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韩松：科幻还在创造，用新技术重新拷问人的存在
编者按：8月底的上海暑气逼人，科幻作家韩松老师却裹在冲锋衣里，用因为感冒而更显低沉的声音，聊着他的新书《驱魔》、人工智能、人类命运，以及世界破碎跳跃的真相。
今年，上海国际文学周首次以“科幻”为主题，这座被称为“魔都”的城市在强烈的阳光中苏醒，又在暴雨中睡去。韩松说可能有一半的读者看不懂《驱魔》，但和他聊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突然有些释然。毕竟，正如他所说：很多东西怎么可能有解释呢？世界到了最后一定是不可言说的。
“上海叫魔都很合适，而北京叫帝都，这跟它的现实形象不符合。”
韩松这么说的时候，正拿着手机记录身边的场景：在洋楼前迎宾的外国模特、穿着旗袍站在路边闲聊的上海姑娘、半空中逼仄的乌云。“只有在上海，这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来上海参加2017国际文学周这几天，韩松感冒了。整个人都裹在深色的冲锋衣里，戴着一顶已经磨边的鸭舌帽，说话声音闷闷的。周六下午，他与上海交大的江晓原教授在思南文学之家一起讨论人工智能。我满头大汗地走进会场侧面的厢房时，他正在接受另一家媒体采访。“很冷。”我听到他这么说。
一个人待着，可能就接近美好了
韩松给人的感觉很复杂。
有时候他沉默地坐着，看上去与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有时候他又能完美地隐身于一群人中间，从眼镜和帽沿之间的缝隙里观察着世界。
“我经常想，猫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它们看到的、听到的，首先应该满足马斯洛心理学里低层次的需求吧。它们应该已经有了对成功的感觉，以及寻求爱的感觉。但具体以什么方式，什么强度，和人的区别在哪儿，我不知道。它们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是偶尔产生好奇，还是毫无知觉，麻木地看着这个世界？我分不清楚。”
他所构筑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里形形色色的人，也让你永远分不清到底有多少是现实。
“科幻严格来讲是现实主义文学。”于是，韩松眼中最大的现实——医院，变成了《驱魔》中一艘巨大的医院船，载满了老年男性病人，在红色海洋上漫无目的地航行，充满暗喻，自成一体。
韩松觉得医院很陌生，那些机器和符号，就像是外太空来的怪物，非人而疏离。“光检查CT，就有三大页说明。医生说的东西根本不懂，无法交流。”在这里，你还将亲眼看见死亡，“自然进化了几百万年的复杂生物，为什么就会在你眼前消失掉？”以一种物理性的方式，按照一定的规则。就像小说里各个角色都有安排好的死亡日期。“这就是科幻本身。”
医院对他来说又是一个近乎“日常”的场所。一般人童年时对医院的印象，或许是注射器、消毒药水和啼哭，韩松的印象却是安静而诡异。因为身体不好，他小时候就常住院，儿童医院的走廊里，随意停放着刚刚夭折的小孩的尸体，他会悄悄走到床边，去捏那段已经毫无生气却尚有余温的胳膊。“震惊、好奇，又有点兴奋。”说话时，原本陷入沉思的韩松突然看着我的眼睛，我感觉到自己后背滑下了一滴冷汗。
“后来就麻木了。”医院变成了吃喝行走的一部分，就连做着和性命相关工作的医生们，也和其他任何职业一样，按部就班。这是日常生活的灰色地带：病人唯唯诺诺，不敢反抗医生，又在思想上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只有在医院，人们才把最宝贵的东西交给陌生人，这种违背自然的奇怪现象，只有在人类社会才能形成。”而小说中最有科幻感的场景，恰恰是将这种灰社会组织形态推向极致。病人们形成的学习小组，与医生的影子医院相平行相抗衡，像地下组织一样，以暴力反抗医生，反抗主宰医院的人工智能“司命”。
因此，医院里所展现的，不再是简单的医患关系，而是“医学社会学”和“医学宗教学”。
