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在一个共和党明日之星危险的崛起背后（万字长文）
文：临风
密苏里州的资浅联邦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才刚满41岁，但是他（与阿肯色州的汤姆·科顿参议员）被公认为共和党的明日之星，这是什么道理？这并非因为他对川普忠诚不二，也并非因为他有政治才华，而是因为他突出的政治理念。
出生在1980大年初一的除夕夜的霍利喜欢跟记者说：“现在已经不是1980年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问题。”他的意思是，里根时代已经逝去。里根的口头禅：“政府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政府才是问题的所在。”霍利却说：“政府要发挥作用”！
霍利的崛起反映出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市场正在发生巨变。这个巨变虽然受到川普崛起的刺激，但却远超过川普的脑容量。巨变来自对市场经济的幻灭感，以及对社会结构失调的焦虑。
经过2016年以来的冲击，如果不考虑投机行为，美国的保守派今天主要分为三类：1）传统的保守主义派，他们以亲商和放任的市场经济为主导，这批人多半反川（Never Trumpers）；2）玛嘎（MAGA）派，这是川普的铁杵粉丝，宣扬白至上国家主义；3）利用川普民粹主义的热量，再加上智识含量，这就是霍利的“后自由主义”新右派。
本文探讨这个新潮流的来龙去脉。
一本划时代的书
圣母大学的政治系教授帕特里克·迪宁（Patrick Deneen）于2018年1月出版了一本划时代的书：《为什么自由主义失败了》（Why Liberalism Failed）。迪宁教授心目中的“自由主义”并非指美国左派的政治思想，相反地，他指的是由约翰·洛克、托马斯·杰斐逊、约翰·杜威等人所建构的，更广泛的自由主义秩序：追求个人的自主性和改造自然以实现个人的雄心。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曾大力推荐此书。
“自由主义”这个词或许需要界定一下。简单说，迪宁所说的“自由主义”就是美国建国时期的理念，就是《独立宣言》和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定义的，以“人权”为基础的自由的概念，包括财产权和自由市场经济。美国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和道德哲学的结合。
这个“自由主义”一直影响着美国整个政治光谱，从右到左，它包括美国传统上的右派（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和左派（个人的快乐和自主）。“自由主义”来自启蒙运动，它致力于理性、科学进步、宽容和从过去压迫性传统（政治、社会、教会）中解放出来。
现在，迪宁却声称，这种秩序导致了社会经济的过度分层（贫富阶级固化，差距拉大）、政治极化、社区和家庭的支柱解体、地方性消退、社会凝聚力失序、教育萎缩和生态的破坏。他说，我们的成功带来了失败！这并非自由主义失灵，却正是“自由主义”的逻辑性结果。几年前，没有一个清醒的人会讲这样的话，他衡量失败的方式让许多人不安。
迪宁是法国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的门徒，他先前在乔治城大学创立了“托克维尔论坛”。他称自己的核心论点来自托克维尔，即：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这个组合机制，它的活动力、可持续性和伦理概念都来自于自由主义兴起之前的文明传统。那个传统中包含社区、家庭和宗教信仰所提供的凝聚力。在那个子承父业的环境秩序里，人人都有习惯性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这个说法和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所说的十分相近，亚当斯认为，美国宪法之所以能够成功，那是由于美国人背后的道德和宗教的支柱。这句老话用在今天或许更为恰当。例如，今天支持川普的许多美国白人福音派失去了基本的道德意识，这其实不是基督教信仰的问题，所反映的正是迪宁的针砭。
迪宁说，托克维尔对美国民情中的“烦躁不安”忧心仲仲，认为这种建立在“人权”价值上的自由主义最终会消除所有传统的遗产，只留下自私的“个人主义”和“软性的官僚专制主义”，这两者奇特的互相拥抱！而现在，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
