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美国人分裂、焦虑、容易恐慌”
来源：华盛顿邮报
翻译：胡安
编辑：江南
在华盛顿的“为生命游行”活动中，当一名男性试图冲上讲台时，人们吓得就地寻找掩护。
砰-砰-砰！沿着华盛顿国家广场，正在享受独立日的人们听到了一阵爆炸声，这应该是烟花，但也有可能是大规模枪击事件。他们立刻四散而逃，警方很快认定这种小小的恐慌是由一年一度的爱国庆祝活动引起的。
在奥兰多市中心，突然的噪音吓了一群人，人们从假日聚会中逃离，警察在推特上说，“没有证据表明该地区发生了枪击。”
但就在同一天晚上，在费城的中心城区，类似的声音让人们跑开了——后来证实这是真正的枪声，两名在费城艺术博物馆前保卫焰火表演的警察被子弹擦伤。就在几个小时前，一名屋顶枪手在伊利诺伊州高地公园开枪。7人死亡（当中包括一个两岁儿童的父母），数十人受伤，小镇的主要街道在几秒钟内就从狂欢变成了安魂曲。
在这个周末的节日里，一个分裂的国家在致命的袭击和无害的爆炸庆祝活动中展示了它变得有多么焦虑和紧张。
BA.4和BA.5是什么？
纽约托罗大学（Touro University）生活、文化与社会论坛的负责人、教授、小说家塞恩·罗森鲍姆（Thane Rosenbaum）说：“在经历了一场社会混乱的大风暴之后，现在国家存在根本的不安全感。在这场风暴中，新冠病毒迫使我们保持距离，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引发了一场运动，打破了人们对保护我们的人的信任。我们陷入了道德恐慌：‘如果我打电话求助，会有人接电话吗？’由于最高法院关于堕胎的裁决，女性感到更加脆弱。由于油价飙升，每个人都感到更加脆弱。人们看不到出路。”
“最不安全的国家”
周一在庆祝美国246岁生日时，好消息是，许多人感到足够安全，能去参加传统的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其中许多活动在疫情的头两年暂停或缩减。这些活动几乎都顺利完成了。
在国家广场上，范德比尔特大学20岁的学生瑞秋·佩罗塔（Rachael Perrotta）和安德鲁·胡（Andrew Hu）说，他们都听说了高地公园的枪击事件，而且父母联系了他们，对他们在大城市中心参加大型活动中的安全表示担忧，但他们还是认为，没有理由感到担心。
佩罗塔这是第一次在华盛顿庆祝7月4日独立日。她说，她这一代人对暴力报道“麻木”，无论是枪击事件还是内乱。她说：“我们就是在暴力和枪击中成长的。我认为它已经不像对老一辈人那样，能在我们心中搅起那么多的恐慌。这真的很令人难过。”
但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人群中的急躁情绪都是显而易见的。
来自芝加哥的26岁教师布伦达·赫莱拉（Brenda Herrera）和拉莱·奥马莱（Laleh Omaraie）参加了在国家广场举行的庆祝活动。他们表示，在发生了这么多大规模枪击事件后，枪支暴力问题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但问题的范围比这更广。这些天，每个人似乎都很紧张：他们回忆说，那天早上在地铁上，当一包薯片突然打开时，乘客们都吓了一跳。
大量民众在美国街头逃离一个或另一个感知威胁的视频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的主要内容。在很多情况下，比如在华盛顿、费城和高地公园，相机捕捉到人们在决定是否逃跑之前首先看向彼此——看向他们的朋友和亲戚，以及周围的陌生人——以寻找线索。
周一在费城，枪声促使人们涌向安全地带，人们互相冲撞，把一些正在逃跑的人推倒在地，把另一些人推到限制人流的安全围栏上。警方表示，他们还不清楚是谁开的枪，或者他们是否针对某个人。
两名被击中的警察在医院接受治疗后出院，但这起事件让市长吉姆·肯尼非常不安，他在周一晚上告诉记者，他期待着不再当市长：“这太疯狂了。我们是世界历史上武装力量最强的国家，也是最不安全的国家之一。我一直在等着坏事发生。”
在明尼阿波利斯市，7月4日在一个公园举行的非正式烟花表演于晚上11点半结束，当时有人开枪打伤了8人，其他人则逃走了。一名男子说，为了躲避枪声，他躲进了布姆岛公园湖边的一个藏身之处。
“再也没有什么能让人感到安全了”
7月4日高地公园枪击案后。
虽然美国历史上有过比眼下犯罪率高得多的时候，也经历过类似的深度政治分裂时期，但“就焦虑而言，我们正处于一个未知的领域，”警察行政研究论坛（Police executive Research Forum）执行董事、前波士顿警察官员查克·韦克斯勒（Chuck Wexler）说。
“再也没有什么能让人感到安全了，”他继续说。
在多年的暴力和疫情带来的社会孤立之后，现在国家文化和政治的言论集中在对安全的渴望上。一方面，它表现为对“安全空间”的渴望。另一方面，这是对一个公认的社会共识的黄金时代的怀念。
