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宇宙大爆炸是一场飞行，我们至今都是乘客 | 2023科幻春晚

编者按

世界上流行了起“恐机症”，不敢乘机的人们寻找飞行伴侣，以便在万米高空中相互陪伴，顺利抵达目的地。这种生命对飞行的本能反应，竟能溯源至宇宙大爆炸与恒星诞生。

大年初一，韩松老师这篇小说与时下热点和个人生活紧密结合，延续他在《乘客与创造者》《轨道三部曲》等作品中的一以贯之的思考：直面恐惧，才有生的欲望和决心。文字深处透露的光明底色，为我们注入一支新年强心剂。

人死时是需要陪伴的

作者 | 韩松

韩松，科幻作家，多次获中国科幻银河奖、华语星云奖。代表作品有《地铁》《医院》《红色海洋》《火星照耀美国》《宇宙墓碑》《再生砖》等。作品被译为英语、意大利语、日语等多种语言。

全文约12700字，预计阅读时间25分钟

疫情宣告结束或正式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在深圳宝安机场登上达美航空。抵达巴黎后转机，换乘阿尔策特因航空。飞机起飞后，向大西洋方向飞去。气流变得不稳定。我边上的男性乘客，长得像梅西，双手僵直地焊住座椅扶手，额上汗珠密织。我从他身上看到自己。随着飞机颠簸，我们一起发出呻吟。“下回再不坐飞机了！”恢复平稳后，他脸色煞白着说。“每次都这样说吧？但您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我也用西班牙语应道。这时他也看出来了，我们互为飞行伴侣。“倒是。去卡塔尔看世界杯，不坐飞机，坐什么呢？”我们从牙缝挤出会心的笑，恐机感随之减轻。

恐机症是一种全球流行病，乘机者中发病率为六分之一。我七年前加入了恐机者组织天河联盟。“梅西”也是吧，阿尔策特因航空是其成员。按照组织的程式，我与“梅西”交流起那个话题：空难中人是怎么死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对此的感受大抵相似。比如都有起降十三分钟恐惧。说到几天前发生的尼泊尔空难，最难忘的是那位在降落阶段用手机在脸书直播的印度乘客，拍下了坠毁、惨叫和大火，直到所有人无声无息，手机还继续拍摄直播了几十秒钟。我们向这场灾难的不幸者表示哀掉。说到九年前的马航事件，难以想象两百多名乘客经历了什么样的暗黑时刻，据说他们家属中的不少人仍相信他们活着，在等待他们的归来。我和“梅西”都认为飞机已沉入印度洋，只是他相信坠机那一刻人已皆亡，而我觉得飞机粉碎之前还有人在上面俯瞰。空中解体又如何？这常常由炸弹爆炸、导弹射击、两机相撞、机舱火灾等造成。此时唯愿马上失去知觉。我和“梅西”都觉得可以做到。一万一千米高空，机舱外气温零下五十摄氏度。乘客甩出去，由于寒冷和缺氧，几秒钟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但如果没有解体，大家在密闭机舱中排排坐着坠向大地，又是怎样的恐惧？“梅西”大概想到十四年前法航在大西洋上空的失速下坠，我心目中则是十个月前东航在广西山间的垂直俯冲，我每月二十一号都会焚香祭奠，因为我的一位朋友也在那架飞机上面。“梅西”认为，由于重力加速度产生过载，也会很快让人失去意识。我则相信直到坠地时还有人活着。每场空难中都会有人活到最后。幸存者是努力保持知觉的人。要紧的是做到在坠机过程中不要昏迷。这需要强大体力和意志力，无论如何也要逼迫自己清醒。“梅西”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他讲到死亡的最后细节，触地瞬间从尾椎开始，冲击力使整条脊柱由下往上断裂成粉末，大脑震荡成均质浆糊。对此我不敢苟同，却无法反驳。俯冲的情况则不一样，血肉泥土化为一体。有的死亡不是由坠毁直接导致，而是在绝望的等待中发生。“梅西”讲到一九七二年的安第斯山空难，飞机坠落在海拔三千九百米的雪峰，四十五名乘员中，二十一人当场死亡，由于未能得到及时救援，余存者在严寒和雪崩中相继丧生，剩下十六人靠吃同伴尸体坚持七十二天才活下来。

都说出来了，就好过一些。机舱里面还有不少人在交谈，大家也都找到了自己的飞行伴侣。阿航乘务员在舱内挂起欢度兔年春节的七彩张贴，欢迎中国客人回来。这个航班上曾经有三分之一的乘客是中国人，疫情前阿尔策特因是中国人在南美的最大旅行目的地。我看到此次也有十余人，是浙江来的一个团队。阿航是该国最大航空公司，机队现役飞机五十架，仅是我国东航的十四分之一，却保持着良好飞行安全记录。但即便最安全的航班上也有恐机症患者。

