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担纲送口罩地下行动 冲破联邦阻碍 保卫美国医生
编者按
华人成为《纽约客》今日头条文章的主角。
这篇文章讲述在大流行期间，随着供应链陷入混乱，政府几乎无所作为，普通公民组织起来保护卫生保健工作者。志愿者冲破川普的联邦阻碍，将口罩运给抗疫英雄。而几位华人，在这一激动人心的地下行动中担任了重要角色。
读完这篇文章，《纽约时间》的编辑第一时间想到了下面这张图，特地找过来献给他们。让我们为这个世界的爱与善鼓掌。
原标题为
一场为医生送口罩的地下行动
文 | Anna Russell
译 | 詹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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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合法的N95口罩正面印着一个类似的标识：一个被空气颗粒物包围的小人儿，颗粒物漂浮在小人儿的头部周围，然后通过它的嘴巴进入肺部，在那里悬浮不动。42岁的艾米·阿米拉利(Amy Aminlari)是圣迭戈一家医院的急诊科医生，有好多次，在半夜换班后、三个女儿早上醒来之前，她曾仔细观察过这个标识。
在阿米拉利的医院，随着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发展，那些并没有出现新冠症状，而是因为阑尾炎或心脏病而被送进医院的病人，会被意外出测出阳性结果，而照顾他们的医护人员甚至赶不及找到合适的装备。危机之前，阿米拉利会从她们病区的一个储藏室里随时取出N95口罩，用一次就扔掉。现在口罩短缺，她不得不重新使用口罩，或者干脆不戴口罩。她的同事们试图在eBay上以15美元一副的价格购买医用口罩，哪怕压根无法判断真假。阿米拉利和一个朋友也开始寻找供应商，将提供的口罩与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NIOSH)发布的指导方针进行比较。通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们收集并调查了大约20家口罩供应商，花了好几个小时检查口罩正面的标记以及包装盒上的小字。“我们想出了这个庞大、昂贵、严格的审查过程，”阿米拉利告诉我。“结果到头来，没一个是真货。”
就在这个时候，阿米拉利生病了。她上楼梯时上气不接下气；血氧水平掉到了88%。她的丈夫也是一名急诊科医生，他在家里给她做了超声波检查，将检查设备与自己的手机相连，结果发现她的肺部含水量明显增加，意味着可能已经遭到病毒攻击。她继续搜寻口罩，这一次转而向她所在的加州社区——冲浪板制造厂商、建筑工人、拥有地震应急装备的房主——请求捐助。她告诉我：“在一周半的时间里，我们大概拿到了100到200个N95口罩。”她开始尝试把一些口罩送到附近的其他医院，她听说那里的急诊科医生每人分到了一个N95口罩，并被告知要用一两个月。“只有一个，”她说。“我认为人们在试图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是不对的。”
在世界各地的诊所、医院和养老院，卫生保健从业人员一直在努力获得个人防护装备(PPE)，确保安全工作。COVID-19的爆发引发了一场全球防护服、口罩，尤其是N95口罩的争夺战。在美国，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组建了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工作小组，为政府采购设备，其中很多志愿者都是20多岁，来自科技行业，缺乏经验，也不了解医疗器材的门道。（举例来说，一份价值6900万美元、生产1000多台呼吸机的合同，被分包给了一位未经审查的硅谷工程师，此人始终未交付一台呼吸机）。没有协调一致的联邦应对，各州被迫相互竞争有限的供应。上个月，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Larry Hogan)在他美籍韩裔妻子的帮助下，敲定了一笔来自韩国的5000套检测设备的交易。据报道，伊利诺伊州州长J.B.普利茨克(J. B. Pritzker)安排了多趟秘密航班，从中国运送口罩，以防被联邦政府没收。普利茨克的新闻秘书最近告诉《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供应链被比作蛮荒西部，好容易买到了器材还不够，确保它们到达本州是另一项艰巨的任务。”