采访的时候，韩松突然掏出感冒药开始吃，“以后我们可能一刻也离不开药，喝杯咖啡，也一定是有着附加的医疗功能。”文学周期间，韩松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医学是最像宗教的，就医首先是信不信的问题。西方医学最初诞生于基督教治病，象征医院的红十字也是由基督教十字演变而来。以前病了去庙里祈祷，现在去医院，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医生和神一样，掌握着别人没有的技术。而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一旦某一项技术能决定人类活多少岁时，医学就彻底变成了宗教，人们会像几个世纪前的信徒一样，为了多活一秒可以牺牲一切。“这就是宗教，是对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东西的迷信。”
在这样一个药时代里，医院变成了社会，产生了新的末日感和危机感。在《未来简史》中，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在韩松之前的作品《火星照耀美国》中，人类社会由一个有大局观的人工智能照顾着。《驱魔》里的司命并非与人类势不两立，它是高度融合的统一体，既是病人也是医生。当发现疾病的源头不是人，而是这个世界时，算法陷入了迷茫。于是，司命消灭了女人、小孩和家庭，最后要毁掉肉体，用另一种方式保存人的概念。
如果没有疾病和死亡，等待我们的是否是美丽新世界？这是”医院“系列第三部《亡灵》的故事，实现了永生，人们依然觉得不美好。“稀缺就不圆满。当死亡变的稀缺，又会去创造死亡。长生没有解决对自己身份和存在目的的认识，人的困境是全面的。”
那么，一个看上去比较美好的世界，可能是什么样？韩松轻轻晃着腿，用带着鼻音的声音说：“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单独的，不再需要依靠与别人的关系就能生存，可能就是接近美好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自己的佛陀，一个人待着就是自我圆满的。也看清了整个世界的真相。”
我突然想，我们和那些躺在医院走廊里的早夭的孩子相比，究竟谁更走运呢？
很多东西怎么可能有解释呢？
韩松语速不快。有时候思考很久才说出一句话，久到你甚至担心他是否睡着了。
在咖啡厅外采访时，出版社负责活动的姐姐看着我俩，我看着韩松，而韩松的目光有时落在来往行人身上，偶尔会从眼镜上方看着我，但大多数时间里，他好像在看着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在我提问的瞬间，才被拽回现实。
看他的小说，常常也有类似的体会，支离破碎的时间线、荒谬诡异的众生相，晦涩难懂的情节，仿佛自己正被推着进入诡谲的异世界，又在某个瞬间看到了现实投射的影子。到一半时，你有很多疑问，故事戛然而止后，你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是无解的。
2010年，《地铁》刚出版的时候，我还是在校学生，冒昧地给韩松发了一封邮件请教问题。在回信中，韩松写道：“末日意味着新世界的创生，死亡只不过是新生的开始。佛教的轮回也就如此吧。但要跳出轮回，恐怕也是一种重要的努力，就像地铁，什么时候能真的停下来呢？”
他似乎一直站在明暗的边缘，他笔下的天空、大海、地铁、医院，都给人以粘稠而阴沉的感觉，循环与轮回，永不停止的错位。
由于工作繁忙，韩松的写作时间通常是天亮前的几个小时。即使是感冒了，第二天还要参加活动，他还是在凌晨3点发了一条微博，附上了白天拍下的街景。《驱魔》也是一小段一小段分开写的，虽然相比于之前的作品更具有故事性，但韩松仍旧担心会有超过一半的读者看不懂，还因为自己签售了书而产生愧疚感。这种跳跃的写作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时间的破碎感和支离感，“我觉得世界本身就是破碎跳跃的。”
“技术时代的聊斋志异，电子囚笼中的卡夫卡”，在韩松作品的封底，常常见到这样的评价。刘慈欣说韩松写的是“三维科幻”，是中国科幻金字塔的塔尖；文学批评家宋明炜认为，在韩松笔下，秘密隐藏在日常肌理中，传达出写实文学中不可见的真相。
《驱魔》里的世界真相，或许就藏在算法里。周六的对谈嘉宾江晓原是一个坚定的人工智能反对者，认为研发人工智能是自取灭亡。而当我问起韩松的看法时，他用了大过滤理论作为解释：宇宙中的技术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必定因为自己的技术而毁灭。在过去的短短几十年中，人类发明了许多瞬间毁灭文明的工具，核弹、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或许也是其中之一。“人有可能是阶段性的生物，容易腐败的躯体，不完整的思想，断断续续的痛苦的生存状态，下一步就是被机器取代。”