联盟认为，人之所以要飞到天上，是因为地面的事情难办。历经飞行的恐惧，便能抵消地面活着的恐惧。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进行大气层旅行并在万米高空结为飞行伴侣。飞机是大众交通工具中最奢侈的一种。我去看过波义埃斯的贫民窟，那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一辈子没有坐过飞机。但阿尔策特因国家银行和石油联合体的某些人一周会坐好几次。某种程度上讲，坠机死代表着机构形象。这正如疫情期间没死人的公司肯定不正常，今后很难有人愿意跟它做生意。因此空难死亡几乎成了一种荣耀。在我工作的H公司，百分之八十的同事经常飞行。有段时间世界上只要一出空难，死者中就有H公司的员工。公司因此频上热搜并备受赞扬，一度被网民认为是在为国家长脸。

联盟的统计表明，飞机仍然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飞行每十亿公里的死亡率为零点零五，每百万飞行小时死亡人数也只有零点零零五九七。人一生中死于飞机失事的概率是万分之一，而死于病毒或细菌感染的概率是千分之一，死于交通事故的概率是百分之一，死于心脏病的概率是十分之一。但为什么还会恐机呢？一种解释是空难的生还率太低，并且它通常具有集体性，也叫“共死性”。但这并不是现成的全部答案。海难一次死亡的数字有时也很大。因此另一种解释认为是从高空坠落的这一特有现象造成的，其余各种死亡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在飞机上死呈现出确定的可能性，舱门关闭的那一瞬间已是向死，并且乘客本人无法控制它在时间中的发生，那个最后时刻一直在无阻无碍不折不扣向你接近，每一次气流颠簸只是作出提醒。因此联盟成员都很清楚，安全感是安全感，恐惧感是恐惧感，它们根本不是一回事。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即一位乘机者的死亡意味着更大损失，这跟里约街头一个乞丐饿昏失足掉入下水道不同。像这样的国际航班上，不少乘客是有身份的。我虽坐经济舱，但手上拿着价值六千亿比索的合同，涉及两个电站和几十万人。因此理论上讲我更是战战兢兢，生怕自己死掉。我一年到头都在飞行，平均每周三次，奔波于国内外各地。我别无选择，只能面对恐惧，或言向死而生。我是时代骄子。加入H公司的无不是国家精英。公司业务遍及各大洲，并承担着开拓“一带一路”的重任。疫情之前，每年春节本该是阖家团圆之时，我都要离家万里，飞到正值炎夏的南美大陆，H公司的程控交换机给南美贫困民众带来了新希望。前方头等舱一位老先生我也见过，他的社会价值更大，是我国著名的大学教授，人生哲学家，战略思想家，经常上电视讲解国际形势，虽说最近陷入丑闻，涉嫌剽窃他的英国导师对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所做整理而用十年时间写成的著作，并骗取国家研究出版资助，但这对他好像全无影响，机上那个团队也是他带的，据说是要向拉丁美洲人民传播最新哲学思想，他身边还有两个秘书或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一路上悉心照顾他。在联盟看来这样的人是最怕死的，具有经典的航空学意义。

于是需要有飞行伴侣。虽然死只能是自己的死，别人不能将之从你身上取走分毫，但两人一起面对恐惧，比一人单独承受要好太多。人死时是需要陪伴的。飞行伴侣也被称作“向死伴侣”。这便是联盟创立的初衷。但组织是低调的。当主流社会的人们越来越热衷为死亡高唱赞歌时，联盟只是说，我们需要陪伴。这毕竟是一个苦难炼狱。是谁让我们集体承受的？恐机族追溯到莱特兄弟。对这恶魔我们既爱又恨，就如同对他们生活的国度。这两人在一九零三年发明飞机，到今年整整一百二十周年。各航空公司大搞庆祝活动，发布乘机优惠政策，把因疫情丢失的客源拉回来。这很奇怪，也是一个不解之谜。地球拥有生命的历史是四十亿年，从南方古猿到智人走过了五百万年，却仅仅在这区区一百二十年里，出现了飞机这种封神榜山海经似的航空器，跟所有鸟儿昆虫兽类的飞行方式都不同。我恰好出生在这个极其短暂的时间夹缝中，对此难有合理解释。