医院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最近，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马萨诸塞州医院系统Baystate Health的首席医务官安德鲁·阿顿斯坦(Andrew W. Artenstein)写道，他手下的一个团队“不分昼夜”工作，以确保PPE的安全。“这些交易有的离奇而复杂，多数涉及到大笔资金，往往会在最后一刻功亏一匮，有时价格压过我们一头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联邦政府，”阿顿斯坦写道。他描述说，有一次他们要秘密接收一批从中国运来的口罩（为了避免被发觉，这些口罩是用食品车运输的），结果还是被F.B.I.的特工给中途截收了；后来，一名国会议员不得不出面打了个电话，免得口罩被扣押。“在漫长的回程中，我一直很紧张，很担心，”阿顿斯坦写道，“直到午夜时分，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货已经送到我们自己的仓库，这才松了口气。”
随着供应链陷入混乱，政府提供的帮助有限，普通公民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志愿者网络。当中最大的组织之一Get Us PPE估计，仅在4月份，该组织就为大约150万个口罩的交付牵线搭桥。规模较小的团体则是通过Slack频道、WhatsApp群组和无休止的凌晨2点的Zoom会议等现实生活中的人脉网络建立起来的。通常情况下，这些组织没有正式的等级架构，只有一群睡眼惺忪的志愿者轮番上阵：老师、程序员、律师、艺术家、历史学家，以及最近失业的人。“全国有几十个这样的组织，”急诊科医生、Get Us PPE的创始人梅根·兰尼(Megan Ranney)最近告诉我。
阿米拉利病了一个月才慢慢回过劲儿来，她的一个朋友介绍她接触了这样一个志愿者活动，称为“最后一英里PPE”(Last Mile PPE)。“最后一英里”起初成立于纽约，此后在美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她起初跟洛杉矶分部协调口罩采购工作，很快在圣迭戈成立了自己的分部。她认为这是解决PPE短缺问题一个暂时但必要的办法。她不喜欢猜测为什么这些装备迟迟不能送到前线医生那里。“我只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她说。“我们没有装备。”
2
王圣捷
就像许多诞生于冠状病毒时代的东西一样，“最后一英里”是在一种惊恐和邻里友爱的混合作用下产生的。当病毒袭击纽约市时，住在布鲁克林贝德福德-史垈文森(Bedford-Stuyvesant)、现年39岁的社会学家和技术民族志学者王圣捷(Tricia Wang)已经跟踪它的进展好几个月时间了。几年前，王圣捷曾在武汉生活过，在那里研究科技在弱势群体中的应用。今年1月，当武汉开始封城时，她和两名前同事通过微信对当地居民采访，了解他们如何应对。
王圣捷最大的收获是，在武汉隔离期间，“小区”作为城市的毛细血管能发挥莫大的作用。一旦病毒袭击，这些由志愿者管理的组织就会转变成四通八达的网络，帮助孤立无援的居民获得食物、药品和其他供应。它们还提供情感支持，在微信群里，小区居民们互相交换表情包、食谱，或者在线锻炼打卡。在纽约，王女士在贝德福德-史垈文森建立了自己的基层社区。她告诉我，在武汉，“不仅仅有自上而下的措施减少了感染，使隔离工作取得了成功，更重要的是基层社区成员自下而上的措施，这让大家齐心协力。”
