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考古的惊人发现，而西方却视而不见 | 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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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盛顿邮报
这是一个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而西方却对此视而不见
文：罗恩·弗拉德
4月初，有消息称在埃及卢克索（Luxor）发现了一座3000年前的"失落的黄金城"。一些报道将其描述为自1922年发现国王图坦卡门的坟墓以来最重要的发现，阿腾（Aten）城建立于公元前1391年至1353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埃及第18王朝——似乎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发现。
阿腾城遗址
美国广播公司（ABC）、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都对这一发现进行了重点报道，并指出"埃及学正处于一个重要时刻"，不仅包括阿腾的发现，还包括Netflix关于萨卡拉（Saqqara）石棺的纪录片，以及期待已久的新埃及大博物馆将在今年某个时候开幕。
但是，对阿腾遗址的大量报道却与两周前中国四川省成都附近的三星堆遗址的一系列惊人发现（可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的平静对待形成鲜明对比。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500多件物品，包括一个大型黄金面具、象牙、青铜器和丝绸的残片，还有更多。这些发现包括亚洲象的整根象牙——证明了从整个四川地区带给三星堆主人的贡品——以及与其他当代东亚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和武器）不同的拟人化的青铜雕塑。
三星堆黄金面具
新的、高度细致的考古工作为这一重要遗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细节，这是了解东亚早期状态的一个重要窗口。在中国，媒体的兴趣非常浓厚，连续多天在黄金时段进行报道，包括对发掘的现场直播。而这种关注是有道理的。三星堆的发现完全改变了我们对多种不同地区但又相互关联的早期文化如何交织在一起，从而产生被理解为"中国"文明的认识。
为什么在西方，我们对埃及考古的关注远远超过对中国考古的关注——尽管两者对我们了解人类历史都很重要？
埃及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共鸣，部分原因是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一种浪漫主义。19世纪西方考古学家竞相寻找陵墓的故事吸引了西欧人，今天的新闻报道也是这种帝国主义传统的产物（尽管发现阿腾的团队是埃及人）。对地中海世界发现的关注反映了一种持续的偏见，即美国是通过欧洲成为地中海文明的嫡系后裔。古埃及与希腊和罗马之间的联系——以及埃及在基督教《圣经》中的出现——使得古埃及被挪用并纳入欧洲遗产，从而被纳入美国身份认同的叙事。
因此，我们把埃及考古学的高调发现作为我们故事的一条主线，而把中国考古学视为与美国文明无关。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大约6%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亚裔；这些人是美国故事的一部分，因此，东亚的文明史也是如此。所有的古代文明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值得根据它们自身的优点进行研究和讨论，而不是根据它们与希腊-罗马-欧洲这一长期主导西方历史研究的地理或所谓文化联系。
中国的考古学与埃及的考古学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首先，它主要是由当地的中国考古学家完成的；它不是一个帝国主义项目。在早期，它还与民族主义的身份主张相联系。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贵族们一直在收集和编目文物，但只有在20世纪初，人们才开始将文物的发掘视为一项科学工作。在最初阶段，这种"科学考古学"部分地受到了地层学方法的影响——即关注文物的相对深度，作为确定时代的一种手段——在西方发展起来。例如，一位瑞典地质学家变成了考古学家，约翰·安德森（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1920年代指导了导致在周口店遗址发现"北京人"化石的项目。这些遗骸的年代在20万到70万年前之间。安德森还帮助建立了"史前"文化的证据，即在仰韶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早期彩绘陶瓷，其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
然而，在李季等中国学者的领导下，考古学迅速成为一门与传统历史紧密相连的学科，并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叙事。占主导地位的叙述将中国文明的起源归结为一个单一的来源——三代（夏、商、周），位于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及周边地区的中原。这些朝代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持续到公元前221年中国的统一。
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考古学家开始发掘被证明是商朝最后一个首都，这个城市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250至1050年，位于中原地区中心的河南省安阳附近。这些发掘显示了一个以小米农业和驯养动物为生的城市中心，这里有宫殿的地基，大规模的王室墓葬，大规模的人祭的证据，也许最重要的是用于占卜仪式的牛和龟的骨头，并刻有最早的中国文字。在这些挖掘中发现的社会的复杂性有助于巩固这样的信念，即后来的中国文化有一个单一的主要来源。这里就是其震中。
有助于这一理论的第二个重大考古发现是1974年在西安发现的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墓中的兵马俑。这位领导人凭武力统一了中国并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帝国——一个权力中心位于中原西部的帝国。这些文物的位置有助于加强中国文化遵循一脉相承的概念，其根基就在这个地区。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三星堆和其他遗址的发现颠覆了这种中国文化发展的单一概念。三星堆的发现与商代遗迹同时存在，位于四川，距离中原地区西南数百英里，与中原地区隔着秦岭。该遗址同样壮观。在三星堆，我们看到了不朽的青铜器、宫殿地基和城墙等公共工程的遗迹——以及最近发现的象牙、拟人化的青铜雕塑和其他物品。工艺品显示了黄金的广泛使用，而在中原地区，黄金的使用并不多，而且农业也有所不同。大米，而不是小米，是料理的基础。
这些发现似乎表明，中国文明并不是简单地从中原地区出现，并逐渐吞并和同化周围地区的文化。相反，它是一个过程的结果，即各种传统、民族、语言和种族被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历史复杂而多面的挂毯。类似的复杂的相互联系过程的不同版本也发生在古代地中海和我们美国的兴起过程中。
所有使人们熟悉不同时间和地点的、看似奇怪的生活经历的历史研究都是有价值的。古埃及的纪念碑式文明与美国文化的异质基础的关系并不比包括亚洲在内的其他各地区的文化更密切。这么说并不是要诋毁对埃及的研究——显然——而是要扩大镜头，使其包含更多的叙事。基于古代社会与欧洲的地理和文化联系而赋予其首要地位的历史版本确实存在着危险。如果说最近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是由媒体对中国考古学的忽视造成的，那就太过了，但是，中国的故事不是"我们"的故事——这种微妙的有害假设造成了亚裔美国人是"其他人"的概念。
美国社会是从不同的地理和文化根源中产生的，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认识和庆祝这些不同的起源——包括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激动人心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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