这时新一轮颠簸发生。教授惊扰而厌烦地摆着头。那两个随从直接化身为飞行伴侣，取下教授的眼镜，把他紧紧抱住，轻轻哄逗。还好我有“梅西”。这次我们互相拉紧手。我经历过多次险情，如飞机在狂风中无法降落，结冰，鸟击，遭遇气旋，及风切变，但因为有飞行伴侣，都有惊无险度过。因此当身后传来一声“飞机快出事了”的惊呼时，我也不特别慌乱，只与“梅西”交换一个眼色，转头看去，见是一个非洲裔男子从后排站起，大叫：“死神来了，赶快停机！”他边喊边离座跑至前舱。安全员和乘务员追上去。非裔人已冲进头等舱。大家都低头不敢看。只有教授缓缓把脑袋从随从手中转动出来，面无表情直视来人，像观察一张世界地图。“我三十五岁了，活到这个年纪，为什么大家不相信我说的？快给家人留遗书吧。”非裔人郑重万分地对中国人说。“刚一降生，就老得足以死去，我怕什么？我何所惧！”教授老辣而世故地说。非裔人立即瘫软了。安全员和乘务员便上来把他捉住拖往后舱。他边走边喊：“这是第七个循环！”

颠簸告一段落。我说：“他一定没能找到飞行伴侣，真可怜。”“梅西”说：“在这条航线上我见过他多次。是个亚马夹人。”“七个循环，什么意思？”他窘迫地摇摇头。我有不祥预感。虽然空难概率较低，但不也正像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对准自己太阳穴转动后，断然扣下扳机吗？就算枪膛里只装一发子弹，按概率平均一万天才击中你一次，但你每天都扣一下，受得了吗？你不知道这事什么时候发生。也许在你刚出生时就打死了你，也许在你十八岁时射杀你，但也许是在你四十岁、六十岁或八十岁时才要你的命。死的可能性像枪口一样始终在暗处对准你。哪怕平安飞行一万次，直到自然老死，却也时刻活在恐惧中。而这次那发命定的子弹似乎真要射出。

事情果然没有就此结束。当飞机飞越内布利纳峰时，发生了劫机。四五个戴白头巾的乘客从不同座位站起来，从随身行李里抽出一些器件并组装成枪支。这些肤色黝黑的年轻人迅速制服了安全员和乘务员，后者还没有从刚才的“七个循环”中回过神来。劫机者又冲向驾驶舱。我脑海里浮现出历史上那些因劫机而导致的惨烈空难画面，与“梅西”同时抬手拭了拭对方脸上的冷汗，却听见教授用中文不满地呵叱：“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他的秘书或学生试图阻挡劫机者，却被推回座位。

劫机者的头头是个嘴唇上方留着小胡子的青年，他举着一个扩音器对乘客说：“本航班已被劫持，没人能解救你们，除了你们自己。”这人有一张高贵而生动的脸，甚至带几分顽皮，看上去像个王子。是个经常飞行的人吧，甚至可能拥有自己的公务机。但我能看出他有恐机症，因此他大概也频繁为寻找飞行伴侣而乘坐民航。

“不要这么看我。我也是普通乘客。”他用近乎标准的伦敦腔英语说，“为什么劫机？没别的。我只是烦透了乘客须知，再不能忍了。乘客须知总在提醒注意这注意那——证件须带齐，提前到机场，行李不超重，托运要打包，不携违禁品，系好安全带，关闭通讯器……千篇一律的废话，却从来不说飞行伴侣最关心的问题——空难中人是怎么死的！为什么要如此虚伪地活着？我从小忍到现在，再不能忍了。”这证实了我的猜想，劫机者也是恐机症患者。瞬间我对他和他的伙伴有了亲切感。

接下来，劫机者掏出一叠表格，交给乘务员，让她们分发给乘客，要求大家填写。我也拿到一张。哦，是加入星云联盟的申请。星云联盟是另一个恐机者组织，跟天河联盟有着竞争关系。小胡子说：“乘客须知不写空难中人是怎么死的，这侵犯了人权。恐机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星云联盟解决了这个问题，从今年开始，只要乘坐星云联盟的航班，乘客须知都会公布人是怎么死的。所以请诸位一定认真填写。”

我怀疑这是疫情后各大航司争夺客源的一个举措，但它表现得过于积极乃至极端。不过从三年前开始，这个世界在制造、利用和争夺恐惧方面，已经变得非同凡响。我和“梅西”决定尽量处之泰然。但大多数乘客还在发愣，不愿签字。劫机者显然清楚人之软肋，小胡子对同伴做个手势。飞机又摇晃起来。看来他们已经控制了驾驶室，逼迫飞行员模仿飞机在气流中的行为。满舱共同叫苦声和互相安慰声。隐藏在人群中的飞行伴侣一个接一个暴露出来。颠簸幅度加大至几乎成为俯冲。乘客海啸般呼救并呕吐。终于又有一个人受不了了，又一位潜在的飞行伴侣现身绽放。