潜在的紧张情绪可以在街头的恐慌中看出来。5月，一些人在布鲁克林巴克莱中心体育场听到了听起来像枪声的砰的一声后，人们慌里慌张从体育场出来，奔向安全地带。在恐慌中，至少有10人因踩踏而受伤。最后，没有任何枪击的证据。
最近几周，爱达荷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其他州的“骄傲”游行受到威胁，以及上周俄亥俄州阿克伦市警察枪杀一名黑人的事件，加剧了美国人的紧张情绪。
“我们迷失了方向，无法说同一种语言，也无法认识相同的真理，”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今年4月在《大西洋月刊》上写道。“我们彼此隔绝，与过去隔绝。”
由于地理位置、媒体习惯和社会关系的差异，美国人对彼此失去了信任，对传统上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构和当局失去了信任，这些机构和当局包括政府、警察、学校、科学家和其他专家，以及信仰和商业领袖。
罗森鲍姆说，当一些潜在的可怕的事情发生时，尤其是在一个吸引了各种各样的人的公共场所，曾经提供了一些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信任现在消失了。
他说：“人们渴望一个政府可以被信任来保护我们的美国。”
重建信任和共识
这种公众信任和共识的崩溃并不是这个时代独有的：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也存在类似的分裂和种族不和谐，随着犯罪率飙升，许多人感到非常不安全，以至于他们避开某些社区或整个城市。
罗森鲍姆说：“但我们当时有解决问题的意愿。现在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人们不敢自由地谈论，担心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攻击。如果你现在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警察，你不能公开说，否则你在社交媒体上会被人骂死。”
韦克斯勒说，如果美国街头的恐慌反应反映出人们对警察能够或将会保障人民安全的信任下降，那这也为警察创造了一个重建这种信任的机会。他说：“暴力犯罪在过去两年中有所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紧张情绪和大量枪支有关。小的争论变成了大的对抗。当人们必须弄清楚一种声音是枪声还是焰火时，你就会看到焦虑。”
但是，当警察迅速有效地做出反应时，无论是像周一晚上在高地公园所做的那样抓住枪手嫌疑人，还是像波士顿警方在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所做的那样，“这些都是好警察开始重获公众信任的机会，”韦克斯勒说。
对警察和其他权威机构的信任进行过研究的研究人员表示，在以原始且往往是错误的信息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为特征的日益加速的文化中，快速反应是缓解或避免恐慌的关键。
“正如我们在乌瓦尔德看到的那样，拖延和缺乏信息导致了不信任和恐惧，”韦克斯勒说，他指的是警察在5月德克萨斯州学校枪击事件中的拖延反应。
4日，在华盛顿，到处都出现了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反对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对堕胎权的保护，反对接种新冠疫苗——但更多人对示威活动泰然处之。人群中的一些人说，他们担心会再次发生像2021年1月6日那样的袭击，担心华盛顿的叛乱，也担心会发生随机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但其他人说，他们感到安全，因为大批警察就在离抗议者不远的地方。
“我看到周围有很多警官，”38岁的凯利·席尔瓦（Kelly Silva）说。她坐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树丛中。席尔瓦是华盛顿特区的居民，她很高兴能回到焰火现场，“因为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两年前大家都很害怕，但现在大家都回来了。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欢笑和庆祝。”
在这个夜晚，烟花明媚，国旗仍然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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