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必须为黑暗历史承担救赎 | 子夜@北纬49゜
从温哥华出发东行，无论是沿着横贯加拿大的一号公路，还是后来修建的高贵哈拉公路（Coquihalla），都会经过一个名叫坎罗普的城市，英文为Kamloops，华人往往以吉意名之“甘露市”。或者去班夫国家公园，或者去亚当河看三文鱼回归，笔者几次路过那儿，都是从城外擦身而过，未曾入内逗留。对讲究养生滋补的华人来说，坎罗普有两样东西是吸引人的，一是花旗参，二是冰酒。这两样我都没兴趣。坎罗普一带都是山丘和谷地，又是河流交汇之地，Kamloops在印地安语中本身就是河流交汇点的意思，所以自古就是交通要道，早年淘金热潮时曾是繁华一时的皮毛交易中心。那块土地广褒而又美丽，因人烟稀少而有一种沉远的历史宁静之感。
在上个星期的周末，这种宁静被一则骇人的消息震荡了。就在坎罗普的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掘出多达二百一十五具儿童尸体遗骸，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三岁。根据历史和资料判断，可以确信这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原住民儿童受害者。当时的加拿大政府，以让他们过上同主流加拿大人一样的“正常生活”和“融入社会”为名，强行将他们与父母拆散，送往寄宿学校，学习英文和各种知识、技能，而期间发生了大量强迫和虐待事件。这就是加拿大历史上那段被指为“文化灭绝政策的黑暗历史”。这段历史近年来不断得到揭露和追究，但这次揭发出来这么多儿童的遗骨，仍然使人震撼而难以置信。事实上，坎罗普当地关注原住民社团早就察觉这段血腥历史的存在，并怀疑校园地下埋葬着失踪儿童的遗骨，但由于该市印地安寄宿学校从未有过这些死亡纪录，一直未得彻底揭露，直到他们聘请一批透地雷达专家，通过雷达探测的帮助才最终得以证实。
据一位名叫麦里欧的寄宿学校幸存者回忆，数十年来他和其他同学都曾好奇，那些同学和朋友为何失踪，又去了哪里？“人们有时候就不再回来，我们还替他们开心，以为他们逃走了，其实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表示，在他的家族里，好几代人都曾在寄宿学校受到虐待，可怕的记忆至今还令他恐惧，甚至拿战俘作为比喻。
这是现代文明国家尴尬和耻辱的一页。所谓透地雷达（Ground-penetrating radar，缩写：GPR），是以雷达脉冲波探测地表以下状况并成像的仪器。这是以无线电谱上的微波波段电磁波进行的一种无损检测方式，可探测到地表下的物质、材质变化、空隙和裂隙等。据介绍，透地雷达现在也应用于考古发掘方面，如同其他使用于考古学的地球物理方式一样，透地雷达探测可以发现考古文物所在位置，并且将考古特征测绘成地图，而不会有损伤文物的风险。
这是考古？这是遥远的历史？人们应该知道，发现遗骸的坎卢普印第安寄宿学校”（Kamloops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是1890年开设，曾经是加拿大最大的原住民寄宿学校，直到1969年改成普通日校，并于1978年关闭。事件发生不过百年之事甚至更短，然而却要动用雷达考古技术去揭示真相，这是相当诡谲的事情，而且简直就是现代文明的一种讽刺。
笔者将近三十年前来到加拿大时，眼见人不多，高楼大厦也不多，唯一的感觉是这个国家的美丽和单纯。但它在文化上却充满了原住民的元素。温哥华国际机场步入抵达大厅，就是高耸的两件原住民图腾式的雕刻，一对男女展开双手欢迎入境。在楼上出境大厅，则是一尊巨大的原住民驾驶独木舟的雕塑。每每有朋友接送，我都会一一介绍，充满一种自豪。平时，不但商店里摆满原住民艺术品，无论举办什么活动，少不了邀请原住民登场敲鼓唱歌跳舞，在大型活动如冬奥会等，原住民的表演更是精彩的手笔。而重要国事活动中，如各级议会每年新会期开始前，都会由原住民代表带领祈祷，充满庄严和肃穆。这个国家不像美国那样复杂，更像抒情式的田园。知道这个国家历史不长，故事不多，所以要从原住民那儿补充历史。后来时间长了，慢慢知道了原住民被白人驱赶和殖民的历史，于是，渐渐有一种感觉，事情好像停留在消费原居民文化的层次上。加拿大此前一直在进行正视原住民历史的教育，并采取了若干措施。但是，社会民权和公义团体认为真相并没有完全揭开，所以直到最近一些年，仍在不断追逼政府继续进行寻求真相，以达到真正的民族和解，而且事情确实有了更多的发展。这次寄宿学校儿童遗骨的被发现，证明整个原住民的历史有可能还存在断链，真相的图片还远远没有想象中的完整。
