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尼 I 一个阿富汗难民的艰难之路
人类一直在探讨和平，却一直在经受战争的摧残。人类的和平进程并没有科技同步。
2019年，一场全球性流行疾病席卷世界，证明科技和人类的发展有时并不能轻易对抗自然，人类偶尔需要靠口罩和呼吸机续命。但你可否知道，在全球性流行疾病来临之前，有很多人已经流离失所、逃离家园，在没有药品和任何支撑的情况下艰难度日。他们不但要对抗疾病，还有饥饿、安全、国籍、人身基本权利等。有些人可能像狗一样被对待过并不是中世纪的故事，也是现在的故事。
有一群人有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肤色，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难民。
2015年9月2日，一名大约3岁来自叙利亚（没人能确定他具体的出生日期）的儿童难民艾兰-库尔迪穿着自己并不知道是假的救生衣从土耳其出发尝试渡过地中海寻找新生活，之后死在土耳其著名旅游胜地博德鲁姆附近。他死亡的照片出现在全球媒体的头条，让无数人心碎。此前他的父亲两次尝试带他穿越海洋前往希腊都失败了，他们也申请过去加拿大避难被拒绝。加拿大的理由是他的家人提交的申请文件不够完善，事后加拿大一些政治家表示出后悔与同情。
距离艾兰-库尔迪之死已经4年多，人们还记得他吗？2020年的今天，难民问题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难民最多的时候是2015年艾兰-库尔迪死的时候，达到6530万。根据UNHCR（联合国难民处）亚太区的数据，截止到现在有2590万注册难民，一共有70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实际数字可能更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00多万人沦为难民，国际社会注意到全球难民问题的严重性，之后联合国在1951年通过《难民地位公约》。“难民”定义为“因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而有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国领域外不愿或不能返回原籍国或受该国保护的人。”
《难民地位公约》也是前期的《日内瓦公约》，里面赋予了难民一些权利，内容非常长不再这里一一解释。签署国都可以依据条例庇护难民，中国在1982年加入《难民公约》，但对某些条款如“赋予难民在他原国家应有的权利和义务。”等持保留意见。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都不在《难民公约》成员国内。
国际法主张对难民实行“不驱回”原则和“国际团结合作原则”。前者要求除非有正当理由认为难民有足以危害其所处国家的安全等其他严重情形，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其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胁的领土边界；后者要求世界各国在难民的接纳、安置、援助、保护，难民事务开支的分摊以及消除和减少难民的产生的根源方面有责任加强团结与合作。
难民离我们的生活远吗？一点也不远。在印尼有14000名注册难民，你很有可能在哪个街道看到过他们。
Abdul Samad Haidari就是一名来自阿富汗的难民，他于2014年就来到雅加达等待被重新安置。直至今日，事情并没有很大的改观，他仍然在等待。
Abdul在2016年被联合国难民署授予难民身份（是的，难民身份是要经过漫长的申请才可以得到的）。跟他一样的在印尼的难民大约有14000人，其中一半来自阿富汗。拥有难民身份可以被重新安置在第三国，但是Abdul已经等了6年了，没有任何他会被重新安置的迹象。
我跟Abdul第一次见面是4年前（2016年），此后我从未忘记过他。但4年前我并没有留下他的联系方式，此后几经周折我才找到他，之后我就按照约定去见了他。我们的谈话足足达4个小时，我的录音机到家已经没电了，此前我是充满电前往的。我们从日落谈到了深夜，我有好几次强忍着自己的眼泪并尝试哈哈大笑让情绪一扫而过。没人在乎个人情绪，人们只想知道事实，很多人对事实的理解也是反向的。
