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左派的旋律是反建制、反压迫、反权威，用电影解构“政治正确”，让人感到很可爱。观察好莱坞切忌不懂装懂，例如把民族主义和左倾混为一谈。左派不是好当的，起码不能得益于建制的优待，这是一种本份。已经成为贵族的左派当然无法代表真正的公平和正义，但好莱坞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理想主义的最后庇护所。这也许是当今不幸世界的一件幸事。

文：乡庐子夜

由于疫情，很长时间没外出看电影了。金秋时节，两年来第一次出远门，离开温哥华去本省北部一个叫Williams Lake的小城，在儿子家小住。那天儿子带他老妈去驾船钓鱼，我不喜水，便去城里看正在放映的电影《尚气》（Shang-Chi and the Legend of the Ten Rings）。据说这部电影让一些有民族精神的人很兴奋，认为是好莱坞再一次显示它的左倾，改变对东方民族的刻板印象，甚至是对歧视亚裔传统的一种突破。这对于一直关注好莱坞左派立场的笔者来说，当然是极有兴趣的。

直到电影结束，一直期待的精彩并没有出现。这部电影在拍摄上无论是情节、构思和节奏都相当一般，色彩也不鲜明，故事的创设并没有突破漫威之前此类影片的套路，反而有些装腔作势。所谓“改变对东方民族的刻板印象”，无非就是让“东方的”英雄角色变得风趣和复杂一些罢了。其中唯一的看点是“父子之仇”，而这恰恰又不是东方式的价值叙事。电影中多了中文对白，于是几乎一半以上镜头要增加英文字幕，《纽约时报》为此调侃说，“轮到美国人看漫威电影要看字幕了”，意思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是，除了起用亚裔面孔外，严格来讲，《尚气》不但没有超越漫威原有的叙述框架，甚至难掩一直以来存在的文化偏见，只不过是在市场和商业模式的选择中，煞费苦心地用政治正确作了包装。所以它甚至经不起想为它捧场的民族主义舆论的严格检视，这也许是《尚气》的尴尬之处。

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好莱坞的左倾立场，亦即它的“理想主义”色彩，始终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谈理想主义的人渐渐又多了起来，而深入进去会发现这个“理想”虽然那么容易挂在嘴上，但认真起来往往会很沉重，而且人们观察它的时候经常不懂装懂，例如把民族主义和左派运动混为一谈。民族主义要从好莱坞寻找诠释的切入点，往往会发现是找错了对象。

就在看《尚气》之前，给朋友拍摄有关白求恩的纪录片帮忙，在查阅的资料中，涉及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的史料。这场战争爆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是当时不同意识形态在西班牙的一次集中较量。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有不同争议，但是，这场战争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左派人士奋不顾身前往参战，实在是一个奇观。在查看相关评论时，发现有人使用了“这是世界最后一次为理想而战”的提法，也因此突然之间有一种感动和肃敬。

“最后的理想主义”这一提法是否妥当，可以商讨。但是，起码这种诠释具有对一种“主义”的基本感知和参与共识。当年成千上万奔赴西班牙参战的志愿者，来自苏俄、中国、美洲、欧洲、亚洲，有共产国际成员，有反法西斯主义者，有医生等专业人士，甚至有不少文化名人，如海明威、毕卡索等，总计有三万多人参加了国际纵队，在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后便走上前线作战。每个人都像白求恩一样，是以国际主义战士的身份赴汤蹈火的，许多人就牺牲在异国他乡。《共产党宣言》说“工人无祖国”，因此，如果要说这是“世界最后一次为理想而战”，起码在情理上是不过分的。

在西班牙的左派国际纵队中，就出现了好莱坞人士参战的身影。这个不奇怪。关于好莱坞以及整个北美的“左派”传说，笔者一直有所耳闻。上世纪九十年代来到西岸的温哥华后，在同一些学者的交谈中，他们多次提到，北美的左派势力是很强大的，尤其是沿着北美大陆西边的太平洋沿岸，一些著名的大学，以及洛杉矶的好莱坞，都是左派的大本营。这个听起来很有新鲜感，“左”在那个年代，好像“政治正确”的帽子还不常用，在当时的语境里，反而听起来有些“政治错误”的意思。