▲ 对谈现场，开门10分钟就座无虚席。（摄影：Raeka）
人类的命运真的如此悲惨吗？韩松表示，《驱魔》中再一次出现的红色海洋，和十多年前的那片被金属染红的海洋其实是一样的：整个世界是被人类文明给污染和毁坏了的东西，红色的海洋昭示了文明的衰败。
不过，这个构筑了诡异奇境的人，似乎并不在意陷入困惑和绝望的深渊：
“我觉得就是这样。每件事都可以从现有理论或想象的理论中找到解释，这样写出来很别扭，很难受……找到解释这件事很难受。很多东西怎么可能有解释呢？世界到了最后一定是不可言说的。”
科幻也许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出口
尽管如此，韩松仍然试图用科幻回答一些古已有之的哲学命题：人是什么？要往哪里去？我是谁？“社会中、艺术中，可能就是缺了点什么东西，科幻扮演的角色就是，昭示技术变革给传统人性带来的改变和冲击。”
中国科幻最早诞生于上海，1891年由传教士引进，20世纪初鲁迅和梁启超把西方科幻翻译成中文，因为在鲁迅眼中，只有科学文艺才能救治灵魂，“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中国科幻从一开始，也就有了一种责任感，文以载道，探讨中国面临的问题。新世纪后，虽然在科技上比鲁迅的时代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有些根深蒂固的思想仍然存在，自私、贪欲、懦弱、麻木等等。“科学和人性，今后越来越不会有明确的界限。科幻跟今天的时代更贴切，技术随时变革，要用新的技术重新考察、拷问人的存在。”
无论是《三体》的宇宙社会学，还是“医院”系列的人工智能，归根结底都是对道德和人性的讨论。韩松在之前的采访中曾说，人们喜欢热点，但对于科幻提供的思想体系和价值并不足够关注。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有思想的作品太少，“年轻作者写的还是点子文学，热闹，更深的东西回头一想就没了。思想和艺术结合包装不够，还是很生硬地装在科幻里。”
因此，韩松认为中国需要一次文艺复兴，而科幻很可能是一个出口。“科幻所提倡的观念和规则，代表了人真正要发展的方向，又和主流文学不同，不是通过重复反映现实来批判历史。科幻还在创造，对新文化运动中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科幻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载体。”
那么当今的人们究竟在关心什么？韩松采访过很多人，但当我问起这个问题时，他陷入了长达半分钟的沉默，然后只说出一个字——钱。他盯着面前的咖啡杯又看了很久，“所有的问题都和这个相关，没有什么是钱不能带来的。”
“如果人类只能留下一件东西，应该留下钱么？”我问。
“是啊，到最后，足够有钱了，真的就能在医院里多维持几秒。”
“那再加一件东西呢？”
“再加一块钱！”
周日，上海展览中心，《驱魔》举行了新书发布会。韩松仍旧穿着冲锋衣，戴着鸭舌帽，坐在台上略显不自然，读起小说选段时则整个人都沉浸其中。浓重的鼻音透过麦克风在开放空间里渐渐化开，融入来往读者的喧闹。
有人路过驻足，有人抬头念出书名，小声嘀咕一句“科幻新作？”也有人买了书等着签名。韩松仍然在低头念着《驱魔》，这时候的他，是不是进入了他所希望的“一个人待着”的自我圆满状态？
周六的对谈后有一场关于传统文学作品的讨论，韩松坐在观众席里听了好一会儿，出来后感慨道，从传统文学的角度看人性到底是什么，一点科学的东西都不加进去，但不变的东西永远不变。之后，大家挤进一辆出租车准备去吃饭。半路上韩松突然说：“北京应该叫‘蚁都’，所有人都按部就班，有严密的结构组织，大多数人扮演着工蚁的角色。”
技术与欲望的结合，是韩松在思考的世界真相。“我觉得我是没有读者的。”
“那写科幻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证明我还存在。”
📝责编：船长
📝作者：Raeka，转码员，《不存在日报》记者，冷僻故事爱好者。期待有一天能在街角遇见蓝盒子，去看看galaxies far far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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