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不爱结社了 | E闻美政（附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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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2 篇
美国人不爱结社了

By | Eric

最近，美国企业协会 AEI 出版了一份报告。揭示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个缓慢的，不易被察觉的，但却是持续性的社会改变，那就是美国人结社，和参加集体活动的频率，越来越低了。去教堂的人越来越少，参加各种协会和俱乐部的人越来越少，甚至连一起去打保龄球的团体都越来越少了。

这一趋势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显示出了其社会影响。据这份报告显示，社会结社活动少的州，相比于社会结社活动多的州，Covid-19 的死亡率要高出 20%。这一情况，在 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中，也出现过。一个结社积极的社会，会有更多互助和资源集中的能力。在平时可能并不明显，而一旦出现社会危机发生，这种能力就变得很重要。这一资源被称作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其中互助效用最高的是类似教会和工会这样目的在于内部成员互通有无和相互保护的组织，这可以明显地提高一个社会中成员的相互连接。这在社会学中被称为 associational life。但不是所有的结社都有正面的效用，比如 KKK 就是一个对社会不利的结社，它造成社会成员的敌视和分裂。也有一些结社对社会有正面效用，但作用并不大，比如一些体育兴趣的结社。而美国今天发生的情况，就是有效用的社会互助结社越来越少，而这种体育兴趣结社却很多。

从美国历史来看，虽然在托克维尔的报告中，大大地赞扬了早期美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民众结社的积极性。但真实的数据显示，那时候能够真正开始结社的美国人并不多。在 1870 年代之前，能够参加结社活动的美国人，不到成年人人口的 10%。但这一情况在 1870 年之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到 20 世纪初，这一比例就达到了 20%，而到了一战之后和二战之后，出现了两个峰值，最高超过了 30% 的成年人人口比例（需要考虑到那时候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比例较低，按家庭来算的话，结社比例将会更高）。

这一让美国人开始积极结社的驱动力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作者 Lyman Stone 认为，是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富裕程度的增加。1870 年到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是美国工业化转型完成，工业生产蓬勃向上的时代，这其中包括了所谓镀金年代 Gilded Age（1870 到一战前），而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公民参与政治投票率最高的时代，平均投票率都在 75% 左右，而现在则不足 60%。

二战之后，出现了这样几个趋势。参加教会活动的人越来越少了，工会成员更是从巅峰时期的 35% 的工人人口下降到不足 10%。但是，体育团体在学校教育的鼓励下，突飞猛进。研究发现，这些团体可以满足一定的社交需要，可以提高 associational life，但作用非常有限，他们更多地是集中精力于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而不是社会本身。作者悲哀地称之为“Bread and Circuses”，这个词来自古罗马衰落时期，罗马政府提供给大众的面包和角斗场，大众沉浸于享乐之中而放弃了自己的政治责任和参与权。

与结社趋势同时下降的，还有美国人对周围人的信任感和对自己国家制度的自信心。1972 年，民调显示近一半美国受访者认为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而这一比例在今天，只有 30%。1975 年，一半的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制度有较高的自信，而这一比例在今天，只有 35%。

美国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下降，有很多原因，其中作者也强调了教育中过分偏向体育兴趣，导致体育协会占据了大量普通人的业余时间，这就是所谓的 circuses。媒体和电视的娱乐性，也占据了人们更多的时间。但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可能是个人主义的兴起。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需要社交生活。事实上大型社交媒体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社交需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庞大的无中心化的民间交流，其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都因为其复杂性而变得非常弱。Proud Boys 虽然显示出了强大的行动能力，但和他们的先辈 KKK 相比，他们还是相当松散的。根本原因是 Proud Boys 是一个互联网上为主的结社，而 KKK 则出现在当地的社区里。

于是有人开始担心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富裕，社会文化必然性地转向个人主义。那么社会会不会出现原子化？在西方，一直是有这种担心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出现像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那样各取所取，但丧失人性的反乌托邦世界。这导致了一种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即：我们即需要鼓励个人主义，充分解放个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但同时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又将导致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泛滥，导致社会结社自组织能力的下降，反过来降低了社会的反抗能力，一个娱乐明星川普就可以让相当一部分的美国民众仰视和崇拜 ------ 呼唤伟大领袖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潜在的更为基础的生物本能，而自组织则是理性化和社会化的产物。一旦社会原子化，社会将会自动呼唤伟大领袖的降临。

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这一问题对于保守主义者们来说更为挠头。保守主义者保守的核心，自由，正在被自由本身所腐蚀。因为个人主义的极端化表现，出现了对极权的渴望。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但这却成了保守主义者另一个核心理念，秩序，的补充。保守主义面临的困境远不止这些：在经济方面，保守主义坚持的自由贸易，正在面临中国的巨大挑战，他们还应该坚持贸易自由吗？在社会方面，由于知识阶层全面的左倾，保守主义者不得不开始倚重较为贫困的阶层，而这一阶层又恰恰是左派社会资源再分配和福利的受益者。宗教团体依然是保守派最大的支持者，但他们也对共和党越来越不满，因为基督教与生俱来的对社会平等的价值观和共和党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之间是矛盾的，后者导致了今天美国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差距。

事实上，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保守派智库的注意，他们目前需要做的是整理自己的理论。甚至要做出像马克斯韦伯那样重新解释传统以适应新社会问题的努力（传统上基督教是鼓励禁欲的，而这不适合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斯韦伯重新解释了基督教，使之彰显了自我奋斗和索取利益的正义性）。最起码，保守派需要厘清几个问题之间的矛盾：国家利益和自由贸易之间的矛盾；小政府和充分就业之间的矛盾；传统观念（比如禁止堕胎和保守的性观念）和个人解放之间的矛盾；

对于进步派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防止社会的原子化。过度强调个人主义和多元价值观，更倾向于减少社会成员的自我审视，提高，和相互的合作。满足社会成员越来越多的对福利的要求，会不会进一步走向“美丽新世界”的那种“和谐社会”？不同族裔之间的区别对待，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但同时也进一步强调了身份政治，引起优势族群的不满。

但总的来说，对于左派来说，他们相对比较安全，因为毕竟，有加拿大和欧洲这些 “社会主义国家” 正在试验比他们更左的社会实践。美国的左派实际上依然处于安全的“跟随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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