再过几年，一直到看电影《泰坦尼克号》时，才真正对好莱坞的价值传统开始注意和跟进。

《泰坦尼克号》里有一个三等舱彻夜狂欢的场景，是整个影片除沉船以外最能感染人的叙事。男主人公杰克以把女主人公萝丝带到三等舱作为向时代和阶级的挑战，而这个三等舱是以萝丝当时所处的头等舱作为对比的。在头等舱里，都是一些衣冠楚楚的上流人物，充满残酷竞争和资本的铜臭，人与人之间构织的是尔虞我诈的网络。萝丝的母亲是因为自己的财务危机而把她与卡尔的婚姻作为交换品。好莱坞实际上诠释了《共产党宣言》关于资产阶级在家庭和婚姻上的批判，撕破了对立阶级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萝丝企图跳海自尽而被杰克解救，实际上就是喻意了另一个阶级的活力生活并能给她带来对未来的向往，是对萝丝所象征的阶级的解放。在这个三等舱世界里，集聚的是劳工阶层，他们没有头等舱那种奢华场面，但是，他们充满活力和坦诚，以喝啤酒、歌唱和跳舞而彻夜地进行狂欢，他们热情地欢迎萝丝加入这个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世界，从而向她展示了这个阶级社会的另一面，直接揭示了阶级斗争和争取自由的政治理念。

许多人从表面上以为萝丝表现的是青春期少女的反叛意识，但事实上导演卡麦隆设置的舱房等级，展示的就是一个坚固的阶级社会，这个背景犹如冰山那样坚固。萝丝先前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无法不在这个冰山面前碰撞并最终沉没，而杰克的自我牺牲恰恰就是他所代表那个阶级的精神，在与头等舱所代表的阶级同归于尽后，走向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和分别的理想世界。影片未尾虚拟的世界里，出现的人物就包括一些头等舱里的人物，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革命叙事方法，甚至带有某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而贯穿影片始终的红色和蓝色两种色彩基调，就是一种极具象征性的政治宣示。

在那以前，笔者已经注意到好莱坞的电影有两个极端，一是有着强烈的政治宣示和导向，例如他们以美国精神宣传的“爱国主义”，这是属于“正能量”的作品；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批判和建制批判意识，比较突出的就是反战电影，这在我们许多人的语境里可能是“负能量”的作品，因为太多地揭示了创伤和悲剧。但这两类电影都在无形之中塑造了英雄主义，这应该是好莱坞电影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核，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形成或影响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性格。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好莱坞的这类“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我们会发现，那里恰恰从来没有民族主义的在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点，因为在许多地方，凡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几乎都是以民族主义作为道义支撑的，而好莱坞则非常强调超越民族、肤色甚至是国别的辨识，否则，他们根本无法拍摄出大量的反建制（包括反战）电影。

传统意义上的左倾或左派，是从来不和民族主义套近乎的。好莱坞对这个原则的把握是很到位的。反对贫穷、反对专制、反对不公，从来不以国界或民族为限，过分强调民族区分的意义在好莱坞是犯忌的。就好莱坞来说，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美国没有民族主义赖以生存和发酵的土壤，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种价值基础。英国和其它欧洲移民投奔新大陆来到北美建立新的国度，都是对原先祖居国文化的出走、批判乃至重建，有一种与民族主义进行区隔的本能。他们追求的是自由，热爱一个能由自己创意和创造的生存空间，为了这种自由和空间，他们会勇于作出牺牲。也因此，他们对诸如肤色、地域、语言、习性、风俗等从来不会加以刻意的褒贬或区分，甚至往往进行欣赏性的描绘。他们在新大陆建立的形形色色的居住社区，对国家（政府）的权力始终保持警惕和限制，所以从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就抑制了民族主义的滋生。