加拿大尽管历史不长，仍然有着丑陋和黑暗。那是一个历史的链条，原住民寄宿学校就是这个链条其中的一环。这种丑陋和黑暗是在非常美丽的口号下存在的。从目前已知的事实，加拿大原住民即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系统（Canadian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早在十八世纪已经出现，是一些专为加拿大境内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包括第一民族、梅蒂人、因纽特人）所设立的寄宿学校。该系统由加拿大政府的印地安及北方事务部资助，并与天主教合作管理。到了十九世纪晚期，加拿大政府正式认可这种模式，并大规模设立寄宿学校，强行将原住民儿童与父母分离，送往遥远的学校学习英语并禁止他们讲母语，在这个过程中，天主教的教会系统则承担了主要的管理者角色，而事实上也对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负有直接的责任。
印地安寄宿学校系统的理念，本来就是出于白人殖民者的种族主义观念，认为原住民需要摒除传统文化的“恶习”，尤其是要“帮助”原住民儿童融入加拿大社会，并成为具有教育背景与投票权的公民。事实上，这种理念早就在白人殖民者进入北美就已经奉行多年，是一种根深柢固的历史偏见。加拿大在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并使自己成为联邦国家后，在1876年颁布的《印第安人法》和1884年的修订中，就规定第一民族儿童须强制就学于日间学校、职业学校或寄宿学校三者之一。从这个法律中，表面上原住民可以选择日间学校和职业学校，但事实是这两种学校都集中在都会区或中心城市，而加拿大原住民除极少部分外，基本上都生活在沿海和内陆偏远地区，有的地方不但交通不易，甚至气候条件恶劣，所以进入寄宿学校是他们唯一的“自愿选择”。问题还不仅如此，而且在于那些寄宿学校主事者，故意把学校设立在他们部落居地遥远的地方，而当时政府还实行了针对原住民的通行证制度，在多种手段的控制下，实际上就是把他们的孩子强行以寄宿读书的方法与原家庭形成事实上的分离，基本断绝了学生与家庭的连接和互动机会。当时主管此事的政府印地安事务所专员曾公开宣示，将学校远离部落可减少原住民家庭探望儿童或让儿童经常回家的机会，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避免他们家庭有可能影响儿童的“主流化”或“文明化”过程。
悲剧就是在这种美好宣示下发生的。据不完全统计，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十五万名原住民儿童在该制度下被强逼离开父母，进入寄宿学校“学习文化和文明”。孩子们在寄宿学校内被禁止使用本族语言或沿袭其部族文化。更严重的是，这些孩子在寄宿学校里遭受了各种非人的虐待，曾经发生大量恐怖体罚、性侵、营养不良等事情，有超过六千名原住民儿童在校死亡。据后来一位幸存者对相关调查的证词，他常常遭受暴打，夜里遭到教员强奸，因此夜晚成为他一生的梦魇。一位老人说，有时工作人员为孩子们洗澡时，会用硬毛刷来刷洗她们的皮肤，她本人的妹妹就是在寄校被折磨至死。有时如果有哪个孩子尿了床，就用他的尿来擦他的脸；孩子逃跑被抓了回来，就逼所有的孩子夹道打他。有的寄宿学校用电椅惩罚六岁的孩子，还逼迫他们将呕吐出来的食物重新吃掉。据后来的调查委员会报告，有的寄校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儿童们多死于肉体和精神虐待、天花、麻疹、肺结核以及营养不良等。
一方面是儿童在寄宿学校受虐待，同时，由于被强行与家庭分离，造成了人伦的悲剧和痛苦，家庭创伤也是整个加拿大原住民的一个严重后遗症。学童被迫断绝自己与家庭和文化的连结，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牺牲品，往往陷入既无法成功融入加拿大社会．也无法回归部落文化的处境。寄宿学校使很多原住民家庭留下了长期的精神和心理创伤，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经过长期研究，认为现代原住民日见频繁的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在酗酒、药物滥用和家庭暴力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实际上就是寄宿学校系统对原住民的民族文化和信仰传承破坏的直接后果。