他的故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那是一个几十年的故事，一个人的大半生。
Abdul7岁就是一位难民了，他来自阿富汗的Kabul ，是一名扎哈拉人。他的家乡是一个经受TLB战乱的村庄，他的妹妹很小就被炸弹袭击致死，他哥哥当时的哭喊声让某些人精神紧张所以往他左脚射了一枪。他还有一个被他母亲收养的弟弟。他说他现在应该是31岁，具体生日也无法确定。因为在当时阿富汗的Kabul没有出生证明这么一说，他的妈妈将所有人的出生日期写在一本可兰经上，那本可兰经早就不见了。
（图为早期的扎哈拉人，很多是蒙古人后裔，有的看起来很像中国人）
Abdul原来的家在当时的Kabul并不贫困，他说现在他什么也不是。印尼并没有签署1951年的《难民地位公约》，所以Abdul在这里没有工作的权利，也不能签属任何合同，他在印尼也不享受《难民地位公约》里的条款。所以他认为自己在这里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接受帮助苟延残喘的human being。但印尼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驱逐他，所以他心存感激。他现在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个人援助和他努力得到的注意力。
（图为阿富汗的Kabul,直至今日今仍不太平）
在他的哥哥中弹后，他们开始逃亡。他们一家人先到达了巴基斯坦的quetta,之后在那里初期的安置下来。他很感激巴基斯坦。他说巴基斯坦没有把他当难民对待，而是将他当普通公民对待。他在巴基斯坦不用经常被叫着站起来，也不用接受任何折磨。之后他从巴基斯坦出发三次往返伊朗的德黑兰、舍拉子、阿富汗的坎大哈等。在这其中经过蛇头的建议他跟他父亲和哥哥分开，蛇头让他父亲选择留下他自己让儿子走，还是留下儿子让他走。他父亲选择了前者。可当时Abdul只是个孩子， 他也没有手机和任何联络工具，但他还是走了。因为在巴基斯坦的生活非常困难，没有支撑生活的经济条件，所以他在伊朗和阿富汗之间铤而走险，寻找生活来源。
(图为巴基斯坦的quetta)
当时去伊朗靠的是走路和偶尔的巴士，他曾经在沙漠中走过十天。到达伊朗后，他在一些难民营待过，那并不是一段美好的记忆，那是一段可怕的记忆，我不能点名道姓将所有事情写在这里。
他在工地上打工，有时睡在路边上。他在巴基斯坦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他很努力的学习英文，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再之后他回到阿富汗，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兼职工作——在阿富汗日报写稿。在阿富汗日报写稿并没有将他的生活推送到一个美好的舞台。他为人权、妇女权利、儿童权利、贪腐发声。他和他的同事一次又一次受到威胁，他的上级被绑架，失踪过十几天，他的同事某天被从一辆车上下来的枪手杀死，他自己在医院时右腿上被捅了一刀，至今腿上仍然有巨大的伤疤。
之后他又开始逃亡，或者我们称之为流浪。他说现在并没有很多人追赶他，但是他还是不想别人知道他的家人在哪里，事实上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现在在哪里。
之后我问他为什么选择来印尼。
我才得知来印尼并不是他的选择，是蛇头的选择。在阿富汗他又用了之前的蛇头方式想寻找去其他国家的新机会，蛇头并不会一开始就告诉你会去哪里，走到哪里有人要就是哪里。他在马来西亚被拒绝入境，之后坐船再来到印尼的雅加达，他从来没有见过海，也不会游泳，但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船快靠岸后海的咸味和臭味。
（图为2019年驻扎在雅加达路边的难民帐篷）
印尼虽然不在《难民公约》里，但一直有庇护难民的传统，只是可做的也不多，他们不会驱赶难民，也不会没事去折磨他们，大部分时候相安无事。联合国难民署在这里设有办公室，为难民提供帮助。但是难民的生活大部分靠难民自己的努力。
（图为雅加达难民帐篷）
（下图为雅加达路边难民帐篷内的一个小男孩，Abdul告诉我他是阿富汗人，2019年摄）
