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终特稿 | 当美国暴露出比卢旺达还落后，美国人需要遗忘还是记住
【编者按】
编辑：新约客
ED Yong刚刚被MotherJones评为2020年年度英雄。
在2020年浩如烟海的新冠主题的文章中，《大西洋月刊》杂志社的亚裔科学记者埃德蒙·杨（ED Yong，Edmund Soon-Weng Yong）的文章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琼斯妈妈（MotherJones）》刚刚把他评为2020年度英雄，因为他对新冠病毒“具有先见之明，令人震惊和启发性的写作”。
在2015年加入《大西洋月刊》以前，这位少年时自马来西亚移民的年轻人就已经因其新颖可读的科学写作备受关注，他的科普写作方法被称为“科学新闻的未来”，他的文章散见于各大权威媒体，且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颁发的“国家科学院交流奖”（2010年）；ResearchBlogging.org颁发的三个奖项（2010年）；全国记者联盟（NUJ）的Stephen White奖（2012年）；英国科学作家协会颁发的最佳科学博客奖（2014年）。今年，除了被《琼斯妈妈》评为年度英雄，他还曾在8月获得科学写作促进委员会颁发的维克多·科恩医学科学报道优秀奖。
2020年终于抵达年终，ED Yong为《大西洋月刊》的读者贡献了一篇重头文章，原题为《疫情第二年将把我们带向何方？》。为这部长篇报道，他采访了30位流行病学家、医生、免疫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描摹了美国在新的一年中略带希望但仍然阴沉的未来图景。鉴于篇幅较长，《纽约时间》决定分成五个部分对这篇长文进行介绍。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先介绍文章中对美国疫情2020应对的反思部分。
在这部分里，Yong揭示出美国如何沦为一个苦涩乃至于艰难的笑话：从2019年全球健康安全指数评估各国疫情应对准备程度时美国名列195个国家之首，到一年之后疫情来临，美国的疫情应对现实远远落后于越南、卢旺达等国。
而随着疫苗的推广，更严峻更深层的问题已经摆在美国人面前。“我们试图用疫苗来度过难关，却没有真正探索我们的灵魂。”
以下为第一篇：
遗忘2020
文：ED Yong
编译：新约客
消失的1918
1918年开始的流感大疫 —— 在两年内造成多达1亿人死亡 —— 是历史上最致命的灾难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所有后来的疫情所无法比拟的。
当时，《大西洋》杂志并没有报道它。而接下来，“它真的从公众的意识中消失了，”德雷克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的灾难史学家斯科特·诺尔斯（Scott Knowles）说。“它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的大萧条所淹没。所有这些，都被压进了一个时代里。”一场巨大的危机可能会在历史的匆忙中消失，诺尔斯想知道民主规范的断裂或新冠引发的经济困境是否可能不被当前的疫情所淹没。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的医学人类学家玛莎·林肯(Martha Lincoln)说:“我想，我们正处于集体决定要记住什么、忘记什么的关键时刻。”
“我们试图用疫苗来度过难关，却没有真正探索我们的灵魂。”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于2019年底，持续蔓延至2020年。许多国家都一次次遏制了疫情。美国却没有。至少1900万美国人被感染，至少32.6万人死亡。春季和夏季的前两次激增，趋于平稳后，但从未明显消退。第三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仍在继续。12月，平均每天有2379名美国人死于新冠，差不多相当于每天一起珍珠港事件（死亡2403人）或9/11事件（死亡2977人）。现在，病毒势头迅猛，随着疫情的第二个整年开始，更多的感染和死亡不可避免。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告诉我，2021年第一季度“会有很多痛苦”。
随着疫苗接种的展开，这场疫情终将消退。但是，这场疫情不会随着一次宣言而结束，而是伴随着漫长而持久的喘息而结束。假如一切按计划进行 —— 这是一个重要的假设 —— 2020年的恐怖也将留下持久的遗产：饱受打击的医疗保健系统将将举步维艰，人手短缺；新的有长期后遗症或心理健康问题的人群将涌来；重新被拉大的差距将让社会进一步被撕裂；悲伤，将变成创伤。而一个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的国家，将不得不决定是否记住，正常导致了这一切。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流行病学家迈克·奥斯特霍尔姆(Mike Osterholm)说：“我们试图用疫苗来度过难关，却没有真正探索我们的灵魂。”
未来几年，随着研究人员对受新冠疫情影响和死亡人数进行更精确的估算，疫情的全部伤亡情况将变得更加清晰。独立委员会展开的大量调查将评估政府和机构对病毒的应对。(有些已经开始了。)有益的是，新冠疫情已经被广泛记录下来，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实时记录库。
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是否犯了错误都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它如何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呢？
但许多悲剧仍被隐藏。许多过度劳累的人，包括保健工作者和护理人员，几乎没有时间记录他们的经历；许多长途运输人员默默承受着痛苦，没有精力去分享他们的故事；还有许多病人，独自死在医院的病床上。对医疗隐私的需求，意味着大多数人从未了解过病毒对身体的真正影响。而从美国不断扩大的政治分歧中，现实出现了不同的版本。灾难史学家诺尔斯告诉我，在阴谋论成为主流的今天，“不(问)我们是否能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达成共同的描述，我们就无法再分析灾难。”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是否犯了错误都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它如何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呢？