此外，王圣捷还被老友哈珀·里德(Harper Reed)拉入了一个WhatsApp小组。里德是奥巴马2012年竞选连任时的首席技术官，他希望把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讨论这种病毒——形成一个在线智库。他告诉我：“我知道我的力量就是人脉，我能把人们聚拢在一起。”里德的小组发展迅速，成员们又拉了新朋友，甚至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个开放的邀请链接，一度膨胀到180人左右。它很快就分裂成更小、更专注的小组，其中一个专门负责寻找PPE。王圣捷最终创建了一个更专注于本地的子小组，并将其命名为#NYCPPE。
刘昕
在第一次迭代中，#NYCPPE纳入了大约30人。它的首批交付量很小。刘昕是早期成员之一，她今年29岁，来自中国新疆，是一个艺术家兼工程师，住处离王圣捷家只隔了几个街区。3月初，刘昕在中国当医生的父亲非常担心她，给她寄了一盒N95口罩。（“在中国有一个笑话,”刘昕告诉我,“如果这是一场足球比赛,中国打了上半场，美国打了下半场，海外华人打了全场。”）刘昕很多住在纽约的华人朋友家里也储备了一些口罩。“我们看到了医院的情况，就在想，我们能捐出一些自己的口罩吗？”刘昕回忆道。在加入#NYCPPE时，她和一些朋友开始通过该组织协调配送。她们将口罩一小批一小批发放给卫生保健工作者，每次五枚十枚的样子，通常贴上手写的便条，感谢他们的工作。
交货量开始不断增加。3月下旬，一名成员发帖说，他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位熟人有2000个N95口罩——前提是得赶紧去取。32岁的萨普·阿克塞尔(Sarp Aksel)是上东区一家私人诊所的妇产科医生。“我立马就去，”他回帖说。他借了一位同事的车，45分钟内就上路了。（“路况棒极了，一辆车都没有。”）他在晚上10点左右抵达华盛顿特区。取了口罩，回到纽约，然后马上送往各家医院：纽约大学朗格尼分校(NYU Langone)、蒙特菲奥里(Montefiore)和西奈山西医院(Mount Sinai West)。“从取货到分发，大概用了10个小时，顶多12小时，”他告诉我。
不久之后，一位名叫丽莎·科莱特(Lisa Cloitre)的管理顾问联系了王圣捷。48岁的科莱特有免疫问题，和3岁的儿子克里斯托夫(Christophe)在波士顿的家中已经自我隔离了好几个星期。她听说了口罩短缺的事情，想为自己和医护人员买一些。她了解到，她在上海的一个朋友经营着一家环境咨询公司，办公室里堆着8万个口罩，可以以折扣价16.7万美元卖给她。经过“非常混乱的一周”进行后勤筹备，科莱特同意买下来。“我全都收了，”她告诉她的朋友。
我最近跟科莱特谈话时，她和克里斯托夫处在自我隔离的第38天。她回忆说，在决定购买这些口罩后，她才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它们。她为自己和亲朋好友留了1000个。波士顿的一家医院系统贝斯以色列莱西健康(Beth Israel Lahey)同意接受4万个。剩下来3.9万个，她打算全捐了。这些口罩已经在发往J.F.K.机场的途中，阿克塞尔提出把它们送到他在上东区的诊所，王圣捷负责把它们分发出去。
“你们有装货码头吗？”科莱特问阿克塞尔。
没有，他回答。
3月30日晚上10点，一辆卡车开到阿克塞尔位于东90街的诊所门外。司机卸下两托盘重达800磅的口罩，码在纸板箱里，垛到人行道上。阿克塞尔花了四个小时，终于把所有箱子搬进了办公室。
3
克洛伊特捐赠的3.9万个口罩将#NYCPPE推向了一个更加正式的架构。当人们对口罩的需求越来越大时，该组织成立了一个“核查小组”，向医护人员打电话，以确保这些口罩最终落入正确的手中，而不是流入黑市。他们根据某些高风险医疗手段（如插管）的表现，制定了考虑医院病区分发的优先级别。王圣捷招募了一位在供应链工作的朋友，他负责提供尽职调查建议，审查潜在的PPE供应商（包括要求提供产品级认证、商业银行参考资料和过滤效率测试报告）。他们起草了一套行为准则和一套设计原则。他们还确定了组织的名称——因为处在一条供应链的最后一段，因此命名为最后一英里，同时还设计了一个绿松石的标志（“让人想起医务人员最常穿的蓝色刷手服”）。