原住民本来就是少数人口和边缘群体，所以这种破坏甚至是毁灭性的。例如，原住民中的自杀问题非常惊人。2016年一个晚上，安大略省的一个原住民社区竟传出十一位村民试图自杀，导致该社区立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个人口仅二千人的社区，此前不到一年有超过一百位居民自杀未遂，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一岁。而当年曼尼托巴省一个原住民社区，该社区两周内就有一百四十人自杀未遂，六人身亡，被迫向外界求援。原住民生活水平低落，失业率极高，深受贫困、忧郁、暴力犯罪和毒品所苦，平均寿命明显低于加拿大国民。因此，作为原住民代表的议员曾在国会紧急会议上愤怒地控诉：“加拿大怎么能遗弃这么多人民！”
过去几年，加拿大历届政府在民意压力下，对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系统的历史进行了调查和处理。2008年，时任总理斯蒂芬·哈珀公开为加拿大政府及下议院中的各联邦领导人在过去对原住民族的种种迫害表达道歉。同一时间，以原住民为主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公开要求政府承担正视并揭露关于寄宿学校的历史与真相的责任。经过六年的调查，在2015年正式发表多份报告，详细纪录幸存者的叙述与相关历史文件，并成立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报告披露了加拿大政府及主事单位对原住民儿童通过寄宿学校实施强制分离并进行同化教育，导致数以千计儿童死亡、原住民文化中断的悲惨史实。这段黑暗的历史被加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和调查委员会主席称之为“文化上的种族灭绝”，是“加拿大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报告引发了举国震惊。
此前，加拿大政府虽然对原住民的寄宿学校问题表示道歉，但其中的纽芬兰1949年以前不属于加拿大，所以前几届加拿大政府拒绝对纽芬兰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发生的惨剧道歉。因此，在2018年，现任总理特鲁杜，专程前往纽芬兰对当地的原住民进行道歉。
这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历时六年的时间里听取六千七百多人的作证后，才公布了调查报告。报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定性是，整整七代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族裔认同被抹去，而且直指寄宿学校制度自创立起就是有意识的灭绝文化政策的一部分。被送到那里的印第安孩子每二十五人就有一人死亡，这个死亡率甚至超过参加二战的加拿大军人。这是一个平均数，而在最初几年，学生们“像苍蝇一样死去”，死亡率曾高达百分之五十。委员会成员威尔森揭露说，如此高的死亡率，虽然有一部分原因是缺乏资金，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是当时政府和主事者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原住民是低等民族，他们的文化将会消失，因此没必要在他们身上花钱。这也就说明，当时所谓通过寄宿学校让原住民小孩接受与白人同样的教育，培养他们融入主流社会完全是一种谎言。
但是这个以“真相”为名的委员会，许多任务还没有完成。其中，在15万印第安寄宿学生中估计有大约六千人死亡，而委员会根据现存资料已整理出3200多人的死者档案，这是加拿大第一份全国寄宿学校死者档案。但是威尔森承认，由于没能查到所有记录，这份档案是不完整的。仅仅在1936年到1944 年期间，加拿大印第安事务部就销毁了二十多万份档案，所以事实上就留下了有关死者真实数字的悬念和质疑。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许多家庭的孩子，或亲戚朋友熟知的小孩，最后没有回家，或者失踪，他们去了哪里？始终是他们群体中的一个悬念。这次坎罗普寄宿学校发现的215具遗骸，此前并没有相关记录可查追查，并没有计算在以上数字内，所以这很可能是冰山一角。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第一民族大会发表声明说，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原住民孩子在寄宿学校上学期间死亡或失踪，估计加拿大各地还有数千个没有坟墓标记的地方，有可能埋葬着死于寄宿学校的原住民儿童，原住民仍将面对过去加拿大种族灭绝政策和根深蒂固的殖民制度留下的创痛。近日，近日政界和民间已经呼吁要进行广泛的搜查，以求得最终的真相。