另一个原因，是好莱坞的终极产品即电影作品，始终贯穿的一条红线就是对资本主义不公平和贫富差距的批判，这种反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理所当然地要抵制民族主义。在公认的左派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民族主义一直是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产物。例如，中国在一九七九年版的《辞海》中有关“民族主义”一条中，劈头就点明“民族主义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没有偷换概念甚至假借民族主义行其它之实的空间。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两回事，没有无产阶级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之分，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好莱坞影片的叙事之所以给别人的印象是与众不同的路线，就在于它的左倾价值观超越了民族主义，可以呼应社会大部分底层民众的心理，而这一部分恰恰就是票房的主体所在。

好莱坞在价值取向上走左倾路线，这同电影产品的市场面向有关。电影产品的终极市场是广大的社会中低层人士，而不可能局限在高收入阶层，因此，电影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底层或弱势群体中的视角去反映现实，用一种同情的叙事去搏取观众的共鸣。同其它市场不一样，在电影市场中，没有一部电影敢于为资本家进行歌功颂德，“穷人是电影的上帝”——这是包括好莱坞在内的电影创作的一条规律。

由于电影本身的这个特点，所以全球性的左翼运动，很多都在电影圈里能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二十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二战爆发前的几十年，整个电影产业都处在国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这个大环境中，那时不仅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左派提供了电影方面的经典作品，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市场，左派也拥有不小的力量。左派电影不仅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而且在艺术上也相当成功，例如，早期苏联电影《波坦金战舰号》，是左派电影最早也是最经典的作品，但同时它在拍摄时的艺术手段上，也开创了后来的电影蒙太奇镜头手法。西方电影早期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的作品至今还具有经典意义，而二战以后左翼思潮的电影几乎是与全球性的左翼运动保持相同的轨迹，如法国六十年代红色运动和反越战作品的新浪潮，日本反映社会底层悲剧和抗争、清算军国主义和反战的作品，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作品和所谓的“政治电影”。像日本八十年代之后的许多动漫作品，都有明显的左翼倾向。至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更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从后来披露的史料可以知道，左翼电影本身实际上成了政治革命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人就是凭着一部电影观后的感染和冲动，就此走向革命队伍，这种故事或传说屡见不鲜。

左派不是好当的，甚至要有所牺牲，起码左派不能得益于建制的优待，这是一种本份。从根本上说，好莱坞电影之所以形成经久不衰的左翼传统，并不是蜗居在洛杉矶比弗利山那些养尊处优的精神贵族乐善好施，而是电影这个行业如何以自己特有的感染力去开拓市场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同时，又受制于整个国际电影界始终无法与左倾思潮进行区隔的价值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说，好莱坞在坚持自己的价值特点和思潮流派时，是相当认真并坚持一定原则的，甚至是有所奋斗和有所牺牲的。在美国，显然红色和革命不可能成为主流，但在许多美国人眼里，好莱坞是一个“神秘的红色帝国”。当二战结束，冷战开始，麦卡锡主义抬头，好莱坞就成了重点调查和清算的对象。一九四七年成立“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数以百计从事电影制作人员（编、导、演）受到牵连，尤其是和剧本创作、编写有关的，更受到最严格的审查，甚至被逐出好莱坞，因为左倾思想都是电影主题的关键问题。这种调查在所谓著名的“好莱坞十君子”案的审判中达到高潮，其中大部分人除被罚款外，还被判处有期徒刑。HUAC更建立了一个广泛的黑名单系统，凡是列入黑名单的，都直接影响了工作，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其所在单位也受到牵连。值得注意的是，在迫害好莱坞左派的运动中，不但政府权力部门进行主导，甚至连一向标榜独立的军队也公然地介入，例如他们曾抵制新影片《红磨坊》。同时，当时的媒体，尤其是重要的报纸专栏作家，也以“爱国”的名义加入了对好莱坞左派的讨伐，甚至提出了他们自己建议应该加入黑名单的名字。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被调查的好莱坞名流，立场坚定，很少有认罪的，说他们是真正的左派，并且不动摇，实在是恰如其分的。在受到HUAC以“国家安全”名义进行审查时，他们据理力争，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第四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这几条主要是保护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受无理之搜索和拘捕的权利”，以及保护证人免做对自己不利的交代。当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他们的不合作态度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因为拒绝回答问题或者拒绝揭发他人而被好莱坞除名或变相失业的人不在少数，一些坚定的左派被彻底逐出好莱坞。于是，一个现象出现了，从那时一直到七十年代，好莱坞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处于低谷状态，没有了三四十年代那种黄金时代的繁荣，这个时期长达二十多年。这个现象充分说明，左派力量在好莱坞是占有很大影响力甚至是主导地位的。