“该死。我一直忍着，也不能再忍了！”他是个肥胖的红头发白人，操着带斯拉夫语调的英语，冲劫机者喊。

“啊，您终于有话要说了。我们一路跟着您，就是为了此刻。”劫机者的态度却立马变得客气，仿佛这人才是他们最想找的飞行伴侣。

“梅西”忍住干呕对我耳语，他曾在东欧及远东航线上见过此人，他是一家航空杂志的编辑部主任。那杂志名叫《火箭与飞机评论》。虽然小众，却有影响。许多乘客都希望能与该杂志的编辑结为飞行伴侣。

“星云联盟的会员都是贵刊的忠实读者和粉丝哟。”劫机者说，“但您刚过新年便忽然销声匿迹，我们急坏了才出此下策。”

“杂志已经停刊，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了！”编辑部主任表现得比较应激，大概以为劫机者是来追杀他的，“十年前，我们创办它时，发誓以‘现代化’和‘说真话’作为办刊宗旨。倘不能坚持这个宗旨，世界上多一份航空杂志其实没有多少意义。十年来，我们一直不满意于自己的工作，一直感觉到力不从心，一直期盼着未来某一天我们或许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唯有一点我们对自己还算满意，那就是，守住了‘现代化’的原则和‘说真话’的底线。因此我们虽也恐机，却坚持不加入任何联盟。但我们现在对这个所谓的宗旨，产生了深刻的困惑，失去了曾有的信心，需要停下脚步去再学习和再思考。于是主动向国家航空委员会提出停刊。杂志不存在了，你们找我没有任何意义！”

我凝神倾听，觉得事情越来越奇诡迷离，搞不好这次真要坠机。其他乘客的表情也很古怪神异，但只有那个来自浙江的团队好像释然了，呕吐也停止了，都在手机上看电影和玩游戏，教授则跟秘书或者学生讨论欧洲天然气问题，发出爽快的咯咯笑声。

“怎么会没有意义呢，”小胡子劫机者说，“说说飞行员的事吧。”

“还有什么好说，还有什么好说。”编辑部主任使劲翻着白眼。

“其实我们做过一点调查，否则也不会找来。”劫机者胸有成竹地说，“《火箭与飞机评论》有个常年作者，是位飞行员，名叫阿列克谢耶维奇吧，飞民航的，去年春应征入伍，转飞攻击机。贵编辑部失去了与他的联系，直到十一月他从战场投来新稿。他讲了什么？”

编辑部主任脸色大变，他瞥了瞥劫机者的枪口，迟疑片刻后说：“讲了什么？还能讲什么？他讲了如何轰炸机场、坦克、大炮和掩体，也轰炸民宅和超市。这些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空气动力学问题。”

“是验证某个猜测的必要步骤吧。十多年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直在用一种他独创的公式或算法推演一个假想：在每一起公开的空难后面，有多少起是不被披露的。他的答案是什么？现在可以讲了吧。反正这架飞机上的人可能很快都会死。死人是不会说出去的。”小胡子晃了晃手中枪，笑容像琳娜贝尔一样可爱。

“确实，他有了初步结论。”编辑部主任艰难而自矜地说，“他在死前一个月向编辑部寄来了这篇论文。每飞行一次他都会重新计算一遍。他是驾驶单人攻击机的，没有飞行伴侣。我们不知道他的恐惧程度有多深。但战场的惨烈环境无疑使他的灵感空前爆发，才有了这个结论。记得维特根斯坦也是在一战战场上写下他那划时代的思想的。后来知道，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飞机被毒刺导弹击落，他跳伞被俘，却没能活着回来。国防部没有公布这起坠机，谁也不知道他死了。像他文章里写的一样，很多消失的飞机和乘员都没有算在账上。每一起已知空难后面，有十一起不曾公布。他发明的公式，就叫做阿列克谢耶维奇公式。编辑们看到后非常震惊，但表示认同，因为这与大家的感受一致。航空公司发布会上公布的数字，跟我们的感觉格格不入。但是否只有十一起呢？无论如何，它比以前的更接近真实并逼近真相。之前我们已经对真相失去信心。这是重大突破。但编辑部随即收到国家航空委员会的来函，上面写着不得发表这篇论文的命令。”

“这便是您决定停刊的具体原因吧。您也开始逃亡。以您的身份，至少您更愿意死在飞机上。”小胡子说。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编辑部主任警惕地把他那巨鼠般的身躯往回缩。