从真相委员会的报告，直至这次二百多学生遗骸的发现，这已经不是政府某项政策的失误，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化灭绝”（cultural genocide）。加拿大前总理保罗马丁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麦克拉伦在谈到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时．都用到了“文化灭绝”这个定性，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报告也认定原住民寄宿学校系统应被归为一项种族文化灭绝的恶行。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探讨的问题关键所在。在此前几年，笔者刚听到有关寄宿学校的事情时，最初直觉是这也许是文化的冲突，即从政府角度，他们把原住民儿童接到寄宿学校，虽然是强迫性的，但免费让他们吃住读书，学习英语和技术，目的还是让他们融入主流社会，成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随着后来继续而深入的了解，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披露，尤其面对原住民那种时而愤怒和时而绝望的面孔时，才知道那是在冠冕堂皇之下掩盖的一种罪恶，是一种针对特定民族或种族的“文化灭绝”。
事实上，最早来到北美的欧洲移民，在集体性的潜意识里有着欧洲殖民文化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在对待加拿大原住民中，用一种在本质上就是文化灭绝的行为模式，主导像寄宿学校这样的事件，一定是有着传统的和文化的默契，才敢于虐待寄宿学生，敢于让他们消失，这完全是一种价值选择和历史逻辑的结果。
在近现代政治中，“种族灭绝”因主要指向肉体的消灭而更引起人们关注并容易从法律上进行定罪，而作为种族灭绝一个组成部分的文化灭绝，在如何定性上反而有不少争议。到目前为止，“文化灭绝”在学界和法律领域尚未有明确概念的界定，但基本上共识就是对特定国家或区域内非主流群体包括少数族裔，在文化、语言、宗教、艺术、习俗等相关政策和治权上，采取强迫性的改变甚至是灭绝式的同化。但是，文化灭绝同种族灭绝基本上是在相同事件上并存的，这个可能是也有相当大的共识。上世纪三十年代最早提出了文化灭绝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作为种族灭绝概念的成份之一。后来联合国相关文件中，曾考虑过采用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并用，但最后只使用了种族灭绝，考量就是因为种族灭绝基本涵盖了文化灭绝的成份。至今，国际上公认的就是，文化灭绝就是出于种族灭绝的目的，蓄意地用强制做法从全部或局部改变乃至消灭某一民族或群体的文化、语言、习俗、信仰、生活方式等。2007年通过的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中，虽然没有采用草案中使用的“文化灭绝”一词，但明确规定：土著人民和个人享有不被强行同化或其文化被毁灭的权利。各国应提供有效机制，以防止和纠正任何旨在或实际上破坏他们作为独特民族的完整性，或剥夺其文化价值或族裔特性的行动，以及任何形式的强行同化或融合。
基本上，所有关于“文化灭绝”是否单独使用的问题，都基于一个前提，即“文化灭绝”实际就是“种族灭绝”的表现形式。在以肉体消灭一个种族难以操作的今天，“文化灭绝”有时往往会用一种非常漂亮的方法去扮演灭绝的角色，就像加拿大寄宿学校那样，在所谓让原住民“融入主流”的“现代文明生活”口号下，从根基上抽去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特点。