但是，这也说明，好莱坞的那些“理想主义者”决不是仅仅靠左倾内容拉票房和吃饭，而确实是有自己既定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由于左派在本质上是以一定的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具有民主和进步的价值元素在电影中成为敏感内容，左派的缺席导致好莱坞影片的思想价值曾经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出现了断层。有一个时期好莱坞只能玩弄技术和镜头，并且加大了警匪、间谍和惊险内容，用相对庸俗但却能刺激感官的影片去取悦观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一方面由于不断有真相披露对好莱坞左派迫害的政治理由是莫须有的，另一方面整个国际社会冷战的氛围有所改观，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发生分裂，左派思潮和运动陷于低谷之中，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认知也相对减弱。这个时候，人们已经有可能相对理性地去观察早年好莱坞的影片。从人的与生俱来的本性来说，对弱者的同情，对被压迫阶层的关注，以及其中迸发出来的人的良知，永远是不变的主题，好莱坞还是要回到原先之所以成功的旋律中。因此，那个曾经让人感到神秘的好莱坞左派顺应历史潮流，似乎又恢复了元气，而且有了新的思想与技术的完美结合，既从视觉感官上，也从人的心灵深处去触动他们的良知，繁荣好像又回来了。

这个现象应该说是非常诡谲的。左派思想中的许多元素，例如社会主义，公平和正义，民主和自由，在福山所说的“历史已经终结”中，反而在好莱坞中找到了它的避难所。这可能是天意，但也是左派思想中那种理想主义本身具有的生命力。这里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美国社会在八十年代之后，左派思潮逐渐回暖，并且同新的自由主义相结合，不断压缩了保守派的思想阵地。原先的HUAC似乎已声名狼藉，大学教授队伍中左派势力在部分领域或地方几乎占据主流地位，尤其是在北美西部沿岸形成了一个左派大本营，而好莱坞就是在这个大本营中。进入后冷战时期，福山“历史已经终结”的观点使美国突然增强了对自己的文化自信，加上左派阵容人多势大，好莱坞在回归自己传统理念中，在保持与资本主义世界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的性格特点上，前面已经是一马平川了。

其实，这个时期左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左派了。好莱坞左派也从原先单纯反对资本主义压迫方式的狭隘框架中走出来，而有了一个更开阔的视野。因为这个时候左派在全世界的运动已经形成波澜壮阔的宏大规模了。从美国来说，一方面继承了从六十年代以来左翼激进政治运动某些形式，包括反战、反贫穷、反歧视的文化，但也逐步与传统左派进行区隔，而比较关注较个人化的问题，例如异化、失范、权威主义及其他现代富裕社会的病征，尤其对资本主义建制性的文化展开批判，同时又加入了多元化左派元素，例如无政府主义、解构主义和环保主义等。美国左派还结合了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成份，这些在好莱坞电影中也成为一种标志性的主题。但真正形成规模的是好莱坞加入了反全球化或另类全球化运动，也称作全球正义运动，他们抗议全球贸易协定，认为会对贫穷及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当然反全球化运动比较复杂，也掺杂极端右派和民粹主义人士，正好是与国际主义及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相反的。但是，好莱坞从反全球化运动尤其是反贫穷和环境破坏方面吸取了主题内容，使自己的左派色彩有了新时期的内容，并且结合新技术和新手段，以至于现在我们所说的好莱坞左派，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向新左派转型的过程。