“谢谢您。”劫机者热情地握了握他的手，“我们请求恢复这个刊物，并希望它能成为星云联盟的会刊，扩大它的读者面。为此让天河联盟的人都转了会。我们将为刊物注入充足的资金。为了您的安全，还要为您找一位飞行伴侣。”

“啊，荒唐，荒唐……”编辑部主任惊诧地瞧着自己被握出味道的手，笑出声来。我又想到近年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也有过同样的疑问。“梅西”梦呓般喃喃：“是的。在拉丁美洲的恐机族中也有类似猜测，有多少空难是不记录在案的呢？死了多少人，怎么死的，拉美各国有自己的统计方式，国际民航组织也不得说三道四。听说情报部门会不定期搞掉一些让他们头痛的人，往异议分子坐的飞机上放炸弹。那些死人都不写入新闻和历史，因为不算航空事故。只有明确判定为航空事故的才算数，但也要分门别类。比如乘坐英航、法航和汉莎航死的，可以算死，但坐本国航空的不算。阿尔策特因航空一度受到英美封锁，买不到新飞机，但作为国营航空企业必须飞。哪怕从报废飞机上拆零件拼凑起来也得飞。阿尔策特因不是航空大国，不能像布拉吉尔那样自主造飞机，但因此更是死要面子。然而坐拼凑飞机死了也不算。用老掉牙的飞机去参加范堡罗航展，还要违反安全规章从事飞行表演，明知道会送命，但还要去做，这样死了也忽略不计，除非你能证明遭到英国人的暗算。”

“别担心，今年，我们的大飞机就会卖给你们。”作为飞行伴侣，我真诚地宽慰他。

“都是这样的。”劫机者说，“二十二年前纽约世贸双塔那次，听老爸讲，不止两架，也不止四架。是编了一个机队共十二架。但其余的哪去了呢？白宫没有公布。但有人记录到了当时现场的恐惧曲线。”

“这很难，”编辑部主任像妇女一样嘟囔，“因为牵涉一个问题：谁来背负这些人命？旅客全体受到的折磨和苦难，有什么意义？谁有良知，谁有罪责？都推给莱特兄弟吗？今年是发明飞机一百二十周年。谁能查清楚有多少超额死亡？算了吧，你们做不到。”

“我们不是在努力么，”小胡子双目闪闪发光，“而且贵刊已经接近真相。我知道，有些事情说出来难以置信。请您继续讲吧。”

编辑部主任如小孩一般咬紧嘴唇。人们期待地看着他，好像他决定着全机人的生死。只有教授皱起眉头，一脸不忿，好像这些无聊的人在耽误他思考战略问题的宝贵时间。又一次颠簸开始。飞机急坠并失重。我和“梅西”又互相抓住。教授把头埋入秘书与学生的大腿之间。

编辑部主任叹口气：“反正要死了，就再说说吧。最核心的部分是，用阿列克谢耶维奇公式算出很多乘客的身份可疑。怎么回事呢？他们是用死人的细胞复制出来的。原体是空难中身亡的乘客。体细胞立即被提取拿走，送到世界上最大的基因工厂克隆，把死了的人再造出来。哦，那儿还在复活猛犸象和剑齿虎呢。现在有很多死人在飞，变成了恐机族，像他，”他要求“七个循环”从座位上站起来，面对其他乘客，“经历了六次空难，就快要进入第七次了。不要问他愿不愿意。他没有办法不愿意。他无法决定这事。所以有过坠机经历的人都会拼命寻找飞行伴侣。”

“其实早有线索提示。”小胡子点点头，“想想噩梦中的高坠吧。据说那是远古猿猴祖先担心从树上掉下的集体潜意识。但联盟分析大数据后认为，高坠梦是一九零三年后才有的。”

“还有两点可以佐证。”编辑部主任卖弄似的说，“如果待会儿没有坠毁，大家下机后在朝接机厅出口走时，不妨回头看看有没有乘客跟上来。再就是检查一下银卡金卡白金卡，正常卡上什么也没有，但死人的上面有个云纹。”

大家没有动。我想掏，也忍住了。劫机者逐一搜走会员卡。“梅西”只好拿出来。我看到上面的确有道云纹。他如释重负：“我一直在想，一九七二年那起空难中，那十六人怎么可能幸存！我每天晚上都梦到坠落在雪山上。”

但劫机者没有要求我和其他中国人出示会员卡。我又瞅瞅机舱里的春节装饰，它们正发出真正强劲而苍茫的红光，卷云似的布满每个角落。我觉得小胡子有些像春晚节目组发布的一组受邀嘉宾照片上的人物，他甚至更像电影《流浪地球2》和电视剧《三体》里的某个角色，这两部影视片讲的都是中国人率领或陪伴世界各国人民战胜恐惧从而在灾难中活下去的故事。这个春节全球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它们的上映；其次便是国产大飞机为春季商业运营而进行的验证飞行，以及为之配映的电视剧《向风而行》。顾南亭和程霄成长为飞行伴侣的历程却使我心痛。

