界、国家还是个人，再也回不到从前了。2020年像一把锋利的刀，把我们的生活切成两半。这仅仅是开始，我不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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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似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之前，人类无比傲慢 —— 科技如此发达，还有什么灾难可以真正摧毁我们呢？但是一个小小的病毒就打碎了所有人的幻梦，让我们第一次警觉：原来我们自以为可以安然依靠的一切，科技，金钱，财富，地位，在大自然和死亡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各人以为稳妥的时候真是枉然。”
空姐送来了食物，我摘掉口罩和手套，消毒了双手，然后开始吃喝。再看后排那个大眼睛的福建女人，她一上飞机就躺下，全程不吃不喝不上洗手间，真是太佩服她了。
14个小时的飞行很快结束了。当我看到纽约影影绰绰的建筑时，心里升腾起几分悲壮：美国，我回来打下半场了！
出得舱门，只见表情严肃、戴着口罩的工作人员肃立两旁。我们跟在一个身形庞大的黑人背后，进了一个房间。早有两排人在候着我们：一排审查健康申报表，另一排测量体温。
体温都正常，我们被允许前往入境大厅。只见昔日熙熙攘攘的入境大厅，此刻空得可以当飞机场。除了零星几个工作人员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我注意到，多数工作人员没戴口罩，真为他们担心。
顺利入境。推着行李出来，发现外面接机的人稀稀落落。先生的车还没到，我站在路边等候。昔日热闹的肯尼迪机场安静了许多，只有几辆黄色的出租车没精打采地停在路边。
天空依然那么湛蓝，和7年前我初到美国时一样。但是天空下发生的一切，是当年怎么也想不到的。比如说川普上台，比如说中美贸易战，比如说母亲得癌症，比如说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我站在纽约的天空下，乱发如草，一脸沧桑。
先生的车到了。他见了我，如同悟空见到妖怪一样，以掏金箍棒的速度，迅速操起酒精瓶冲我一通乱喷，然后让我换套衣服再上车。我盯着他的后脑勺直咬牙——大叔，你欠我一个拥抱！
到了我居住的新泽西小镇，发现门口的灌木都抽芽了，黄水仙开了，杜鹃花鼓着花蕾，迫不及待要绽放。昔我往矣，雨雪霏霏，今我来思，杨柳依依。我有点恍惚了。
女儿听见动静，从楼上跑下来了，与我隔着6英尺的social distance（社交距离），兴奋地问：妈妈，你给我带的胶带呢？我发现，离开两个月，她的头发长了，个子似乎也高了。我忍住了拥抱她的想法，让她自己去车库拿东西。
先生把我安置在楼下的小房间隔离。每天吃饭时，我们一家三口分布在三个不同的空间，有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的感觉。
| “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
美国的确诊数字一天天攀新高，有一天终于冲到了十万多，稳居世界第一。而我所在的新泽西州，由于与纽约一衣带水沾了“光”，跃居美国第二。光我住的小镇，就有100多起病例了。
看着新泽西确诊数字日涨，我心急如焚，觉得应该做些什么。我捐出了自己带来的五百多个口罩（包括之前美国朋友给我寄回国的108个N95），然后在朋友圈里募捐买口罩。
“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我在募捐通告里写道。
让我高兴的是，一个我之前捐过款的微信群给我捐了一大笔钱，加上朋友圈的捐款，我基本达到了自己的筹款目标。连着几天，我不断比较口罩的来源和价格，最后选定了国内两家有资质的口罩厂家，一共订了近三千个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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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给美国社区的口罩
从4月1日开始，我陆续收到国内寄来的口罩，交给了镇上的华人协会，让他们捐给医院、老人院、警察局、银行、邮局等地方。镇上很多华人都在当义工，天天去这些地方送口罩，甚至村里的足球队还募捐，为医务人员送免费晚餐，真的让人感动。我的英语老师是犹太人，他特意给我发来了媒体对华人捐助社区的报道，赞道：Chinese community showed good gesture, it is so terrific！（华人社区呈现了良好姿态，太棒了！）。
那几天我连着收包裹，发现快递公司的送货人员几乎没有戴口罩，急得不行。于是，每次我坐在窗前，但凡看到送货车在我家门口停下，快递小哥拎着东西冲我家走过来，我就迅速拿起一袋口罩出去送给他。他们无不道谢。
4月4日是女儿15岁生日，也是国内公祭在这次疫情中去世的同胞的日子。这两件事情重叠在同一天，让我的心情极为复杂，诚如《圣经》里的“传道书”所言：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我们活在地上的日子，苦难太多，唯有举目望天，才能找到一点盼望。
14天的隔离期结束了，4月6日，我“出关”了。正欢欣雀跃想庆祝一下呢，却听到公公于昨晚去世的消息。他最终还是扛不过这个残忍的春天。由于现在回到国内要强制隔离两周，即便我们回国，也送不了公公最后一程。我和先生商量了一下，只好遥望故土，泣别这位一生忠厚善良的老人，心里满了伤痛和遗憾。
在这场疫情中，天天有多少生离死别啊。前几天看了“方方日记接力”的一篇文章《母亲，留在了2020年立春这一天》，哭到不行。母亲知道自己得了新冠，不让女儿靠前，做女儿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去世。那是什么样的人间惨剧！
抬头看窗外，已经是人间四月天了，樱花没心没肺地开着，毫不理会人间的忧伤。我想起了芒克的诗《四月》：四月，它使你想起一个个/只要走去就不再回来的日子/它使你想起了人/想起了那些不论是活着的/还是已经死去的人/想起了那些也许有着幸福/也许注定悲惨的人/想起了男人和女人……
美国下半场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个春天注定艰难。但我有了上半场的实战经验，似乎不那么恐慌了。我相信人类终究会穿过黑暗的隧道，如英国女王所说，美好的日子终将会回来的，我们将会重逢。只是这一次，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
作者介绍：
林世钰，资深媒体人，旅美作家。曾出版《美国岁月：华裔移民口述实录》和《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等书籍。目前旅居美国新泽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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