现在好莱坞向全世界输出的不仅是电影，而且是一种新的带有意识形态的文化，例如，《2012》、《血钻石》、《阿凡达》、《筑梦大道》、《金钢狼之罗根》等等，都有着鲜明的反阶级压迫和对环境破坏的谴责的色彩。最近获奥斯卡多项金奖的《无依之地》，一开始就以二零一一年一个石膏公司关闭了工厂作为序幕，这实际上就涉及了环境污染、金融危机、贫富差别的重要主题。女主人公因工厂倒闭，丈夫突然去世，致使背井离乡住在厢式货车之中，四处流浪打零工，而一路上又揭示了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许多像她一样的“游牧者”（nomads），这实际上就是上升和喻指了阶级之间的差异，虽然不是像早期好莱坞左派主题一样直接宣传社会主义，但仍然以对资本主义和阶级压迫的控诉为主轴。这部电影表面上体现了好莱坞电影的特色元素，如公路和汽车文化，甚至借用主人公妹妹的话，夸奖主人公同当年西部开拓者很相似，是美国传统。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讽刺，当年西部精神是一种进取，前面等待的是一个光明的世界，而现在“游牧者”是被迫离乡背井，在金融危机之下是对未来的绝望和恐惧。这从主题上就是同传统的西部片不一样。

如果说，当年好莱坞是因为它的红色而引起有些人的恐惧，那么，现在红色已经不在，而是以绿色为主题色调。这种色调转型基本反映或符合了当前国际政治界别在左和右方面新的现实。但传统的元素仍然是好莱坞坚守的原则，包括对政府的揭露和批判，如前几年曾提名奥斯卡奖的影片《华盛顿邮报》(The Post)，描写新闻从业人员面对政府巨大压力时的艰难抉择，以及对总统权力过大的鞭挞。应该讲，一方面由于从业人员本身的思想理念和价值选择，另一方也是因为电影作品所面向的基本观众的市场，好莱坞的左派文化传统在大方向上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所谓好莱坞作为美国左派的大本营，可能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个是它毕竟是在美国的土壤中生长的，所以具有美国原初立国精神的基本血缘；二是好莱坞的左派，毕竟是以中高层收入为主，他们本身的阶层地位不同于他们反映的对像，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就是左派贵族的大本营。同时，好莱坞的电影，即使从左派角度来看，也有自己的特点。同全球其它左倾电影相比较，好莱坞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担当精神和领导力感染，他们把左派思想强行注入美国精神中，期待自己的左派思想在世界上也有一种领导力的感染。这种特点，应该讲就是来源于《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等历史文献中所贯穿的“美国精神”。这种精神，也就是形成好莱坞许多人员的信仰来源（假如说这里也有信仰的话），即“人生而平等，享受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这些不可让渡的权利”。美国人民对此信仰的共同拥护，构成了他们对这种信仰普世性和担当性的感情基础。非常奇妙地，这种精神在理论上和价值上，往往能同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相并共处。左派在更多地从公平和正义的角度去诠释时，往往体现的是变革甚至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因此，我们看好莱坞的电影，不少是明显“爱国主义”主旨的，但几无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煽动。这也许可能是好莱坞政治文化的一条警戒线。　

当然，八十多年前的西班牙内战既然是“最后一次为理想而战”，那么，至少从那时到现在，这个世界那么多的“理想主义”是还没有超越的。好莱坞还是以左派闻名，但这个左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要面临HUAC封杀、随时要上黑名单并上法庭的那个时代的左派了。现在蜗居在好莱坞的，严格讲就是如同“工人贵族”那样的“左派贵族”。工人革命中形成的一些领导层的精英人物，一旦把“信仰”职业化，或者饭碗化，成为职业左派，就会成为“工人贵族”。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中，这一条是相当有普遍意义的，所以好莱坞左派也未能免俗。