我忽然意识到了罪责。“梅西”隐瞒了他在雪山坠机中死去，我隐瞒了什么呢？联盟守则要求伴侣们开诚布公。我对“梅西”说：“有件事，不好意思，现在必须告诉您。我虽然找到您并与您并肩而坐，但心中还想着另一个人。乘机旅行时，我都要想象，是与女朋友坐在一起。我和她才是真正的飞行伴侣。我相信，只要跟她在一起，就不会死。爱可以改变一切，能打败空中乱流、下击雷暴和机械故障，也能击溃恐怖劫机。要死也是一道死。不求同生，但求同死。这也符合组织守则给出的定义——飞行伴侣都不是独自现成地存在，而是互为他人而存在。我们是共同存在着。她就是我，我就是她。飞机直坠的三分钟里，我们会紧紧拥抱，在众人眼皮下狂吻，直到粉身碎骨的那一刻到来。这样就不会恐惧。”

说到这里我泪目了。往事浮现出来。我们相识的那时，还没有人戴口罩。酒吧里灯光昏暗，我没有看清她的长相，却立即被她身上的某种东西打动，觉得她是我死时唯一能陪伴的人，或至少唯一能默念名字的人。很巧那天她真的给了我名片，这不应该是公事公办，她也一定那么想来着。

“您跟我坐在一起，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人？您不会恐惧？”“梅西”像是受骗一般，欠身离开我几公分。“他们也是这样的吗？”他用下巴指了指其他中国人。

“您有爱的人吗？或者，您有妻子孩子吗？”说了我就后悔了，他惦记的人在一九七二年已经阴阳两别。在伴侣问题上，联盟实行无差别化原则。

“不过，我也有事没告诉您。”他有些羞惭地说，“以前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在死时是不需要陪伴的。”

“不，也不是那样，我想坦白的是，就算有机会陪她飞，我也没有去做。有次她来深圳看我，在一起什么都好得不得了，临走前我们却为一件事情争吵，说好的饭也没有吃。我们一路冷战到宝安机场，然后她飞回上海，我飞往乌鲁木齐。我们从此再无联系。我常常想向她道歉，但拉不下脸，总想她先开口。后来才知道她在去年四五月的疫情期间去世了。现在我只好随便挑选飞行伴侣，来打发难熬的航行时间。”

“你这是忏悔吗？感觉好虚伪。”“梅西”难过地说，“不过，这是意外，是别的东西夺去了她的生命，而不是飞机。她死时一定很孤独。但您不应该自责。”“梅西”最终又安慰起伴侣来，这时他并不像个死过的人。

我无言以对。她是跳楼自杀的。也是高坠，但与坠机有质的不同。我不知道她经历了哪样一种挣脱不了的恐惧，也不能责怪她为什么没有把死留给我，更不敢去想她死时有没有默念我的名字。这时“七个循环”嘤嘤哭起来，表示要对机组、乘客和伴侣致歉。他说这一切是因他而起，不是伴侣的责任。他刚才惊吓了大家，才给了劫机者机会。没必要搞得那么矫情。在亚马夹，一个人活着，实际上就是死了。那儿是贩毒、抢劫、强奸、殴打和谋杀的天堂，恐惧到没有人觉得恐惧。他是一名歌手，用雷鬼音乐来表达愤怒，是少数还能感到恐惧的人。政府雇了黑社会来杀他，他不得不逃往美国，却途中飞机失事。他没想到自己会被克隆，在时间中回返和循环，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这是命运使然的重演。多番复活的人才能做最佳飞行伴侣，因为恐惧的记忆被提取上传，像考古地层一样叠积在大脑海马体中，同时当事人又想不起自己死过，这便在生死间形成类似勇气的东西。经历了最可怖的三分钟坠亡，命运在刹那间毫无预兆地彻底改变，便明白活着是一件无所谓或无所畏的事情，对一切不如意都不再抱怨和抗议，能做到逆来顺受，也有了赴死的心理准备，并且可以去死更多。但近年发生的一些变故让梦一般的记忆浮出水面，令他感到害怕，觉得不配拥有时间和生命。而且第七次后可能不会再死——这比活着还要可怕，也就永远无人来陪伴了。

