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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与预测

李英杰、韩 平 湖北长江传媒统计与决策学术传播 2023-03-12

原载《统计与决策》2022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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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结合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分别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方面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量化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测度了中国2010—2018年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并建立灰色预测模型对2019—2028年的数字经济发展走向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增长了4.4倍,年均增速达到50%,2019—202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增速将不断提高,预计2028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将是2018年的5倍。因此,我国要进一步推动新型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积极发展电信业等数字产业,以保障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综合评价;熵值法;灰色预测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


0 引    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外关于数字经济概念的认知正在不断统一,其中的分歧也越来越小,但是目前在对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进行具体评价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难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框架对宏观层面的数字经济进行测度。国内学者对数字经济测度的研究还停留在比较基础的层面,多以定性说明为主。张美慧(2017)[1]认为我国亟待建立官方的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使数字经济统计对我国新经济统计形成良好的促进作用。也有学者尝试基于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来初步设计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但是绝大部分学者只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未提供适当的定量衡量方法[2],且已有的定量研究或只注重测度数字经济的某一方面[3],或多局限于采用简单描述性统计进行量化分析[4],或更多将焦点对准数字经济的规模测度,缺乏客观、全面、系统的量化研究成果,难以准确及时地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及趋势予以描述,并且目前少有文献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未来走向进行预测研究。


本文在梳理关于数字经济概念界定和测度分析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数字经济的内涵及外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相关指标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统计评价;利用灰色预测模型对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以期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向进行预判,这有助于客观认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


根据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对数字经济概念的界定以及目前学界对于数字经济概念的界定,本文认为数字经济是以可供使用的大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新型信息技术为发展引擎,以互联网平台为重要载体,通过对实体经济的赋能和改造,加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新型经济形态。同时,数字经济的内涵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数字经济区别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最大特点在于可供使用的大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二是互联网平台成为助推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与载体;三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引擎是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具有颠覆效应的信息技术;四是数字经济的关键作用在于其能够对实体经济产生赋能效应,进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质量和生产效率快速提升。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和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指标浩如烟海,其与数字经济发展的紧密程度也不一。因此,本文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量化指标体系时,严格遵循相关性、代表性和可获得性原则,将数字经济的内涵作为选取指标时的基本原则,参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腾讯研究院等发布的指标以及测算方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见表1)。同时,调整部分指标计量单位,以确保数值计算结果更加合理和精确。选取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官方数据库。考虑到指标选择原则,本文选取 2010—2018 年各指标的统计数据。对个别缺失数据,根据数据变化特征,通过趋势分析,得到相应趋势值替代缺失值。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2.1 改进的熵值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个测度指标权重。将各测度指标无量纲化值与最终权重经过线性加权求和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5]。具体步骤如下:


采用极值法对指标体系内各个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公式为:


式(6)中,aij 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原始数据,Wj 为通过熵值法所赋予的各个指标的权重,显然, si 值越大,样本的效果越好,也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2.2 测度结果分析


首先对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三类指标通过极值法得到标准化结果即无量纲化值,然后使用熵值法算出各类指标的权重(见表2),再进行综合加权,将无量纲化值与各个指标权重进行乘积并求和,最终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和三大类指标的综合得分变动趋势(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稳步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2010年的1863.73到2018年 的7951.37,增长了约3.3倍。其中,2014—2015年增长速度最快,同比增长17.8%,这主要是因为我国2015年宣布全面实施“互联网+”战略,由此开启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新篇章,大量企业开始实施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大幅增加;2016—2017 年发展速度相对下降,这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局部过热后的正常表现,是市场机制的结果;2017—2018 年,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又有所回升,达到了12.1%,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数字经济各个领域开始同向发力,促进数字经济逐渐走上正轨并开始提速。


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数字基础设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数据信息)的载体,数字基础设施区别于传统的物理基础设施,能够进一步推动各个主体之间充分流动与连接,可以克服内部资源有限和同质性的限制,建立知识共享的途径和渠道,并通过不断扩展平台辐射的时空边界产生倍增的学习效应[6]。2010—2018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快速发展,整体增长了138.98%,其 中,2011—2014年增速相对缓慢,这与我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常态”相吻合,这一阶段,国家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进行了深度改革,淘汰了大批过剩产能,各地“投资热”有所下降,而随着2015年“互联网+”战略的实施,数字基础设施逐渐成为新常态下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保障,因此,2015—2018年,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持续提升,2018年的同比增速最高,达到了16.2%,这与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新基建”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5G、IPV6、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文件,同时,政府通过加大投资和人才培养力度,进一步激发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潜力,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预计未来随着数字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深度应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增速还将进一步提升。