在纽约，“最后一英里”维护着一个复杂的数据库，当中记录了整个城市从提出请求到交付的每一次送货，以及志愿者、医护人员和各个医院病区的供需信息。最近，我在Zoom上见到了王圣捷和创建数据库的数据设计师比特茜·本特利(Bitsey Bentley)。两位女士都穿着舒适的毛衣，表情严肃。王女士的身后是一个书架和一块白板，上面画满了图表。本特利说：“在战略方面，我们希望确保纽约市每一家医院的设施都得到全面覆盖，而现在我们还差一点。”打开数据库，她给我看了一张该团体迄今为止完成的每一次送货的地图，地图还带有为快递员设计特定路线的功能。她们正在收集关于医院供应配给类型的信息，“他们面临哪些紧急情况，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需要哪种类型的PPE。”
到目前为止，“最后一英里”已经在全国各地交付了大约18万个口罩，以及数千副手套、防护服、护目镜和口罩。仅纽约市的医务人员就收到了9.6万多个口罩，来自志愿者650次的亲自递送。该组织已开始与包括Get US PPE在内的其他组织合作，以分享见解和资源，其长期目标之一是使在纽约市收集的数据开源，以便其他地方可以复制其结构。在波士顿、新奥尔良、芝加哥、洛杉矶和圣迭戈，志愿者们也在不眠不休地工作着。“我们所有的配偶都在生我们的气，”在圣地亚哥创立了最后一英里分组的医生阿米拉利开玩笑说。
布鲁克林Interfaith Medical Center的Findelstein医生收到了捐赠的口罩。
“最后一英里”的志愿者非常注意保护接收端医疗工作者的数据。许多提出要求的医生都是在医院的官方采购渠道之外这样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么做会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出于这个原因，“最后一英里”的志愿者通常直接送货到医生和护士家，而不是他们的工作场所。我采访过的一位医生是布朗克斯区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她最近告诉我：“为同事们提供这些口罩，我感到很受支持，也很受鼓舞。能说‘没关系，伙计们，我已经搞定了’，这种感觉太让人满足了。”
贝卡·克利里(Becca Cleary)是纽约城市大学法学院三年级的法学生，负责监督“大型”团队处理大宗订单。28岁的克利里在长岛长大，过去六年一直住在布鲁克林，之前她常常送快递，在这一片开车或骑车送外卖或药品。“通过送快递，我了解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我一辈子都在这里生活，”她告诉我。目前，她每天使用本特利的地图软件为团队规划出几十条路线。她要求志愿者遵守严格的安全规程：进行非接触式递送，戴上口罩，并始终保持6英尺的距离。
克利里告诉我，尽管她从未见过其他志愿者，但她觉得自己和他们已经非常熟悉。“我们会穿着睡衣在Zoom上聊天”，她说。“我等不及要结束这一切，这样我们就可以见面去喝一杯了。”时尚公关和珠宝设计师克里斯蒂娜·董(Christina Tung)一直在为该团队负责筹集资金，她说，“我现在跟他们说话的次数比我生命中其他任何人都多。”这个组织赋予很多人一种使命感。乔恩·威利(Jon Wiley)是音乐人兼木匠，一个月来一直在做志愿者，他说自己有时一周工作100个小时。“自从这场危机开始以来，我从未感到过一丝一毫的无聊，”他说。
刘昕现在管理着“微型”快递团队，负责较小的投递工作，通常由自行车或摩托车完成。那天，我在Zoom和她说话时，她暂停了我们的谈话，好安排一次递送。（她的公寓现在成了仓库。）她走到餐桌前，桌上摆满了一堆堆用塑料袋包好的口罩。她拿起一卷20张口罩，把它们放在前门外面，留给一个要去皇后区一名医护人员家送货的志愿者。当志愿者拿起口罩时，她关上门，从窗口向外挥手。“谢谢你！”她喊道。
全球疫情晚报见第6条
纽约小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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