“最近地面涌现的超额死亡正在跟飞机争夺恐惧，把一些异常东西甩了出来。病毒、战争、洪水、火灾，还有别的什么，杀死了很多本该死于坠机的无辜之人，也减缩了飞行伴侣的队伍。死的空间越来越大，却越来越逼仄和狭隘。只要与更多的悲剧加以对照，便能记起自己是不在新闻发布会名单上的那个死鬼。阿列克谢耶维奇死前一定想到了这个。”编辑部主任大惊小怪地感叹。

“这正是我们提前采取行动的原因，”小胡子昂然说，“《火箭与飞机研究》的复刊将发出明确信号：誓死捍卫空难，保护飞行伴侣。”

“要这样做，”编辑部主任也激动起来，“得顶住国家航空委员会的任性。说到异常，难道不是还有可控核聚变和韦伯望远镜吗？本来也不该在这时出现。它们也提前了。因为再不出场，人类就会因为灭绝而无法使用它们。”

“这又是什么真相？”小胡子疑惑地问，这好像是他未能掌握的情报。

“简单来讲，可控核聚变是为了给航空器提供不绝动力。而韦伯是为了找到有大气的地外行星。投资主要来自顶级飞机制造商，波音、空客，都属于北约。它们像探针一样，碰触到了物理世界的深层，刺激了宇宙早期的记忆苏醒。”编辑部主任似乎急得要哭出声，“韦伯要验证一个猜想：被大气包裹的类地行星在宇宙中是普遍存在的。这与以前的理论预测并不一致。同时发生的还有，标准模型由于轻子味普适性测量的意外结果而遭到质疑，四维之外的额外维度也忽然出现了。”

“为什么要有大气？”

“是为了产生生物。”

“为什么要有生物？”

“是为了造出飞机。”

“为什么要造飞机？”

“是为了要有大气。”

 这是一个咬尾蛇的环，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我想象宇宙中一派忙碌的景象。我也听说，韦伯即将公布的新照片中，有更多有大气层的类地行星。我仿佛看到，通过光谱分析，每颗行星稠密或稀薄的大气层中，布满蝌蚪般游来游去的人造航空器，此情此景令人震撼而迷恋。那才是波音和空客的未来市场，它们的目标是称霸宇宙。飞行伴侣们一次次死亡并复活，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搜集恐惧数据的任务，这些数据反馈到飞机制造商那里，用来改进运营飞机的性能并进行下一代飞机的预研。因此很多星球的条件虽然还不如地球，但那儿也有了大气，也有当地的莱特兄弟在造飞机。哪怕生物的身体只是用来在地上四脚跑路的、在水里用双鳍游泳的，都必须告别习惯和熟悉的生活，到陌生的天空中去感受恐惧。生物进化的目的便是成为循环中的常旅客，活着即恐惧。联盟对此的阐述是，宇宙的现代化是一个普世不可逆的进程，也是一个深不可测充满恐惧的过程，飞机是现代化的标志器物，它在与其他交通工具的斗争中脱颖而出，挑战了大地的可怕引力，进入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在天上经历了恐惧，就不仅能战胜地面的恐惧，还进而可以领会世界、解释世界并把握世界，构建新的美好生活。这不正是此刻发生在这架航班上的一幕吗？它也在宇宙中的亿万架航班上进行着，给无数乘客带来生命的惧乐。这也是恒星诞生的初心和意义吧。我看着机窗外的阳光像火焰一样在海洋般的云层间起伏潺动，让大气从无到有并生机勃勃，每次飞行中这个景象都会让我感到神秘无比，觉得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着整个世界。这种体悟大概源始于我在宇宙爆炸抛射那一刻残留下来的记忆，后来又在无数星辰的燃灭崩解中叠加累积。

“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后想说的一个意思是，按照这个逻辑推测，宇宙也是基于恐惧而被创造出来的。”编辑部主任说，“据此才能对暗能量和暗物质给予合理解释。”

我和“梅西”听得惶恐而痴迷，觉得应该尽快给他找到一位飞行伴侣。谁合适呢？我和“梅西”够格吗？哦，我们或许也没有下次了。我们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前排的教授。他正在张嘴接受秘书或学生喂他在机场贵宾厅顺出来的凉茶王老吉。

“听说很多人正在通过行贿加入恐机者联盟，”编辑部主任满脸通红喘着粗气说，“他们不愿在地面死。他们怕死时没人陪伴，也无法复活。埋在战场雪野的小伙，躺在隔离病房的老人，摔在湿冷街头的女孩……这样的死越来越多。但是来不及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看到天空在坍塌，他无能为力。”

“那您现在还反对加入联盟吗？”小胡子问。编辑部主任低头不置可否。“谁是这一切的主使？”劫机者又问。

“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给出答案。恐怕这才是令他最绝望的。”

“如果找到了那家伙，要给他也寻个伴侣。”