迪宁观察到，美国个人自由的增长促成了国家机器的增长。为了确保人们的“自由”，国家越来越多的参预人们的生活领域。换句话说：“中央政府主义（Statism）使个人主义成为可能，个人主义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维持。”这种现象与所谓“小政府”的概念并不冲突。
他认为，文化战争的双方都被骗了，左右之间唯一真正的区别是他们所用的方法。保守派致力于通过自由市场实现个人自由和机会平等；进步派通过政府实现经济平等和摆脱传统社会的规范和束缚。然而迪宁说，右派和左派不过是“同一枚铜板的两面罢了”。
在自由主义解开各种枷锁以后，宗教、家庭和地方社区的粘合力（社会资本）逐渐流失。于是，本来属于社区和文化的中间层--教会、家庭以及构成社区的所有文化机构—与我们的关系逐渐疏远。我们依赖这个庞大的、抽象的、非个人性的中央政府（State）来最大限度地实现我们的自由。
结果，自由民主背叛了它原来的承诺。它本应促进平等，但个人自由却导致了巨大的不平等和新贵族；它本应让普通人控制政府，但是现在政府无所不在，人们倍感无力；它本应促进自由，但它却制造了一种退化的大众文化，消费者成为欲望的奴隶。今天，个人越来越感到孤独、空虚、无力，个体性被消灭，向上游动的可能性为零。绝望中的人们于是转向强人政治，期望强人能够帮助他们脱离这个体制的束缚。
迪宁在Lumen ChristiInstitute演讲，2018-2-1（Youtube 截屏）
在迪宁的框架里，科技是“反文化”的，是一种摧毁传统和破坏习俗的动力，它“取代了文化中的实践、记忆和信仰”，让我们被它所捆绑。
从这里很容易推论到：超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带来了人类的噩梦，硅谷是自由主义的新帝都，吸干了社会上所有的活力。迪宁要美国超越自由主义，走入“后自由主义”。
这本书点出了哲学上和文化上的危机，但他并没有给出政治上的解决方案，只不过在书尾提到一些建议：培育地方性的社区和市场，加强实行地方自治，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教育，并进行实用技能培训。
他的设想与《美国保守主义》双月刊的资深编辑拉得·徳雷赫（Rod Dreher）2017年提出的《本笃选项》异曲同工（他们两位是好友）。
容我叉出去说句重话，如果深入拷问他们两位的思维，他们思考的其实超越了政治层面，他们在重新思考人类的追寻：到底什么是生存的意义？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人们应当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还是社区和家庭的共荣？这些“大哉问”经常在人类追求进步的快车道上被淹没了。
迪宁的批评虽然尽量包括左右两派，但他本人保守主义的色彩十分明显。前司法部长巴尔2019年10月在圣母大学的演讲时，迪宁也在场。他称这是一次“精湛、博学、极其重要的演讲，应该被广泛阅读和思考。”
迪宁这本书代表美国右派精英开始为自由主义的弊端寻找出路。有趣的是，他们的把脉跟左派精英们的诊断有很多交集，虽然角度有所不同。
例如，哈佛法学教授桑德尔去年（2020年）9月推出了本《惟贤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他说，美国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大学学位，这批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十分堪虑，而且正在加速下滑。惟贤体制（meritocracy）表面上是靠本事出头，实质上，顶尖20%的人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使得竞争本身就不公平。
“后自由主义”保守派的发芽
“后自由主义”的思想被迪宁所定型，但它在保守主义这边还有其它的养料。
迈克尔·安东于2019年出版新书：“After the Flight 93Election: The Vote that Saved America and What We Still Have to Lose”，“自由基金会”保守组织对这本书举行座谈会（“法律与自由”网站截屏）
保守派智库“克莱蒙特学院”（Claremont Institute）作家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2016年9月在《克莱蒙特书评》上用假名发表了一篇《93号航班的选举》。他警告那次选举将决定美国的生死存亡：“2016年是93号航班（911被劫机之一，乘客为防止飞机被用作武器，冲进了驾驶舱，结果与劫机者同归于尽）的选举：我们要冲向驾驶舱，否则你必死无疑。”他宣称，这个时代极其险恶，美国人民别无选择，只能团结在川普反精英体制的旗帜下，冲进驾驶舱，哪怕这样做是冒着使飞机坠毁的风险。安东心目中美国的生存危机是什么？就是精英体制！