事实上，在好莱坞，左派不仅是一种文化或价值取向，而且实际上就是一种产业。所以好莱坞的电影既是体现编、导、演尤其是制片人价值取向的载体，同时也是以左派文化进行的一种营销行为，简言之就是一种“饭碗”。现在的他们，许多人不需要像八十多年前那样，在经过短暂训练后直接上战场，也不用怕HUAC的封杀或上黑名单，他们只要在胶片中以穷人为主题就能获取名声和收益。当这些产品转化为利润，滚滚的金钱从票房流入经纪人的账号时，实际上已经在悄悄完成从商品向资本转化的进程。他们用无产阶级的票价构筑了自己的金钱帝国，他们的收入是天文数字的，他们住的豪宅是奢豪而又神秘的。大部分获奥斯卡奖的影片都是反映了社会的深层问题，很少有为美国政治进行涂脂抹粉的。在影片获奖的那几分钟致敬中，他们会为穷人哽咽并掉眼泪，然后无情地调侃讽刺当政的总统和权贵，那是左派的真情表露和大义凛然。但是，无论如何，那鲜艷华贵的红地毯，奥斯卡之夜一个晚上数次更换晚礼服的习俗，以及颁奖之后例行晚宴的菜单内容，绝对是无法构成所谓“理想主义”想象的。那是另一个世界，是好莱坞“左派贵族”自己生活的世界。

近二三十年来，好莱坞重现了几个辉煌，一个是左派题材的重新辉煌，二是整个好莱坞电影业的重新辉煌，三是名利双收影界巨头的重新辉煌。在好莱坞的电影中，贫民区是一种永恒的主题和镜头集萃，但是在比华利山是不可能有贫民区的。这个居住区虽然只有三万多人，没有一间生产工厂，却有数不清的银行、商业大厦，集中了南加州最名贵的店家，有二十余间世界著名的首饰与古董店。他们在影片中煞费苦心细致入微地表现贫民阶级的生活细节，从缺衣少食到贫病交加，但他们自己却从不担心这些。

上世纪九十年代洛杉矶暴乱和大地震之后，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援和拨款，成为好莱坞重新崛起的一个契机。这个时候，也是全球化迅速扩展之际，却也是左派反全球化运动的掀起之时。吃全球化的饭而富裕起来的好莱坞，在电影中却经常砸全球化的锅，鞭挞因为全球化造成的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以及新模式下的财富和资本的垄断，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剥削。从我们的观察语境来说，也就是“批全球化是工作，享受全球化是生活”。对他们来说，世界和生活就是如此。问题是，他们是通过票房获取收入，本身也是纳税大户，世人应该无意为此而妒嫉或指斥，不必有更多的苛求，而他们在奥斯卡颁奖舞台上，酣畅淋漓地拿总统和政府开涮，喜怒笑骂，也为此向所有想当左派的人发出一个明白无误的辨识标志：左派是要与建制划清界线的，不能两头吃的。无论如何，好莱坞不随政客的大潮流，没有仗势欺人，而把眼光始终放在平民百姓中，而不是唯美国“政治正确”作为主旋律，这点还是相当可爱的。如果没有好莱坞的左派，这个世界可能会有很多空白和失落。

从Williams Lake回家途中，要经过一个名叫Hope的小镇。好莱坞最著名的反战影片《第一滴血》就是在这里进行外景拍摄的。这个小镇是途中加油的一个站点，所以每次会在此稍作休憩走动。可惜电影中冲突爆发的那座大桥已经拆掉了，漫步其中有一种失落。现在好莱坞还在“左”，但像《第一滴血》那种反建制、反秩序、反权威的东西已经不多见了，好莱坞关于政治界别的诠释有了许多新的内容，但它的理想主义仍然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感动无数人。蜗居在好莱坞的左派，虽然跻身贵族，但做得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他们毕竟是“戏子”，人们无法在他们身上寻找真正理想主义的化身。世界无法靠电影改变，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除了电影内容，好莱坞左派的贵族生活当然无法作为普世民众的生活样板，他们本人也不能成为理想主义的代表。但是，好莱坞通过电影幅射出的悲天悯人和普世伦理，毕竟给这个贪婪、罪恶和伪善的世界带来些许的新鲜空气。这种空气是超越国界的。好莱坞没有资格成为理想主义的代表，但是，起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最后的理想主义的庇护所，这也许是当今不幸世界的一件幸事。

子夜@北纬49゜往期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