Abdul本身就会写稿，但他一直遭受PTSD（成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2018年，到达印尼4年后，他在雅加达一个难民营教英语时遇到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Jing Jing,（也许是Jin Jing，具体名字不详)她对他当时写的诗歌很有兴趣，于是建议他发表。Jing jing自己不做发表工作，但是将Abdul介绍给新西兰驻Asian大使Pam Chong Dunn的先生Dr.Ross Dunn认识，Pam本人是一位华裔。Ross曾经教过Jing jing,他现在是Abdul亲密的朋友了，因为疫情他现在停留在新西兰。
（图文为伊朗的一个难民营）
当谈起Dunn一家时，Abdul两眼放光，哈哈大笑，情绪非常好。他现在住在一个小公寓。Dunn一家支付了他的公寓租金，以至于他不用再睡在街上或是帐篷里。Abdul说比起其他难民，他算是幸运的。但物质生活弥补不了心理的缺陷。他现在一直在忍受PTSD的折磨，他的生活最困难的是跟PTSD做斗争，病状严重的时候他倒地不起，无法动弹。他会吃所有好心人寄来的药。
（ 最右是Dr.Ross Dunn)
在Dunn一家和印尼Gramedia的帮助下，他的诗集《红色蝴蝶结 The Red Ribbon》于2019年6月第一次印刷出版。书名红色蝴蝶结是对他妹妹的回忆，他现在有很多事情需要一而再再而三才能记起。此后某天，我在 The Jakarta Post发现了关于他的新闻。
一位难民出版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很多事情也不能写。我问他为什么不写故事而是出诗集，诗集很多人很难看懂。他说他想但是不敢。他连死都不怕，但是他代表的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
他的书也引起了阿富汗驻印尼大使和联合国难民署驻印尼办事处代表的注意，两者都给予了积极评价。阿富汗驻印尼大使也表示出了对他的关怀，但是阿富汗大使也代表阿富汗和阿富汗政府，他并不能为所欲为。
Abdul也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见过面。他评价美国大使的华裔太太浑身上下充满了佛教的仁爱气息，是一位美丽善良坚强的太太。然后我开了个玩笑：看来外交官都爱娶华裔太太，然后我俩都哈哈大笑。他对加拿大总统（并未见过面）赞誉有加，因为他在那些受冠状肺炎影响的人前面哭泣。
Abdul有很大的同情心，他的情绪很容易被放大，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的情绪不稳定，无论悲伤或者快乐都被他放大。他不经常进行社交，不是他不喜欢，是他自己担心自己会伤害其他人。他说有时候他的言语会伤害到别人，他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可以注意别人的感受，他的脑子有时不受他控制。他也不想一直索取，他也想给予，但是他毫无选择。他不能在任何地方工作，他只能靠救济度日。
（这是我偶然发现的Abdul带的口罩，里面塞着几片卫生纸，他就是这么换口罩的）
在我跟他聊天的开始时他一直在抓他的手，他谈吐不俗但是他的精神状态变化很容易被察觉。在谈天开始时他激情澎湃，之后他又开始情绪低落，声音越来越小，他又试着打起精神告诉我可以继续，有好几次我认为是否是因为自己的言语冒犯了他才情绪低落的。他的愤怒、被轻视、被折磨、黑暗的回忆等我希望任何一个人都不用再经历。他的内心在呐喊，他也许永远也甩不掉这些心魔。他告诉我，他经常想着从楼顶跳下去，他的心一直在下沉。也许人们给了他一些注意力，但折磨他的心远远不只他自己。
（图为Abdul,他的脸上有明显的伤疤，那是他往返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时被铁笼子上的棍子划伤的。他曾经被关在笼子里）
即算Abdul认识了一些外交官，并不代表他的生活可以有很大的转变。他是一名注册难民，所以他不可以随意消失，也不可能去其他地方。得到难民身份也意味着他放弃了所有去往他国的个人机会，他唯一的机会是等待UNHCR重新将他安置在其他的国家。他告诉我他原来是一个更坚强的人，他愿意跟黑暗和权势做斗争，这也让他变成了一个在某些时候不受欢迎的人。
（Abdul）