平均每周有1500万听众的保守派脱口秀大咖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在9月7日的节目中手里捧着这篇文章，逐字念诵。他很亢奋：“这篇稿子写得太棒了。简直是全垒打，每一段都是全垒打。”（川普执政后安东被委任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并于约翰·博尔顿上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前一天辞职。）
显然地，该文触动了保守人士的一根心弦。如果说，《93号航班的选举》所表达对精英体制的反感是刺激保守思想的第一波，那么，迪宁的书所表达的“后自由主义”可以说是第二波，也是最有系统性的一波。
霍利是2019年1月进入参议院的，正值“后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可识别的运动的开始。他是“后自由主义”在政坛上的领头羊。
美国有个相当有分量的保守杂志《首要事务》（First Things），旨在“为社会的秩序推进一种有宗教认知的公共哲学"。以《首要事务》的编辑雷诺（R.R. Reno）为首，这是传播“后自由主义”理念的一个主要园地。克莱蒙特学院的网上杂志《美国心灵》（The American Mind）则是另一个推手，虽然名声远不如《首要事务》。
《首要事务》中《反对死亡的共识》文章开头截屏
2019年3月，《首要事务》上刊登了一篇名为《反对死亡的共识》（Against Dead Consensus）的声明。那封由15位保守派知识分子签署的信件认为，旧的保守主义“过分热心追逐自由主义的指路灯：个人的自主性”，它已经向“日常生活中的色情文化、死亡文化、崇拜竞争力“投降了。这个声明虽然没有在政界引起波澜，但却是一个学术界的警号。
那么，“后自由主义”保守派在政治上具体的主张是什么？
首先，该理念本身就是一个光谱：
光谱的一端认为自由主义是危机的来源。传统保守主义所推动的文化战争已经失败，《本笃选项》和《为什么自由主义失败了》这两本书的理念代表新的思维。《本笃选项》呼吁宗教信徒要像中世纪的僧侣一样，从腐朽的帝国退出，在宗教信仰的次文化里保存生命力，等待大环境的改变。《为什么自由主义失败了》却认为，在托克维尔所预言的系统性崩溃的废墟中，如果还继续从“一元化的，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中去寻索，想要达到传统意识下的国家复兴，那是缘木求鱼！
光谱的另一端则是被川普所带动的民粹国家主义大洪流。这个洪流在世界各地汹涌泛滥。他们是批战斗性高昂的反自由主义者：从英国脱欧到匈牙利的欧尔班（Viktor Orbán），到巴西强人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这些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
上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光谱的一端，现在让我们看看另一端。
“后自由主义”光谱的另一端——“国家保守主义”
雷诺2019年10月出版了一本《强神归来：国家主义、民粹主义与西方的未来》（Return of the Strong Gods: Nationalism,Popul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这本书连美国福音派的旗舰杂志《今日基督教》都做了介绍。
雷诺认为，二战后西方世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和共识正在面临危机，包括普遍的毒瘾、幻灭和孤独的普及，社会的凝聚力普遍丧失。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统治阶级太过专注于维持这种共识，而没有关心到所面临的危机。是的，自由贸易使得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联系更加紧密（世界是平的）。但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联系个人与社区和国家的纽带正在松动，而这个纽带正是维护人们的生活稳定性和生活目标所必须的。
以色列的保守主义学者（他拥有以色列和美国的双重国籍）约拉姆·哈桑尼（Yoram Hazony）是另一个主要角色，他的《国家主义的美德》（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2018年9月出版）受到广泛重视。他拒绝以普遍理性作为法律和政府的基础，认为国家主义独特地提供了“一个自由的人民统治自己的集体权利”。
他哀悼那在进步的口号下被破坏的制度、价值观和社会等级。他认为右翼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证明了人们对启蒙运动带来的：多元主义遗产、过分强调个人权利、硬性的政教分离，表达深刻而广泛的不满。哈桑尼认为多元文化是邪恶的，国家要回到定于一尊的犹太-基督教的上帝和传统。