“文化灭绝”发生在加拿大这样一个以“多元文化”标榜的社会里，会让人感到匪夷所思，这个现象只能从加拿大政治文化的传统基因中去寻找。正如前面所提到，印地安寄宿学校系统其是出于白人殖民者的种族主义观念，而这种理念早就在白人殖民者进入北美就已经奉行多年，是一种根深柢固的历史偏见。加拿大历史学家霍华德．帕尔默（Howard Palmer）曾分析了加拿大在移民和宗族问题上与美国的不同之处，相比美国单一奉行“大熔炉”政策，加拿大现在奉行多元文化，但是之前仍然有着同美国非常相似的特点，如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种族歧视。帕尔默指出，加拿大如同美国一样，有三种同化理论在过去的年代中一直是左右着有关移民问题的讨论并影响有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第一种是盎格鲁化，要求移民放弃自己祖先的文化与传统，接受盎格鲁－撒克逊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第二个是熔炉文化，就是和美国一样，设想新移民群体与已定居社会进行生物性的合并，而且将各方的文化混合为一种新的名之为加拿大模式的文化。第三个是文化多元化，或者称为是马赛克文化，要求在加拿大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和政治、经济一体化范围内，保护移民文化及共有生活的某些方面，从而使他们进入加拿大的社会。
从目前来看，加拿大社会经过了转型和演变，基本呈现了多元文化的共识。但是，帕尔默所指出的最初的那种殖民主式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在加拿大的历史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而且至今还能看到相关的痕迹。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在讲英语的加拿大地区，盎格鲁－撒克逊的同化理论和思维占据主导的地位，认为新移民有义务遵守既定的加拿大文化和制度（当然，这种文化和制度有他们自己限定的解释范围），如果不遵守这些文化和制度，就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排斥。问题是，这种盎格鲁－撒克逊的同化理论，一方面主要地针对外来移民，另一方面，也很容易地在他们对待本地原住民问题上暴露出来－外来移民和原住民，在盎格鲁－撒克逊同化理论的支持者看来，都是“外”人和“异”族，都是应该同化的对象。这种同化理论和实践，发展到极致，出现像原住民寄宿学校的事件，就应该不奇怪了。
加拿大多元文化的逐步确立是从二次大战之后开始的，也这是大量移民进入加拿大并且在加拿大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实际也是一个公平和正义转型过程。加拿大在1971年颁布《双语框架内的多元文化政策实施宣言》，是加拿大成为多元文化国家的象征。这一政策被加拿大《1982年宪法》第27章《加拿大自由和权利法案》所确认，就此作为加拿大的基本国策。多元文化政策英文为Multiculturalism，是用以管理多元文化性的公共政策，由政府主导在加拿大社会内部推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宽容的政策。和美国的大熔炉文化政策不同，加拿大的多元（或称马赛克）文化并不强制要求新来者必须“融化”为加拿大的主流英法双语文化，无论任何人都可以保留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过自己的日子，谁也别对其他人的文化、传统习俗、宗教信仰、语言指手画脚。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加拿大政治文化，呈现了与美国完全不一样的面貌。多元反而不分裂，这是加拿大创造的一个文化奇迹。
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大格局下，才能对原住民的历史问题有了清算的机会。加拿大历史不长，像原住民寄宿学校这样的事件，最后一所由联邦政府运营的寄宿学校是1996年才关闭的，事件的许多当事人包括幸存者和家属都还健在。虽然联邦政府在十多年前已正式道歉并成立真相委员会进行调查，但对与此事有关的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灭绝文化的追究和深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2015年在公布调查报告时，时任“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辛克莱明确指出，和解不是一个原住民的问题，它是一个加拿大人的问题。它和我们所有人有关。在那份调查报告中，总共提出了九十四项建议，有的已经落实，有的还在研究推进。但坎罗普寄宿学校学童遗骨事件揭发之后，一个回过头继续进行真相挖掘的思路已经形成共识。九十四项建议其中一条建议就是要求政府对加拿大是否有其它无标记的原住民坟场进行深入调查，但至今政府离落实这些建议还差得远。