他写了上千封邮件，他写了邮件给每一个相关的组织，但是都没有可靠的回应。他说他的耐心和斗志在一天一天的消失，他自己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他现在同时在写7本书，所有的写作都是无偿的。他会优先写完PTSD的书，因为遭受PTSD折磨的人不只他一个，他认为这本书是可以帮到其他人，他形容PTSD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恐怖电影。他认识一些在雅加达的难民也同样遭受心理创伤。也许别人赠予的东西可以缓解一时的困难，但是心理创伤一生都可能无法恢复。
Abdul在Bogor住了5年，他被允许出行的地方只有雅加达和Bogor。他流连在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日子里都没有合法的证件，以至于他经常被查。他在Bogor的时候喝过河水，他的肾脏至今仍有问题。他在Bogor时接受过印尼女士Lesmina(他希望她的名字被提及）等人的帮助，他现在有了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此前他写东西都是用手机。
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Abdul仍然思维清晰，但他情绪低落、面色苍白，我建议停止。他比4年前我见到他的时候胖了许多。他说他不吃东西会胖，吃很多又会瘦。我建议他不要服用过多的药物。他说他去过医院几次，人们帮他一次两次没问题，再多都承受不了。所有寄到家里的药他都吃，有什么吃什么。
有的来到印尼的难民被送到了Makassar、BalikBapan等，我问Abdul这是难民要求的吗？他说当然不是。
在印尼，有差不多14000名难民在挣扎。很久以前看过“雅加达路边惊现难民驻扎帐篷”的新闻，之后一闪而过没有任何消息。还有一次我和一位好友坐在车里突然看见很多外国陌生面孔在路边兜售东西的情景，我们都很好奇那些人是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来自叙利亚或者阿富汗的难民。
在印尼的14000名难民里，28%是儿童。有131名儿童是独自一人来印尼的，也许他们跟小时候的Abdul一样，他们的父母选择拼死一搏试试运气。雅加达是难民最好的归宿吗？这些难民56%来自阿富汗，10%来自索马里，6%来自伊拉克。详细情况可以查阅UNHCR-Indonesia的官网。
Abdul告诉我，如果要帮助难民，最好是单独找到他们，捐赠给某些组织的物品和钱永远也不可能全部到达他们手上。临走时我给了他一些口罩和少量金钱，他接受了。我问他如果只是缺衣物和食品可以问我，你喜欢吃什么也可以告诉我，我不想给你些你根本不喜欢的东西。他说衣物和食品他都接受，他不需要也可以给其他难民。我跟他说如果要找人聊天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会打。我说等疫情过了和朋友邀请他去中东餐厅吃饭，他说他会很高兴接受。他仍然尝试着对我彬彬有礼，但我十分担忧他的身体状况，他也许已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说我可以用他的真名，可以用他的照片。在他生前他会写很多他想写的东西，写作是他的一个发泄方式，对他的病痛也有帮助。
如果你们想捐赠食品和衣物，请添加我的微信lixinxinover或者扫下面二维码。在经过Abdul的同意后，我会将他的联系方式和住址发给你，你可以直接捐赠。衣物可以是旧物，清洗过消毒就可以，食品最好问过他们喜欢吃什么，不吃什么，另外用过的旧电子产品也很实用。
仅仅上面几笔根本就不够描述清楚Abdul的故事。那是一本书、一个群体、一个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的群体、一部电影、一场外交大战、很多真枪实弹、很多死人等。当我问Abdul关于Covid-19的事时，他只是笑笑，相比其他问题，这个真的不是个问题。
我曾经问自己为什么花时间写公众号，现在我找到了原因。如果一篇文章可以得到人的注意和帮助，我写1万篇无限篇也无所谓。
（没有一场战争可以阻止另一场战争，没有一场战争可以结束前一场战争，没有任何生下来的人是不合法的。本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