约拉姆·哈桑尼在“国家保守主义会议”演讲，2019-7-15（YouTube截屏）
在2019年夏天，日益壮大的反自由主义者群体打着“国家保守主义”的旗号，正式聚集在一起。这次会议由哈桑尼所召集组织。会议的主题是“复兴独特的国家传统，只有这种传统才有力量将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并使其繁荣昌盛”。“国家保守主义”利用新“国家主义”兴起的历史时刻，为保守派提供了一个替代“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和“融合主义”（fusionism）的重要选项。在这个旗帜下，哈桑尼2019年初在华府成立了一个新智库，叫做“埃德蒙·伯克基金会”，我们知道，伯克是传统保守主义的祖师爷。
这批“后自由主义”者，一方面对川普出格的言论和行为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对今天破坏美国团结的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无话可说。“后自由主义”者们却更愿意回顾历史，从历史中提供保证。他们似乎对圣经人物、中世纪僧侣、罗马的将军和17世纪英国法律学者的兴趣比对现实社会的兴趣更为浓厚。
在他们的眼中，美国的左派是对美国的“生存威胁”，但他们又对美国的前途语焉不详，提不出什么可行的正面主张，倒是制造了不少恐惧感。所以，有人讥诮“后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为“反动的保守主义”。
从霍利参议员的崛起看“后自由主义”的未来
在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山庄的事件前后，霍利参议员的表现令人失望，他的政治前途也可能因此遭受影响。不过，在共和党中他人气仍然很高。霍利个人的崛起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充分反映出“后自由主义”如何崭露于政治，有可能在保守派政治上独树一帜，值得探讨。
霍利的父亲是银行家，母亲是教师。他们家本属卫理公会，但他和他的家人现在参加了福音派长老会。他自认是福音派，这个根对他的影响很大，也不断反映在他的政治理念里。
霍利从小不凡，他中学时期就对文化战争的议题有浓厚的兴趣，在家乡的“莱克星顿新闻报”上写专栏。在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就读时，他又是《斯坦福评论》的专栏作家，这是份学生主办的保守期刊，由保守派富豪彼得·蒂尔（Peter Thiel）所创办。
斯坦福毕业前，他在历史学家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教授的指导下写了一篇有关泰迪·罗斯福的荣誉论文。后来他并将其扩充为书：《正义的传道者》，200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霍利笔下的老罗斯福对自由权有不同的看法，霍利笔下的罗斯福把自由理解为基于公民、道德和经济条件的“一项根本性的社会事业”，要维护自由，就必须采取强硬的手段对付“政府监管和社会福利”的障碍。政治和道德不可分割。我们得以窥见霍利政治思想的雏形。
在耶鲁大学法院就读期间，霍利曾任《耶鲁法律杂志》编辑，并担任该校“联邦党学会”分会会长。根据熟悉他的朋友和师长们的共识，霍利不像一般大学生那样放浪形骸。他参加学校里的查经小组，在学期间一直都谨言慎行、深思熟虑，似乎对自己的将来有很高的期许。
在霍利从事律师职业期间，他斯坦福时期的同学提摩太·达勒姆（Timothy Dalrymle，即“今日基督教”杂志社总裁）在自己的哲学博客上刊登了霍利的一篇文章：《基督徒对天国政治的异象》，这篇文章很能代表霍利政治理念的出发点。
霍利说：“圣经教导说，政府是上帝授命为他服务的，是宝座上的基督执行他统治的一种手段....。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告诉我们一些相当重要的事情，就是政府的目的，以及基督徒应该对政府和政治做什么。政府是为基督国度的统治服务的，这是它的目的。而基督徒在政治上的目的应该是推进上帝的国度--使它更真实、更有形、更现世。”
对不了解基督教语境的人来说，我们必须做些解释：他不是在主张神权政治，也不是要人人信仰基督教。他在表明，以“天国”为灵感的政治必得放弃将国家基督教化的尝试，因为国家和教会的使命不同。国家的使命是确保正义，维护社会共同的福祉，而不仅仅是基督徒的福祉。正义才是“天国”在社会的表现，这包括了照顾弱势族群，加强职业训练，让边缘人群也能找到工作。
这是霍利政治理念的出发点。它甚至跟美国左派的理念十分接近！