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升级以及应用范围不断拓展,数字产业化水平也取得了明显的增长。我国近年在数字产业化水平方面也实现了长足进步,2018 年的数字产业化水平大概是 2010 年的 4.5 倍,年均基本增长 50%,数字产业化的发展速度呈现“稳中趋降”的态势,2010—2011 年的数字产业化发展速度高达38.3%,而2017—2018年的数字产业化发展速度已经降到了12.3%,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全球发展格局的动态变化,使得我国在数字经济基础产业发展方面受到了技术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目前我国在关键零部件、系统软件、高端装备等方面的研发速度在逐步提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区块链、5G通信等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创新速度明显加快,因此,我国在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发展等方面的投资需求仍在急速扩张,这些方面的投资扩张也将有力促进我国传统行业实现升级换代,进而促进数字基础产业以及相关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的发展重点是产业数字化。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不断提速,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不断放大。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了24.9万亿元,同比净增3.8万亿元,这一数值远超数字产业化的规模,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 79.5%。2010 年以来,我国积极推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产业数字化年均增速均超过了25%,并且远超同期GDP增速。其中,2015—2018年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总量的比重从49%上升到79.5%,产业数字化占GDP的比重从7%上升到27.6%,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了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作用。产业数字化应该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创新最活跃的领域,2018 年的产业数字化指数是 2010 年的 6 倍,也从侧面佐证了产业数字化对于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2016—2017 年呈现一定的下滑态势,这是因为作为产业数字化的代表,电子商务产业呈现发展乏力态势,由于目前电商成本已不低于实体经济,因此很多电商企业难以持续经营下去,电商“寒冬”也对电子商务平台及其背后的互联网公司产生影响,进而导致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受到一定冲击。但随着近几年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发展,制造业等工业部门在产业数字化方面持续发力,进而带动第一、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因此,2018 年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有小幅回升。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灰色预测


本文基于对2010—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测度结果,对 2019—2028 年的指数水平进行预测分析。由于此处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采用灰色预测法。灰色预测法是一种对含有不确定因素的系统进行预测的方法,即通过鉴别系统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异程度(残 差、相对误差等),对原始数据进行生成处理来寻找系统变动的规律,进而对未来相同时段内的数值进行预测,这种方法尤其对短期时序数据预测更加合理有效。以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作为原始数据 x(0) ,将其做一次累加,得到一组新的数列 x(1) ,并以此构建矩阵 B 和Yn



3.1 准指数条件检验



由于5/8=62.5%>60%,即通过准指数条件检验,证明数字经济综合水平增长曲线是相对光滑的,满足利用灰色预测模型进行预测的条件。


3.2  GM(1,1)模型构建


灰色预测模型 GM(1,1)的基本形式是 x(0)(k) + az(1) (k) = b(k = 2,3,…)。其中,b 代表灰作用量,a 表示发展系 数 。根 据 Matlab 软 件 测 算 可 知 ,a = 0.1463,b = 2493.64 。代入公式得到预测模型为:


x(1)(k + 1) =(x(0)(1) - b/a)e-ak + b/a = -15217e-0.1463k + 17080


该模型方差比 C = 0.1334 ,相对残差 Q = 0.0519 ,小误差概率P=1,表明这个模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见表5)。



根据得到的灰色预测模型,将 2010—2018 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代入模型,即可得到 2010—2028 年的总体数据增长态势,如图1所示。



从图1也可以看出,我国数字经济将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按照现有的发展情况来推算,预计到2028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将是2018年的5倍左右;其增速也始终保持增长,超过了 2010—2018 年的平均增速水平。未来在“互联网+”战略的引领带动下,在“新基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多轮驱动下,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有望呈指数式增长,这也从侧面表明了数字经济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坚定了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决心和信心。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2010年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逐渐进入“快车道”,总体增速基本保持稳定,尤其是产业数字化增长效果明显,在国家各项支持政策的帮扶下,其增速大大超过了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从微观层面来看,传统企业基于数字化转型提升了效益和效率,为企业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宏观层面来看,产业数字化对我国GDP的增长贡献度逐年增加,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也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飞速发展。


4.2 建议


(1)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要进一步扩大数字基建规模,提高互联网普及率,努力实现移动互联网对城市和乡村的全覆盖,尤其是针对偏远地区和贫困地区,要尽量加快数字基建的发展速度,使互联网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二是要进一步加速数字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将5G、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各个数字技术模块进行融合、集成和迭代,从而进一步放大数字基础设施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三是要加大数字基建投资力度,引导资金流向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以点带面,促进社会基础设施向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2)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发展途径,也是数字经济体系建立的关键路径。要围绕数字农业、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等战略发展规划,持续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有机融合,从要素、技术、产业生态等方面进行创新,提升产业发展竞争力。


(3)加快成果转化,促进数字产业化。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快数字产业化发展,进一步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通信产业的结合,进而促进我国在5G、区块链等方面形成产业集群,实现规模效应;另一方面,要紧紧围绕对大数据等信息的采集、加工、存储、分析、服务和云平台建设运营,加快数字技术的成果转化,努力打造一批新产业和新业态。


(4)完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应从国家层面积极出台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实操性强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为全国实现数字经济发展“一盘棋”奠定基础。同时,各个省份也要结合实际,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为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张美慧.国际新经济测度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的借鉴[J].经济学家,2017,(11).

[2]万晓榆,罗焱卿,袁野.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基于投入产出视角[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6).

[3]张伯超,沈开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就绪度定量评估与特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8,(1).

[4]林庆康,吕华侨.产业融合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评估实证研究——以合肥市为例[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19,34(1).

[5]李书昊.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测度研究[J].经济学家,2019,(1).

[6]钞小静.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33(2).

作者简介

李英杰(1992—),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韩 平(1969—),男,湖北黄冈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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