劫机者和编辑部主任不再说话，出人意料地陷入沉思。“七个循环”又颓丧坐下。“梅西”不安地巴望着我还能安慰他。我则想着女友并不是死于空难这件事，悔恨万千。活着都没有陪伴她，谈何死后。她没有坠机而亡，便不能被基因工厂复活。我好像理解了恐机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无此人！”教授却忽然灯塔般站起，烦躁而不屑地吼了一声，好像机上这些人尽在搅局，又仿佛说：到此为止吧。我看到，即便患有恐机症，教授仍然在力争随时展现他的博大胸襟和高屋建瓴，他似乎才是这架航班的主人。但维特根斯坦二十岁就获得了飞机螺旋桨改进技术的专利，这老头儿一辈子又做了什么呢？他怎么没有死，要么就是他死的次数比谁都多？别人都不能死了，只有他还能一直死？他的时间和空间是从哪里偷来的？

乘务员被放了出来，仿佛要缓和气氛，使飞行继续下去，这样才好把坠毁的可能变为现实。毕竟这个航班刚转到了星云联盟的旗下。她们也不看劫机分子，就好像这种事情天天发生。昨天是天河联盟，今天是星云联盟，明天又回到天河联盟。她们给劫机者和乘客倒茶送水，为他们压惊。她们的身份本来就是通用伴侣，此刻笑着对每一个人说：“问我们什么是幸福？哈，幸福就是，正点航班提前起飞提前落地，不正点航班人少没有各类龟毛问题，天气好时旅客点头微笑下飞机，天气差时乖乖系好安全带不按铃，人多时不吃不喝不挑刺，人少时安安静静看报纸，最最幸福就是每天落地看到你爱的人对你笑！”

在乘务员的影响下，气氛重新变得活跃，飞行伴侣们又交谈起来：“不知道这架飞机哈气没有。”“哈气？”“小时候，叠了纸飞机，把它掷出去之前，不是先要用手把机头送到嘴前，用力哈上一口气，然后再飞嘛。”“对，对，正是这样！”“物理学上讲，是为了增加头部重量，飞得稳当哩。”“给它点儿热空气，有助上升哟。”“风洞试验呗，让它感受一下风速！”“我觉得是加油打气，祝它飞得平稳。”“是祝它飞得久远，去创造吉尼斯续航纪录。”“是心理安慰，让机长感到有股神秘力量在加持他。”“不，是让机长认识到世界的狰狞，他才知道谨慎驾驶。”“是呀，要是不哈气的话，一飞就会掉下来！做人别那么自负。你不就是一架纸飞机么？”“说到底就是纸飞机嘛。”“纸飞机……这么说来并没有机长哟。”

这好像是说给劫机者听的。他们劫持的是一架纸飞机。以前坐的统统也是纸的，噢——那些谜般的坠落、解体、失踪或蒸发的飞机……所以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听到这里，劫机者好像也泄了气。在小胡子带领下，他们把枪口朝下，露出自嘲的神情。编辑部主任也有些怏怏，像对自己刚才的夸夸其谈产生了怀疑。飞机又抖颤了。飞行伴侣们闭上眼睛，抱紧彼此。劫机者和编辑部主任也跑回去坐好，用安全带把自己绑上。只有教授在仰脸嘶吼：“为什么都跟我过不去，我受不了了！”

终于到达了波义埃斯国际机场，这名字就是“大气很好”的意思。一切不过是语言的现象，只能从字面上来理解认识。飞机还没停稳，我就站起来取行李，也没跟“梅西”道别。我们重新变成陌路人。全机旅客也都起身要走，包括劫机者，也都变回了普通乘客和陌路人。这正符合联盟的伴侣守则。我随着头等舱的教授走下飞机，穿过廊桥进入接机大厅。迎面而来的是H公司的大幅广告，三年了它还在这里坚守。一群中资机构打扮的男女举着标语、拿着鲜花来迎接教授和他的团队。这时我想起什么，回头看了看，一个人不见。其他乘客都没有跟上来。但在走道尽头的玻璃门上印有一个女人的影子，正朝我这边看。我眼里一下盈满无用的泪水。

我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亚马逊上买了《火箭与飞机研究》各期旧刊。用百度翻译软件读后，我十分失望，觉得受骗上当。没有什么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大都平庸，人云亦云，缺乏洞见。早就应该想到，生活在彼国又能说些什么呢。他们有一流的发动机、液压系统和机体制造技术，本来可以成为航空大国，最终却没弄成。于是我对我国的大飞机有了更殷切的期待，我甚至想象到今后的宇宙中，所有行星的天上飞的都是我国产的航空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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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水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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