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富汗撤军是拜登政府的功绩 | 布鲁金斯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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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江南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是正确的
文：万达·菲尔巴-布朗
译：詹涓
拜登政府决定在2021年9月11日之前从阿富汗撤出所有美军，这是一个明智的战略选择，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政府评估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那就是美国在阿富汗的长期军事参与已经成为一种战略负累和无用的投资，美国已经不具备改变阿富汗基本政治和军事动态的能力。这并不意味着美军撤出阿富汗后，阿富汗的政治和安全形势就会出现令人满意的发展。不幸的是，一场愈演愈烈、高度分裂和血腥的内战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至少，塔利班获得正式权力将给国家的政治分配带来痛苦的变化。
拜登政府做出这一决定的基本智慧是认识到，美国军事介入不会逆转这些动态，美国的军事、财政、外交和领导力资源应该在其他问题上发挥更好的作用。话虽如此，拜登政府在声明中还是犯了一些严重的战术错误。
战略重点和责任
自2001年以来，美国在阿富汗的主要目标一直是降低恐怖主义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这个基本目标在十年前就已经实现了：基地组织的能力只是过去的一个零头。伊斯兰呼罗珊省（ISK）继续在阿富汗活动，但塔利班也在持续与ISK作战。然而，阿富汗长期的恶劣治理破坏了稳定，令塔利班得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虽然塔利班也与许多非法经济有牵连，十分残暴专横，但人们往往认为，若是跟阿富汗政府有关联的权力掮商相比，塔利班反倒没有那么巧取横夺、反复无常。
拜登政府正确地评估认为，如今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事实上比来自非洲和中东各地的恐怖主义威胁要小。以索马里为例，青年党在索马里的地盘和执政权力正在稳步增加，而且该组织对基地组织保持着强烈的忠诚。索马里的伊斯兰国（ISIS）虽然比青年党弱得多，但仍保持着持久的能力。基地组织和ISIS的分支机构在马里、萨赫勒地区和北非的其他地区都十分活跃。因此，尽管塔利班不愿切断与基地组织的联系，但这种威胁与来自其他地方针对美国和我们盟友的恐怖主义威胁并无根本区别。美国和塔利班在2020年2月达成的多哈协议有望激励塔利班阻止基地组织从阿富汗对美国及其盟友采取行动，而且美国的现行政策应该通过外交、有条件的援助和制裁，甚至偶尔进行的离岸袭击来实现这一目标。
此外，部分美国军人经历了这种令人沮丧、无休无止的战争，在退役后成了美国右翼武装招募的重要来源，而这类组织对公共安全、民主和法治构成了严竣的威胁。通过尽量减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美国正在采取措施应对这一重要危险。
拜登政府的政治勇气在于，它拒绝被美国撤军后阿富汗恐怖主义威胁加剧的可能性所吓倒。这种担忧一直是美军继续驻扎的一个关键理由。这种可能性需要与其他已经近在眼前的战略威胁和现实进行权衡。事实上，拜登政府决策的另一个明智之处在于，不再将美国的阿富汗政策与其他问题和战略重点区隔开来孤立对待；迄今为止，对沉没成本的恐惧已经夸大了阿富汗的重要性。
现在，来自咄咄逼人的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的威胁——以及人畜共患的新冠疫情——是更重要的战略重点。投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高层领导的关注和财政资源以应对这些威胁，可以带来比长期维持阿富汗军事努力更大的战略利益。
阿富汗的严酷现实
美国还没有达到击败塔利班的目标。几年来，塔利班在战场上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地位。它正在成为阿富汗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并在未来的阿富汗政府中扮演强有力的角色。
美国继续部署军力不会改变这一现实。没有任何可靠的途径可以让美国的持续驻军帮助实现理想的和平协议——所谓“理想的”协议，可以理解为类似于哥伦比亚的协议，在国家和地方政府中将塔利班的政治代表权降到最低，实行大赦，并提供战士复员和重新融入社会的援助。在哥伦比亚开始与左翼游击队谈判时，战争停滞在较低的冲突水平上，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基本趋势是在往下走。阿富汗的情况正好相反，阿富汗安全部队总体上仍然薄弱，经常与塔利班达成和解，并且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美国的军事存在减缓了塔利班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的进展，但并没有扭转这些进展（即使在美军人数达到10万的情况下）。派5000或1万名士兵再呆5年或10年是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的，更不用说只保留更少的军力了。自2015年以来，美国对阿富汗的态度一直是留在这里，靠天收——祈祷塔利班会在战场上犯下足够多的战略错误。它没有。