2019年7月“国家保守主义”组织在华盛顿举行“埃德蒙·伯克基金会”的首次国际会议，讲员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博尔顿、霍利参议员、福克斯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卡尔森、硅谷富豪彼得·蒂尔、克莱蒙特学院的迈克尔·安东、圣母大学教授迪宁、哈桑尼、《国家评论》的里奇·洛瑞（RichLowry）、《首要事务》的编辑雷诺、《乡下人的悲歌》作者范斯等人。刚刚上任的霍利是其中唯一的国会议员，可见他所受到的重视。
霍利的主题演讲的信息主旨是：“美国东西两岸的大都会精英与美国其他地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他说：“长久以来，这个国家一直被错误地引导着。我们被一个政治阶级所形成的政治共识所统治，这个政治阶级与那些凝聚美国的元素脱节，他们忽视了自由权的基本诉求。”
这个“错误引导”美国的政治阶级是些什么人？在霍利看来，共和理念的“自治”本来是公民们忠于地方性的活动，带有浓厚地方性色彩。但是现在美国的政治潮流淡化了地方性，不重视地方上的经济和劳力。取而代之的是，领导阶级试图用他们自己的形象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一个与我们的历史隔绝、与我们的共同信仰分离的国家，一个超越国界和超越归属感的新秩序。
换句话说，两海岸精英所组成的上层阶级抛弃了美国的中间地带，他们没有国家观念，不重视固有文化，他们是“世界的公民”，只对全球社会关心。这批新贵族只关心：成就、惟贤机制和进步。他们看不起曾经把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感情：比如地方和国家感情以及宗教信仰。
霍利说：“左派倡导多元文化，贬低我们的共同身份；右派颂扬超级的全球化，并承诺：市场最终将使一切正常化。”他认为这两者都带来问题。
这篇演讲奠定了他在“后自由主义”群体中的身份，以及在政治上领头羊的地位。
霍利有个独特的本事，能够把当前的问题连接到远古历史的潮流，不论那个连接是否有历史上的因果关联。这样做增加了他政治家的砝码，让他的讲话更有种说服人的气势。
例如，在他2010年的文章《美国伊比鸠鲁式的自由主义》中，他称美国文化中追寻“自我实现”和追求个人快乐的野心来自希腊的哲学家伊比鸠鲁。他又把这个“全国性的疾病”联系到精英阶级的堕落，遗忘了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在霍利眼中，硅谷的跨国大科技公司几乎就是万恶之源，他屡次刁难谷歌和脸书的做法与这个理念息息相关。
《伯拉纠时代》（《今日基督教》网站截屏）
2019年5月，霍利受邀在“国王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辞，这是间纽约市的私立基督教文科学院。他的讲题是：《伯拉纠时代（的到临）》（The Age of Pelagius）。霍利说，伯拉纠“的教诲彻底指导了近代美国，并引发了我们当前的危机，以至于我们可以将这个时代称为伯拉纠时代。”
虽然美国有90%以上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伯拉纠是谁，但他再度展现出联系历史的能力。在霍利的口中，伯拉纠主义“是一种从家庭和传统中解放出来的哲学，是一种逃离上帝和社会的哲学，是一种自我创造和不受限制、一种不受约束的自由选择的哲学。”
原来，伯拉纠是四世纪到五世纪的一位基督教神学家和修道士。他跟奥古斯丁之间的辩论是当年基督教界的大事。后来伯拉纠被罗马皇帝和教宗判为异端，赶出教会。他与奥古斯丁（代表正统信仰）间最大的分歧是：反对原罪但承认人性为恶，单靠努力遵守上帝的诫命就可以进天国。用基督教神学的语境来说，他在“人性论”和“救赎论”上与基督教正统信仰相左。
这样一位1700年前的神学家怎么就“彻底指导”了近代美国呢？还真令人有点纳闷。
虽然伯拉纠主义和美国政治，这两者是完全不相干的范畴领域，不过，霍利也不是全无道理。伯拉纠主张：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而不仅是上帝的恩典，就可以进到天国。伯拉纠的名言是“如果我应该做，我就能做（If I ought, I can）”。如果我们把伯拉纠描绘成一个过分崇尚个人自主的能力，宣扬个人自由的力量，而贬低了上帝恩宠的重要性，这就是霍利借题发挥的基点了。
霍利参议员提出的是一种立足于地方和传统，受社会关系和义务的约束，植根于《圣经》的自由权。作为政客，霍利或许是第一个能把“后自由主义”的思想、民粹的国家主义与个人的宗教信仰，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政治人物。
对“后现代主义”的再思