比越南和卢旺达还落后的第一名：美国
新冠疫情将不会是最后一次疫情，也不会是最严重的一次。它的教训将决定美国如何为下一次危机做好准备 —— 这个国家应该从理解什么是“准备”开始。2019年，全球健康安全指数(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曾使用85个指标来评估每个国家对疫情的准备程度，在所有195个国家中，美国的得分最高。而仅仅一年后，看起来这个结论已经变得很可笑。事实上，在这次疫情的6个月里，这个指数的得分就已经与各国的实际死亡率几乎没有相关性。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它似乎更多地反映了狂妄自大，而不是准备程度。
布莱根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和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阿布拉尔·卡兰(Abraar Karan)说：“美国和西方国家比东非和非洲国家更先进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但这种想法植根于全球卫生的运作方式。而当轮胎撞到地面时，汽车并没有启动。回想起来，许多西方卫生专家过于关注比如设备和资源等配备，而对能力的关注不够。”世界卫生组织的西尔维·布里奥德（Sylvie Briand）说：“就是你在危机时期如何应用这些配备，”她补充说，许多富裕国家在部署其庞大的配备方面缺乏经验，因为“大多数国家从未发生过疫情”。相比之下，那些经常应对疫情的东亚和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国家，既明白它们并非不可触及，又对应该如何应对有文化肌肉记忆。
越南是2003年最早遏制SARS的国家。曾在越南多地工作过的旧金山州医学人类学家林肯（Lincoln）说：“越南马上就明白，如果没有紧急级别的应对措施，几例病例很快就会在短时间内变成几千例。他们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实在是无可挑剔，毫不留情，公众支持卫生机构。”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越南全年仅记录了1451例新冠病例，比美国32所重灾区监狱中的每一所都要少。
卢旺达也从一开始就认真对待这一疫情。在3月份出现第一例病例后，卢旺达实行了严格的封锁；一个月后规定必须戴口罩；经常免费提供检测；并为必须隔离的人提供食物和空间。虽然在准备工作中排名第117位，并且只有美国人均GDP的1%，但卢旺达记录的新冠病例只有8021例，总共有75人死亡。相比之下，新冠病毒在12月平均每个小时杀死的美国人都还要更多。
“我们注定要在这样的疫情中失败。”
至关重要的是，美国的医疗保健侧重于在医院治疗病人，而卢旺达的医疗保健侧重于在社区预防疾病。美国庞大的卫生预算中，仅有5%用于初级保健；卢旺达的开支则占38%。美国被迫雇佣和培训了数千名接触追踪者；而卢旺达已经有大量的社区卫生工作者，他们了解邻居，并得到他们的信任。非营利组织“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的首席执行官希拉·戴维斯(Sheila Davis)说：“社区卫生工作者知道最脆弱的人在哪里，他们需要什么。”作为一个生命安全网，如果人们需要食物、药物或产前护理，这些工作者可以及早干预。而“我们（在美国）要等到某人彻底崩溃了，才去提供这些东西，”戴维斯说。“我们太专注于高科技和昂贵的医疗保健。我们注定要在这样的疫情中失败。”
2001年9/11之后的炭疽热袭击事件发生后，对生物恐怖主义的恐惧侵蚀了美国人对自然出现的疾病的态度。防备工作被冠以国家安全的口号。卫生专家开发了疾病监测系统，在军事演习中模拟流行病，并专注于应对其他国家爆发的疾病。林肯说：“这是以牺牲公共卫生、公平和住房等至关重要的部门的投资为代价的，而这些部门实际上是支持人类健康的。我们不能通过准备战争来预防流行病，但这正是美国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担心，随着疫苗上线，它将被遗忘。”
要想真正做好应对下一次疫情的准备，美国必须重新想象什么是准备工作。每一次疫情都是不同的，不同地区会出现具有独特特征的新病原体。但这些病原体最终会考验同样的卫生系统，暴露出同样的历史不平等。把疫情想象成上百万条河流必须流经同一个湖泊。美国一直试图在河流上筑坝。它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湖泊。
它必须扭转数十年来公共卫生资金不足的状况。政府应该投资于诸如带薪病假、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和赔偿等政策，以缩小使一些美国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感染新疾病的旧的不平等。“流行病总是有历史渊源的社会现象，”哈佛大学研究卫生公平的玛丽·巴塞特(Mary Bassett)说。“把它们纯粹看作是一个人面对病毒的问题，忽略了所有影响这个人脆弱性的因素。我担心，随着疫苗上线，这一过程将被遗忘。”
在未来，美国的免疫系统可能会从新冠病毒中吸取教训，但其集体意识却不会。事实上，美国在用技术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和其他富裕国家已经垄断了全球的疫苗供应，尽管爆发了最严重的疫情，但它很有可能首先到达疫情的终点。他们可能会由此推断，是灵丹妙药赢得了胜利，而忘记了在无所作为等待这些灵丹妙药时任由脆弱者死亡的代价。
历史学家大卫·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在《往昔即异邦（In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一书中写道：“遗忘的艺术是一项高尚而微妙的事业……它可以是一个社会宣泄和治愈的过程，也可以是一个净化和摒弃过去的过程。”随着新冠疫情进入第二个整年，这些选择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美国人接种了疫苗，他们必须决定是否要记住那些为了让商店和医院维持运转而牺牲的人们；是否要记住在整个2020年对他们撒谎并将他们交出给灾难的总统；是否要记住那些仍在悲痛的家庭；是否要记住那些仍在受苦的长途跋涉者；是否要记住旧常态的弱点，以及达到新常态的代价。他们必须决定，是否要抵制记忆的衰退和历史的磨灭 —— 是忘记，还是加入许多永远无法忘记的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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