美国也没有设法纠正阿富汗的另一个主要弊病：狭隘、任性和腐败的政治精英，他们从事的政治活动非但没有做出任何建树，反而是在添乱。不管是美国和国际捐助者威胁要减少援助，还是美国撤军的前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都没有促使政客们团结起来反对塔利班，并从根本上改善政府治理。
此外，维持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部署，直到达成和平协议，将忽视一个事实，即在现实情况下，任何严肃的谈判都需要阿富汗政府向塔利班交出相当大的权力。阿富汗政府自然不想这样做，因此也没有兴趣与塔利班进行认真的谈判。只要美国在军事上继续存在并支持阿富汗政府，喀布尔就没有谈判的动力。相反，一个明确的美国撤军日期——川普和拜登都宣布了——会激励塔利班在美军撤离之后进行谈判。
支持长期驻军的人指出，美国撤军过于突兀；这不是事实：在过去的十年里，华府不断地发出越来越强烈的信号。例如，在2014年，奥巴马政府差点就只部署使馆级别的军事存在。但阿富汗政府和政治精英们忽视了不断发出的警告，他们希望让美国参与一项无限期的军事承诺，直到塔利班被大大削弱为止，至于这需要多少年，他们并不关心。
北约和巴基斯坦
尽管形势已经不容乐观，但美国的决定还是让一些欧洲盟友感到不安——这在政策偏好上是一个尖锐而讽刺的差异。多年来，美国一直敦促北约盟军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下向阿富汗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离开他们的基地，参与进攻性的反叛乱行动，尽管华盛顿最初向他们兜售的阿富汗任务是防御性巡逻、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看着盟国极少进入战场，而美军却在偏远的前沿作战基地孤军作战，美国士兵苦涩地开玩笑说，ISAF指的是“我看着美国战斗”（I Saw America Fight）。
然而，尽管北约伙伴在情报、监视、侦察和后勤方面依赖美国——因此，在美国撤军之后，他们更不可能在阿富汗维持军事存在——他们现在对撤军感到担忧。阿富汗的安全和政治分配可能恶化，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国内政治问题，阿富汗难民的前景也是如此。但是，将撤军最后期限从5月1日延长到9月，能让北约伙伴有机会有序地从阿富汗撤军。
对于巴基斯坦，美国的政策可以朝着更加正常化的方向发展。至少，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将使美国摆脱对经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的地面和空中航线的依赖。这种依赖性一直牵制着美国对巴基斯坦政策的其他要素，包括对战术核武器、军民关系和民主的关注。
阿富汗惨淡的前景
阿富汗的政治前景并不乐观。目前每年造成数万阿富汗人死亡的内战，充其量也只是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塔利班正在获得权力，新的政治分配将意味着政治和人权、公民自由和多元化进程遭到显著削弱。
塔利班继续反对选举，至少反对可能使其下台的选举。相反，它信奉一种类似伊朗的最高宗教委员会模式，其中塔利班是最强大的参与者，统治着可以举行选举的其他政治和行政机构。
可以理解的是，塔利班还希望将其战斗人员融入阿富汗军队和情报部门——不管阿富汗安全部队在此之前是否已经严重瓦解。
所有这些可能对民主进程、权利和人道主义事业造成的损失都是巨大的悲剧。但美国再也无法扭转这种局面。
一个重大的战术错误
尽管拜登政府的基本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但它还是犯了一个重大的战术错误：就在原定于伊斯坦布尔举行阿富汗问题会议的几天前宣布新的撤军时间表，破坏了和平外交。这次会议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延伸。会议旨在寻求阿什拉夫·加尼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的临时和平协议，但这是违背双方意愿的。美国和国际社会把大量的外交资本投入到这场仓促而又不成熟的努力中，进一步削弱了四面受困的阿富汗政府，加剧了阿富汗精英阶层的投降倾向。
如果处理方式不同，这次会议本可以产生一个新的谈判进程，为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奄奄一息的多哈和平谈判带来补充。美国的这一战术错误为美国和国际社会未来在阿富汗的外交努力付出了代价。
美国需要继续参与这些努力，并继续敦促在阿富汗分享权力。它应该继续为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资金、情报，或许还有其他远程支持。它应该寻求通过国际经济援助（或拒绝援助）、制裁、旅行签证和其他手段来控制塔利班，以尽量减少阿富汗多元化政治和经济进程和权利的损失。这些损失即将来临，但我们应该努力减少损失的程度。美国还应该减轻人道主义后果，包括向与美国合作的阿富汗人提供签证。
尽管离开得不光彩，但清醒地撤销不甚明智的承诺，将资源重新用于更重要的优先事项，是一个大国的基本标志，也是拜登政府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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