我们看到，“后自由主义”的兴起其来有自，激动这批人的动力不仅仅是怀旧的情怀，也不仅仅是要复古，或是要回到神权统治，这些都是不可能的，而且是站在历史的对立面。我认为，他们的第一直觉是对的：今天的自由主义，不论左右，都显出了疲态和病态。这个才是值得大家（包括左右）探讨的主题。
然而，这个问题太重要，不能留待政客去解决。想想看，是否反华尔街、反硅谷、减缓前进的步伐、向“中部”投资，这样美国社会就可以彻底改观，地方社区和家庭就幸福了？我看未必。社会的繁荣不能单靠政治手段，人们的幸福感更是如此，这牵涉到社会整体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改变。
何况政客们多半是不可靠的。就拿霍利来说，他那套理念跟他的行动并不合拍。他政治上的精力都放在：推翻奥巴马医改、反堕胎、支持川普总统的强硬移民政策等等。最近又随着川普大选舞弊的主旋律婆娑起舞。
以至于，提携他的两位前辈，一位是密苏里州退休的联邦参议员约翰·丹佛斯（John Danforth），另一位是斯坦福的恩师大卫·肯尼迪，他们两人都对他极端失望。丹佛斯甚至说，提拔霍利是他这一生最大的错误！要这样的人来领导美国，你放心吗？
今天的乱象所显露的是自由主义思想系统性的根本问题，而不仅是技术性、政策性的问题，所以，我们思索的方向也就不能停留在体制上和政策上。霍利在他：《伯拉纠时代》的演讲中提到一个例子，我认为很有代表性，值得提出来讨论。
最高法院1992年有件重要的判案，“计划生育诉凯西”（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肯尼迪大法官在判决的意见书上写了一句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言：“自由的核心就是个人自己定义关于存在、意义、宇宙和人类生活的奥秘的权利。”
让我们不去研究那个案件，肯尼迪大法官这句豪语触及了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
在这个族群分裂严重的后真相时代，如果自由的核心就是个人至上，以至于什么是生存的意义、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什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秩序等等，这些人类基本的寻问都完全掌握在个人的手里，任由各自的社交媒体的同温层来决定什么是对错、真假，而没有一个更客观真实的指导原则，那么，我们如何自我奉献？向谁奉献？什么才是共善？这不仅是个宪法的问题，更不是大法官可以决定的问题。
仔细想想，肯尼迪的豪语正是自由主义的精髓，但它不过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片苍白。
一个文化如果再没有了“神圣”的理想，没有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情操，就无法伟大。在一个世俗多元的国家现实里，“神圣”绝对不可能是国家主义，不是领袖崇拜，不是宗教霸权，不是能说“圣诞快乐”，不是纪念碑，更不是任何形式的党派思维。
在美国历史上，“神圣”的时刻曾经闪出曙光，例如，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说、林肯总统（葛底斯堡的演说，第二次就职演说）、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马丁路德金牧师（我有一个梦演说、伯明翰监狱的公开信）、约翰逊总统为选举权在国会讲话（1965），等等。这才是美国特殊！今天我们或许需要回到这个原点，抛弃部落神衹，再度激发国人对社会和国家整体的投入和牺牲。
美国的“后自由主义”者认为问题出在开国者的理念，我却认为，《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代表的精神，赋予了美国的国家身份认同，不容贬损或抛弃。关键在于，如何不让“伸张个人权利”成为至高价值，而能成功培养爱人如己的情操，使它成为最神圣可贵的价值。这显然超越了政治领域，甚至文化领域，而是触及了人类的灵魂，我们是谁？
今天，人们不再自省，不再仰望天空，人们仅仅在社交媒体的同温层中寻找天空。如今“后现代主义”者已经提出了问题，但要如何去更新，到哪里去找答案？它显然不是任何“主义”所能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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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弹劾表决：川普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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