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从上周日开始降半旗，“直到另行通知”，这是一个迥异于往常的做法。那不仅仅是一个纪念的形式，而是一种宣示，一种继续进行真相追查的宣告。人们注意到，平日互相攻讦的朝野政党，在这次继续追查真相的呼声中都持基本立场。半个世纪以来，加拿大在公平和正义的转型中是世界各国中做得较好的一个。但看来这种转型永远不会成为过去式，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不公平和不正义，这种转型就永远是进行式。
加拿大是一个让许多人感到“似乎很奇怪”的国家，总是时而出现由国家宣布的“道歉”行为。近几年，几乎每隔一定时间，加拿大总是会找出一个“道歉”的对象。几乎与坎罗普寄宿学童遗骨被披露的同时，特鲁杜代表联邦政府向在二战期间拘禁意大利裔人士作出正式道歉。二战时，意大利对加拿大宣战，当时的加拿大政府随后拘禁了六百多名意裔人士，三万多名意裔人士被认定为“敌国人员”。特鲁杜表示这种做法违反了加拿大在二战期间为之奋斗的自由、平等、正义的价值观。而两年前，特鲁杜为加拿大政府1939年拒绝装满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St Louis）靠岸入境，向全体犹太后裔公民和全世界的犹太裔，郑重做国家道歉。这些年来，除了几次向原住民道歉（见上文）外，自由党和保守党政府还分别向二战期间加拿大政府设立日裔集中营，向日裔加拿大人社区做出正式道歉和赔偿（1988年）；就收取人头税，向加拿大华裔社区做出正式道歉并提供赔偿（2006年）；向1914年拒绝接受一批（大约400名）来自印度的锡克族移民，做出正式道歉（2016年），等等。加拿大的总理多次就原住民寄宿学校道歉，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表示“极为羞愧”。
也许有人会以为是“自爆家丑”，但加拿大就是这样的国家，它做到了别人不一定会做的事，反而是有一定可爱之处的。每一次道歉，实际上就是一次对历史的重温和儆醒。面对加拿大的道歉文化，没有人因此而嘲笑或贬抑。因为，以国家的名义道歉和认错，是这个世界最难做到事。现代文明国家必须为自己的黑暗历史承担救赎的责任，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一个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它没有黑暗的一页，而在于它敢于面对历史的丑陋，并从中寻找真相。除非是怪物，否则没有一个国家永远是正确和荣耀的——这是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都很明白的一个常识。同时，也没有一个国家不曾经历灾难和黑暗，那样的历史肯定有尚未发掘的真相。现代文明是一个需要对话、和解与宽容的社会，但是，唯一的前提是真相。加拿大在寻找原住民的公平和正义过程中，不同的政党和派别曾经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和争议，但是，把寻找真相作为一切事情的开始是所有人的共识。调查委员会以“真相与和解”为名，是非常恰当地体现了某种因果关系，即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当然，没有真相也没有宽容。从伦理到法律的公平，从来不如真相那样公平。现代文明一直处在转型中，而转型的全部过程就是：真相－道歉－原谅－正义－和解。和解必须从真相开始。
坎罗普寄宿学童悲剧的揭发，以及寻找更多有可能埋葬学童的无标记墓地，也许会让人们心里更加难过和愤怒，但这是走向真正和解的第一步。这第一步是必须跨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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